科学公益 | 科学才是公益专业化的硬核

今天我们为何倡导科学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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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公益是什么？

今天我们为何要倡导科学公益？

科学公益都包括哪些理念价值和工具？

科学公益价值何在？

科学公益与公益实践的效能是什么关系？

科学公益的运用面临什么样的瓶颈和挑战？

这已成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公益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2019年，沃启基金会在三一基金会资助下，启动了科学公益研究项目，并通过机构公众号推出系列文章，邀请发展工作者周鹏博士撰文，对科学公益的相关问题进行介绍与解读。本篇是系列文章的第二篇，周鹏将从全球公益发展的历史脉络出发，探讨公益的专业性与科学公益之间的关系。

周鹏

周鹏，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博士。在国际非营利组织有13年的工作经验。他主要关注的领域是社区发展、组织赋能、非营利组织管理和知识生产等。除了实践工作外，他也为 80余家非营利机构担任过培训和咨询工作。

什么是公益的专业性？公益的专业性靠什么支撑？实现公益专业化的路在何方？

面对这样的灵魂“拷问”，行业内的声音此起彼伏、众说纷纭，但大部分观点都集中在“只要公益能够更加专业，就能有效回应社会问题”这样简单而抽象的观点上。而目前公益专业化的基本思路和行动方案，大都着眼于公益组织的筹款、项目管理、品牌传播等工作技能的提升，以及改进机构治理等层面，围绕这些方面设计出类型多样的能力建设培训项目，以推进公益专业化的建设。

但是，这些努力似乎并没有明显缓解公益人对专业性的焦虑和渴望。随着公益行业的迅猛发展，业内迫切需要证明自身工作的有效性和专业性，否则无法对社会问题做出有效回应，也就难以平息外界对公益合法性的强烈质疑。

这样的现实也不由让人发问：在何种意义上，我们的公益项目能够比传统服务或管理的方式更有效地回应社会的需要？更进一步，公益是否因为有了助人这样的道德制高点就成为不证自明的更科学和更有效的干预方式？面对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公益是否可以充分地凸显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是否又是产生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简言之，公益的“合法性”、公益相对于政府、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部门的价值，已经开始从通过透明与问责建立公众信任，转向以科学公益为理念与逻辑支撑的专业性和有效性探索。

“专业的”公益与“非专业”的助人

专业是能将通则（General Principle）应用到特定问题上，这是维尔伯特·穆尔（Wilbert Moore）1970年在其著作《专业》中做出的论述。这给了我们一个分析专业性的框架，即通则和特定问题。以穆尔的观点，公益专业性的表现就是将这一专业独有的通则用于解决行业面对的特定问题。这里的特定问题就是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时公益专业所面对的问题，通则就是公益事业解决这些问题时异于其他行业的知识、方法和经验，由此形成了理解公益专业性的两个维度。

以美国的慈善发展历史为例，南北战争后开始起步的现代慈善事业应该是公益专业化的一个起点，这一时期的公益慈善事业逐渐开始脱离基督教背景下的助人工作，将捐赠演变为合理化、组织化和职业化等一系列饱含经验和知识的通则，去解决教育普及、种族和福利政策等特定问题。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科学的公益事业”的说法，主张对帮助对象的情况和需要进行切实的调查，以便对症下药，不滥施慈善。（资中筠，2015）。

随后在二十世纪初，从科学慈善运动发展出了社会工作这个专业，致力于推动助人的“科学化”，其奠基人里士满（Richmond）在跨时代巨著《社会诊断》中倡导：社会诊断是一个科学的过程，社会工作者要在科学的指导下为不同人群提供服务，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进行科学的评估、诊断和鉴定，1921年，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授予她荣誉硕士学位时，特别强调她“为这一新的专业建立了科学基础”（Thyer,2000）。

从以上简要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可以发现，科学从根本上分野了“专业”的公益事业和“非专业”的助人活动。

虽然“专业”的公益起步之时就以科学为基础目标，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全球公益事业还没被发展成为一个独有的专业。这是由于在知识界，对专业的特定问题和通则还存在很大的争议，而且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对这些议题的思辨从未停止过。然而，不管它们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存在多大的分歧，但却从未脱离过对公益事业“科学性”这一核心目标的追求。这意味着，不同的知识阵营在“以科学理念和方法解决社会问题”这一层面是达成共识的。

公益专业实践需要立足于科学

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将专业区分为主要专业（Major professional ）和次要专业（Minor professional ）,他认为主要专业是“由一个明确的目标做规约的，都是在稳定的体制脉络中操作执行的，因此它们的背景是系统化、基础化的知识，科学知识则是这些知识的原型”（1974），而次要专业则需要从这些主要专业中借用理论和知识。

显而易见，公益作为一个以“应用”为核心特征的工作领域，所需的知识体系几乎全部是借用其他学科的，因此公益注定不是格莱泽认定的主要专业。其次，作为一个强调人类需求的专业，公益所需的知识来源广阔而复杂，从生物学到心理学，从社会学、经济学到人类学，从生态学到医学等等，即使是伴随着科学慈善运动兴起的社会工作专业，在很长时间也被质疑为可有可无（fish or bicycle）的专业（Flexner,2001）。似乎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知识系统作为公益事业的专业基础。正是因为这种复杂性和广阔性，也没有任何一个主要专业可以声称对公益事业进行明确规约。因此，要对公益的专业化做清晰的探讨绝非易事，由于行业共同体缺乏一个具体和统一的知识体系，从而引发行业内部对专业性的焦虑和行业外部对专业性的质疑。

但公益界并没有因为缺乏统一规约和系统性的知识体系而放弃对科学知识的追求，相反却进一步激发了自身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专业性持续的反思。二战后，有志于社会改革的人士们意识到，社会干预的专业性问题更多在于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资中筠，2015）。这样的认知使社会科学在二战后得到普遍重视，人们寄希望于社会科学研究，为“特定问题“寻找更加科学的知识和方法。

这一时期，扎根理论、发展理论等与公益事业相关的理论等相继诞生，质性研究方法也得到更进一步的理解和推进。这些理论和方法极大的拓宽了此前对科学的狭义理解，也极大地丰富了公益事业可以借用的知识系统。这一时期发展出的一些科学方法和工具，其采用的微观视角更能深刻地呈现“特定问题”的结构性和复杂的利益方相关方关系，相比起更加宏观的实验法和社会调查法，它们迅速被公益实践者接纳和应用，在科学意义上充分指导了实践者的工作。

而社会工作专业为了体现其科学性，在其发展历程中，范式指导也从经验临床实践、经验证实的治疗，发展到目前的循证实践方法（Evidence-based approach）。这一范式的兴起，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知识和经验在助人工作中的重要性，将已有的科学知识（或证据）与面临的社会问题匹配起来，为“什么知识可以帮助从业者去解决问题？什么干预被证明是有效的？”这类问题找到科学依据。循证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也向公众证实社会工作是以科学为基础的（Witkin, Stanley &Harrison,2001），而循证方法作为最重要的科学价值体现，替代了以权威为本的非科学实践（Flexner,2001）,也直接激励了后续对干预方法的科学研究。

进入21世纪，互联网的兴起又对各行各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公益也不例外。互联网的每个发展阶段均影响了互联网公益不同形态的产生，从创新趋势来看，未来互联网会让公益融入用户生活的各个方面。（陈一丹，吴朋阳，周子祺&马天娇等，2019）互联网公益背景下，有关科学公益的发展研究，也值得期待。

从公益借鉴其他知识体系促进科学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在道德和伦理不足以有效回应社会问题时，现代公益一直尝试回到科学的脉络中为自己寻求专业的合法性，而其所采取的进路是将实践工作立足于科学，采用科学研究的知识成果，应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将“专业的”公益与“非专业”的助人进行区分。实践者不再仅以慈悲和同情心开展助人活动，而是通过建构一个针对某一社会群体的特定问题，分析问题的起因，评估可能进行的干预方法和成本，并在已有的文献和研究成果中寻找到相关的证据和经验，结合本土知识和群体本身的期望，选择一个最佳的干预方式，确立明确的项目目标和个性化的干预方案，监测项目进展并最终对结果进行科学评估。

公益专业的独特性是对本土知识的探寻

直到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也就是科学慈善运动起步一百年后，才有文献明确表现了对本土知识的兴趣（Briggs，2005）。埃斯科巴（Escobar. A）1995年在其著作中指出，“外界干预必须从检视地方结构（local institution）开始，因为它是当地人民的生活和历史，也是干预取得成效的前提和条件。“ 他强调了历史、地理和社会文化结构对理解干预对象的重要性。在这之前，国际发展和减贫领域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对话和讨论以促进对本土知识的研究。1998年，世界银行（1998:i）在年度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其发展战略要利用本土知识：“不仅帮助把全球知识带到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向这些国家学习本土知识，特别要注意穷人的知识基础。“

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公益从业者都知道，欠缺基于文化的、传统的、本土经验的知识是无法提升公益效能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没有这些知识，从业者是难以自然地进入工作场域的，资金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甚至会造成大量资源浪费，给公益事业和参与者本身带来潜在的伤害。而这些知识和经验恰好是公益事业独特的专业性体现，需要在基层长期的实践工作中从当地人那里获取，它在公益事业中是弥足珍贵、不可或缺的知识。“专业的”公益与“非专业”的助人再次被“本土知识”分野。

但在公益实践中，却存在着正规科学知识与本土知识这种大众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局面被称为二元分隔（Reji, Scoones&Toulmin,1996）。正规科学知识的簇拥者，因为欠缺本土知识而无法使正规科学知识在实践中得到最佳应用，而注重本土知识的实践者，因为没有正规科学知识的引导而失去工作的逻辑性、严谨性和规范性。这种将正规科学知识和本土知识进行对立的危险性在于，将公益所需的知识区隔和分化，因而在行业应对社会问题时，两种知识无法得到有机整合，导致公益效能无法得到提升，公益知识无法生产，公益的专业性也无法建构，最终使追求“专业性”的公益项目再次沦为“非专业”的助人活动。

社会学家亚历山大·杰弗里（Alexonder Jeffrey）的多维视角理论或许能化解这种紧张：“我们要看到科学是两极之间的连续体，这个连续体的一端是抽象的、概括性的、形而上学的因素，另一端是具体的、经验性的、事实性要素，而科学话语的其他要素，包括模型、理论、命题、方法论、假设和观察性陈述等，则位于这两端之间。”

这个科学连续体即包容了不同类型的知识，也清楚地呈现和阐释了一个科学光谱图。基于这一启发，公益的专业性就对实践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在宏观层面理性理解公益事业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意义和内涵，还要在组织和社区这样的中观层面有逻辑，有目标，有计划地实施项目，同时在微观层面，从业者要能够用专业方法，规范地、严谨地帮助个人、家庭或者小群体开展项目活动面对的具体工作。这也就意味着，公益的专业性要求实践者要了解如何从其他学科借鉴知识和理论，并有能力科学地能够运用相关研究发现。当然，公益的专业性追求也给社会支持资源寄与新的希望：要构筑支持资源平台，将研究发现和知识以更加有效的方式传递到实践者手中。

参考文献

·【美】唐纳德·A·舍恩，《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第22-23页。

· 资中筠，《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百年公益发展的启示》，上海三联出版社，2015，第23页，第32页。

· 何雪松，《证据为本的实践的兴起以及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第1期。

· 何雪松，《社会工作学：何以可能？何以可为？》，《学海》，2015年，第3期。

· J·Brekke, “It is a Not about fish and bicycles-We need a science of social work !”Aaron Rosen lecture, Society for social work and research, Tampa, FL, January14, 2011。

· A·Flexner, “Is social work a professional?” Research and Social Work Practice,11(2):152-165,2011。 

· 陈一丹，吴朋阳，周子祺&马天娇等，《互联网公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第18-19页。

· 【英】凯西·卡麦兹，《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版。

· 【英】范达娜·德赛，罗伯特·B·波特主编，《发展研究指南》（上册），商务印书馆，2011，第2版。

· 【美】亚历山大·杰弗里，《社会学理论的逻辑》第一卷，商业印书馆，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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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作者：周鹏

排版编辑：汪璟

图片来源：亚洲开发银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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