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支援湖北医疗队队长，人大公管学院15级硕士刘立飞
2020年1月27日，新冠肺炎爆发后，刘立飞带队从北京连夜奔赴武汉，火线支援，深入疫情风暴最中心——医院。对口援助医院为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这是一支最先抵达武汉协和医院进行支援的医疗队。他也成为了援助该医院的首位医疗队队长。这个世界，本没有超级英雄，只有一个个平凡肉体里住着的温暖灵魂。他和医疗队成员是疫情的见证者，援助者，参与者，他们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同时间赛跑，什么叫与病魔较量。春节期间原本就坚守岗位的他们，仅用一天，便完成了从人员到物资的集结，迅速进入战时状态。鏖战至今，疫情降温，武汉方舱医院全部休舱，余下的一些危重症患者转移至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等定点医院，战斗仍在继续。
视频：北京市属医院援鄂医疗队——我们等你们安全回家
“我们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与新发传染病异地角力，是一场遭遇战。”
——刘立飞
生与死的考验彰显信仰的力量。疫情告急，武汉不是孤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各地的医疗队也纷纷组成“精锐部队”，从四面八方奔赴武汉，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注：截止目前，已有344支医疗队，42322医务人员从全国各地支援武汉
2020年3月2日，《人大人到基层》特别栏目连线了北京市属医院援鄂医疗队领队刘立飞。接连奋战一个多月，从他嘶哑的声音中我们似乎能强烈感知这场遭遇战所带来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冲击。但短暂调整后，他依然拿出了最好的状态面对了我们的专访。自2003年非典那年大学毕业以来，他怀着卫生防疫事业梦想，进入卫生行业工作；他以人大公管人的专业思维，此刻扛起责任，在短时间内形成医疗队的“战疫”文化；他以医疗队队长的第一视角，向我们分享与剖析了一些关于疫情、医院、社会、现行医疗体制等热点问题的思考与理解。为了还原事件的真实性与逻辑性，我们保留了大量对话者的第一描述。所以，这篇文章的写作是特殊的。在与师兄的交谈过程中，他的睿智，冷静，温暖，理性与感性彼此交织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也希望文中所提到的一些细节能为不在一线的读者打开一条缝隙，向内窥探一些真实。真实自有万钧之力。2020年1月27日晚9点，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2航站楼的空地上，136人排成一个方阵，在冬夜里安静等待。就在出发前3个小时，这里物资交接、亲友告别，人潮涌动。
1月26日，刘立飞接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各省市组建援鄂医疗队的通知。“要派医疗队去武汉，大家商量一下，让你去带队，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我去带队。我会把大家都照顾好。”刘立飞说道。之后他便通知各个医院去报名。报名后根据大家的专业科室进行了分组，比如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感染科，重症医学科，急诊重症，护理等。“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发，只是动员大家报名。其实咱们医疗队的队员都是自愿报名的，大家都很积极主动的参加这场斗争。包括我们很多经历过非典救治的一些医疗队员，非常有经验，他们知道呼吸道传染病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最后筛选确定了136人，挑的都是精英强将，比如科室主任，各科专家。所有人都只有一个目标：抗疫、救人。”仅用24小时，一个相当于小型医院规模的队伍组建起来了。“1月27日中午12点半左右，得到通知，当天晚上出发。当时也是挺着急的，因为出发前要准备很多事情，要通知到所有的队员——当时通知的是所有人5点钟要到机场，还要请政府的一些部门帮忙准备防护和生活物资。当时只有我一个联系人，手机都被打爆了。”图：北京医疗队队员运送物资和行李
不光是刘立飞争分夺秒，队员们也紧急行动。有的队员甚至来不及和家里人告别，直接就从医院赶来机场。队里有位北京天坛医院的护士26号报名，上完夜班刚眯了一会，就收到了40分钟后出发的通知。“这个过程中，政府的组织能力、快速响应能力还是很强的。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医管中心、药监局帮忙准备物资，用了3个小时就把货准备好；市委市政府调来了一架大飞机，为了装下所有的医疗物资。”头一天报名，第二天通知，当天医疗队就到达目的地了——晚上9点钟出发，11点多就到了武汉。晚上11点半，医疗队抵达武汉，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院长程范军在武汉机场接机，看到这么多的援助专家们，竟有些热泪盈眶，长舒了一口气：“亲人们来了！心里有了‘定海神针’。”02 直击武汉协和医院第一现场
「“紧迫，时间紧，非常紧”」
1月28日凌晨1点钟，北京市属医院援鄂医疗队到达酒店，凌晨3点物资到达，9点得开一个领队会议。图：1月28日一早，医疗队与武汉协和医院西院进行了对接，实地查看并研究改建医疗流程，医疗队按照不同专业定下领队、分配任务。
截至1月27日晚24时，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515例。湖北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已达2714例，数字连续多日攀升，当晚武汉市民集体开窗唱歌以互相鼓励，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正在全力修建。
刘立飞上飞机之前接到电话，才知道要支援的医院是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这天凌晨他把要做的事都写在自己那本厚厚的棕色笔记本上，改造病区、队内分工、院感培训，这些准备工作都不能出错。图：武汉协和西院，北京医疗队员向值班护士提示注意事项
哪怕是队员个人穿脱防护服时有一步出了错，都会给全队带来不可估摸的风险。而他作为领队要从队伍架构上、规章上尽可能杜绝这些风险。他利用自身法学、管理学的知识背景，17年的卫生防疫和医院管理经验，加强医疗队的管理，他强调标准化、表单化、制度化，“解决问题是经验，得把经验变成制度，制度执行成为习惯，而习惯逐渐成为文化。”所以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医疗队的“战疫”文化，迅速提升了战斗力。
虽然距离初次到达协和医院已有46天。但对刘立飞来说，初入医院的感觉仍清晰可辨：貌似平静，却暗藏紧张。这是一名“经验老道”医疗队队长的直觉。站在西院区为接诊患者腾空的住院大楼外，听见刺耳的电钻插入墙壁的声音，感官的刺激无疑加重了他的紧迫感，但它并非仅仅是急促、压迫、窒息，也是敦促自我、迅速出击的良机。
作为一支最先到达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进行援助的医疗队，前期的工作难度与棘手程度不难想象。“那就是同时间赛跑，紧迫，时间紧，非常紧，必须迅速打开局面。”刘立飞说道。他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制”，强调细节决定成败，畅通民意反映渠道，要求医疗队员大事小事必须说出来，问题导向，逐项解决，马上就办，动员全员参与医疗队管理。遇到的第一个棘手问题便是病区改造。改造越早完成就可以越早收治病人。传染病医院有别于普通医院，院感是避免院内感染的首道防线。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不是专科医院——为接诊新冠患者腾空的住院楼，还未按照传染病病房进行设计改造。特殊时期建材市场关闭，物资匮乏，病区改造的材料从何而来？“我们协调当地，医院克服了很多困难，晚上出去找一些板材，大概当天半夜11点多就改造完成。”他组织曾在抗击SARS一线工作过的医疗队专家，深入实地了解援建医院病区情况，在充分发挥现有病区条件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北京模式”病区修改建议，指导医院紧急改造病区和隔离区域布局，划分“三区两通道”，后来每个病区都按着这个标准和模式来进行改造。与院长对接，实地查看并研究改建医疗流程，按照不同专业定下领队、分配任务，仅用了一天。第一个病区改造只用了一天。开放三大病区只用了一周。这是属于北京医疗队的速度。图：每间隔离病房有3张床位，配备洗手间
阅读北京援鄂医疗队的相关报道，我们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刘立飞及医疗队队员因为紧迫而获得的一种更为实质性的回馈——生死悬崖边上崩溃的患者即将被强有力的绳子重新拉回来。
03 与疫情“硬磕”的46天
「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的大事记」
『1月29日』开始接诊：“我们在和时间赛跑。”
视频：北京援鄂医疗队开始接诊
1月29日上午8点30分，北京市属医院援鄂医疗队当中的31名医护人员从驻地出发，乘摆渡车赶往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他们立刻对接诊流程进行演练，为下午的正式接诊做最后的准备。
病人们，他们一刻也耽误不起了。所以医疗队想要尽快加入这场战斗。图：2月19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一名患者进入病区
『1月30日』队员六班倒：“我们带了好多纸尿裤。”
1月30日，医疗队已经完全投入到这场战役中，队员们分6组24小时不间断进入病区开展接诊工作。本着“应收尽收”的原则，医疗队接收的患者中90%都是重症患者，且大多是老人。
普通病房里10个病人需要4个护士，但ICU病房里10个病人需要30个护士，而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隔离病房需要的医护人员数量比普通ICU还得翻上一番。因为医务人员在隔离区内穿着防护服工作，不能吃喝、不能上厕所，无法正常8小时工作，最多撑4-6小时，这导致了配备的医护人员数量得翻倍。队员们长时间穿着厚厚的防护服，里面的衣裤完全被汗水浸透、双手被橡胶手套捂得蜕皮发白、脸颊也被口罩系带勒出了痕迹。图：汗水打湿了医疗队队员的衣服
穿一次隔离衣需要20分钟左右，脱一次至少需要半个小时以上，为减少穿脱防护服的麻烦，医务人员都是戴着纸尿裤进入病房。“我们带了好多纸尿裤。”刘立飞说道。图：北京中医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蔡卫敏，正在为同事们演示，如何正确地穿戴成人纸尿裤
『2月28日』北京市属医院援鄂医疗队援鄂第30天：人类的悲欢是共通的
有不少患者起初并不乐观，有人在入院时情绪崩溃给医生下跪，有人对自己患病感到绝望，甚至写好了遗书。于是医护人员们会时不时对患者进行鼓励，会在防护服上画着祝福的爱心，会给病人讲其他已治愈出院病人的情况，给他们看春暖花开的照片。而现在患者们都比较乐观。在患者心目中，北京市属医院援鄂医疗队已经成为了一个有温度的名词。住院期间，有一位患者最大的乐趣，是从看不清面孔的隔离服中分辨出北京的大夫。看着患者们的笑脸，队员们心里也暖暖的，“情绪是可以传染的，人类的悲喜从来就是共通的。我们时刻都盼望着病人们开心一些，春天已经来了。”
医疗队队员们和武汉协和医院的医务人员们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武汉协和医院的医务人员邀请队员们：“等疫情过去，来我们家吃一碗地道的热干面。”图：三月八日武汉协和医院的医务人员给医疗队队员们亲手做的女神节礼物
而就在2月1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地坛医院远程会诊中心视频连线了武汉三家重症救治医院，刘立飞也在武汉协和医院参加了现场视频连线活动。他和医疗队队员们备受鼓舞：“我们下决心一定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这一个月北京市属医院援鄂医疗队救治了257名患者，43人治愈出院，转往其他医院的轻症患者19人，而北京医疗队对病区改造的方案成为受援医院的院感样本，推广到整个院区。医疗队无私分享“北京经验”，协助当地医院短时间内完成改造800张床收治重症患者的任务，共克时艰。
『3月10日』我们相信希望
3月10日下午15:30最后49名患者从洪山体育馆走出，武汉最后一家方舱医院休舱，多地确诊病例数字清零。医疗队队员们虽然还在忙着救治重症患者，但他们心里也开心，自己坚守的阵地也在不久后能够迎来胜利。他们都相信——希望。图：北京市属医院援鄂医疗队队员背着“名牌包”在隔离病房记录患者情况
04 理性下的感动源于细节
「面对死亡数字，只要不是零，这背后就是沉甸甸的情感」
访谈过程中，理性一直萦绕在刘立飞的话语中。这让我们在潜意识里，总想试图切开一道口子，探索他背后的感性瞬间。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的40多天来，刘立飞作为医疗队的领队，与病魔较量，考虑的方面很多——不仅要重管理、带队伍，还要设法为患者提供更加人性化的关怀，鼓励患者坚定信心；不仅要开展医疗安全和质量巡查，确保病区交接班、会诊、查房、疑难病例讨论、急危重患者抢救、死亡病例讨论等得到有效落实，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还要疏解患者的情绪，实现病亡率的下降，确保医务人员零感染。工作持续高位运转，每天都穿梭在医院、医生、患者之间，我们无法想象刘立飞每天面对的是什么，是零距离风险的恐惧？是见证生死后的忧心忡忡？还是被真实裹挟下的溺亡之感？面对生离死别，刘立飞师兄向我们分享了他的一些真切感受。“如果说真实的感受的话，家属和医务人员都希望病人有一个特别好的治疗效果，但早期毕竟病人数量比较多，疫情比较重、资源比较紧张，有些病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挽救回来，那时医护人员的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如果死亡人数过多，对大家心里影响会更大，所有人都会觉得很自责，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保住病人。这种事其实是很难受的。国家每天统计死亡人数数据，从医学角度看，觉得一天天在下降是好事，但是只要不是零，这背后就是沉甸甸的情感。从情感角度讲，一条生命消逝了，影响的就是一个家庭，一个正常的人都会出现一些情绪的波动，何况亲眼目睹。其实我们的医务人员就有武汉当地人，也有在武汉上过学的，很多专家都是武汉同济医学院毕业的，我们在交流的时候真的是有聊着聊着就哭了的情况。大家一起为武汉这个城市做一些事情，多付出一些努力，多挽救一些生命，我觉得大家都是带着情感去救人。所以没有任何人抱怨，尽管很累、牺牲很大。他们默默的奉献，都知道这个时候的付出是为这些患者、为武汉的人民做些事情。”图：刘立飞（右）在武汉协和西院向一位医护人员了解情况
情绪是会传染的。即使我们作为生命的个体有着自己的情绪弥散性，看到他人哭泣，自己内心也会悲伤;见到别人开怀，自己也会心潮澎湃。生命个体都是无法复制的，有其本身的价值。当我们问到一个患者所需要投入的资源时，我们能感受到他对每一条生命的尊重与敬畏：“这个很难讲，所有的病人的治疗都是免费的，挽救一条生命的价值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是无条件去抢救。如果能挽救生命，把病情控制住，可能也是不计代价的。”05 新冠肺炎疫情是医患关系的转机？
「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距离感与边界感」
在疫情来袭之前，发生的几起伤医事件引起巨大的社会震动，让本应简单的医患关系变得复杂化而被蒙上了阴影。疫情之中，某些专家的错误判断也让民众丧失了对其的信任。经此一“疫”，医患关系是否能达到新的转折点从而向好的态势转变？源于对医疗纠纷处理的丰富经验，刘立飞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在他看来，一些个案不影响整体的医患关系。北京每年门诊量两个多亿，住院患者几百万，有摩擦与医疗纠纷不可避免。纵观这次的疫情，新冠肺炎的患者能够无条件信任咱们的医务人员，是向好的态势。如果要说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情感纠葛，以及其距离感与边界感，可能是源于三个维度的原因。第一个浅层原因是由于交流少，造成民众误解。北京各三甲医院一个医生每天的平均诊次多达60人，时间短，交流少。第二个较深层原因可能由于现行卫生政策的不完善与改革不彻底不到位。进一步深化医改迫在眉睫。“比如说北京市17年搞的医药分开改革，19年的医耗联动改革——百姓之前觉得医院是为了卖药挣钱而多开药，考虑到这点政府就改革医疗体制，搞医药分开、医耗联动改革，从医疗服务，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来进行医疗付费，这种体制改革会改善医患关系。”再一个原因，医患之间信息的不对称。“老百姓对医疗专业知识缺乏，获取相关疾病知识的来源有限，造成知识与认知的断层与间隙，所以沟通上有时会有障碍。如果这些能得到有效解决，他相信医患关系会越来越好。”此次疫情，其实更像是是医患关系升温的催化剂。看到方舱医院里和谐的医患关系，王辰院士说过一句话“有医生感慨，感觉二十年前那样的医患关系又回来了。”06 全球风险级别vs国内响应级别
「警惕，不能放松」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2月28日宣布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风险级别由此前的“高”上调为“非常高”，但对比国内，很多地区已经将国内响应级别调为二级响应，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这一情况？这是世卫组织自2012年将其风险评估方法系统化以来，首次将某一事件相关的全球风险级别评估为“很高”。刘立飞：根据全球的趋势来看，像日本，韩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家，病例的数量，传播速度都在增长，这种风险级别评级的标准是根据全球覆盖的地区，传播的速度，确诊病例的人数来做一个评判。从国内来看，确诊病例多个省份开始零增长或者是个位数增长，疑似，确诊，重症患者的比例都在下降。现在国内是差异化的防护措施，它是根据当地的这种现象来进行评估的，每个地区不一样，比如在北京这种国际化大都市会有境外输入病例的风险，所以风险等级比较高。而这种差异化的评估，它是科学的。因为评级会影响社会的经济、正常秩序，所以会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国际的评级就得考虑到全球整体的情况，现在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比较严峻，所以即使中国的情况有所好转，全球风险级别还是上升了。中国国内各地也有自己的考量，所以不能一刀切。虽然国内地区响应级别有所调整，但根据风险级别和每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不能放松警惕。07 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春天”与“夏天”
「将血汗换来的教训沉淀下来，变为革新的制度和人才」
当前疫情防控成效显著，体现了中国在面对如此巨大公共卫生灾难时的快速应对能力和大国担当。但即使一切开始渐渐好转，疫情下暴露出的一些关于中国卫生防疫体系的问题还是令人深思。这些问题是否不应该被日常生活的惰性所吞噬和抚平？这些问题倒逼我们反思——我国公共卫生系统还有哪些不够健全的地方？刘立飞师兄就此向我们推荐了黄奇帆先生的文章《新冠肺炎疫情下对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改革的建议》。他很同意文章中的一个观点：对一个行业资源的投入程度决定了它的能力。
刘立飞：非典之前，人们对公共卫生系统相对不那么重视。经过非典一疫以后，整个社会对公共卫生系统更为重视起来。说句不太恰当的话——是“非典”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公共卫生系统“春天”的到来。但“非典”救援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为什么还在重复上演？正如黄奇帆先生文中所说，从2003年的非典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我国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还有完善的空间。公共卫生系统在管理、人员、技术、设备等一些方面相对不够完善，这也许是原因之一。所以，政府需要从各方面去完善公共卫生系统的建设，如投入资金、加强科研能力、加强院校人才建设、提高行业的社会地位、技术能力、重症救治能力等，再针对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加以解决，这样的话此次疫情会有利于我国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的完善。习总书记讲话时明确提出要重视公共卫生系统的建设，所以疫情过后，我相信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系统会迎来一个比较好的黄金发展阶段，进入“夏天”。灾难面前，很多人对未来感到焦虑和迷茫。但我们应该拥有一种智慧去深刻透彻地看待问题。比如说看到祸福相依，危险中总是伴随机遇。对国家公共卫生医疗系统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完善与改革的机遇。图：3月10日，刘立飞代表北京市属医院援鄂医疗队参加了习近平总书记召开的座谈会，并在会后接受央视新闻采访
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说，历史的意义在于让人们知道，现状并不是本应如此，而是有其他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有担当者“事后拉清单”，负责归拢这些集体记忆与经验，将血汗换来的教训沉淀下来，变为革新的制度和人才。对于这一点，刘立飞无疑是清醒的，相信国家公共卫生体系会有更深层次的变革，更期待系列制度规范，上升至法律层面后，产生的巨大效力。他说，等疫情结束后，再好好整理一下自己棕色笔记本中的对这段经历的思考，迅速行动，希望能用宝贵的一线经验和公共政策的知识背景，为大家所关注的尽一份自己的微薄之力。的确，不管在哪，不管是对社会还是个人而言，所有的历史回顾和历史叙述，都暗含了一个对未来的期许。时至今日，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变化，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初步实现了稳定局势、扭转局面的目标。武汉14家方舱医院全部休舱，但刘立飞和北京医疗队的队员依然驻守医院，承担着重症患者的救治任务。据了解，当前重症、危重症患者仍然较多，对他们来说，任务依然艰巨。他说：“我们越是到最后越要保持头脑的清醒，不麻痹，不厌战，不松劲。我们将一战到底、全胜而归，向英雄的武汉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尽到人大公管人的责任与担当。”
「视频」历史的长河应该有他们的印记
来源：公众号“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会”
人 大 公 管
中国公共管理教育与研究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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