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讲座｜汤姆•克里斯滕森：中国公共部门改革——路径依赖还是向西方学习？
2022年4月20日，我院通过视频会议平台举办了公共管理学院求是学术讲座第198讲暨“公共管理理论”前沿系列讲座第一讲。挪威奥斯陆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我院特聘教授、挪威国家科学院院士汤姆•克里斯滕森（Tom Christensen）作了题为“中国公共部门改革——路径依赖还是向西方学习？”的讲座。马亮教授主持讲座，来自院内外的300余位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首先，克里斯滕森教授根据中西方国家不同的公共部门改革，提出了三大问题：比较公共部门改革的主要观点有哪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学习了西方的哪些主要改革特征？这些特征在适配时，是否有中国特色？
在第一部分，克里斯滕森教授聚焦比较改革的层面，提出三大视角。
其一是工具视角。改革是基于国家和政府发起的，由政治和行政领导人主导。国家领导人基于其他国家的改革来布局规划，这些改革被认为是最理性的。
其二是制度和文化传统视角。对于改革而言，路径依赖和文化传统很重要，非正式规范和价值往往被过度渲染，而新的改革必须在文化上兼容才能成功。但是，该路径可能会因为外部事件而改变，例如冲击和危机。
其三是综合的视角。全球和各国改革往往来自区域或地方文化；全球改革努力会通过区域或地方规范和价值进行过滤；工具性同文化规范和价值是混合和分层的。
在第二部分，在三大视角的统摄下，克里斯滕森教授提出了主要改革模式。
首先是新公共管理。新公共管理建立在理性选择、代理理论、交易成本和管理理论之上，关注下放和授权，推崇“独立的”公共组织，倡导更多的市场、更多的竞争、民营化以及经济效率。
第二是后新公共管理。后新公共管理主张更多的集权和协调（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并且认为合并是有效的行政模式。但是，在公共部门内部或社会范围之内，也有更多的网络组织，如PPP模式。后新公共管理主张应整合碎片化问题，更多关注集体价值观和伦理问题。
在第三部分，针对改革的类型及其解释，克里斯滕森教授谈到六项：
一是精简官僚机构。但是，长期努力并不一定成功，其中有工具性目标和文化阻力。
二是经济改革。开始注重增长和提高效率，这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路径，但是具有工具性意图。
三是沿袭经济改革。具体特征是权力下放、放松管制、地方自治和分权治理。在此过程中，“新”国有企业出现（与世贸组织相关），干部激励制度发生变化，并出现了平衡经济和环境的规范与价值观。但是，对片面资本主义文化的抵制是难以实施的。
四是加强集权改革。这出现了把部门整合为大部门的现象，在不同政策领域加强监管，专注国家安全和正当程序，反腐败的道德价值观不断发展，并且将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同分级管理和纵向协调相结合。
五是建立服务型政府。早期始于工具和经济因素。但是，过去几十年价值取向有了较大的改变，开始强调公民参与，并强调通过社交媒体技术增加公民参与。
六是更多地使用领导小组。以往领导小组经常被用作解决敏感问题和冲突的非正式工具。最近，领导小组在危机中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最好的例子是抗击疫情，这些领导小组在内部和跨层级与跨部门的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第四部分，克里斯滕森教授探讨了学习与文化特征的相关问题。
首先，他认为中国肯定学习了来自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特征，特别是美国的。这包括结构和文化上的变化。但是，这潜在地威胁了国家的稳定，导致一些改革和变化。但是，中国的体制有其特色，显示了执政党的优势。
对此的详细说明是，一些基本经济思想是相当广泛的，来自许多国家，也来自于一些亚洲国家，这使得它更容易在工具和文化上以中国的方式适应他们，增加中国在技术和经济上的自信。
另一种解释是，在一个集权的系统中，后新公共管理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这就需要回答以下的问题：合并会带来更多还是更少的官僚制？它们真的有效吗？他认为，监管措施似乎更有效果，尤其是在环境政策方面。
对于中国学习文化的规范，包括关于服务导向的态度、道德准则、反腐败措施，但是这些规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中国文化与特征？对政府和其他机构信任度低的人，实施这些措施的难度有多大？对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思。
最后，克里斯滕森教授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在结构和文化层面的学习，给了中国新的发展特点，使中国的系统变得更加复杂，表现出混合系统和分层系统。但是，因为中国的系统和传统非常不同，适应性学习和实现还是存在较大差异。
讲座结束后，克里斯滕森教授对线上院内外师生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学术互动氛围融洽。
据悉，克里斯滕森教授未来还有四场讲座，每周一次，涉及的主题包括公共组织的危机管理、绩效管理、声誉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中的行政负担，敬请期待！
本期推荐阅读材料：
[1]Xiaolong Tian,Christensen Tom. Beyond NPM to Post-NPM? A Study of China’s Government Reforms Over the Past 40 Years.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9;49(7):855-865. doi:10.1177/0275074019849122
[2] Yijia Jing.Marching through the deep-water zone: Chinese public sector reforms and the way forwards,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3:4, 475-482, DOI:10.1080/14719037.2020.1752039
[3]Christensen Tom,Yongmao Fan. Post-New Public Management: a new administrative paradigm for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18;84(2):389-404. doi:10.1177/0020852316633513
[4]Boston J . Basic NPM ideas and their developmen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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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边策
编辑：曾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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