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线上展】融通·辉映·西域风——新疆古代乐舞文物线上展
新疆博物馆
为全面学习、全面掌握、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润疆。新疆博物馆特别推出本期线上展，通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内涵的珍贵实证，深刻阐明始终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的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前
言
新疆古称西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这里多元文化荟萃、多种文化并存。自张骞通西域以来，随着政治经济的交往，中原与西域的文化艺术也得到广泛的交流交融，推动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新疆各民族文化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中华文化的印记。新疆地区出土的精美乐舞文物再现了《大唐西域记》中“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的盛况，也证明新疆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为丝绸之路文明的互鉴融通，有过重要贡献。
一
西域弦音
新疆出土的古代乐器，种类多，制作精良。例如箜篌、琵琶、横笛、羯鼓、排箫、角、筚篥、胡笳等，这些西域流行的乐器传入中原地区，有些经过中原乐工的改进，与中原固有的琴、筝等乐器融合，丰富了中国古代乐器的种类和艺术形式。中原的音乐舞蹈也在西域传播，促进了西域与中原乐舞艺术的交流。北朝隋唐时期，根据历史记载，先后有不少著名的西域乐师到中原地区，教习乐舞，其中有琵琶演奏家曹妙达，传授龟兹乐乐理的苏祗婆，盛唐开元第一神笛乐工李谟的龟兹师傅，妙解琵琶的裴神符，作曲名家白明达、白智通，等等。“洛阳家家学胡乐”，“琵琶长笛曲相和”，许许多多的诗句，吟诵着乐舞、文娱交融的历史嘉话。
箜篌 战国 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
此箜篌1996年出土于且末扎滚鲁克14号墓，由整块胡杨木削刻而成，分为音箱、琴颈、琴杆三部分，此箜篌的弦和蒙皮缺失，其余部分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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箜篌译为“坎侯”或“空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弦乐之一。我国古代箜篌有卧箜篌、竖箜篌、凤首箜篌三种形制。从《通典》中的“竖箜篌胡乐也，体曲而长，竖抱于怀中，用两手齐奏”，可知竖箜篌是由西域传入中原的。凤首箜篌则起源于印度，经犍陀罗传入西域后，再传入中原。由此可见箜篌乐器自西向东传播中与沿途不同宗教、文化兼容并蓄，体现出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上的交相辉映。作为中国古代宫廷音乐中不可缺少的乐器，箜篌也常作为主奏乐器。北宋使者王延德在《使高昌记》中写道:“乐多琵琶、箜篌，俗好乐器，行者必抱乐器。”反映了箜篌受到当时人们的喜爱并广泛应用于西域音乐，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宝库中的珍品。目前，新疆境内发现了近10件箜篌。这些箜篌是我国迄今为止时代最早的箜篌实物，据考证已有约2500年至2800年的历史，填补了我国音乐发展史上的空白，证明了新疆地区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枢纽，也向人们展现了中原乐舞艺术的异彩纷呈。
奏琵琶浮雕残片
唐代 和田县巴拉玛斯遗址
此陶片高11.5、宽9.5厘米，雕有正在弹琵琶的女子形象，从乐器的形态和3根琴弦可以推断该女子所弹的是三弦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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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又称“批把”，因其演奏特点而得名，是中国传统弹拨乐器，已有2000多年历史，享有“民乐之王”的美誉。琵琶由历史上的直项琵琶和曲项琵琶演变而来。自古琵琶就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许多著名的诗人、词人都引咏过琵琶，其中白居易的《琵琶行》“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就充分体现出琵琶丰富的表现力。《隋书·音乐志》记载，“今曲项琵琶，竖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及《宋书·音乐志一》记载，细君公主出嫁时，将中原直项琵琶带入西域。西域曲项琵琶在汉代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深刻反映出两地音乐文化的交流互鉴。琵琶作为隋唐时期最盛行的乐器之一，上至宫廷乐队，下至民间演唱都少不了它的身影。同时，琵琶的构造和演奏技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最突出的变化是由横抱变为竖抱。诗人元稹以“《火凤》声沉多咽绝”高度赞扬的西域音乐家裴神符在琵琶演奏上“废拨为弹”的革新和突破，载入了中国音乐史册，成为传统的演奏方式。琵琶的发展变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
二
乐舞盛世
西域乐舞艺术历史悠久，绚丽多姿，而盛唐是西域乐舞的辉煌时期，呈现出“千歌百舞不可数”的气象。在唐代宫廷十部乐中就有五部是西域音乐，即龟兹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高昌乐，可见西域乐在当时的乐舞艺术中占具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舞蹈方面，以唐代盛行的西域三大舞蹈胡旋舞、胡腾舞与柘枝舞最为著名。说明西域舞蹈对中原乐舞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与活力。新疆乐舞艺术也在“大一统”思想的浸润下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文化特质，丰富了中华文化艺术的宝库，彰显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质。
苏幕遮舍利盒
唐代 库车市苏巴什佛寺遗址
此舍利盒1903年由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发现，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盒盖顶端展开的图案为四组连珠纹，其中有手持筚篥、琵琶、竖箜篌等乐器的带翼天使像。盒身展开图则是二十一位舞者身穿华丽盛装正在跳苏幕遮舞的场景，其中十人头戴各类假面具，五人腰间佩剑，六人演奏箜篌、排箫、阮咸、大鼓、鸡娄鼓等乐器，鼓乐欢腾，气氛热烈，生动地刻画出西域乐舞艺术表演的盛况和感染力。专家指出，舍利盒上乐舞图案可能是古代萨满舞。趣味横生的叙事图画，蕴涵着大唐西域绿洲城郭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绚丽多姿的史实，折射出了丝路文化艺术交流融汇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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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舍利盒上彩绘的苏幕遮舞属于龟兹乐。龟兹乐是多元文化大环境中，广泛吸收融合中西音乐元素而产生的艺术。龟兹乐形成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在中原地区传播和流行。十六国时期，前秦王苻坚命大将吕光征服西域后，用两千多匹骆驼载着珍宝和歌舞艺人东归，完成了龟兹乐的一次东移。南北朝时期，阿史那公主的随嫁西域乐工再次将龟兹乐带到中原，这些西域乐工们大多聚居于长安，由龟兹人白智通负责教习，此外还有一代著名乐人白明达、苏祗婆等都是来自龟兹。
龟兹乐东进中原后，又与秦声结合，出现了“西凉乐”、“广成乐”、“无愁曲”等，对中原的乐舞艺术产生了影响。音乐结构方面，龟兹乐有解曲《婆伽儿》、歌曲《善善摩尼》、舞曲《小天》等，其中解曲与中原传统音乐融合形成了解曲式曲体，丰富了我国传统音乐曲式结构。乐器方面，根据《隋书·音乐志》的记载，隋唐以来的羯鼓、腰鼓、筚篥等流行乐器也都与龟兹乐有关。唐玄宗就善于演奏羯鼓，他盛称羯鼓是“八音之领袖”，并为其创作了数十首乐曲。龟兹腰鼓也传到了唐代民间，《唐诗记事》中“曝背烈日中耘田，击腰鼓以适倦”，所描绘的正是农夫击鼓薅秧辛勤劳作的场景。唐朝宫廷十部乐中以龟兹乐为代表的西域乐舞，对整个中国的乐舞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人类共同的艺术珍品。
天宫伎乐图 拜城县克孜尔第38窟
该石窟左、右壁上方各画有一幅天宫伎乐图，每幅伎乐图长363.5、宽56厘米。壁画上共绘有14组28身奏乐起舞的乐伎天人形象，每组乐伎间用楣式龛框相隔，龛内排列的乐伎手持各类乐器，这些乐器有来自中亚的，有中原的，也有龟兹本地的。该石窟被专家们称为“音乐窟”，它见证了丝路乐舞艺术在古龟兹交汇融合的历史。
飞天 拜城县克孜尔第8窟
该石窟的顶部可见华盖一顶、撒花和伎乐飞天各一身，可以称之为龟兹飞天佳品。这组飞天呈上下排列，上部为女性形象，作托盘散花状，下部为男性形象，弹奏五弦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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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天”一词最早见于《洛阳伽蓝记》，泛指在空中飞舞、供养佛像的天神。克孜尔石窟中的“飞天”形象随“窟”可见，是龟兹壁画中极富特色的一部分。随着唐朝与西域交往日益密切，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在佛教、音乐、歌舞等方面的交流愈发频繁。克孜尔石窟存有壁画80余窟，有伎乐形象的达50窟，乐器种类达20余种，与《新唐书·音乐志》中“龟兹乐，有弹筝、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笙、箫……”记载的隋唐时期“龟兹乐”的乐器编制大致相近。这些来自印度、波斯、中原和龟兹本地等地区的乐器，表明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往来，各地域间佛教艺术、乐舞艺术的交流交融。
吹笛乐人骆驼纹缀织绦裙
汉晋 洛浦县山普拉墓葬
该裙长98、摆展宽196厘米。裙摆的缀织绦上缀织了吹笛乐人和含有中亚地区典型特征的双峰骆驼。乐人身穿长袍，手拿竖笛吹奏，悠然自得散行于林间的场面，似乎在欢迎骆驼队伍归来。缀织绦是山普拉墓葬最有代表性的毛织物，这件带有生动乐舞形象的缀织绦无疑是毛织物中的精品。
彩绘戴面具舞蹈俑
唐代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
该舞蹈俑头戴动物面具，身着圆领连衣裙，双臂伸展，两脚分开，形态似一个定格的舞蹈动作。西域舞蹈各具特色，其中“面具舞”是中国古代举行驱鬼逐疫的祭仪。
绢衣彩绘木俑
唐代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
女俑内为木胎，双臂由纸捻制成。头上的发髻是唐朝流行的双环形高髻，衣裙和披肩均为锦织物，腰上束着缂丝绦带。女俑整体妆容精致，衣着典雅华贵，似为正在起舞的形态。吐鲁番等地各类俑的出土，昭示了中古时期中华文化在新疆的广泛传播和深刻影响，是中原与西域文化互鉴融通、交相辉映的真实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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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期，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推动了西域与中原乐舞艺术的交流发展。于阗乐、高昌乐、龟兹乐、胡旋舞等西域乐舞深入宫廷，长安城一时流行西域风，出现了“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的盛景。《旧唐书·安禄山传》记载，安禄山晚年肥胖，重三百多斤，走路还需侍卫搀扶，但在唐玄宗面前跳起胡旋舞时，却如风一样轻盈。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也精通胡旋舞。白居易诗中便写道：“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可见胡旋舞传入中原后受到了热捧。除了胡旋舞，流行于中原的西域舞蹈还有胡腾舞、柘枝舞等。其中，胡腾舞多为胡人男子独舞，舞者以笛、琵琶为伴奏，在花毡上腾踏起舞，节奏急促。相比之下，柘枝舞是女子独舞，舞蹈伴奏以鼓为主，节奏鲜明强烈。这些形式多样的西域舞蹈呈现出独特的地域特征，将当地居民豪迈、奔放、热情等性格特点都融入到了舞蹈中，它们传入中原后，为中原乐舞文化艺术注入了新的血液。
三
散乐百戏
杂技艺术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汉代杂技被称为“百戏”，隋唐时期称为“散乐”，唐宋以后为了区别于其他歌舞、杂剧，才称为杂技。汉代张衡在《西京赋》生动描写了跳剑丸、走绳索、爬高竿的表演情景。汉武帝时，安息使者带来的魔术师将各种魔术传入西域。到了唐代，马戏与幻术戏法均极发达，在民间广为流传。而马戏除各种马上技艺外，还有以驯马为主要表演形式的马舞也深受人们热捧。盛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马戏杂技艺术，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互通的深刻影响下为气象恢弘的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缘杆、筋斗、大面舞、狮子舞等扣人心弦的杂技表演皆由西域传入中原，而口技、驯兽、杂技等从中原传入西域。诗人张楚金在《楼下观绳技赋》里以“横亘百尺，高悬数丈，下曲如钩，中平似掌。”生动地描绘了绳技艺人高超而优美的表演技艺。西域与中原的杂技相互交融，吸取了中原百戏的精华，加之变化发展，使这些高超的杂技表演成为全民喜爱的娱乐活动。
彩绘泥塑打马球俑
唐代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
打马球者头戴幞头，身穿圆领紧身绛色窄袖长袍。马的躯体浑圆，前胸宽阔，充分展现了西域骏马的风采。“打马球”这项体育运动源于波斯，唐朝时期盛行于长安，后传入西域地区广受喜爱，此俑正是丝绸之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实证。
唐马舞泥俑
唐代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
此马舞泥俑马体内为中空，由露出的四肢似为人足可以推断，应为表演马舞者的脚。骑者头戴黑色幞头，身穿绿色短衣，双手举起作起舞状。马舞是一种娱乐性的驯兽艺术，由西域传入中原，曾在唐代宫廷风行一时，至今仍在新疆各地流行。
彩绘大面舞俑
唐代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
“大面舞”即头戴假面具进行舞蹈，它源于“北齐兰陵王恭刻木为假面，临战以威敌”的故事。据说，高长恭骁勇善战，因为面相太柔美，不足威赫敌人，每每打仗都要带上狰狞的面具。取得胜利时，武士们编了《兰陵王入阵曲》，戴着面具边跳边歌，因此“大面舞”的假面都刻画的面目狰狞。该舞者的假面怒目圆睁、威赫吓人，两腿作弓步，呈现出豪迈威仪的舞蹈形态。从假面和舞姿来看，此俑应是唐代伎乐中的“大面”。
顶竿倒立俑
唐代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
该俑由顶竿人、顶竿和倒立童子三部分组成。顶竿又称“缘竿”，从汉代起已流行于内地，后传入西域。通过顶竿人头顶木竿和竿上单臂倒立童子呈现的高难度动作，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唐朝时期西域杂技艺术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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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与中原间百戏艺术交流显著。汉代长安曾经“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角抵之戏以观视之”，此处的“角抵”即为摔跤，是中原百戏中的常设节目，说明百戏艺术在这一时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盛唐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文化交流频仍，西域杂技因此也发展兴盛。新疆出土的打马球俑和顶竿倒立俑等，充分显示出杂技百戏在西域绿洲城郭社会的流行和传播的史实，为研究古代新疆社会生活史细节提供了珍贵材料。
《融通·辉映·西域风——新疆古代乐舞文物线上展》至此完结，欢迎走进新疆博物馆，感受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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