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教授的第一次访华

目击者告知，霍金在中国访问时的待遇，“很接近党和国家领导人”了。2006年，他的公众学术报告被安排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听众数千，有学者专家，有高政治级别的人物，也有霍金爱好者。相比之下，霍金1985年第一次访华，是被怠慢了。那一次，偏居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是唯一的邀请单位。在中央北京找不到一个类似“级别”的单位招待他。后来还是请我的朋友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刘辽教授和他的小组帮忙，照顾霍金在北京逗留了三天。

1985年的公众报告只能安排在科大的水上报告厅。听众三，四百，大多是不到二十岁的学生，许多还是少年班的孩子。我很怕客人误认为我们不尊重他们，居然找来一群似乎还是流着永远擦不干的鼻涕的顽童来凑数，听他的“世界级”的报告。幸好，我们从南京大学天文系特别请来陆埮教授。陆教授当时的政治身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样，我可以向客人说，有与贵国“下院议员”等价的教授在场听报告。后来照相时，也请陆教授站在正中央。

霍金在学术上的重要成就，大都是在1985年之前做出的。1980年他已被聘为剑桥大学的Lucasian讲座教授（牛顿，狄拉克等理论物理大师都曾任这个讲座教授）。不过，1985年时，除了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圈子里的人，公众并不知道霍金到底是何方神圣。霍金变成一个公众“偶像”是在他的“时间简史”一书畅销之后。1985年霍金访问合肥时，他正在赶写“时间简史”。1985年5月2日我陪霍金和他的翻译护士等一行乘火车从合肥回北京。霍金在火车上还在抓紧时间写他的“时间简史”。他很坦率，说，写这本科普书的目的就是为赚钱。因为，他要雇用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翻译（他当时还能说话，但一般人听不懂，必得有专门人译成普通的英文）。开销很大。英国当局和剑桥大学不能付所有费用。

黑洞vs.光陷

“时间简史”出版后，销路极佳，霍金成大众“明星”了。“时间简史”的中译本，也是中文科普丛书“第一推动”的首册。尽管如此，我敢说，大部分公众仍然并不真知道霍金的学术贡献在那里。TIME（时代）杂志有文说，购有“时间简史”者，大多只看到（或只能看到）第三页。可以推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的数千霍金听众，读过第三页以后者，也不会多。

这不奇怪，隔行如隔山。特别是霍金的拿手行当——时空的大尺度结构和奇性。

说一段黑洞的掌故。六十年代晚期，普林斯顿大学的J.A.Wheeler（1911-2008）和他的学生率先开展相对论天体物理研究，他们发明了一个新词，blackhole，用以表示Schwarschild，Kerr等广义相对论解的视界特性。七十年初，国门紧闭，但blackhole研究还是渗透进了中国。广义相对论界，一开始就直译blackhole为黑洞。但是，钱学森先生有异议，他主张blackhole应译成光陷。理由是，黑洞的基本特性是，凡掉入黑洞视界的东西都出不来，光子进去，也出不来，光被陷住了，发不出光来。然而，“物理学名词”（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颁布）还是采用黑洞为blackhole的正式中译名，“光陷”译法被否定。理由也简单，黑洞是会发光的。这就是霍金的重要贡献之一——黑洞辐射，或称霍金蒸发。这个结果，霍金在1974年就得到了。不过，当时中外坊间还没有介绍霍金蒸发的科普文章，或小册子。所以，鲜为隔行者知。

“霍金蒸发”正是促使科大邀请霍金的主要理由之一。

绕过大不列颠使馆奇点

黑洞是科大天体物理小组在70年代的研究课题之一。70年代末，国门一开，首先想到的就是邀请第一流的黑洞物理学者来科大讲学。很快，1981年，黑洞“祖师爷”Wheeler“一个外国人，七十岁了，为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合肥）”（80年代初的标准欢迎词）。Wheeler夫人年龄更大一点，夫妇俩只带了很小的箱子。他们说，合肥人Frank（杨振宁)告诉他们，合肥是个小地方，交通不便，不宜带大箱子。

随后，我们请年轻一辈的黑洞学者来合肥。1981年就动手邀请霍金，但碰了钉子。历时四年，才达到目的。主要是由于英国驻北京使馆不同意。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合肥是个小地方，交通不便，不适合重残疾人霍金访问。霍金的饮食特别，是专门制作的。要从英国带来，或空运来。北京和英国之间的交通还可以。而合肥就太差了，要想把必要的补给及时运到合肥，似无保障。理由很充足，合肥确是差了一点。

不过，我们没有就此作罢。当时钱临照先生是科大副校长，他负责邀请霍金的公务。钱先生是英国通，深知如何与英式官僚主义周旋。他说，不必着急。英国使馆的态度只表明他们怕负责任。霍金多少也算是大不列颠的一个“国宝”（英使馆人员语），如果万一在合肥有差错，使馆的确担待不起。所以，必须想办法，让英使馆无需担待。

我们知道霍金本人很想来华。他说，只要能保证他在合肥存活（survive），他就会来。为此，科大于1983年先请BernardJ.Carr访合肥。Carr是霍金早期的学生，也是一位黑洞学者。Carr与霍金合作发展的“宇宙暴涨期小黑洞（miniblackhole）形成”理论，是该领域的奠基作。Carr任教于伦敦大学（Queen Mary），业余还研究传心术，或心灵感应。为人比较随和。请Carr来合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他看看，合肥这个“小地方”是不是足以让“大不列颠国宝”存活三四天。Carr于1983年6月26-30日来合肥。学术演讲的题目是“人择原理”（人只能研究人可生存的宇宙）。Carr的结论是肯定的，合肥在霍金可生存的宇宙中。合肥比剑桥大多了，以大不列颠的尺度，合肥可不能算是小地方，淝河也比剑河大。剑桥虽有机场，二战时军用，但并无民航航班。如有人提议合肥与剑桥作地理交换，他赞成。（Wheeler游览三峡时也曾说，如有人提议三峡与科罗拉多大峡谷交换，他赞成）。回英国后，Carr向霍金报告了他对合肥的考察。1984年我们再度邀请霍金时，英使馆没有再反对。后来，安徽省破例，“大不列颠国宝”被安排住在稻香楼宾馆，即毛泽东在合肥的下榻处。就这样，英使馆奇点被绕过。当时的外事活动，以年为周期，1984年申报1985年的计划。所以，迟到1985年霍金才首次访华。

这就是为什么，霍金来合肥时，Carr一定要陪同。

为什麽时间总是向前？

霍金一行在科大逗留四天，4月28日到5月2日。Carr作了一个报告，霍金作了两个，一是专业的，一是公众性的。前者是黑洞形成的理论，后者是“Whydoestimegoforward?”（为什麽时间总是向前？）更通俗一点“为什麽不能返老还童？”对这个问题，霍金并没有突破性的贡献。霍金选择这个讲题，可能是要表示Lucasian讲座教授的一种传统。牛顿当年思考的问题之一是：苹果会掉到地上，月亮是不是也正在掉到地上？狄拉克则热衷于宇宙的numerology，即宇宙中各种数字之间的“神秘”关系。简言之，大英帝国的国宝们，无论是十七世纪的牛顿，还是二十世纪的狄拉克，或霍金，都挺喜欢“杞人”式的“忧天”问题。这就是一种传统。

80年代初，翻案风流行。冤假错案，无论现代的，还是古代的，一一平反。霍金演讲的一个副产品是，“杞人忧天”不能不翻案了。“杞人忧天”的贬义用法，少了。诗仙李白讥讽杞国人是“杞国无事忧天倾”。按现在年轻人的流行说法，那只证明李白本人是个“文科生”（事实描述，无贬义），只想着月中嫦娥（“白兔搗藥秋復春，嫦娥孤棲與誰鄰”），却打击杞人的物理问题：“月坠乎？”。

在三千多年前，就能提问“天坠乎？”的杞人，确实非同寻常。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为解释天不坠，发明了celestialmatter理论。现在看来并不对，但仍受到推崇。按伏尔泰的说法，牛顿的最大贡献是取消了celestialmatter。所以，亚里士多德至少想对了问题，刺激了牛顿的反向思考（月亮同苹果一样，是在坠）。提出正确的问题，乃成功之半。部分同仁曾建议，应当在河南省杞县召开一次现代宇宙学会议，为杞国国宝（们）“平反”，倡导“杞人忧天”的学术精神——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后来作罢，“忧天”一词容易被广义化，是不能用的。

在当年公众演讲中，霍金鼓吹的模型是，时间并不能总是向前。就如在地球上走，“向南！”“向南！”，不准后退，可以。但到了南极，再往任何方向走，都是“向北”了，“后退”了。在一个人的寿命期间，时间总是“向南！”“向南！”。但一当整个宇宙演化到了南极，再走就只有“向北”了。所以，“返老还童”对个人是不可能的。但对整个宇宙而言，“向南”是有终结，要转向的。讲到此，霍金为他的模型得意地笑了。当时的口译者，也一时兴起，长话短译，即兴地加了一句，霍金的模型，差不多就是“法轮回转”吧（“西游记”，唐三藏曰：“见佛求经，使我们法轮回转”）。

听了霍金的“为什麽时间总是向前？”，有如见“佛”求经，一时人人似乎都在构建自己的“法轮回转”模型。

长城与霍金蒸发

霍金到北京后，由北师大刘辽教授照应。没有大型学术活动。但霍金突然提出要上长城。这是个难题。原来的计划中没有这一项。Carr也没有料到。刘辽等向霍金解释，长城没有能力接待残疾人，没有无障碍通道。长城的基本功效就是设置障碍。它不适合行动不便者游览。但霍金不为所动，坚持要上长城。他可能是中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诱惑。霍金甚至说，如果不让他上长城，他就就地自杀。虽然，盎格鲁萨克逊人不像大和日本人那样认真于自杀承诺。但这表明，没有说服的余地了。

随后，刘辽请他的一帮子男性研究生抬霍金登长城。我没有随他们去，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抬这位“大不列颠国宝”的。不过我知道一个后果：霍金蒸发后来成了北师大物理系的一个不变课题，从霍金1985年的访问直到今天，二十多年里，他们不断有关于霍金蒸发的论文发表。我想，这多少是同“抬霍金登长城”有关。几个热爱黑洞的小伙子抬得太累了，心里不免会嘀咕，苦差事啊，霍金要能蒸发掉就好了。

可惜，长城不是黑洞的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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