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远怀人∣满目山河，那些逝去的青年人

青年这个词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明清时使用，几乎与少年同义。五四之后，这个词才真正地定型，几乎被赋予了理想的社会人格：希望、活力、自由、独立、担当……五四距今已经一百年了，再看看那些逝去的青年人……青年还在吗？

李叔同（1880-1942）

以佛教的说法，李叔同在39岁那年离开了尘世。

仅“在世”39年的李叔同，被林语堂称为“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

22岁的李叔同曾从学于翰林蔡元培，后考举人不中，过了一阵荒唐岁月。那或许是李叔同恣意挥洒自己艺术天分的日子，留连于勾栏戏场，与歌郎名妓往还，吟诗作画，填词制曲，粉墨登台……

26岁时，李叔同留学日本，学的却是西洋绘画，成了中国油画的先驱。此时的李叔同又迷上了西洋音乐和话剧，在留学生中发起话剧社，上演《茶花女》。李叔同以前票京剧时，唱过青衣，所以这次反串女主角茶花女，一下又成了中国话剧实践的鼻祖。

辛亥革命的前夕，李叔同学成回国，并未卷入这场鼎革狂潮，而在翌年受聘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音乐、图画教师。在李叔同的讲台下，坐着年少的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吴梦非等后来负有盛名的画家、音乐家。同时李叔同继续创造着中国艺术史上的各种第一：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第一位将西方乐理传入中国的人；第一个用五线谱作曲的人；第一个推广钢琴教育的人……

1918年，又一个文化大潮的前夕，李叔同忽然遁入杭州虎跑定慧寺，成为弘一法师，与惊采绝艳的“前世”一刀两断。其实不应该称他为法师，应称“律师”。“律师”的原意即是深明戒律、守戒精严的僧人，而弘一堪称民国第一律师，延接了中国佛教已经衰断的律宗。

“不自作观听歌舞”是僧人的“十戒”之一，所以“长亭外古道边”的《送别》之歌遂成绝响，仿佛送的是李叔同自己。只是送得如此突兀决绝，从上海赶来的李叔同的两位妻子（其中一位是留日学画时娶的日本模特）在虎跑定慧寺门前哭泣，寺里的弘一再也没有出来，只让小沙弥隔门说，世上再无李叔同了。

蔡锷（1882－1916）

蔡锷早死，却被奉为一代军神。

蔡锷13岁中秀才，手不释卷，后从学于梁启超、谭嗣同，学贯中西，文化素养颇深，只是文名为其武功所掩。29岁的蔡锷响应武昌起义，独掌云南。后为矫正军人干政时弊，自请解职。

袁世凯不怕孙中山，却忌宋教仁，但谈起蔡锷，说“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所以将蔡锷召至北京软禁，幸得名妓小凤仙掩护，蔡锷得以潜回云南举旗护国。袁世凯恼羞成怒，责令湘督汤芗铭查抄蔡锷家产。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蔡锷为官多年，邵阳老家却仍然寒素贫微，“实无财产可查封”。

34岁的蔡锷在日本病逝，人们发现他生前“尚欠债三四千金”。在近代军阀多如牛毛的混战局势中，竟然产生了蔡锷这样一个人格高尚、目光远大的军人，着实让后人仰视。作家陶菊隐说：“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

而小凤仙挽蔡锷联也足称不朽，自比小乔和红拂：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

冯    如（1884-1912）

看冯如的生平，会用到很多在当下已然很奢侈的词，譬如梦想，譬如冒险，譬如创造力点亮生活。 他是一个时代的大飞行家。

冯如在广东乡下的童年一点也不平淡，机械制造方面的天赋令他显得怪异。最怪异的冒险是他12岁便背井离乡去了旧金山，那段旅程耗时三个月，他在船上洗盘子以抵销票钱。

到22岁，他已经是纽约城里小有名气的发明家。

但生逢乱世，十几年思乡所点燃的爱国情怀叫人疯狂。一再目睹祖国的耻辱之后，他就像励志漫画的主角——天赋异禀的少年，为了想要守护的东西而变得无比强硬。

倾家荡产孤注一掷，到1909年，冯如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成为第一个开着自己设计的飞机飞上天空的中国人。后来他带着他的飞机参加了辛亥革命，一度想在飞机上投掷炸弹。飞，还有革命，仿佛有相同的血质。

用“牺牲”来定义1912年8月25日从天空坠落的那道轨迹可能并不准确，如果我们换一个维度思考，那更像是死得其所。

苏曼殊（1884～1918）

都是做和尚，苏曼殊就与李叔同相反。

苏曼殊和尚当得早，十几岁就到广州出了家，结果因偷肉吃被赶了出来。不久后去日本留学，爱上一个日本姑娘，姑娘因他蹈海自尽，遂又跑回广州出家了。但还是管不住口，依然喝酒吃肉。后来又返日本，整天跟革命党往还，竟然要去刺杀保皇的康有为。章太炎与邹容被清政府所拘时，苏曼殊为抨击当世的污浊，行为艺术般地出了第三次家。

苏曼殊才气迫人，跟陈独秀学写诗，不久便名动天下，饿死了师傅；后又写情色小说，成为鸳鸯蝴蝶派的鼻祖。此生所好，除了爱情与革命，便是吃糖。有一次馋糖，竟把嘴里的金牙敲下来换糖吃。

最终在34岁那年，因吃糖吃坏了肠胃而死，可谓求仁得仁 ，亦复何求。

刘师培（1884-1919）

刘师培只活到了35岁，却在20余岁时奠定了经学大家的地位，与章太炎并称。章刘在日本同屋而居，一起著文，一起革命，章太炎甚至为刘师培出头，对宋教仁大打出手。

那时刘师培比章太炎还激进，自署“激进派第一人”，曾策划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宣扬《进化论》时，拈出《山海经》来，说里面人兽合体的怪物，即是人从兽来的证据；后又转向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中国最早宣扬和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

刘师培家学深厚，却又趋新多变，袁世凯复辟，他与严复、杨度等名士竟然名列“筹安会六君子”，致使名声有损。后来遁入北京大学著述育人，年纪相仿、同为教授的国学大师黄侃，竟然拜入他的门下，与他一起抵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同办《国故》杂志。

那年正是是风起云涌的1919年，《国故》诞生10个月后，刘师培溘然而逝。

邵飘萍（1886-1926）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六条第四款：“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邵飘萍因此出道，时年26岁。

作为一位开山鼻祖，创办中国第一家通讯社、拥有自己的一张报纸、因言而起又因言而死，邵飘萍在“新闻”这个领域里所达到的高度，可能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超越过，在中国。

他入选任何一种以“青年”为关键词的排行榜显然都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总共也就活了39岁半。死掉的原因是张作霖和张学良都恨他，觉得不杀是不行的了。这不是个容易达成的共识，世人都知道这对父子不算和谐。

据说他死之前朝身边的人挥了挥手，说了句“诸位免送”。

即使在那个遍地传奇、各类天才旁逸斜出并且充满表演性的时代里，邵飘萍的生活仍然看起来像是一个不羁青年的典范——为了采访而行贿是常有的事，甚至有证据显示他曾进行“有偿新闻”的操作；他抽着印有自己名字的雪茄，时不时就大宴宾客，三教九流无所不识，开小汽车闯总理府去采访；有三个老婆，两个明媒正娶，一个事实婚姻，其中一个还会跟他一起去逛八大胡同。

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邵飘萍是一个的自由主义者”。

半个多世纪后，他被证实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三个妻子，一无所知。

袁寒云（1889－1931）

袁寒云是民国最大的“二世祖”，因为他爸是总统，是皇帝，是袁世凯。

袁寒云排行老二，和大哥袁克定不同，全无治国襟怀，浸淫于诗词歌赋、书画古玩，且放浪不羁，妻妾成群。袁寒云出口成章、七步成咏，所以时称“当世曹子建”。但其诗词、联句多赠予名伶歌妓，过后即忘，以致绝大部分都散佚了。袁世凯称帝时，袁寒云在报上登诗相讽，末两句是：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数年后友人大赞此诗，说必名留诗史，袁寒云满目茫然，说一句都不记得了。

袁寒云还善昆曲，堪称一家，书画也是双绝，所以天津的收藏大家周叔弢说：“寒云学识宽，多才艺，设使分予众人，足可使多人名家。”完全就是金庸笔下的苏星河。

袁世凯死后，袁寒云加入青帮，辈分极尊，后在上海、天津等地开香堂广收门徒，号称“南有杜月笙黄金荣，北有津北帮主袁寒云”。一代“皇子”成了草莽领袖，也算一绝。

孙中山死的时候，袁寒云的挽联中有一句“史迁项羽作本纪，不以成败论英雄”，凭吊的更像是他的父亲。

胡适（1891-1962）

1922年，由上海周报所举办的一次公众投票中，胡适获选为‘中国十二个最伟大人物’之一。那年胡适31岁。

胡适仿佛是天生的“带头大哥”，25岁还在美国留学时，与国内的陈独秀共推文学革命，便有众多的追随者。26岁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但讲台下坐着的傅斯年、顾颉刚等在国学功底上非但不亚于他，甚至有些超出。压力迫使胡适发奋著述，在思想启蒙方面，白话文、新诗、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不带有胡氏印记。在学术革新方面，《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为树立学术新范式的创世纪之作。

但胡适从来不是个激进的人，即使被裹挟到那个地位，开山作《文学改良刍议》也只称“改良”，陈独秀不然，直呼为《文学革命论》。“改良”与“革命”最终成为这两个朋友之间的价值分野。

1924年底，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胡适当即为溥仪辩护。在那个不革命即落后的时代，胡适这位青年选出的“最伟大人物”，在青年眼里已然“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上海学生联合会致信胡适：“先生浮沉于灰沙窟中，舍指导青年之责而为无聊卑污之举，拥护复辟余孽……呜呼，首倡文学革命之适之先生乎！”

胡适有意，青年无情。还是青年（33岁）的胡适已被青年抛弃。11年后，胡适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这或许是一个时代的错误。

卢作孚（1893-1952）

用“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来形容民国船王卢作孚，绝对不是一句玩笑话。

他的人生中被后世反复提及的片段，主要都是关于1938年那场史诗般的大撤退。央视《记忆》栏目曾经评价道：“二战期间曾经有过多次的大规模的撤退，几乎每一个撤退都是由军事家或者政治家组织，只有在中国，一位企业家组织了一次影响整个民族生命的这么一次大撤退。如果没有这次大撤退，中国的命运可能是另外一种状态。”

但仅仅认定卢作孚是一个商人显然有失偏颇，他真正开始他的船王生涯时已经32岁。在此之前，他以同盟会成员的身份参加过保路运动，1919年成为《川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其后又当过川南中学的校长，编写过中学的数学教材。

在那个时代无论何种思维方式都围绕着“救国”这一核心的大背景下，卢作孚所作出的尝试也多得有点令人咋舌，他甚至在经营着整个长江流域航运的同时还实验了自己的一套社会组织形式，重庆的北碚在他的建设下变成了抗战时的世外桃源，八年的时间里聚集了近20个国家一流的科研机构，3000多位专家学者，文明的存续，几乎全在这里了。

而作为一个富可敌国的商人，清教徒般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他人格的背书，梁漱溟评之：“几近完人”。其中或包括他的死——卢作孚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自杀，遗嘱是，家中家具还予公司，公司交予国家……

梁漱溟（1893-1988）

发疯的尼采，在街上看见车夫鞭马，去抱住马首大哭，说那是他受苦受难的兄弟。少年时的梁漱溟也有此情，他在街上看见一个老人拉着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无比，便一生不坐人力车。 梁漱溟和尼采一样，都是敏感的沉思者。

梁漱溟因人生问题之困扰两度欲自杀，后潜心佛学，又一度想出家。23岁时，梁漱溟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佛学论文，不想为蔡元培所赏，翌年，只有高中文凭的梁漱溟被聘为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27岁时发表名震一时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奠定思想界巨擘的地位。后来梁漱溟辞去教席，专注于中国乡村建设，身体力行，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在梁漱溟身上看见了甘地；而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

不得不提的是，在1918年的一天，梁漱溟去拜访北大同事杨昌济，一个与梁漱溟同龄的青年来开门，原来是杨昌济的女婿。两人遂相识订交，但想不到30多年后他们有一次如此著名的争吵。那个青年的名字叫毛泽东。

罗隆基（1896-1965）

罗隆基是个天生的政治鼓动家，才华横溢，辩才无碍。五四运动时，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李大钊说：“一个江西粗布土衣的学生把清华园掀开了”，最终火烧了赵家楼。

1921年，罗隆基留学美国学政治哲学，获博士学位。再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做研究，师从拉斯基。1928年回国，宣扬自由主义，翌年在《新月》杂志发表的长文《论人权》，或许到现在都是将人权理论说得最浅白透彻的文字。他说：最危险的思想，是想压迫敌人的思想，思想上最大的危险，是思想没有人来压迫。所以在‘一党治国’、‘党高于一切’、‘党外无党’的时候，他反对一党专政；在人民遭受迫害自由毫无保障的时候，他提倡人权；在亲贵当国炙手可热的时候，他纠弹贪污……后来作为民盟领袖，国共双方都不喜欢他。

理论上有政治洁癖的罗隆基，急于从政，反而显得有些品行不端，他的同学梁实秋直接跟他说：你是才高于学，学高于品。而他的政治伙伴章伯钧则说得入目三分：“罗隆基是一个好的在野党议员，但是是一个蹩脚的在朝党部长（罗隆基在建国后曾任森林工业部部长）。”

张荫麟（1905-1942）

张荫麟短促的一生，仿佛就在和大师们叫板，然后被大师们称颂，最后倒在成为大师的路上。

张荫麟还在读高中时，写信给梁启超，对其考证老子在孟子之后的证据逐一批驳，惊得梁启超大呼天才；清华求学期间，张荫麟批驳顾颉刚“根本方法之谬误”；赴美学习哲学，则嘲笑胡适的偶像杜威“老糊涂矣”……

而大师们却对他极为珍视，陈寅恪说：“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钱穆说：“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熊十力说：“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属乎？”

张荫麟为史学研究确作了很多准备，涉猎领域广泛，开拓气象宏大，可惜千古文章未尽才，只留下几十篇论文和半部《中国史纲》。

据记载，37岁的张荫麟在弥留之际与病床前诸位学生逐一握别，颂《庄子•秋水篇》，徐徐气绝。

张中晓（1930-1966？）

18岁的时候，张中晓为自己戏拟了一个墓志铭：会稽人张中晓，认真活过、读过、写过、爱过、恨过，在还很不愿死时，死了。

这个籍籍无名的早慧者，竟被毛泽东所看重：“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67页）

那时张中晓25岁，因曾与胡风通信，被打成“胡风份子”入狱，翌年，肺病加重，咳血不止，获“保外就医”，回到家乡绍兴。至1963年，张中晓即将离开绍兴押往上海时，预料到自己凶多吉少，对家人说：“我牵连害苦了你们，心里很难过。我光身一条，只有两箱的书和十几年中所写的几本札记。这一去凶吉不知，这些札记也许以后会有点用，求你们给我保存好。”

这札记就是几十年后出版的《无梦楼随笔》，透过里面的只言片语，我们看见了一个时代的先知。张中晓说，“当世俗的权力在精神的王国中挥舞着屠刀，企图以外在的强加来统治内心世界，于是就产生诛心之论，产生法外之意。”“一切美好的东西必须体现在个人身上。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对国家的尊重，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 ……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当代中国思想史，可以说是从崇拜黑格尔（绝对精神）到告别黑格尔的历史，李泽厚的告别黑格尔是在70年代后半期，顾准的告别要早一些，而张中晓的告别则更早，早得令人称奇。

他给自己的墓志铭也一语成谶，我们只知道他在文革给迫害致死，但没有人知道他死于何年何月何日。

遇罗克（1942-1970）

1962年，20岁的遇罗克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千里雪原泛夜光，诗情人意两茫茫。前村无路凭君踏，路也迢迢夜也长。那时他正在京郊插队，看到一些地主和子女孩童都被斗死，还称之为“连根拔”。那正是“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时候。

在文革初，遇罗克写作了《出身论》，指出了一个在现在看来已是基本常识的道理：人人生而平等。写完后他在日记中说：“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因言获罪后，同狱的难友张郎郎问他，你为一篇文章栽进来，值不值？他说：值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属于弱势群体，没人能发出声音来，现在有这个机会那我就喊得声大点，喊得声大肯定会付出代价，付出什么代价我都值了。

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在场的诗人北岛目睹了一切，后来他记下了这样的诗句：从星星的弹孔里/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浮生记往：念远怀人者，即诗人祥子是也。大学念的是美术，却以诗名。做过装修设计，开过酒吧，寄身于媒体。90年代我们都在广州写诗，中期还在《南方都市报》做过同事。后离开南方，又北上京城做媒体，近年辞职回家写类型小说，不久前出版的名《三十六骑》，听说会改编为电视连续剧集，不知进境如何，没问。多年来断续读过他的一些随笔文字，甚是喜欢，属于有料、有趣、有识见那一种。早几天的一夜，我建言其结集出了，就取名《杂碎》。恰祥子兄也正有此意，所以下来有一本《杂碎》出现在如斯盛世，不用奇怪。

浪子，20190507，记于小洲国海客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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