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小人物”，却在“文革”开始就洞见其真相！
他们是“小人物”，却在“文革”开始就洞见其真相！
神州日知 祗舍
50年前，当起自中南海的飓风卷地而来，浊浪排空，阴风怒号。
王容芬，文革开始只有19岁，正在上大学
刘文辉，文革开始只有30岁，工人
陆洪恩，文革开始只有47岁，音乐指挥家
遇罗克，文革开始只有26岁，工人
当时，他们还都是“小人物”，但是，他们不惧生死，不怕威胁，甘愿做“当代的谭嗣同”、“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迄今为止，在已知的历史大浪前面，在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口，在多少身经百战的将军，多少老谋深算的权臣，多少武功显赫的元勋，多少权镇一方的封疆大吏，顷刻间都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乖乖地低下头颅，接受命运的安排的时刻，他们说出了真话，成为直指皇帝新衣的只是几个可敬、可爱的小人物。
他们或被囚，或被杀，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价，但一部“文革”史却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有了一点人的气味。
历史应该永远铭记这些人的名字──王容芬、刘文辉、遇罗克、陆洪恩……
他们比那些高居庙堂之上、曾被打入地狱的大人物远为重要，他们当年对“文革”的清醒和洞察才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他们身上显示的道德勇气，也是人类文明赖以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
1966年9月24日，“文革”刚刚开始4个月，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的4年级学生王容芬，给毛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并郑重声明，自己从即日起，退出共青团组织。
王容芬
她曾参加过天安门的“八一八”毛接见红卫兵，就是在这次红色海洋的集会上，林彪的讲话，让这位学德语的学生想到的，却是希特勒的讲话录音。
事后，她说，两者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回来，她强烈地感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肮脏，不能再活下去”。
她最终决定豁出去也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她给中共中央、给共青团中央、给团校、给“伟大领袖”写信，贴上邮票寄出，然后买了4瓶敌敌畏喝下。
她当时确是抱了必死的决心。可是，等她醒来时，她已经躺在公安医院，接着被送往监狱。
在关押了近10年后，她在1978年1月被判处无期徒刑，3年后，被无罪释放。
为了那封信，她在狱中耗费了13年的青春。进去时，她是一个19岁的花季少女，等到出来时她已经33岁。
牢狱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痕迹，她明显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
她后来成了研究马克斯·韦伯的专家，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
她是幸运的，比起那些因为揭穿皇帝的新衣而遭枪杀的遇罗克们，她毕竟活下来了，见证了“文革”的潮起潮落，看到了造神运动的陨灭。
当19岁的王容芬说出“文革”不过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时，30岁的上海青年右派刘文辉写下了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是全民大迫害”，“当权者人人自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宣扬穷兵黩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专政暴行，镇压知识份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过人之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毁，遍地饥饿赤身，穷山荒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残酷迫害，抄家捕人，惨无人道……”
刘文辉
他呼吁“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他和弟弟一起复写了14份，以匿名信形式分别寄给北大、清华、复旦等十四所著名的大学。
1957年，20岁的刘文辉因为给厂领导提整风意见而被打成右派，主动要求到艰苦的海岛上工作，一度想偷渡出境，被定为“现行反革命”。
1966年春天，他被开除公职，押回上海老家监督管制，但他没有放弃独立思考和对民族命运的关切。
如果说少女王容芬一眼看穿“文革”仅仅基于一种朴素的直觉，或者说是生活的常识，那么刘文辉是经过长期的理想思考，是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的，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也通读过《鲁迅全集》，而且对胡适的思想也不陌生，他曾起草一张大字报，让他弟弟乘夜张贴到上海交大的校园里。
其中说：“我们提倡怀疑是反对武断，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和组织，对于一切思想，一切主义，必须要通过怀疑，而后可以相信，必须仔细考究过，然后可以相信，否则就是盲从。我们要提倡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思-想-专-制，反对精-神-奴-隶。”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胡适思想对他的影响，这样清醒、理智的声音在一个举国疯狂的造神时代尤为难得。
文革只能发生在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度，固然没有错。“文革”也只能发生在一个缺少独立思考的民族。
刘文辉当然知道自己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他将为此献出生命。
他对弟弟说，自己甘愿做“当代的谭嗣同”、“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他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不去撞枪口，“全让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古今中外，反封建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自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1966年11月26日，月黑风高之夜，刘文辉兄弟双双被捕。
1967年3月9日，刘文辉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直到1981年，14年后，他才被宣告无罪。
陆洪恩，男，1919年生，1943年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1950年入上海交响乐团任定音鼓手，1954年起任乐团指挥。
陆洪恩
1965年患“精神分裂症”住院治疗，1966年5月再次发病。他因发病时曾有所谓“反动言论”，5月28日被逮捕，1968年4月27日被以“反革命罪”判决死刑枪决，成为文革中被处决的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1979年9月26日，陆洪恩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即使在黑暗、残酷的“文革”牢狱中，海外归来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不愿苟全性命，临死前夕他慷慨直言25分钟：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
“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份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
“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钱刚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
这段慷慨陈词，热血沸腾地冲天长啸、滔滔不绝地直抒胸臆，视死如归、气壮山河。
他口若悬河，激扬慷慨，句句惊心，不仅震撼了我们所有的人，而且连主持逼申他的那3个人，也目瞪口呆地听他连珠炮似的演讲。其中一个沙沙不停地记录，竟谁也没有打断他的话头。
4天后，他被枪决。当时同狱的年轻政治犯刘文忠多年后写下回忆录《风雨人生路》，记录了这位音乐家生前掷地有声的这番话。
对陆洪恩判死刑，张春桥，“四人帮”之一，当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说过：“陆洪恩不是精神病。他喊赫鲁晓夫万岁，为什么不喊毛主席万岁？陆洪恩是反革命。”
我们现在已无法看到当时的会议记录，无法知道这里引用的这段话是否准确。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在上海判处死刑，一定经过张春桥和新建立的权力机关“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最后批准。
上海“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曾是文化界的人，他们都应该是听过陆洪恩指挥的音乐，或者至少知道他作为音乐指挥的名声的。
当他们挥笔批准陆洪恩的死刑判决的时候，他们心里充斥的是“革命”的狂热，还是残忍的快意！
遇罗克因《血统论》触及了特权社会的要害而获枪杀。
他早在“文革”之初就对“文革”充满怀疑，认为“这么不正常”。他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几个清醒而坚强的思想者之一。
与遇罗克相比，刘文辉受到的关注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他弟弟刘文忠2004年在澳门出版的《风雨人生路》，印量很少，鲜有人知。
我们在祭奠“文革”50周年时，不知还有多少人还会想到这个思想先烈，想到有人竟敢在“文革”之初，冒杀头的危险也要说出真话。
遇罗克
50年前翻滚的浊浪依然在历史中喘息，生者的头顶不是自由的蓝天，死者的亡灵未得到安慰，“文革”在五十年后仍是一个大大的禁区，欲纪念都不得，更不要说公开的反省和讨论。
其中，隐含的逻辑仿佛是不准公开言说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强权迫使全民族遗忘“文革”，恰恰证明“文革”不应该被遗忘。
我们拒绝遗忘，更拒绝有选择的遗忘，关注“文革”首先要关注刘文辉、遇罗克那样的冤死者和王容芬那样的幸存者，他们从一开始就洞穿了那场绵延不止十年的闹剧的奥秘。
我们更不能忘记，当遇罗克被枪杀后，高干子弟们曾经欢欣鼓舞，他们毫不隐晦地说“主席还是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的”。
据说，遇罗克被枪毙的最后决定，就是公安部长谢富治上报毛泽东，毛亲自批准枪决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