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 | 我的母亲

（母亲遗照。冯东旭摄。）

 母亲走了，永远地走了。时间是2008年农历五月初三下午2点50分，离端午节还有两天，离她老人家七十三岁生日还有整整半年。母亲早走了两个多小时，没有让我见她最后一面。此为我终身遗憾。

母亲去世几天前姐姐与我通电话，说母亲已不愿意下炕，但病情与之前相比并没有显著恶化。姐姐问我什么时间可以回去一趟，我说学期很快就结束了，结束了我就回去。因为家乡的窑洞里收不到移动信号，姐姐打电话必须站在院子里，我也就没有办法与母亲说几句话。我本以为她还有一段时间的人间生活，一定会等我回去。但她，没有等。

母亲在临终前也没有催我回去。只是在她去世的前一天，清晨5点，姐姐打来电话说父亲希望我回去一下，我突然预感到母亲真的快要走了。因为这一天工作上已经有些安排，晚上还要主持一个重要讲座，我问姐姐第二天回去是否可以，姐姐说不急，晚一两天没关系。我取消了之后几天的工作安排，第二天早晨七点开车从北京出发，下午5点到家。一下车，周围气氛凝重，弟弟低声对我说：你回来晚了。我就这样失去了最疼我爱我的母亲。

母亲对自己的离去是有预感的。去世几天前她曾对父亲说，看来她熬不过去了，等过几天老院子的大门修好了，吃了合吉（龙）糕，她就走。她在这个院子里生活了几十年，含辛茹苦把儿女拉扯大，希望在她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看到修缮一新的大门。她还嘱咐父亲把土院子用水泥硬化一下，这样下雨天走起来就不会泥泞。这也是她一贯爱好（美）的表现。

但母亲早走了四天，没有看到新修的大门，没有等到吃合吉糕。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走得这么急，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但我清楚，她临终前没有催我回去见她一面的原因：怕耽误我的工作。在母亲的心目中，没有什么事情比她儿子的工作更重要了。她几次到北京看病，来时就不很情愿，来了没有几天就嚷着要回去。她的理由很简单，一是心疼花我的钱，二是怕耽误我的事。为了安抚她，我常常不得不把很贵的药说得很便宜。即使这样，她仍然唠叨我赚几个钱也很不容易，不应该在她身上花这么多。有一次我生气了，脱口而出：你再唠叨我就把钱都烧了！母亲流泪了，她觉得说这样的话不吉利。这令我内疚不已。

母亲没有文化，没有办法理解我现在做的事情，但她知道我很忙，忙的是“大事”。我无须向她解释什么，无论每次回家看她，还是在她北京住院期间去病房探望她，来去匆匆，她看得出来。住院期间每次与她告别时，我说：“妈，我走了”，她总是一句话：你忙你的去吧，不要担心我。她从来不问我在忙些什么。即使我一天都没顾上去病房，她也不会叫我过去。

母亲不是不想我。事实上，她非常希望我一直在她的身边。只要我在她身边，她的情绪就显得好些。但她不想耽误我的事。只是在住院的最后几天，她有点反常。有一天早晨5点不到，她就让姐姐打电话要我过去。我赶快起床去病房，她说她很难受，如果不是怕我分心，真想放声大哭。她说要马上出院，回村里去。我哄她说，再治几天就好了。当天上午9点我有课，8点半与她告别时，她问：你为什么那么忙？就不能多待一会吗？母亲的反常给我一种不祥的征兆。

母亲走了，留给我的只有思念。她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女性，目不识丁，但在我们儿女的心目中，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母亲十七岁时与父亲结婚，生过八个孩子，其中三个幼年夭折，长大成人的有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姐姐、我、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与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母亲爱她的每一个孩子，她把她所有的爱给了我们。

 (1980年春节全家合影。田丰 摄。)

母亲没有自己的事业，她唯一的事业就是儿女。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女。

在那个生活困难的年代，把五个孩子拉扯大本身就不容易。但母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是想办法让儿女吃饱肚子，穿得干干净净，在人前体体面面。村内老小都夸奖她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与村里同龄妇女一起做针线活的时候，喜欢唱当地的山曲，那一曲优美动听的《兰花花》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但自我上小学后，再没有听到过母亲的歌声。她不唱了，可能是看到儿子大了有些不好意思，也可能是生活的艰辛使她失去了唱歌的兴趣。

为了儿女的成长，母亲吃过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委屈。记得有一年春天，青黄不接，父亲因为是党员不能搞“投机倒把”，解决吃饭问题的责任就落在母亲身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起身离开家，天蒙蒙亮的时候背回了一斗高粱。这一斗高粱是她用还长在地里的小麦青苗从邻村换来的，比价是1:1.1，即春天借一斗高粱，夏天还一斗一升小麦。她为此爬山下沟，摸黑走了近十华里的路。那是一条到了晚上连男人也不愿走的路。

父亲在修国防公路和引（黄河）水上塬工程领工期间，母亲虽然身体不好，但必须干男人们才干的苦力。担水送粪，掏地背庄稼，修梯田打坝堰，没有她没做过的农活。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少，为了多挣几个工分，少欠一些粮钱，母亲承包了为生产队饲养四头牲口（毛驴）的任务。这四头毛驴是生产队最重要的生产工具，耕地、运输全靠它们，必须精心照料。

农忙季节，母亲白天上山干活，收工后铡草拌料，夜里还要起来四五次为牲口添加饲料，睡眠时间很少。我当时不懂事，母亲和姐姐没明没夜地干活，而我总是帮着别人家干活，不管自己家的事情，好像我是母亲为别人家生的儿子。但母亲从来没有责备我。父亲回家后有时会为此训斥我，但母亲总是护着我。她说，只要别人说我好她就称心如意。每当想起这些，我心里就不是滋味。

母亲是个心地善良，又热情好客的人。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一年难得吃上几顿白面，但家里来了客人，母亲总是以最好的饭菜招待。所以上面来的干部派饭时，都喜欢被派到我家。即使因“犯错误”被“下放”到村里的干部，母亲也热情招待。

1974年村来了十几个插队知青，母亲觉得他们可怜，逢年过节家里吃一顿像样的饭，她总是请他们一起来吃。而且，越是家庭困难的知青，她越疼爱，越照顾。母亲入土时，有七个当年的知青驱车几百里来为她送行。

（与专程前来参加母亲葬礼的几位当年的知青合影。冯东旭摄。）

母亲好面子、重名节，请客送礼，从来都做得很大方，生怕别人说自己小气。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人活眉眼（脸面）树活皮，不要眉眼剥树皮”。为了生计和供儿女上学，家里不时得向别人借钱，但一旦家里有欠债，母亲就难以入眠，总是催父亲尽快想办法还债。

为了还债，母亲曾两次决定卖掉她结婚时陪嫁过来的旧衣柜，这是当时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只是因为我和弟弟的阻挠，这个衣柜才没有卖成，得以保存至今。第一次，是我的泪水感化了买衣柜的人，不忍心把它搬走。第二次，是弟弟用擀面杖赶走了买衣柜的人。但母亲几次成功地迫使父亲卖掉还没有长大成材的树木，而只要晚卖两三年，就能卖出高得多得价格。

母亲还变卖了她结婚时戴的一对银手镯。那是她唯一的饰物。

从我们一懂事起，母亲就教育我们与人为善，做诚实正直的人，不干偷鸡摸狗的事，不要沾别人的便宜，也不能沾公家的便宜。

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时期，生产队的粮食就放在我们家，但母亲没有多吃一粒。所以村里人都知道，公家的东西放到我们家最安全。“文革”初期村里乱得没人管，许多小孩子成群结伙，砍集体的树木背回家当柴烧，但母亲绝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干这样的事情。而当我把自家的萝卜和梨拿去喂学校的兔子时，她不仅不责备，而且引以自豪。小学一年级时，当听说我把拣到的一把裁纸刀交给老师，受到表扬时，母亲还专门为我做了一顿好吃的奖励我。

由于母亲的言传身教，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从小就在村内老小中有很好的口碑。我十一岁时就成为全公社的“好人好事标兵”，被挑选出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给几百人讲自己的“先进事迹”。

母亲心直口快，不会对别人耍心眼，不搬弄是非，不在背地里说别人的坏话，也不妒忌别人。每当别人家有什么好消息，她总是很高兴。所以村内老小都喜欢她。

母亲不记仇，但谁对她有恩，她会牢记一生，有恩必报。

母亲目不识丁，但格外敬重读书人。读书人中，母亲最敬重的是教书的先生。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将同班一位同学的恶作剧错怪于我，打了我一巴掌，有同学将此事告诉了母亲，母亲说：老师打学生，天经地义！

村里小学的教师，都受过母亲的热情招待。这并不是因为她想让老师照顾我们兄弟姐妹。即使在我们都长大成人，村小学里不再有自己的孩子读书，母亲仍然是这样一如既往地对待老师。在北大校医院住院时，护士和医生有时尊称她“薛老师”，她很不自在，几次与我提及此事，因为在她心目中，“老师”是非常神圣的称呼，不可用于她这样目不识丁的普通人。

母亲对我们管教甚严，但并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儿女。十七岁我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同公社一个生产大队要聘请一位民办教员，选中了我，每月40元的报酬，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公社正式干部的工资。父母非常想让我去，除了经济原因，还怕我干农活太受罪。但我当时一心想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愿去。对方派人到我家请，父母把铺盖也准备好了，还请来人吃了一顿饭，但临行前，母亲见我眼泪汪汪，就对父亲讲，孩子不想去，就别去了吧。父亲也就顺了我心愿。但后来看到我在农村受苦时，母亲又后悔当时没有强逼我去教书。

母亲为儿女操尽了心，但从不愿意儿女为她操心。在我上大学期间，母亲有一次去赶集，从拖拉机上摔下来，在炕上躺了两个多月，但她一直不让家里人写信告诉我。在过去几年里，她身体不好，但我打电话问她时，她总是说自己很好，要我别担心。

五个孩子中，母亲对我最疼爱。她对我的偏爱是那么理直气壮和不加掩饰，姐姐妹妹弟弟们好像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任何妒忌之心。

母亲最疼爱我的一个原因是我是家中的长子。母亲有着非常浓厚的重男轻女思想，在她心目中，儿子永远比女儿重要。所以，当我到学龄时，她让我上学，而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则因为要帮助她做家务活、照料妹妹，延缓了学业。小妹妹曾开玩笑说：妈妈总是把最好吃的东西留给儿子，最难做的事情留给女儿。这话一点不假。弟弟与我相差十一岁，当他出生时，我在母亲心目中的地位已是牢不可破，之后也一直享受着先出生的优势。

母亲最疼爱我的另一个原因是，从小到大，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她总是听到别人夸奖我，觉得我为她争了脸面，让她脸上有光。我考试后拿回的奖状，她总是整整齐齐地贴在墙上。但母亲自己从不在别人面前夸奖我，因为在她看来，儿子是别人夸的，不是自己夸的。

小时候我嘴馋，经常会偷吃母亲为喂养幼小的妹妹准备的馒头饼子（当时买不起奶粉），母亲即使知道了，也不闻不问，好像这里面本来就有我的一份。而每次家里来客人吃饭，母亲总是多做一份，让我陪客人一起吃。所以，我特别喜欢家里来客人。姐姐和妹妹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母亲是个坚强的人，但为我流过不少眼泪。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没有饭吃，母亲说，孩子你如果实在太饿，就去自留地摘几个嫩南瓜，妈给你煮煮吧。摘完南瓜回家的路上，天下起了雨，我滑倒了，一篮子嫩南瓜满坡乱滚，小腿上被石棱刺了一个两寸长的口子，流血不止，白生生的骨头也露了出来。母亲哭了，哭得那么伤心。这个伤疤至今留在我的腿上，成为永久的纪念。

我十三岁那年的暑假，因为生计所迫，母亲很不情愿地同意我到六十里外的引水工程打工，干的活是凿石放炮，非常危险，常有工伤事故发生。我走时母亲泪流满面，一个月后我平安回来，母亲又哭了。她哭，不仅是因为高兴，更是因为心疼。

自幼母亲就对我充满信心，对我的前途好像比我自己更有预感。听说在我两三岁的时候，村里来过一位算命先生，一见到我就对母亲说，这孩子长大一定有出息，至少当个县长。算命先生或许只是讨好她，但母亲却很当真---或者说很愿意当真，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上。所以无论家里生活多么拮据，她一心供我上学。而且常对我讲，我上到哪里，他们就供到哪里。

我读初中时，有一次在去学校的路上，我们一起步行的几个孩子爬上一辆过路的拖拉机，其他孩子因为有熟人说情，坐上走了，而我被开拖拉机的人拉下来。晚上回家后我伤心地哭了，向母亲诉说了自己的委屈。母亲说，孩子，别哭，咱不坐拖拉机，以后坐小卧车。

记得考大学那年，母亲对我说，你一定能考上。正月十五过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都发过了，很快大学也开学了，我自己已经彻底绝望，开始上山干活。母亲曾为我上大学时酬人留了一些萝卜和软糜子，我建议卖了，还上欠生产队的粮钱，但母亲就是不卖，说还要为我上大学准备着。后来扩招，我真的收到了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母亲高兴得流泪了。母亲是对的。如果没有母亲的预感和耐心，家里不可能在农历三月中旬还能招待全村人吃上一顿米糕烩菜。

大学四年期间，每次假期回家，我都用省下的助学金买一袋子白面、一箱子挂面带回去，希望改善一下父母的生活。但母亲总是用来改善我的生活，在我在家期间用各种方式把我带回来的白面和挂面吃完。

自十九岁那年上大学之后的三十年里，我与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但她时时刻刻都在挂念着我。每次回家看父母，我都不敢事先告诉母亲。因为告诉了她，她就会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等待着我回来。我到家了，她高兴得睡不着。我走后，她又想念得几天睡不着。为享受见到儿子的快乐，母亲以牺牲睡眠为代价。

母亲五十岁前，家道贫困，为养育儿女，省吃俭用，吃不上自己想吃的东西。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儿女都长大了，本来不愁吃不愁穿，但因为有糖尿病，不能吃她喜欢吃的东西。父亲说，母亲没有“吃禄”。

母亲脾气不好，爱着急，当受到不公正对待时，她心里就会憋着一肚子气，久而久之，就憋出了病。母亲的病，与她的性格有关。

母亲活了七十三岁，我没有给她祝过寿。但我知道，她不会抱怨。

母亲在世时，我总觉得自己尽了孝心，但她走了之后，我突然觉得有太多的遗憾。如果当时把手头的事情推掉，多陪陪她老人家，会少一些遗憾。当然，我知道，如果我那样做，母亲会更加不安。

农历五月十一上午，按照老家传统的习俗，母亲入土为安了。开春以来，家乡久旱无雨，土豆和谷子都过了播种季节，因为缺雨，不能下种。但母亲刚刚入土，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连降三天，行路也难。

村里人说，母亲积了德，老天爷在为她哭泣！

（母亲下葬后，发小们步行送我去十里外的地方坐车。肩上扛着行李的是霍东征，右侧露着半个身子的是霍玉平。 冯东旭摄。）

（初稿于2008年6月8日晚；修改于2008年6月18日晚。全文曾发表于《英才》杂志2007年第7期，缩写版曾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7月9日。本次发表时，作者做了文字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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