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自由主义者应该阅读弗兰克奈特
作 者：罗斯·埃米特（ROSS EMMETT） 来 源：人文经济课堂、LIBERTARIANISM.org
1927年8月23日，费迪南多·尼古拉·萨科（Ferdinando Nicola Sacco）和巴托洛梅奥·万泽蒂（Bartolomeo Vanzetti）因谋杀罪在马萨诸塞州被处决。在几天内，弗兰克·奈特（当时是爱荷华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就撰写了一篇关于萨科和万泽蒂的审判及处决对他对国家伦理观念的理解的反思文章。他的结论是：
国家的方法和其基本目标都不能在任何理想意义上区分伦理与仅仅是权宜之计。国家的方法是强制和欺诈，如果任何使用更道德方法的组织被称为国家，那么这个词在与它曾经拥有（或将拥有）的任何意义都是对立的。国家的目标并不是去做“正确”的事，而只是像以往一样，维持和平。
三年后，在他搬到芝加哥大学之后，哈佛大学想请他去马萨诸塞州工作。据他的妻子在一次采访中透露，奈特拒绝了哈佛的邀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愿与参与萨科-万泽蒂案的人握手。”（哈佛校长阿博特·劳伦斯·洛厄尔主持了州长设立的审判后委员会，该委员会认为审判公正，两人罪无可辩）。
在1927年之前，奈特曾经是哈佛经济系《经济学季刊》的常驻撰稿人；在1927年之后，他在《经济学季刊》上仅发表了一篇书评，可能是因为它已经在1928年被排进了发表计划。奈特于1950年从芝加哥大学退休，但被授予他曾帮助创立的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特殊教授职位。因此，奈特和F.A.哈耶克都在1950年至1962年间担任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成员。
在芝加哥，当然，奈特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早期创始人之一，这个学派在20世纪中叶尤为重要，当时米尔顿·弗里德曼与乔治·斯蒂格勒、T.W.舒尔茨、罗纳德·科斯、哈罗德·德姆塞茨、阿尔·哈伯格、加里·贝克尔等市场导向的经济学家相继加入。
许多获得（或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都是在奈特的价格理论课程中首次接触到市场组织的好处。他们又把这个传统传授给了许多从芝加哥走出的学生。
当我们进入安德烈·施列菲尔所称的1980年至2010年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时代”。这一传统支持了各种自由市场导向的政策，帮助全球实现了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使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世界人口比例减半，然后再减半，再减半。
然而，尽管是奈特的门徒，芝加哥的经济学家们经常与他的世界观相悖。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奈特的关注点从经济理论和市场组织转向了在更广泛的制度背景下思考市场。对奈特来说，没有不可侵犯的神圣领域。
当他在一篇早期关于竞争秩序伦理的文章中得出结论时（奈特，1923），奈特认为竞争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除非把它当作一种游戏。当他的学生们将他的经济学变成应用政策科学的工具箱时，奈特却在谴责经济学中“科学主义”的兴起（尚不清楚他和哈耶克究竟谁首先使用了这个词）。
与此同时，他还谴责了“道德主义”的兴起——即我们只需确立正确的道德基础的信念。当有人质疑他拒绝将自然法作为正义基础时，他回应说自然法是“偏执者的最后归宿”（奈特，1949）。当有人问耶稣的登山宝训今天对我们有何启示时，奈特回应说，将耶稣的信息应用到市场社会的经济生活中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奈特因为这类言论而广为人知，但他也被认为是一个相信通过自由市场组织的经济体会优于其他形式的经济组织的人。他的一本简短的教科书，实际上只是从一部较长的手稿中摘录的四个章节，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经济组织》（奈特，2013）。阅读第二章“价格体系与经济过程”，人们可以理解像吉姆·布坎南这样的人，是如何被奈特从柔性社会主义争取到对市场的热切赞赏的。
在奈特的一生中，他始终坚称，对基本市场原则的理解对所有社会和政治讨论都至关重要。
他还反复提出了另外两个观点。（奈特经常引用赫伯特·斯宾塞的话：“只有通过不断的变化和重复，才能把陌生的概念强加给不情愿接受的心灵。”）
首先，不确定性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中的一个特征，而不是缺陷。奈特在德国文学和哲学方面的背景意味着他总是能看到事物的阴暗面。相信科学可以让我们达到确定性（科学主义）和相信道德确定性是可能的（道德主义），这两种信念都是错误的。
但不确定性困扰着人类的生存，并不意味着进步是不可能的。这只是意味着没有“唯一”的答案。正如他在美国经济协会主席演讲中所说：正确的原则不是没有原则，而是拥有许多原则，并尝试运用它们，看看它们是否有效。
在科学或道德方面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奈特第二次争辩说，讨论至关重要。他职业生涯后期的一句名言被布坎南接过并传承下去：“民主是通过讨论进行的政府。”
奈特对“廉价言论”的乐观程度没有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那么高，但他相信民主讨论可以完成两项任务。
第一项任务是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所持有的价值观都会进行调整。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面临需要适应的新知识或价值观；在其他情况下，在与他人的交谈之后，我们对现有知识和价值观的权衡会有所不同。
讨论的第二个成果是在更广泛的选择和配置范围内协调人们的价值观和知识。
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的信仰和价值观发生变化；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的行为会随着与他人的协调而发生变化。
纳西姆·塔勒布（2007）是非常奈特式的《黑天鹅》一书的作者，他认为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在游戏中“投入皮肤”，以便盈利。对于奈特来说，讨论是我们在民主社会的政治和社会“游戏”中投入“皮肤”的过程。
但是，正如企业家总是需要重新审视他们的行动一样，我们作为一个民主政体也需要这样做。因此，民主讨论中没有绝对的东西；对于此时此刻，它只是一个“相对绝对的绝对”（布坎南1989）。
奈特的回答并不总是正确的。但他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而且，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总是欢迎一场好的辩论；实际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自由还有什么用处呢？这就是为什么包括自由主义者在内的任何人都应该阅读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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