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再寻马克斯·韦伯？
作 者：加布里埃尔·马丁内斯-格罗斯（Gabriel Martinez-Gros）巴黎大学中世纪历史学教授，法语历史学界杰出的伊斯兰研究学者。他主要研究的方向有政治历史和文化历史，包括摩洛哥和柏柏尔人、伊斯兰艺术史、中世纪贸易和殖民、历史中的少数民族。来 源：勿食我黍，原文选编自《历史上的大帝国》，注释从略。
在欧洲找不到能够席卷广大古代世界的入侵，而这在伊斯兰世界历史中却是如此常见。欧洲拒绝将定居人口和游牧民族分开，同时也拒绝将生产者和强盗分开。在他们的扩张以及征服的过程中，欧洲的历史展现出的是一种令人惊叹的稳定和令人瞩目的节制，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这样的——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只有在殖民扩张中，我们才能听到一些帝国的声音。
18世纪末现代历史开启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法国1789年到1814年间的政治革命，将施加在欧洲大陆上几个世纪的合理性打个粉碎，这种合理性曾克制住种种政治性事件——甚至在最专横、最有野心的王国里也如此，比如查理五世的王朝或者路易十四的王国。建立在新的阿萨比亚的革命武装基础上的拿破仑帝国（1804—1814年），是在整个欧洲建立极其强大的帝国的第一次真正尝试，而这是欧洲自从8世纪以来一直拒绝的。拿破仑帝国尽管在破坏古老秩序方面贡献颇多，并发动了一系列战争，预示着20世纪世界范围内极可怕的战争，这一帝国依然很快就失败了。
尽管有损于民族自尊心，历史学家们仍然不得不承认，法国1789年之后的政治革命并不是现代化的根本推动力。相反，我们应该从经济状况极其混乱——更常见、更广泛的称呼是“工业革命”——中寻求现代化的推动力。这场18世纪末始于英国的人类异常复杂的物质文明秩序的混乱状况，明显地成为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推动力，事实上，它以一种人类过去闻所未闻、从未想过的力度解放了人类财富的生产力，实现了人类财产的倍增。
因此，伊本·赫勒敦理论中至关重要的在生产者和战士之间建立的二分法不复存在，帝国的历史以及帝国的实践实际上（尽管可能是暂时地）走到了终点。伊本·赫勒敦的理论精华在于使下述情况成为必然，即解除武装保证本国居民和平就业的利益，进而推行税收以实现国家繁荣。事实上，从此以后，货物与税收不再是创造财富的仅有来源，甚至已经构不成主要来源。生产者和战士、定居者和游牧部落的区别，在还没有被欧洲历史完全接受的时候，就已经在19世纪完全消失了。1870年到1914年之间最常见的场景是：城镇人于1870年后在整个欧洲取得广泛的胜利，普选制普及开来，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可以将生产者和战士的权利与义务结合在一起，1914年和1939年欧洲大多数国家正是这么做的。
早在几十年前，我们就强调要给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世界的“伤害”以及20世纪上半叶世界极权制度一个合适的称呼。托克维尔称社会大众构成的社会为“民主”社会，我们很少想到这种对世界与日俱增的伤害其实与“民主”社会的扩大和胜利直接相关。广大民众被解除武装，是帝国为了生产目标采取的行动，这种做法也随着现代世界的到来消失了。本来对大多数人予以禁止的暴力最终却施及所有人。生产者现在被武装起来，而战争也达到了我们之前从未想到过的规模。中国，尤其是帝国时期，继承了千百年来文化中对武力的蔑视，却在后来迎来了农民战争的第一次真正胜利，这是生产者的一次军事胜利，他们使用的暴力在那时之前依然是被禁止的，这期间，他们经历了一次世界大战，一次国内战争，造成了至少1500万人死亡。然而，帝国之间的这些战争以及其他战争，尽管动员了如此大量的人口，在战场上造成了如此众多的伤亡，并在欧洲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破坏，却没有引起无可救药的饥荒或流行病的发生，而这在过去大的民族入侵时期是固有的常态；同时在战争波及最严重的地区也没有出现几代人的人口衰退——三十年战争时期（1618—1648年）人口大量减少。这点很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战争对于现代社会的开启尤其重要。
这所有的一切让人想起马克斯·韦伯关于开启这种发展的“独占合法暴力”的论断。正如所有重要的扎根于集体意识中的箴言，这种表达事实上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在欧洲历史上，“合法的”“独占的”以及“暴力”在很长时间里是联系在一起的：“合法的”来自古代、中世纪的世界，那时统治者“依靠自己的力量活着”（11—13世纪），比如一个领主代表数千的附庸，开发属于他的土地。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稍晚的时候（14、15世纪），统治者在教会和社会团体怀疑的目光中行事，他需要获取他们的赞成来征税或者发动战争。15—18世纪，通过税收的扩大、贵族的“驯化”以及军事力量职业化构成——这主要是作为国家对人民及财产的保障的交换，统治者慢慢获得了对权力的“独占”——“暴力”最终指向巨大的好战能量，后者不再受到工业革命及其政治后果——19世纪民众全面武装——的束缚。欧洲国家自身逐渐游离在帝国机制之外，在1870年到1940年之间达到成熟，“独占合法暴力”这个术语完美地定义了欧洲的国家。马克斯·韦伯的作品（1920年）因此准确地与时代相称。
这种通过“独占合法暴力”对国家做出的令人赞赏的定义，现在如果有人提出来，或许会遭到当代大部分人的抵触：我们如今处在一个排斥暴力的时代，这正是帝国精神的标志之一，因此，我们可能比马克斯·韦伯生活的民众暴力的“民主时代”更接近帝国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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