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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定时掉下四千人民币,你选择“葛优瘫”还是继续工作? | 政见CNPolitics

王妍 政见CNPolitics 2019-02-14

图片来源:Matthew Bennett/Unsplash

福利制度应该是普惠式,还是只帮助需要的人?

王妍/政见特约作者

天上真的会掉馅饼吗?


别说,还真有可能

2017年1月,芬兰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实验,名叫“无条件基本收入”或“全民基本收入”,简称UBI。在芬兰社会保险局长期失业数据库中,随机选出2000位年龄在25岁至56岁之间的失业者,每月为他们无条件提供每人560欧元(约4200人民币)


当年,芬兰失业率达到8.6%,比北欧邻国挪威和瑞典都高。UBI实验初衷是为失业者提供基本安全网,来提高工作积极性。不过,芬兰政府今年4月决定拒绝社会保险局提出提供额外资金的要求,不会延长或扩大为期两年的实验。转而以“催化剂模式”替代,也就是失业者在为期三个月的观察期内至少工作18小时,或参加再就业培训,否则将失去部分福利。


这一决定并非没有预兆。今年2月,OECD发布《芬兰经济调查报告》,提到芬兰需改革税收制度以促进就业、稳定财政,而UBI的方案却会增加政府负担,不利于调动积极性。


UBI实验的开始和取消体现了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项研究热点,即1980年代的西方国家福利政策改革。二战后,西欧和北欧国家建立福利国家体系,由政府通过公共财政或其他形式保护公民社会权利,被视为机会平等、财富再分配、公共责任等原则的体现。但1980年代,这些福利国家开始改革,说白了就是“紧缩”。


啥叫“紧缩”?咋“紧缩”?

“紧缩”不难理解,多是放缓公共开支水平增速,削减社会福利预算。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转变社会福利项目的主要方向。说的专业点,就是重构“剩余型福利模型”。所谓“剩余型福利模型”,是政府尽量不参与的消极型福利计划,可以理解为只给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福利。


此外,这种“紧缩”改革还涉及到重新考量社会权利。有学者提出,伴随这一改革,政府重新定义有权享受社会福利的群体,从“人人普遍享受”转变为“为有需要和应得的人群提供的保障权利”。另外,政府要求“工作换福利”,也是对国家和公民权利义务的重新界定。


因此,福利国家“紧缩”改革不仅是经济再分配模式的调整,更在微观上体现了个人社会权利与责任的关系。


在1994年出版的《拆散福利国家:里根、撒切尔与紧缩政治学》中,学者皮尔森提出解释福利国家制度变化的“新政治学”,开始从制度和外部压力来解释“紧缩”改革。


皮尔森提到,经济增速放缓,政府财政压力就会更大,没钱了就不得不“紧缩”。另外,也有学者提出,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现有的福利体系不可持续,此外,不同政治体制的差异、现有福利供给覆盖程度、中产阶级活跃程度、全球化进程都或多或少解释了“紧缩”改革。


不过,还有很多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清晰的学术解答。比如,什么程度的政策算“紧缩”?旧政策不变,解决不了新问题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紧缩”?否决福利计划“扩张”,是不是也要纳入“紧缩”讨论?什么政治因素最容易导致“紧缩”?哪些国家最容易“紧缩”?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更多实证分析深入研究。


福利制度“紧缩”改革关系每个人

事实上,“紧缩”改革的不少因素也出现在当下的中国社会。


例如,养老保险由现收现付转向统账结合,引入个人养老金支柱体系,鼓励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保险。另外,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也在迅速发展。抵御社会风险不再以集体福利契约为主体,而是转向强调个体、家庭的责任。


无论政体如何,当代出现越来越多不同程度的混合福利体系,以及个人、市场和国家在社会福利领域的权责分担。换句话说,现在的我们,面对更漫长的工作周期和更大的社会风险、享有更多灵活性,同时也被要求承担起更多个人责任。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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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Beck, H. (1997). The Origins of the Authoritarian Welfare State in Prussia: conservatives, bureaucracy, and the social question, 1815-70.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Cox, R. H. (2001).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n imperative: why welfare reform happened in


Pierson, P. (1994), 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 Retrench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ierson, P. (2001). Post-industrial pressures on the mature welfare states.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1, 8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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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王英妮、宿亮

微信编辑:侯丽

图片编辑:王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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