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访谈 | 数字文化遗产与中国文化
受访人简介：
马昭仪，SHAPC lab成员，天津大学风景园林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2020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数字人文技术在文学地理、传统制图研究中的运用。
采访人简介：
何同学，天津大学建筑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2021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清代建筑及内檐装修研究。
采访时间：
2022/06/24
采访地点：
天津大学水利馆
采访目录：
数字文化遗产研究
文化遗产学
中国文化基因与当代表达
本土化与数字媒介
引言
此次有关SHAPC lab数字文化遗产的访谈源于徐苏斌老师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当代表达研究”课题组组织“听君一席话”的调查活动，同时也是何同学参与的课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的一项课程作业——采访及调查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相关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采集他们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和见解，为研究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集体记忆提供素材。
诚挚地感谢徐苏斌老师和何同学提供此次交流的机会，也希望借此受访机会分享实验室关于数字文化遗产研究的一些经验和想法。
——受访人 马昭仪
01
关于数字文化遗产研究
Q：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化遗产保护的这个领域的工作的？
A：我应该是研一下，大概2018年的时候开始做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研究。
最开始其实没有定位在文化遗产角度，而是从城市史或者偏历史的角度切入的。但是做到博士的时候觉得文化遗产相比而言是一个更入世的方向，因为它需要申诉自己的的存在价值，这种价值是面向未来的。从各个方面来说，文化遗产学都应当比纯历史、人文学科有更好的应用潜力。
我做的主要是数字人文、空间人文这块的一些东西，就是把传统中国跟空间相关的人文知识转化成数字化、跨媒介的、可视化的一些东西，去诠释它的内涵。
李娃传：文本的跨媒介叙事（受访者, 刘帅帅 制图）
Q：那您在把这些比较偏隐蔽的信息，用数字化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过程中，或者说在探索的过程中，还有在做出成果的这个过程中，有什么让您意料之外的的收获吗？
A：刚开始做数字人文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想到传统文化能和数字技术产生这么大的化学反应。随着研究的深入，其实你会去想，当代文化、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古希腊文化，它们和中国传统文化在结构上有区别吗？我当时的假想是这两大类文化框架其实并不相融，但是数字化是用一个统一的手段来去诠释它们，那你就能够发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只要你自己的诠释框架是足够稳定的，那就可以发现有趣的东西。这是第一个意料之外。
第二个收获，是数字人文的实践，对于研究者理解文化遗产的作用。对于只有几年研究经历的学生，或者青年研究者来说，理解中国文化遗产的内在特征其实有一定困难。你做研究的时候会发现在各方面研究的基础并不到位，另外新手和古代语境有脱节，而完全处在一个新的文化特征当中，你想要去理解以前的东西其实是有困难的。以我自己来说，其实我觉得我对中国文化不太了解，算不上专业人士。但以具体对象开展的数字人文实践，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数据会让你发现很多惊异的东西，然后边做边去理解它。
Q：您在这个领域，有参与过什么实践？
A：其实很少参与。因为现在我们做的研究还处在纯学术研究的状态之中。当然，我们一直想把它转化成实践，比如说应用到博物馆的策展中。空间设计、场所营造这块也有想过，在逐步地梳理它的理论，也申请了课题。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把研究转化成真正落地的东西。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一直在寻求。
Q：那您试想一下，这个研究如果要在利用到博物馆领域的话，工作路径是什么样子的？
A：想起来之前跟洛阳博物馆有过一次合作，但很遗憾没有落地。他们有主题想法，也有一些展品，那我们就想用数字化的方式去讲故事。首先是重新去组织所有的材料，再去进行内部关系的挖掘，最后用数字化模式来去讲这个故事，包括可视化，有二维的、三维的，或者是一些视听手段。
白居易在洛阳的交游网络（沈孙乐 制图）
02
关于文化遗产学
Q：您刚刚也提到了，就可能这种文化遗产的保护确实可能需要一个跟博物馆合作的过程，您可能需要了解很多有关博物馆的一些背景。其实说明文化遗产，它确实是具有一个跨学科的特征的。
您觉得如果文化遗产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除了博物馆之外，您觉得可能还要覆盖哪些领域呢？
A：文化遗产这个学科太大了，我觉得所有学科都可以覆盖，工科、人文社科都已经完全覆盖了。比如说一个历史建筑吧，建筑材料、建筑技术都要涵盖。而当你要想去研究建筑里面发生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社会知识，还有经济史之类的。
文化遗产它就是一个人类的遗存，过去人类的遗存，你想研究它，那肯定是所有的学科都可以被包含在在这里面的。另外，不同形态的遗产之间也可以相互诠释，之前我们就是通过文学来去阐释空间遗产，当然，文学本身它就是一种非物质遗产，只不过我是用文学这个材料再去诠释空间方面的遗产。所以这个覆盖范围我觉得还很大的。
甚至我觉得它可能是反过来，所有的学科，它都有自己的历史。比如说像学经济的有经济史，学社会学的有社会史，学建筑有建筑史。那每一个自己往前面去追溯这个自己的这个前面的事情，那对于自己的学科和行业的发展，或者说对于人类社会都有一个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或者是现存这样的一个价值，那它都可以叫做遗产。所以我觉得这框架应该会非常大的。
Q：文化遗产学，就是到目前为止大家存在这样一个共识，就觉得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一个学科。但在其它的领域里面，像我们做建筑史，或者说是有都城史，他其实也是在文化遗产学的大框架下工作。
目前我们这种模式相当于是细分工的，那您认为目前这种细分工模式的优劣在哪？
A：优势的话，你作为研究者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基础，那在某一个学科里面成长起来的人对于这个学科肯定是有一个更深的理解。在这个基础之上是去做你本领域的诠释的话，肯定是更容易去做，也更容易受被领域内的学界去评议和认可，因为就是本学科的事。这个就是优势吧。
劣势的话，现在都讲跨学科，不跨学科容易做窄的吧？但实际上你想要去理解遗产的真实价值，就应该去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当然你可以最后回到自己的学科，但是在回到自己学科之前，还是应该用跨学科的视野去做这个事情。
当然如果讲文化遗产学，让它自己成为一个学科，所有进来的人都要学各方面的知识——从组织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困难的。
Q：那刚刚也提到了，文化遗产学，它应该覆盖考古学、人类学，其实都是非常理论的一些学科，然后您又提到了实践。那理论和实践，它应该在文化遗产学这个领域里边怎么互相配合？
A：我没有什么发言权，我还只是在想实践这个事儿，并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过去的这些纯理论的研究能输出的是著作、教科书，那拿着这些书我们就可以培养下一代建筑师去学建筑史，告诉大家一下过去是这样的。纸本书籍在培养学生的阶段当然非常重要，但就只是这样还是不太够。大家现在也不是很爱看书了，势必需要有一个bridge，有一个桥。在实践上面，可能首先可以去寻求和博物馆、档案馆这样一些机构的一个合作。现在趋势就肯定是要往公众史学、遗产的展示这些方面去走的。
因为我一直做数字化，从展陈的角度，我的视角更容易让它变成叙事，这是一种可以具身体验的东西。那可能大部分文化遗产研究现在还不能够做到更视觉化、更感官化的一个东西，也还做不到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中树立不可被替代的价值。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它其实倒蛮有价值——就是去做桥梁的一个工作。但是我还没有机会看到专门做文化遗产、文化策展、文化IP的人，他们如何去沟通理论和实践的。当然还有就是现存的一些文化遗产的自上而下的保护实践，这个是已经存在的。
城市历史的空间叙事新定义（受访者 绘）
Q：文化遗产学它应该担当的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之间，研究和公众普及之间的桥梁，是吗？
A：“桥梁”可能还只是在具体实践层面去理解它。文化遗产真正的内涵还是应该去树立，遗产对于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件事。它可以在什么角度去发挥自己的价值，这个是它真正需要考虑的理论问题。在这个基础之上，它需要通过实践不断调整自己的内在价值，作为桥梁，去不断和公众做对话。
文化遗产的内涵，我觉得是一种未来学吧，在当今的社会，能够有这样一个角色，把以前的东西转化成一个对现在、未来都有价值的东西。在这个层面，它的理论和实践是兼具的。
Q：那您认为文化遗产学有别于其它学科的特征是什么？
A：未来学吧，这是它不可替代的价值。当然史学那些学科，它也可以去做这个事情，但专门做文化遗产的人可能更容易站在这个视角。
Q：那他这种面向未来的角色，其实可能就是面向未来的功能，是因为它有了一个更全面的视野造就的吗？
A：如果真的这么去谈的话，就得站在很高的地方去讨论了。
历史学科都会说，我们研究的就是我从哪里来，我是谁，向哪里去。西方的很多人文社科其实都是站在这样的一个视角，国内的人文社科研究似乎并没有见到非常强调遗产这个事情。
让对过去的研究和诠释，去决定我们走向哪里，还是挺困难的。我觉得我对文化遗产保护也不是很了解，之前听青木老师在讲文化遗产课的时候，他讲到保留文化多样性这个事情，这是你在不能够确定未来学是什么的时候，你可以做到最基本的一个事情，这是一种底线思维。你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有什么价值，但是你要保留它一定的多样性，然后能够使不同的文化都有可能重新再生长出来。像是当代文化，实际上也是在过去某一个时机偶然生长出来的一个东西。但现在只能做到一个底线思维，保留多样性，没有很全面的一个东西。
Q：我比较想再听您多解释一下您刚刚提到的未来学。
A：未来学相比于底线思维当然是一个更激进的一个视角，它要重新去申诉很多东西，去确认很多东西，去权威化自己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才有可能做出更有力的事情。未来学就是，你不能只停留在过去。所有对过去的研究都是要对今天、对未来产生价值。
那想对今天产生价值，其实很多时候很容易产生矛盾，所以你要通过研究过去，重新审视现在，也许去发现新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可能性。不过我不知道未来学是作为一个内嵌的隐形逻辑嵌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里面，还是它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理论，还是说是预言性的一个东西，或者和政策结合去做出自上而下的东西。
03
关于中国文化基因
Q：您认为中国文化基因是什么？可以不止一个。
A：一个特点可能是所有东西都联系在一块，人啊，动物啊，天气啊，宇宙啊，所有这些事情都密切关联在一起，还有不同的人，包括个人，群体。这可能比较片面，但是确实目前为止我觉得我理解到比较深刻的中国文化基因的一个体现。
它和西方的东西还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西方有二元对立啊，个人主义啊，神啊，然后一定要做一个割裂化的东西。中国文化一定是万物都关联在一块，这个可能在风水、社会伦理学的角度体现得蛮满满淋漓尽致的。这种文化基因的好处在于，也许很多事情可以更可持续。在这个矛盾重重的世界，这也许更有利于人类的长期生存。
青海玉树麦松民居（骆宏鹏 建模）
Q：您说的可持续性是不是指文化的长久延续？
A：是吧。但可能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中国文化似乎不容易去寻求系统外的、突破性的东西，它倾向于一个系统的自主性吧。
Q：您刚提到二元对立。我理解的二元对立，它其实是同一个事物，可能是具有非此即彼的这样一个特征的，但它还是局限在同一个事物里边。那您觉得就是中国文化，它是不是其实在同一个事物内部，其实也可能存在二元对立？
A：我其实不懂哲学和文化，不知道中国文化内在的、真正的特征到底是什么样？
就我了解，从本体论的角度，西方文化比较喜欢做分割。他一定要把整个世界一定要分成ABCD，这个类再往上走，走到终极的一个层次，他一定要做一个很清晰的分割。二元对立，这个词可能我也是用的太泛了一些。
中国文化内部有没有什么二元对立，我并不知道。但是中国人并不追求清晰的概念，他不追求清晰的概念，想必不容易出现二元对立这种事情。西方追求很纯粹的概念，这种概念当然是某种神性化的东西，那么他就会想说到底什么是什么，他就会很想有一个切割。
Q：那像中国文化不追求一种清晰的、概念的信仰，或者说是观念，它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吗？
A：这个问题比较难，因为你其实得和西方文化对应着来看。嗯，现在能想到一个例子是诗歌。一些诗歌，如果去细读，比如说唐诗，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它只是宇宙显化的东西，诗人始终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整体系统里面，然后把诗歌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然后把它给显化出来的，是这样的一套宇宙规则。西方近代一些诗歌，他可能就强调艺术化的表达，艺术化表达就是我要create，诗人自己就是造物主，就要强调独特性。
Q：唐诗里面体现出来的宇宙观，您能再解释一下吗？就比如说您读到了哪首展示了您刚刚说的这个观点。
A：比如借景抒情这个事情，并不是为了抒情而去写景，他会认为景和情是在那样的一个情景之下，他自然而然产生的一个东西，并不是我有了这个情绪，我为了表达我这个情绪，我无中生有地找一个景来写它，他更多是一个同频的、或者至少是自我规训的一个东西。
Q：我们经常说诗歌的赋比兴，跟唐诗的这种表达方式，是有传承的吗？
A：是吧，唐诗里面也讲这个事啊，只不过到后期确实也会有艺术创作的成分。不过中国文化的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东西。你说唐代的时候，他可能跟汉代的时候，都还有点像。那中古时期以后，中国文化应该还是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包括佛教进来，然后潜在的商业化的变化。到后期，肯定还变得挺多的，包括我看唐代后期的时候，其实诗歌的创作已经有变化，已经有那么一点容易出现故意的借景抒情的状态，这个和他世界观的一个变化是是有关系的。中国文化基因是啥我还真不知道，我只能基于我已有的读的狭窄的东西理解。
Q：那从这个你刚刚提到的现象可能会引发，就是有两个问题要接着问。一个是唐代这个事，因为我了解到您硕士阶段做的是唐长安的一些工作。唐长安跟我们当代或者您了解的一些后世，他跟当代在物质层面上是有什么延续性的？
A：在文学作品中，其实长安城在唐代初期的政治化特征是非常强的，然后到晚期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一个更市井的、更文人化的一个东西。城市随着自己的发展会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这个事情很常见。作为一个完全新建的一个首都，你在规划的时候，肯定有很多自己的政治的理想，把它投射在城市规划当中。当时在做的时候会发现这种变化可能和城市过大、跟地形不是特别匹配有关。所以这种政治理想其实很难真正、完完全全找到一个很完美的地方来实现。其实唐长安的这个地理位置并不是特别好。在后期的发展中，它的经济更加多元，各种下层文化就起来了，它的文化中心，至少小说里面文化中心已经转到了东南部分的曲江那块去。
我觉得可能在从古到今都差不多吧，就是城市从刚开始的一个规划到后面慢慢地变成自下而上的一个发展——这种互动的一个变化，才是一个城市真正的活力所在。刚开始的时候，为了管理的事情，长安是一个政治话语很重的一个城市，但后来它肯定就是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化。
唐代小说中长安城坊里的时间聚类（受访者 制图）
Q：您提到了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些断裂，包括您刚提到的长安。那您认为就是这种断裂跟这种我们普遍意义上认为的文化连续是一个什么关系？还是说它的这种断裂其实只是出现了一个分支？
A：人类文化一直是流动的一个状态，可能中国文化还保留的自己的特性还比较明显。现在会去讲中国文化是一个统一体，但它内部有没有很多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肯定是有的，但它肯定不能叫断裂。它就是不断在流动，在发展。
你看周代，然后看清代，你会发现这两个切片可能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你会觉得它断裂，其实没有，它就是随着时间流动，很多东西之间不断联系和作用，然后造成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佛和儒家文化，其实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吧，但后来他们俩又合流，变成新儒家。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就很难说什么才是中国文化的主题。佛学文化可能更追求超验，但是儒家可能更追求伦理、社会整体关系。佛教基因带来的对中国文化的变化其实还是挺大的。他对于儒家文化是有很大的一个改造的，但最终总之，他们又变成了一个东西。
Q：您刚刚也提到的文化存在一种改造的过程，那考虑到传承，它其实涉及到了两个对象，一个是传的，一个是承的。传承其实不是一个同时发生的过程，我传给你的这个东西，可能跟你承的那个东西都可能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百分百相似的。那您认为就是这个改造的过程，或者说是这个变化的过程，整个传承应该是一个怎么样发生的过程？
A：其实这是传播学角度的一个话题，就是一个新兴的文化进来以后，那自然有人是全盘接受，有人是完全不接受。慢慢的，整体的传播会有一个动力学的变化，可能原来完全不接受的人，慢慢的可能就会又接受了，因为你整体的氛围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接受这种新的文化，它会让我各方面更加的舒适。就比如说新儒家的出现，就是佛压倒儒，后来儒家又重新站起来，但是他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已经不是他自己了，是一个新的东西。
Q：那就是说传承它其实是具有一定的当代性的，就从中国文化整个传递下来的这个过程来看，您认为这个能不能构成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因，或者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
A：我不知道西方文化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但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时代，会自然而然选择更适合自己这个时代特征的文化吧？但这是不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不清楚。但可用性确实是吧，可用性确实是是中国文化里面很强调的一个事情，经世致用。
04
关于中国文化基因的当代表达
Q：延续刚刚的当代性的问题，您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怎么去实现我们文化基因的当代表达？
A：其实现有很多影视作品来做这种事情，只不过作为大众消费品的话，它肯定是直接要嵌入在现有的文化结构里面的，要阉割自己。但这已经起到还不错的效果了，至少大家开始感兴趣了。
但从学者，或者更小众的角度，你想做文化的一个推动，你也可以做很多实验。这里面就要靠很多偶然性的东西去实现，有可能某一个阉割很少的版本，在某个契机之下，产生了一些这个共鸣，他可能一下就出去了。像中古时期的佛教当时的那种化学反应可能也会再次发生吧。
Q：因为刚刚你提到了影视作品，那其实很多影视作品，比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长安十二时辰》，不管在场景的制作上还是说对那个时代的呈现上，其实都是能比较真实的呈现那个时候的场景的。像这种，我们应该把它可以称之为再现。那像表达这个事，我们当代怎么去利用这个来表达我们的文化情境？您觉得做的比较好的案例有哪些？
A：《长安十二时辰》其实不太算文化再现，它也有阉割。最近看《梦华录》吧，你乍一看会觉得好像它设定还蛮宋代的，以为它是一个什么历史纪实小说，但实际上，他只是从里面摘了一些东西出来，跟当代文化或者说跟大众消费文化不太符合的东西，他就一定都剔掉了，把这个当代大众的这个文化结构，嵌在这里面，只是加了一些古代的一些文化。比如说《梦华录》被人喷女主角是剥削姐妹的资本家，不能只顾着嗑工业糖精。编剧就是会去阉割它，去改造它这里面的东西。作为一个消费品的话，它肯定阉割更多一点，敢于做出的尝试的肯定是更少的。我觉得在电影这些方面，可能更容易去见到这种传统文化当代表达的东西吧。
《长安十二时辰》对唐长安城阶级活动空间的改造
（郭佳欣, 肖天意, 受访者 制图）
Q：那类比到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考虑到您之前是风景园林专业的，园林其实是一个特别能代表中国文化典型特征的一个物质存在，那您见到的比较好的表达了园林精髓的一些作品有哪些？
A：我本科是，本科以后做的事情就不太算是风景园林了。但如果说一定要说个园林的例子的话，印象比较深刻可能是成都的园林艺术博物馆。但是说实话，我说不出来它哪好，只是说它让你觉得它确实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表达，让你容易关注到自然的那种细微变化，还有你内心的一些变化，这个应当是中国古典园林里面的一些特征。你要说它有什么转译和改造，我也不太确定，只是说它给你的感觉就是能够有一个新的审美体验在里面，区别于当代的。但是它和真正古代的有什么异同，这我就不知道了。古代的都是私家园林，当代的再怎么着他也是个公共的吧。
而文化转译的建筑例子，把古代造型模式转化成一个当代的设计手法，就跟电视剧一样，也有一些意义。但这个也像一个商业用品，一个消费品。
像我的领域实际上是数字化，我其实觉得再现非常重要。像古书，公众没兴趣看，他也就更不会知道里面所蕴含文化价值，你现在要做得就是用一个他会接受的手段，体会在过去的，这样的一个遗产当中所反映出来的内在的价值，给他一种冲击，让他能够形成反思性的东西，还有不一样的审美追求。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更重要。
05
本土化与数字媒介
Q：嗯，差不多我们所有的这些四个命题的问题就结束了，您看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其他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您的体验。您在做文化遗产数这个方向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经验或者故事可以说一说。
A：其实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是逛博物馆，台湾的博物馆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台湾是很小的地方，历史有很多波折，不过和大陆比其实算一般的。但是他们的这个本土意识是非常强的，那这个事情其实就跟他们的整个系统有关系，包括博物馆、历史书、语文书、文创。很多方面做得是非常到位的。
你去看他博物馆整个展陈的故事性，这种故事性背后带给你一种冲击，包括它对于它本土文化的一个宣扬。做这个东西是得花很大精力去研究，又要花很大精力去琢磨怎么去表达。台湾在自己遗产保护上面做的是真的非常好。
台南热兰遮城博物館（受访者 摄）
Q：确实能看出来文化遗产不仅仅只是专家参与的这样一个过程，它可能是一个大众都普遍需要一个参与的过程。那您认为像在大陆这边，我们能够借鉴他的模式，要怎么样去开展这个工作比较合适？
A：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那边的老师问我大陆有没有本省的历史书。我说没有，她就很震惊，全国都用一套历史书。当时听完她的提问以后，我也回过头来觉得比较震惊。但是分开来去做每个地区的文化不利于整个组织的效率，中国的历史文化又特别复杂。
台湾的好处在他比较小，几个市，每个市都有自己的文化部门，然后和台北的中心有很强烈的一个交流，流动性非常非常高，交流的程度、频率都非常的高。但中国大陆太大了，很难去做到。本土地方的这种东西，想要做好的话，应当要不断的有这种交流机制。
Q：教科书他毕竟只是一个学习的某个阶段你会遇到的东西，那他其实这个全民参与的过程，可能需要就是一直持续不断的努力。那在这个阶段性的学习过程之后，他们是怎么继续延续这个教育的？
A：所有人都是经过这套教科书体系出来的，所有人，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所以教科书真的非常重要。我们这代用的教科书就不像爸妈那个年代了，思想也不同。
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想要把这事做得比较好，有困难。比如说普通话推行，在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每一个地区都用自己的方言，根本互相听不懂，推行普通话以后，地方化的东西就弱了，现在方言都不怎么说了嘛。大国要推行统一的文化，必然要以多样性的损失为代价，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从文化遗产角度来说，还是要做一些保留。
Q：那就您刚刚提到方言这个问题，他确实是现在已经不太能适应我们这个时代了，那您认为他保留的价值在哪？
A：说个老话题，就是这个本土化和全球化的问题，或者说是异质性和统一性的问题。
现在就追求效率、一体化的这个东西。可能在古代，大家都是用一个文字，但是念出来的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但文字就可以交流了。但是现在你可能要从天津去海南，然后从海南又去哪，这种频繁的经济活动、各方面的效率，就更加要求你必须在一个统一的体系里。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又不能去强调本土多元性的东西，或者说你只能强调一套本土性的东西。
那建立统一性的过程，能不能尽可能的去保留更多的一些东西？其实我挺好奇当年推行这个简体字、普通话的时候，专家都是怎么考虑的。如果现在再做这个事情，可能会考虑的更多的。
Q：中国其实也存在一个统一文字的一个历史，统一它实际上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把其他的文字都淹没了。后面的人来，他接触那个时代的一些信息，可能需要一个门槛了，得去了解当时的文字。您就是觉得从这个层面考虑的话，我们保留他的意义，会不会就在这？
A：是的，保留文化的多元性，然后保留更多的人类文明火种。博物馆的数字保存这个，成本是很少的。但是数字化保存的方式，不知道在未来100年之后还会不会存在。未来随着技术的更迭，数字媒介可以不断转换，你以前做得那些还有没有钱来去把它转换成一套新的媒介。可能已经不是什么现在这种手机、电脑之类的，可能已经是另外一套东西，能不能去做这样的一个转化。有点科幻小说的走向了，哈哈。
Q：这个媒介的转变，它肯定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了。因为我们现在用到的更多的是手机，更多的是这些可以人人都接触到的一些东西。那到不是到后面的时候肯定会有又有新的媒介，它可能比手机更加普及。每个媒介的出现都能够让更多的人能接触到这个东西。
但它的普及性跟它的文化延续性可能会存在矛盾。就像就像韩国把他当时用的文字，也是我们的古汉语，为了更简单的能学习，改成了我们现在常见的这种韩文。那也会存在这种割裂的过程，或者说是矛盾的过程。您认为这两者应该怎么权衡，一个是普及性，一个是它的延续性。
A：博弈算是一个方法吧——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大家坐下来交流，每方都尽可能坚持自己的利益。你该文化学者说话的时候，就表达你的诉求。互相博弈一下，看最终结果是怎么样的。
Q：那像您做数字人文这一个领域的话，您认为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这个大的环境下，数字人文的应用前景是什么样的？
A：暂时是媒介吧。把旧的那套在书本上的东西完全转化成流媒体，VR或是手机可阅读的那套东西，而且是已经给你相当于提纯过一遍了。
Q：您设想一下，如果您想把您做的长安的工作呈现给大众的话，您会设想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
A：需要很多手段配合在一块，当然也取决于阅读界面。建筑类的遗产，它很大一个好处就是提供了一种场所感，那其实它会比博物馆更好一点。之前比如说之前去广州南岳王宫的遗址，他把王宫、整个园林都给他挖出来了，然后你就走在上面走，弄一点虚拟现实，真的会非常非常有感觉。然后你从这种空间化的东西，跳转到二维的一些东西上面，就是让这个事情可能变得更有趣一点。当然纯元宇宙世界也ok，做游戏也可以。
Q：纯元宇宙这个领域还是非常在值得探索的。那您认为就是作为一个如果文化遗产，它也进入到元宇宙整个的工作平台上的话，您设想的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呈现方式呢？除了刚刚说的这些虚拟的一些方式，文化遗产可能涉及到的内容更多，比如说版权，政治啊，经济啊。
A：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版权是谁的？是政府的，公众的，还是做数字化的机构？这超出我的知识范畴了。
END
编辑 / 田宜可 马昭仪
校对 / 刘 磊
执行 / 郭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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