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关于“矫情”的研究——读《爱在无爱的硅谷》
（１）
“利飞太理性、现实、物质，而要命的是，她自己却‘艺术’。当然，对这种听起来十分矫情的话，她也知道只能跟利飞说，连对她的偶像、那个当年带着《采八角》从山沟文工团一直跳到北京城大舞台上的姐姐苏玫，她也没好意思直说过。”这是小说开篇，主人公苏菊一段漫不经心的独白里第一次提到“矫情”，却不期然成为小说叙述本事的主干，也成为解读《爱在无爱的硅谷》的关键词。坦白地说，这正是我翻开小说头几页时最让我心不在焉的地方：又是一个现代都市言情、“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之类套路的矫情故事。没错，“矫情”。事情好像真是这样的：小说以此开始铺陈它的人物纠葛：“艺术”的苏菊和“现实”的利飞这一对同居恋人的关系，因为姐姐苏玫从前的老恋人、活得非常“潇洒”的画家王夏的出场而破局。苏菊决意“出走”，放弃她在硅谷的优渥地位，跟着王夏到新墨西哥州的荒原去上过“有灵性的生活”。由此，开始重拾人生的意义……
这是如我一般的读者，在以往相类的文本阅读业已设定的观念导引下，所作出的逻辑推演式的理解反应。有“艺术”与“现实”的对立，有“荒原”与“灵性”的并陈——我不敢肯定这是不是作者写作的初衷，但至少，网路上匆匆浏览过这部小说初稿（作者正是硅谷“网人”之一）的“网友”们的一般观感好像正是如此：这部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就是跳出了以往“留学生文学”的“吃苦－奋斗－出人头地”的旧模式，写出了业已进入美国中产阶级的中国留美白领阶层所面对的人生新困惑：“衣食足”了以后，“荣辱”何在？人生的意义何在？或者换一个解嘲的说法：“吃饱饭以后撑着了，怎么办？”
——“矫情”。我的“观念设定及其推导”，几乎使这部小说的阅读为我“欲生欲死”。“欲生”者，循延现在的流行话语，按照上述似乎粗得要领、大致不差的解读，不妨把这篇批评文字如此往下推导演释下去：这是一个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生选择”的故事。鲁迅当年写“娜拉出走以后”提出的那个先知式的命题——经济地位与妇女解放的关系问题，在本文的语境中，已经演变为“妇女在业已获得经济地位”以后，“娜拉”为什么还要“出走”的更加富有前瞻性的问题。它解构了“硅谷”——这个最具典型性的后产业社会跨硅谷丽人国资本的中心霸权所象征的光环和意义，它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资产阶级一体化、平庸化、虚无化的生活方式提出了毫不留情的批判，等等……如此并不费力的推演（还可以再花点气力把用语修饰得更晦涩也更“学术”一点），一篇既符合时潮又可以取悦作者读者的“书写”便大功告成了，“欲生”者易，并且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然也，然也。
但是随之便“欲死”了：因为顺着这个套路——这是任何取巧的阅读和书写都很容易作的惯性滑动，我压根儿再提不起兴趣把小说读下去。主题先行式的“创作”已经吃坏了几代人的阅读胃口，以致弄得我还未进入小说具体情境就变得神经过敏起来。至于“批评”么，那种观念预设、术语推导式的“书写”已经所在多见，不是曾有过好些连获奖作家的主要作品全没读过就发表了批判获奖作家与“西方文化中心霸权”共谋关系的滔滔宏文的凯旋在先么？设若以这么一种逻辑和结论都是现成的理念去构筑小说或阐发议论，就像那种套用一个西方院校的现行理论就去显彰发微“阐释”中国现实一样，愈是阐释得涕泪横流，就愈是显得矫情。这样一部写“矫情”、人物情节走向似乎也显得如此矫情的小说，在草草翻过头几页以后，我真的是不打算读下去了。
真的，这种“理念预设”式的阅读，几乎要害了我。
（２）
“苏菊心里知道利飞是在笑话她的叶公好龙，而且更深一层的的用意，就是他一直坚持做着的：是要敲醒她，让她明白自己的所谓‘真实’。苏菊自己心里知道利飞并没有说错什么，所以每到这种时候，她就更觉得失落。苏菊难免会觉得自己多少是有点矫情的，可是她不愿意看清楚自己。人生如果没有一点矫情，是不是挺没劲的？她总是对自己说。”
小说连血带肉向我呈现的“真实”，也最终敲醒了我。
作者的清醒之处，就在于从一开始就小心把握着主人公苏菊在她的“矫情”和“真实”之间的游离状况，同时也细致地捕捉其他人物——利飞、王夏等和苏菊关系与真实环境之间的种种样样的“游离”。对于这种“游离”，作者其实并没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立场（像上文所“曲解”的那样），而是把笔触细细地探入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情景、每一节心理的可能样貌和可能发展，尽可能拓展其在真实状态下的复杂多面及其曲折变化。
2016年2月16日，Fremont Main Library，陈谦与读者分享《繁枝》和《无穷镜》的写作
比方苏菊与利飞的关系，作者就没有写成一种简单化的“梦想”与“现实”或者“灵性”与“庸俗”的二元对比，而是细细抒写了“日子的底色”的变化在人的心中引起的微妙反应。“利飞那时的理性因为有动荡贫困的生活做底色，苏菊看到的就是梦想斑斓的一面。如今，那个底色没有了，利飞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平面乏味的人。到了这时，她觉得跟利飞在一起，好玩还是好玩，过瘾仍是过瘾，但是她不快乐。快乐是更深层一些的东西，苏菊想。”但是，作为人物，小说中的利飞却不是“平面乏味”的。这是一个在异国异邦“住在地下室”、“啃着夹花生酱三明治”，一步步奋斗出来的“华裔成功人士”的形像。理性、优雅、温情并且大度，他对苏菊的爱是真爱，欣赏是真欣赏，理解也是真理解。“在商言商”只是他的职业本能，他身上其实并没有一般都市小说里业已概念化的所谓“商人气”，倒是有一种海外华裔读者非常熟悉的那种受过良好训练、职业和教养俱优的“雅皮”气息。
利飞（包括苏菊）的成功，其实是八、九十年代大陆留美人士今天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一个现实缩影。作者细致呈现了华裔“中产阶级”的生活，但并没有理念化、简单化地作“中产阶级庸俗生活方式”的文学批判。毋宁说，作者对利飞的落笔，几乎是笔笔带理解、带温情，写出了理智的深度甚至略带理想化的。
那么，确实给苏菊带来过“深层快乐”的艺术家王夏呢？应该说，王夏是全书中写得最灵动、最立体也最有光彩的人物。“苏菊喜欢王夏的出场。似乎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可苏菊总是觉得那是让她联想到锣鼓喧天、艳阳高照、红绸飞舞的一种场景。为什么这么民间、这么通俗？王夏后来听到苏菊这样描述，就扬了眉，哈哈大笑着问。”
确实，作者非常注意“底色”的运用。写王夏的每一次出场，或者在此间“成功人士”乔迁之喜的“暖屋”派对上，或者在硅谷公司大楼前的食品车旁，或者在不眠不休、昼夜奋战解决公司产品“程序”难题之后，一闹一静，一紧一松的色彩节奏的对比之下，王夏的出现，都带着一种扎眼的、脱俗的、泼刺刺的生命元气，为叙述增加了丰沛的戏剧化激情。和小说细写细描的那些“中产阶级”场景相映——亮丽却没有个人风格的豪宅，热闹却无聊乏味的谈吐，紧张纷繁却平淡无奇、百无聊赖的生活常态，王夏的撞入读者的视野，确实为阅读带来了深刻的期待。
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既没有让这种“期待”落空——苏菊果真放弃硅谷高职跟着王夏到新墨西哥州的荒原上去了，并且果真在荒原上开始耕耘自己“色彩斑斓的梦想”了；但是，也没有迎合这种“阅读期待”，去作滥情的浪漫抒写或者乌托邦式的理念图解，让“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与作者一开始为王夏预备的个性光环相悖，随着“荒原”具体生活场景的深入，作者笔锋一转，竟然缓笔勾勒出了“色彩斑斓”背后的日常世俗和无聊琐碎，毕竟，住房车、看落日、数星星并不能填充生活的全部内涵；同时，拉远世态观察的长镜头，更进一步点出王夏的“脱序”逃避，其实是生命长河中的另一种更平庸无能的百无聊赖。
故事与人物性格的细节逻辑推演到这一步，就变得非常耐人寻味了：获得了经济地位的“娜拉”的第二次“出走”，似乎在“荒原上”找到了新生和真爱，可同样在生命的意义上一脚踩空了。“硅谷”可以出走，但“荒原”却不能久留，它提供的思考确是别具“冷酷”意味的：我们——“苏菊”们应该怎么办？既然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这，苏菊已经和王夏真实地尝试过了），那么，回到“硅谷”去么——重新回到那个无论是“高科技的皇冠”或是“中产阶级白领成功人士”的庸常生活里去？它背后所叩问的东西，同样是相当严峻无情的：那么，作为读者的“期待”——我们得以托交自己的理想价值、能够为自己的生命形态安身立命的位置，又将落在何处呢？
小说，是一种在经验细节的逻辑上一点也不可以模糊的文本写作。经验细节的逻辑，自有一种自外于观念逻辑的力量。就写作的流程而言，它常常是要无视、溢出、穿透作者原初设定的观念框架的。同时，经验细节也不是由观念的碎片组成的，它是生存的时间流和生活流，它的不间断承接的时序性和自足自洽的时空合理性，要求它不能顺着“纲纲目目”指示的方向走，而是按照日常存在的“点滴琐碎”去构筑生活的真实走向；而每一个真实走向，都一定是复杂多面的，具备多种可能性、同时又必须遵循生命与生存的自然律令的。
2016年4月30日，硅谷亚洲文化中心，陈谦与谷雨书苑分享新书《无穷镜》和“写作在硅谷”
分享会后与读者合影
小说中非常细致入微地写到了苏菊的怀孕反应及其流产过程，和王夏对一个生命的真实存在所突然表现的慌乱和逃避（平日里他却是豪迈不羁的），是相当富有深意的。在这里，生活不是“在别处”（“生活在别处”是近年间知识界非常流行的一个句式），不是在“荒原的灵性”或者精神理念的高蹈上，而是在具体的当下，是要吃要喝、有血有肉的生命骨血的面对，每一个经验细节，都不可能逃避。
这让笔者想到近年来知识界林林总总的众多“笔墨官司”。如果不存学术成见，每一方的论见出手大体上都是训练有素的，每一种理论推导都不乏“学理性”或者新材料、新见识，在论说的框架内，也可以说是逻辑自洽的。但是——顶顶要命的是，它们（不是每一种言说）却经不起社会、历史经验细节的稍加细致的推敲和过滤。把“鞍钢宪法”、“五七干校”、“文革新生事物”视为“后福特主义”的先知先行，已经是一个陈旧的案例；近期关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论争中，那些拥戴“全球市场一体化”或者批判“跨国资本垄断化”的大而化之的滔滔宏论，置放到当下社会的具体实际经验细节里，往往不是言不及义就是言过其实。
以“后殖民主义”理论反对中国加入ＷＴＯ，反对“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反对跨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反对……纸上的文字可以说得正义在胸、慷慨飞扬，一落实到经验层面就必定卡壳，至少通不过在经济运作的每一个个案里都离不开的可行性研究的关卡，于是就免不得要面对小说中苏菊“逃离硅谷”到“荒原上寻找灵性生活”时所必定要陷入的窘境。毕竟，地球仪不是地球，就像最近读到一位学者研讨经济立法的文字里提到的：高明的理论再精微深邃，也代替不了经验世界铁一般严峻的逻辑。“在一种笛卡尔式的努力中，法学家容易沉浸在一个抽象化的世界里，迷恋于建立一个绝对完美和包罗万象的理论模型，而不免生出一种错觉，把地球仪当作了地球本身。”（王怡《诉讼爆炸带来的尴尬》，《２１世纪经济报导》２００２年１月７日）
（３）
“苏玫自嘲似地笑了一下。美国，真实的美国让他看到了真相。真相就是他所习惯、擅长、热衷并崇尚的那些美术理念，早已不在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里面了。其实这个真相谈不上残酷，因为你可以说今天的美国其实也没有什么主流了，有的只是一片繁荣的生态。可他拒绝真相，他厌恶市场，但这个姿态本身，就很矫情。苏玫哼了一声。”
那么，苏菊的“逃离硅谷”，果真是没有意义吗？作者的立意，果真是对人生的“硅谷模式”——所谓“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否定之否定，负负得正，所以必得向现实低头，回复旧轨，回复平庸，回复物化生活的行尸走肉吗？苏菊将向何处去？小说的结尾，作者并没有给予明确的提示。覆水难收，王夏的“荒原”她已经掉头而去了，曾经深爱她的利飞尽管百般无奈却已新婚在即，但按照人物性格的逻辑，读者可以想见，回到湾区的苏菊，也许最终还是会回到“硅谷”（或者“纽约”），回到她轻车熟路的专业轨道上来的。这么说来，小说结构的“回到原点”，是不是意味著作者对于批判思考的一种反讽？
如果从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理念条条出发，我们就会忽略作者为我们提供的“过程”——仿佛是原生状态的经验细节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了。作者虽然充分写出了每一个人物的性格、情感特质，但这些特质却又并不是单向度的。每一个细节的转折都可能生发出不同的情节走向；而每一个细节内涵都可能是丰富多义的，每一种表现方式也都各有各的理由，同时可能向相反方向转换的。小说结尾，苏菊对姐姐苏玫这样说：“其实，我们也没有能力对王夏作价值判断……美国是一个强调自我实现的国度，按王夏的艺术潜力来讲，他是个Loser。可是，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啊。我现在大概懂了，他是当作另一种自我实现的，或许是要补偿那些天天压裤线的日子呢。姐，我到过那里，我有体会，和你的坚持一样，自我放逐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王夏无疑是有勇气的。他蔑视“金钱”，厌倦“中产阶级”式的成功，敢于远离繁华出走荒原并且身体力行。王夏在书中的魅力光彩，其实正是作者对规范化、流程化、股市行情化、以致竞争非人化的“硅谷模式”的真切批判所赋予的。“苏菊这是第一次在硅谷三人以上的聚会里，没有听到人谈股票、谈上市公司、谈房价。她长长地舒出一口气，心里感到非常轻松。”当我们读到作者非常富有现场感的那段描写：新年节假间，苏菊在硅谷公司没日没夜晨昏颠倒地“解决难题”，简直熬到快不成人样的时候，王夏突然出现，几乎是劫持人质式地让苏菊“出走荒原”的一节文字的时候，我们也不禁“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此情此境，“艺术的”苏菊正是高科技、后产业的“硅谷”的人质，王夏，则是从“花山岩画”里走出来作另一种意义的“劫富济贫”的中国罗宾汉。显然，在作者富有情感色彩的笔触里，是有一己的价值褒贬与言外寄托的。
2017年6月25日，Milpitas, 陈谦与探赋读书会书友分享自己的写作
其实，真正透露出作者的情感精神取向的，是书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落笔不多但结构上举足轻重的苏菊的姐姐——苏玫。在小说人物王夏眼里，苏玫是苏菊的“底色”；在作者的“主题承载点”上（姑且杜撰这么个词），苏玫也是苏菊的“底色”。“人生如果没有一点矫情，是不是挺没劲的？”苏菊如是说。书中苏菊的所谓“矫情”，换成另一种习惯语式，也可称为“理想主义追求”吧。理想主义有各种形态，有柏拉图式、乌托邦式的，有“为了达到目标而不择手段”式的，有轰轰烈烈、万死不悔、“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式的，也有兢兢业业、百折不挠、为人生的自我实现而不求闻达，埋头苦干式的。苏玫属于最后一种。作为舞蹈演员出身的苏玫，和王夏的昔年风采相连，有过雄视世界的梦想，也有过青春放浪的年月。来到美国，环境大异，年华已去，“只是我有我的坚持。我喜欢舞蹈，现在慢慢跳不动了，我就看孩子们跳。在最简陋的环境里，只要是舞蹈，都能让我觉得快乐。我就这样傻傻地坚持。粗茶淡饭，自给自足，我很快乐……”
同样“艺术”的苏玫，并没有在美国的金钱实利世界里随波逐流，没有放弃对舞蹈的爱好而为了生存改行（这本也无可厚非），同时她也面对所在环境的真实需要（比如市场需求），对自己的人生坚持作出相应的调整。开班授舞是收费的，既是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也是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需要。这是一种并不冠冕堂皇、但是真真实实、实实在在的人生追求。
如果说，苏玫的追求提供给“苏菊”们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坚守理想，面对真实。这个“面对”的姿态非常重要。即便在“硅谷”、在“纽约”，在红尘滚滚、俗世滔滔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中，这“面对真实”，也并不是什么不可企及的事情。虽然不一定像“出走荒原”一样惊世骇俗，但却并非就不能从中创造出一种健康、充实、满足也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事实上，这也是今天发达国家（并不仅限于大陆留美人士）中最大量的社会中坚阶层——中产阶级受薪阶层，正在每日面对、随时迎受的日常课题，而其中的大部份人，平凡，却未必就是平庸，至少，并不能算作ＬＯＳＥＲ。
ＬＯＳＥＲ，就是“失败者”，这是苏玫批评王夏时常常用的英文字眼。小说中把它意译为“窝囊废”，这是很得英语中骂人“ＬＯＳＥＲ”时的力度和神韵的。身在市场经济的时代而意图逃避市场，面对中产阶级的兴起（包括批评者本人大都已身在这一阶层）而一味以鄙视“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去赢得道德的优越感，却无意去面对和正视，当今以中产阶级的价值与消费为主导的现代产业社会所需要正面建构的价值与生活方式问题。这就如同在没有自由的情境却声言摈弃“自由的弊端”，距离民主前景尚有长路要走却号称“民主”、“自由”作为“过时陈旧的西方价值”早应该扬弃的高言大论一样，其实在现实层面，并不是“挑战”、“解构”、“颠覆”的“后现代”姿态，反而是一种“ＬＯＳＥＲ”的姿态，往轻里说，这也是一种“矫情”的姿态。
其实，在“经验细节的逻辑”面撞得粉碎、被苏玫称作ＬＯＳＥＲ的王夏，还是比较可敬的。他至少是“出走荒原”的真实的实践家，真正敢于逆主流而行的独行者。如果不强制性的要求别人（更别说所有人）都去追求他的“灵性的生活”，王夏的哪怕是“矫情”的个人选择，也是无须置疑的，或许不一定具有广泛意义的实践价值，但至少也有个性化的审美价值。但是，如果把“王夏”（包括“苏菊”）式的“矫情”，转化为一种镶嵌上漂亮名词术语的知识话语，并且争之斗之，推而广之，在社会实践层面，其价值效应，就很值得质疑并且需要引以为忧了。
以“学理价值”取代“经验真实”，从而以“反抗霸权”的道德优越感去构筑出另一种傲慢、封闭、排他性的话语霸权，设若进一步与特定现实条件下的狭隘民族主义、孤立排外主义、极端意识形态狂热等等时潮形成互动关系，本来是知识的批判思考，就要走向它的反面了。２００１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波尔（Ｎａｉｐａｕｌ）在最近（２００１年１２月）的获奖演说中，谈到意识形态理念与文学的关系时，提及他在阿根廷的经验，“无论什么事情，在那里都没有求真的讨论，只有激情和泊来的欧洲政治术语。我写道：‘在这些术语把活生生的问题转化为抽象概念的地方，在依靠术语扭在一起争斗来消灭对方的地方，人民没有目标，他们只有敌人。”（奈波尔《两个世界》，见香港《明报月刊》２００２年第３期）这真是又一个“不幸而言中”的域外经验之谈。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语境”之中，当“这些术语把活生生的问题转化为抽象概念”以后，“依靠术语扭在一起争斗来消灭对方”已经成为一种另类却似方兴未艾的文化生态。西方这个“学派”、那个“主义”的晦涩术语被人事纷争扭结在一起，不用说，过去的朋友现在都成了敌人，而现实层面、经验层面的真问题、真实需求，反而统统被视而不见或者大而化之了。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１日结笔于耶鲁大学衮雪居〕
有追求的人生，虽败犹荣。——陈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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