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枝裕和自己的人生故事

近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公布了他2018年度最喜欢的书和电影名单，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电影《小偷家族》在列。经日本东海大学教授叶千荣的授权，我们将他原发表于《南方周末》的《是枝裕和自己的人生故事》重新发布在这里，由此可以看到“是枝世界”是怎样形成的。

《小偷家族》上映后，读到不少国内朋友写的观感，说到是枝裕和与今日中国大导演们之不同，说到日本电影人坚守的自然、朴素、宁静、克制。

我看过后那几天一直在想的是：是枝裕和为什么总是将镜头对准下层庶民？为什么一直坚守自然朴素的美学？为什么要拒绝安倍政权的祝贺？为什么始终和公权保持距离？

在我看来，他人生中的这几段经历是至关重要的。

一是“团地”。

他小时的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有些倾斜的老式木屋”，那种房子，他在《步履不停》里拍过，和这次《小偷家族》里的家也很像。

他熟悉那个家，记得那个屋檐下的父亲和母亲，他说：“爸爸沉迷在赌博中，妈妈打钟点工贴补家用。一旦台风要来，平时全无存在感的父亲，就忽然很能干地用绳子扎住屋顶，在窗上钉上木板”。后来，他把这写进了《比海更深》。他在那里住到9岁。

他的第二个家在东京郊外清濑市的旭之丘团地，日本叫“公团住宅”，就像我小时上海大量建造的工人新村一样，在我看来，那就是日本版的工人新村，是战后地方人口涌入都市后大量建造的公营廉租房，大都是五层左右的筒子楼，没有电梯，每户都三小间，其中两间只有六张榻榻米大，各10平米左右，一间全家子女读书写字做功课，到晚上铺一排地铺睡觉，另一间父母起居睡觉，最后一间，就是一进门的那一小块空间，既是进门脱鞋说“我回来啦”的玄关，也是母亲做饭全家吃饭喝茶看电视的地方。《小偷家族》里那个小女孩最初被发现时住的就是团地，最后被送回去后住的也是那样的房间。

是枝裕和在这样的团地住到28岁，和父母与两个姐姐一起，他是老小，从小学三年级直到大学四年和毕业后工作的五年里，都一直住在那里。

日本的团地

 他拍了几部电影以后，他妈妈常一个人去影院里看他的作品，他说虽然自己在威尼斯得了奖，但妈妈还是担心，说你拍的都不是那种很上座的，将来能不能靠拍电影过上安稳日子啊？后来在拍《比海更深》的时候，他妈妈查出得了癌症，是枝心想如果这部片子能够带来一些收入，一定会要给妈妈找一家好医院，然后结束妈妈最担心的租房住付房租，去买一个房子然后把妈妈接来一起住，但是拍到一半时，接到了母亲病危的消息，他立即赶到医院，可是妈妈已经走了，他看到妈妈病床旁墙上贴着许多剪报，都是对他电影的介绍和影评，他很难过，后来他把这种感受拍进了《比海更深》，那个母亲面前总也长不大的儿子，就有他自己的影子。

我想，他爱写下层，爱拍团地故事，和这些生活有太多关系。

回顾拍《比海更深》的动机，他说：“我是在团地长大的，多少年来一直想拍以团地为舞台的家族故事，虽然电影是虚构的，但里面有很多我的实际体验，电影里有一个回家搜寻父亲留下的挂轴的场面，那就是我自己的实际体验，于是母亲说‘你爸的东西，丧事一办完就全处理掉了’，随之勾起一种寂寞，那是我从自己记忆中生发出的场面”。

他还说：“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能在自己实际上住到28岁的那个团地里拍，虽不是同一栋楼，但完全是同样的三小间的房型。所以我写的台词长度和演员的动作一丝不差，母亲从阳台上搬着被子往屋里边走边说的话和那几步距离完全一样”。

其实，中国也不乏有底层生活经验的大导演，我们这一代人都记得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筒子楼，那其实比日本的团地要艰难许多。但是，是枝裕和的不同在于：他一直继续在拍那个阶层的人，从1995年第一部获威尼斯电影节奖的《幻之光》直到这次获戛纳大奖的《小偷家族》，他整整拍了14部电影。其间二十多年，电影、影院、票房和中国的所谓第四代、第五代导演早已与时俱进地发生了许多令人惊异的变化。

但他，始终未变，依旧带着“团地”的胎记。

二是“ACT Mini Theater”。

这是一家很小的迷你电影院，就在早稻田大学附近，八十年代日本学生中家境贫寒或酷爱老电影的，以及我这一辈早大老留学生都曾光顾过。我记得楼下是一个小邮局，从邮局右侧窄窄的楼梯上去之后就是一个不大的空间，里面没有座椅，进去时凭票给每人发一个棉垫和一块糖，然后坐地上看，最多可以坐四十来人，人少的时候，可以歪着身子斜躺在地上或靠在墙上。那里的好处是一张票可以连看两部，晚上最后一场还打折。是枝回忆说：“在早大时，经常逃课，一有空就去ACT看电影，买了一张1万日元的年卡，一年里可以随便看。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费里尼的《大路》和《卡比利亚之夜》，从此迷上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

我记得八十年代那里最常上映的除了费里尼、罗塞里尼等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名作以外，还反复上映小津安二郎、成濑巳喜男的名作，因为都是这小电影院自己的16毫米胶片，所以反复放，叫“古典映画精选”。

2013年《如父如子》在戛纳得奖后，有西班牙记者对他说：“你的作品和小津很像”，他说：“我心想又来了，可那位记者接着说‘你们在时间的流逝感上很像，你的每部作品都有一个时间的循环，不是直线的流动，是转了一圈以后在一个不同原先的地方着地，这一点上很像小津”。

《如父如子》电影海报

是枝立即问那个西班牙记者：“你们没有时间循环的感觉吗？”，对方回答：“没有，我们是直线的流逝”。

于是是枝承认，如果说我的作品和小津相通，那的确不是在方法和主题上，而是对时间的感觉，那是日本人心灵中仿佛画圆一般的时间感觉，是用生命的‘巡回’感觉表现人生”。

斯皮尔伯格给《如父如子》颁奖后问是枝裕和：“你片子里那个男演员Lili Franky真的是演员？”斯皮尔伯格觉得他演得实在太自然了。这位Lili Franky，就是这次《小偷家族》里演父亲的，如今是枝裕和电影里总少不了他。

“是枝家族”成员：Lily Franky

顺便说一下，他不仅戏演得自然，而且还是著名的作家，漫画家，设计师，作曲家，作词家，他在200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发行量超过200万部，读者之间最流行的一句书评是：“若不想让人看到泪流满面，就千万别在地铁里读”。

《小偷家族》里演妻子的安藤樱也令人难忘，今年戛纳电影节上，英国著名女演员凯特/布兰切特宣布获得《小偷家族》获最高奖后特地激动地补上一句：“你们现在就该知道，如果我们今后也在电影里像她那样哭，那就是从这部电影里学来的！”。她的语调和举手投足都令人感到她自己仿佛就是从那样穷困的下层环境中走来的，其实，她的父亲是著名的电影演员奥田瑛二，母亲安藤和津是留英归来的著名散文作家，她的外祖父犬养健曾是著名文学流派白桦派的作家，二战时曾被军部逮捕审查，战后担任过吉田茂内阁的法务大臣。她的曾外祖父就是当年因不愿承认关东军建立满洲国而被右翼军人刺杀身亡的首相犬养毅。

如今，这几位演员在是枝美学的影响下，再现往昔小津安二郎般的自然和质朴，被国际影坛称为“是枝家族”。

“是枝家族”成员：安藤樱

神奈川县的海岸边有一个小小的旅店，叫“茅崎馆”，当年小津安二郎一到构思和拍片时，就在那里下榻，他的许多名作都在那个八张榻榻米大的和室里诞生，前年我去那里时，七十多岁的女店主对我说：“是枝导演一到写剧本时就把自己关在小津住的那间屋里，最近又来住了一个多月”。

那正是他创作《小偷家族》的时候。

 三是“TV MAN UNIO”。

这是他走出大学后，工作了27年的电视制作公司。他在那里，从一个“天天在录制现场被训斥”的现场小工一直干到纪录片编导、电影导演，整整27年，他拍了无数表现下层民众生活和社会问题的秀作。

这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是枝是拍纪录片出身的，而且是专拍下层和社会问题的。

同时，要了解是枝裕和，要研究当代日本放送史，还要知道“TV MAN UNIO”，因为她曾是一代日本电视人勇气、良知的象征。

这家公司的诞生，是被一次事件逼出来的。

1967年10月30日，越战烽火中，每日新闻系的TBS电视台作为首次进入北越的西方媒体，拍摄了一部记录片《河内·田英夫的证言》，新闻主持人田英夫在河内街头现场报道了美军轰炸下越南市民的生活和抗战，他说虽然美国可以炸毁这座城市，但无法令越南人民屈服，美国无法打胜这场战争。

节目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战后日本电视报道的真正代表”，“堪称西方媒体的最高水准”，“电视剧的TBS变成了报道的TBS”。

但同时，站在美国一方的日本政府却大为恼怒，11月7日，自民党干事长田中角荣召集TBS社长、报道局长举行“恳谈”。会上质问TBS：“为什么要派田英夫去北越？！”，“那样的人去了以后会说什么你们难道会不知道？！”。

此后，政府继续对TBS暗施压力，威胁如果不处理田英夫就有可能不给TBS续营业执照。最后，TBS高层不得不将田英夫从节目中撤下。事发后，TBS报道局有志记者宣布“TBS报道已死”，全体佩戴黑纱。

此后，报道局编导村木良彦等三人联合发表声明，抗议台领导将他们调离报道局，并宣布辞去TBS。这就是日本放送史上著名的“TBS斗争”。

不久，村木良彦等创立了日本放送史上第一家独立制作公司“TV MAN UNIO”，主张建立制作公司与电视台的对等关系。

后来，村木又创立了“Media Workshop”，以夜校方式向有志于报道的青年人讲授策划和制作。

这时，是枝正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正感觉课程索然无味，于是他跑出校园，去听村木的课，“每周两次，一个班约三十多人，每次的讲师都不一样，记得剧作家山田太一和小栗康平导演讲得很有意思，但最大的收获还是看村木制作的纪录片，《河内·田英夫的证言》给我带来很大的冲击”。

村木成为是枝裕和的偶像，他回忆说：“最有魅力的其实是村木良彦本人，他是那么儒雅，总是静静地讲述，透出知性，从不粗声高调，从不恶评他人，但作品中却贯穿明确的爱憎和透彻的思考，我感到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充满魅力的成熟男性”。

被是枝视为“精神上的父亲”的村木良彦

大学毕业后，是枝没有去企业就职，也没有报考公务员，而是去了他最为敬仰的“TV MAN UNIO”，他至今还难忘入社面试时他力陈自己的理想和“电视论”，当得知自己可以加入村木团队，一同制作揭示下层生活和社会问题的纪录片时，他是那么高兴，虽然那里连基本工资都不保证，只根据节目的播出来发薪酬。

这几年，是枝作为早稻田大学的兼职教授，一再在课堂上给学生放当年村木拍的电视专题片，他反复提及村木对电视本质特征的阐述：电视报道与文字报道的最大不同就是现场，就是让报道现场、采访对象和观众共处于同一时间中。他说：在今日看来，村木那一代人制作的节目的最大意义就是“总能让人在节目中感到编导的自问自答：什么是电视？然而，这种自问自答已在70年代结束，借用村木的话说，就是‘追问本质这一前卫的作业会随着公司的安定而被排除’”。

今天，我问曾经与是枝一同在村木夜校听课，又一同进入TVMAN UNIO公司，也是村木最爱弟子的电视编导浜田耕作：村木留给你们的最深印象是什么？

他回答说：“最善于听人说话。对青年亲切和蔼，对公权冷峻警视”。

浜田说：“08年1月21日，村木先生临终时，在病榻左右的，除了他的家人，就是我和是枝裕和。”

是枝裕和

《小偷家族》在戛纳获得大奖后，有国会议员提议安倍首相应直接向是枝导演表达祝贺，NHK报道说文部大臣也希望邀请是枝导演去文部省并亲自表达祝贺，对此，是枝裕和在6月7日正式表示：

“我认为，如果从电影曾与‘国益’和‘国策’结为一体而导致那段不幸历史来反省的话，那说得或许过份一些，即便在今日这样的和平时代，与公权（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清爽地保持距离不正是应有的姿态吗？”

看到是枝的声明，我想起他在《拍摄同时的思索》一书中说的：“村木是我精神上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