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嘉书摘】从现代政治学角度解读孔子治国方略（摘自《说东道西：深度辨析中西文明之差异》)

什么是孔子的治国方略？同样的问题齐景公曾问过孔子，而孔子的回答非常简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篇第十二），要问再详细的，没有了。显然要理解这句话，必须贯穿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

在社会治理中，君要像君的样子、臣要有臣的作为；父要有父的表率、子要有子的规范。具体说：所谓君的样子是指，君要讲仁义，有德行；所谓臣的作为是指，臣要忠于职守，这里忠不是忠君的愚忠；所谓父的表率是指，作为父亲要用君子的行为来影响子女，管理好家庭；所谓子的规范是指，子要孝顺父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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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再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孔子治国方略的含义： 

一、它是非绝对真理观的产物。孔子自己心里清楚，他的治国方案所追求的不是社会问题的彻底解决，而仅仅是一种可行的方法。这个方法所达至的社会治理目标是一种称为中庸的状态，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关于社会治理的各种有利因素之间的动态平衡。至于什么是“关 于社会治理的各种有利因素”？则每个人的理解一定是不同的，用西方当代的语言来说，所谓的有利因素就是“普世的价值观”，如平等、自由、公平、正义等。

当然孔子不这么理解，他认为的有利因素是忠、孝、仁、义、悌等这样的一些价值观。而所谓的动态平衡即“中庸”是指，将忠、孝、仁、义、悌这些价值观合理地作用在一起，使社会达至和谐的状态，或者说每个价值观都处于不过头又无不及的状态。至于什么状态是和谐状态，则要看统治者的政治智慧了，并没有普遍适用的答案。作者以为把中庸作为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是孔子对人类社会科学作出的极其重大的贡献，它实际上告诉了我们人类社会未来治理的方向，当然对具体的价值取向作者与孔子是有明显分歧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讨论我们将放在下一章。 

二、基于人的社会依赖本能的产物。在上段我们提到孔子认为的社会治理有利因素是忠、孝、仁、义、悌这些东西。那么这些因素又有什么共同的本质特点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当然希望从最本质的角度来分析，即人作为一个生命形式最本质的特征。从个体来说任何生命都是利己的，因为任何生命如果不利己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但从生命的集体来说，或者从生命社会来说，任何生命单体都离不开其他生命的存在，不管是从简单的个体生存角度，还是从生命的繁殖角度说，它们都依赖于其他生命单体的存在而存在。我们将这两种基本的特征称为生命的本能，人作为迄今最高等级的生命体当然也具有这两种本能。为方便区别，我们将前者称为利己本能，而将后者称为社会依赖本能。

换个角度理解，我们也可以将这两者视为人的本能的两个方面，即将人的本能视为一个复杂的综合概念，利己和社会依赖是这个综合概念的两个最主要的方面，而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两个独立概念。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孔子所说的忠、孝、仁、义、悌涉及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点都是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规范个体人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孔子是立足于人的社会依赖本能来讨论人类社会治理的。这与西方当代政治理论体系有着明显的不同。西方文明所提炼出的所谓普世价值观，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等等，它们都是站在个体人的角度对社会制度应当提供的服务提出的要求，立足点显然是人的利己本能。作者以为这正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政治思维上最本质的区别。

我们不能简单地据此来评价这两个文明孰更优孰更劣，而只能说各有优劣。对中华文明来说，社会的治理从人的社会依赖本能出发：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亲情、相互关爱，在交往中温良恭俭让、不走极端，在理论上不讲绝对、讲求社会的整体利益等等，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优势。当然，如我们将在下章分析的，孔子的理论体系也有重大缺陷。 

三、它主要是农耕生存条件下的产物。关于这一点传统学者分析得很多，作者认为不需要再做更多的补充。

四、它是分两大层级的专制结构。不知是否有读者注意到，作者在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断句时，在臣臣后使用的是分号， 而不像以前的学者使用的是顿号。作者的目的是将孔子的层级设计思路表达出来。孔子将国家的治理分为两大层级：一是由君臣来管理的国家层级；二是由父兄来管理的家庭层级。应当说这一思路的原创不是孔子，古人早已有之。这可从国家这个词看出，中华文明早就认识到只要每个家庭治理好了，国家就基本治理好了，这叫有家才有国；反过来国家稳定富强了，每个家庭就都会受益，这叫有国才有家。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保障，因此古人创造了国家这个词告诉后人随时记住其中的道理。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贡献是给各层级中的各个角色进行了定位，并给每一个角色赋予了行为规范。在国家层面，由君实行专制，臣辅之；在家庭层面由父实行专制，兄辅之。

五、它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圣人政治思路。总的来看，孔子的治国思路是一种圣人政治路数，即通过有德之君来实现社会的治理。他在借鉴了历史上尧、舜、禹和周文王治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对君德的具体要求，并将治国的希望通过君之德集中体现出来。

将国家的治理押注在一个人身上，君圣明则国家兴盛，君昏庸则国家衰败，显然是孔子治国方略最显著的问题，也是中华文明始终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虽然，在如何选臣的问题上，中华文明随后创造出了科举制度，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公务员”选拔方法，但对君则始终没有较好的解决方案。当然，这并不是中华文明特有的问题，现代历史以前的西方文明也存在这个问题。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的上层建筑，作者是有保留地赞同这个观点的。如果将这句话改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局限了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经济基础局限了社会的上层建筑，则作者就没什么可保留了。孔子的治国方略当然也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要求在他那个时期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今天的治理方案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即便能够提出，在当时的环境下也难以实施，今天可能是好的方法，在那时则可能是更坏的方法。历史总是这样演绎的，不同的时期面临不同的问题，同时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没有也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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