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俊杰
26：祸兮福兮
那年，王平安已当了公社社长，王树轩当了支书，尹树君当了大队长。也许王树轩心里还耿耿于怀当年锡家沟“瞒产私分”的事，让他丢了面子，所以借“四清”之名要把三爷整治一回。他们把三爷弄到大队去批判，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自发势力”，虽然没敢像以前那样给这些“自发势力”动片子（打人），但却极尽羞辱。王树轩要三爷写检讨悔过书，否则就要把我们家开除人民公社。最后的处理是我们家被罚款一百元，但没被开除人民公社。虎头蛇尾的原因，不得而知。让人恶心的是，王树轩以大队党支书的名义给乐山地委去了信，说我家三爷走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为我大哥入党设置障碍。这事确实影响了俊良大哥，他在乐山地委当秘书，本来是特别容易入党的，却一直入不了，这在党的机关里很少见。也是巧合，当时有一部电影叫《夺印》，里面描写了一个漏划富农分子“湃三爷”企图夺大队的权，大队支书何文进与之斗争，揪出“湃三爷”这个反革命分子。于是就有人硬把我家三爷与这个电影里的“湃三爷”套在一起。这么荒唐的说法居然传遍了大队，传遍了全公社甚至满井区……我家明知是谣言，还是被弄得灰头土脸，甚至莫名其妙在人前觉得低人一头。三爷有段时间甚至都不敢去赶满井场。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也很大。我就平平常常一个高中学生，虽貌不惊人，但经过一年努力到高二时已是全班前三名，满怀希望一年后考上大学。那时，学生的家庭问题对升学的影响有决定作用……我心里的压抑可想而知。我一度消沉懒散。幸好班主任李志裁老师察觉到我的情绪不对 ，找我谈了一次话。了解到我家发生的事后，他明确对我说：“你家的事不算什么，一家人历史清白，你大哥还在地委工作，四清要整的是干部、是当权派，卖点菜秧算什么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他鼓励我继续努力，争取入团。我不安的心才安定下来。学习成绩也重新回到全年级前列。我在高中第六期又填了入团志愿表，但还是上报后就无消息了。我至今不知是初中的事有影响，还是王树轩也勤快地给学校写过信——有的人整人总是不辞辛劳尽心尽力的。好在我后来还是考入了重庆大学无线电系自动控制专业，尽管不是团员。 古语说“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祸福难料。三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大哥因为不是当权派也不是党员，所以没有受到批斗 。后来他到五七干校，与当时的很多地委干部一起劳动——所谓患难见人心。无论在哪里，大哥都始终保持着家族传承的善良与品行，劳动不惜力，能帮助老同志就尽量帮一把。后来书记解放了，大哥也回到地委，此时他才入了党，圆了他十多年的入党梦。而王平安、王树轩因为是当权派，文革中被他们的手下造反，被揪斗批判。不久，王树轩就死了，原因不得而知——那时，莫名其妙死在壮年的人多了去，他不算特殊。一九六九年我在尹家塆的店子遇见过王平安，见他身体虚弱，面色卡白，跟他聊了几句。他说他得了白血病，不久听说也西归了。需要说明的是，在他们那种情况下，我家人并没有乘机落井下石。 刚进高中时，我的成绩不出众，中不溜秋的，又不是共青团员。与其他同学相比，我身体瘦弱倒比较突出。我们班上体育课时排成四排，我被排在第一排倒数二三位。戴思义、程耀光因为是团员，又来自勤工俭学搞得好的八中，所以他们被委任为全校劳动委员。班上的同学来自全校各初级中学，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来自仁寿三中的同学较多，有十几个，反倒是来自仁寿一中的同学不多，就那么四五个人。我们团支书叫胡万洪，来自仁寿三中，他还是学生会副主席。班长谢文成，组织委员刘大川，劳动委员范茂平也是来自三中。胡万洪个子不高，黑瘦黑瘦的，和我个儿差不多，我们慢慢成了好朋友，他后来考入四川外国语学院。文革中我去北碚还找他耍过，当时是造反派的一个头头，毕业后分到南充一个什么地方，就失去联系了。谢文成那时已有青年的模样，可能有一米五几，做事也显成熟圆滑。有时晚上老师到寝室查纪律，他住在靠门的地方，应最先看见老师，按理能发个信号或好言相劝同学不要摆龙门阵。他却不这样做，而是大声训斥同学，让老师看见。其实此前他也参与了聊天的——同学们对此颇有看法。他后来考上了西南政法学院。遗憾的是，他在入学前居然结婚了，而在那个年代大学生是不能谈恋爱的，可能他父亲是大队书记，结怨多，结果被人告到学校。他被劝退了。张俊泉同学看起来像个小孩，他是兆家人，本来他上学可以从兆家到满井一条公路直达学校，但他却多走几里到我家约我，加上程耀光，我们三个一起走石板路去学校，所以我们的关系是最好的。高中毕业他和我一起考入重庆大学，他在机械系，我在无线电系，经常来往，关系密切。我在一九六九年因胃出血住院，由于不大懂科学，加之我们系六八级的一位同学也因胃出血动了手术，术后身体恢复得不错，所以我也轻率地决定做了胃部切除术。在此期间他对我照顾颇多。他毕业分配到十九冶建筑公司，九十年代已升任十九冶生产处长。不幸的是在一次开会时，他正在讲话，突发心血管瘤破裂而英年早逝。 我们班的女生甚少，高中时好像就那么五六个，也许是营养不良都还没有显出女人漂亮的一面。记得有一个同学叫刘加美，个子娇小但不玲珑，当年土里土气的我们看不出佳美。还有个陈金琼同学，学习很好，一度是班上第一名，让人刮目相看。不过由于营养不良，她身材很瘦，显不出女孩的风韵。她后来也考入了重庆大学冶金系。也许是同姓，我们有来往。她在大学冶金系耍了个男朋友，毕业后，被分配到成都红旗钢铁厂。隔壁班上还有一个女同学印象较深，叫熊德熙，是县城人，头发不知是天生的还是烫过的微卷，显得有点洋气，而且她经常梳得光光的，穿着一双黑得发亮的皮鞋衬以白色的袜子，走起路来咔咔直响，颇吸引大家眼球。但身材不高，不属于人面桃花的那种女孩。高二时又从高六三留级下来四个女生，其中两个是县城的。一个叫赵玉辉，她倒真是人如其名，身材高挑亭亭玉立，鸭蛋脸远山眉，颇能生辉。也许是留级生，她为人低调，显得文雅秀气，加上是城镇女孩（她家就在南街口卖汤圆），营养好些，在我们这帮男孩眼里是个魅力四溢的大姑娘。我记得似乎还有一位叫刘淑清的女同学，身材好，经常面带微笑，远看是个美女，近看有点失望，因为脸上留有幼年天花的痕迹，这在我们那个年龄段中的同学中比较少见。 仁寿县毕竟是个有一百二十万人的大县，全县一九六一年仅招二百名高中生，能考上高中的同学个个都是拔尖的。那时没有觉得哪个同学严重违纪，或不遵守校规校纪，也没有听到哪个同学学习不认真不努力，全班都是遵规守纪勤奋学习的好学生。仁寿一中毕竟在县城，承担着全县人民的希望，所以我在校三年的时间里没有什么人什么单位来让学生去乡下参加农业劳动，文体活动也开展得不多，一年有一次运动会，班上有文娱委员也很少组织文娱活动，难得教同学们唱一支歌，三年时间基本上都用来学习文化知识。在进校后的三次运动会上，我居然在四百米、八百米跑都相継拿了第一，记得四百米成绩为一分四秒，进入一百米决赛由于起跑反应较慢了，只得了个第三名。办公室楼下的大厅有一张标准的乒乓桌，课间休息大家都去抢台子打球，只打一个球，败者下台，胜者坐庄。大约有十多同学在桌前车轮似的上台下台也还热闹，有时校长余子勤也来凑热闹与学生同乐。 我进校时成绩可能居中，第一期期末考试，陈金琼名列第一，并公布了前十名名单，前十名中没有我。我用惊奇的眼光打量了一下金琼同学，这个不起眼的小女孩居然这么厉害，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其余名列前十名的同学多来自三中和一中。由此我加强了学习力度，上课时除了认真听讲外，就重点做笔记，没钱买笔记本，就把重点内容记在书上的空白处，以便下来复习时查阅和背诵。那时晚自习时除了做作业外就是读课本，没什么复习资料和教辅资料。我的办法是结合看书做课文后的练习，搞懂搞透这些练习题。先是必须做得起，再是琢磨用哪些方法几个步骤，答案是什么。这样的训练，能达到对书本知识一望而知，对书后习题答案也了然于心——这种方法应对校内考试的效果比较好。
（未完待读，下周见）注：特殊时期，家族史每周末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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