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俊杰
25：
我挑着担来到办公楼和两座教学楼围成的内操场，新生的班主任就在这里给学生报名。出人意料的是给我们报名的班主任老师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一副书生模样。他眉毛不浓但分明，眼不大但俊朗，嘴不大但嘴角上挑露出温和的笑容。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位大帅哥，用戏曲界的说法就是奶油小生一个。我放下担子走到桌前，第一次招呼班主任老师：“万老师好！”“好！好！”他接过我双手捧上的录取通知书。“呵！陈俊吉同学。”随即打量了我一下：“俊吉，名字好啊，但你身体这么差，是不是有病哦？”“我没病！”我小声答道。不过我还真佩服他能察颜观病。几天前我真拉过一次肚子，加之当年的生活就那个样，所以站在老师面前的我黄皮寡瘦的样子，看着就有病的样子。“没病？没病就好！你要注意身体，只有身体好才能学习好工作好。”看来他对毛主席提出的三好标准还是烂熟于心的。 报完名我挑着担去了寝室。这个寝室离厨房不远，是个老教室改成的，有三十多张上下铺的床，床间的距离不过两尺，整个寝室可容纳七八十人。我铺好床，所谓铺床就是床上有一个竹子编的篱笆，在篱笆上铺点稻草，再铺上席子就成了。我带的是一床有六七斤重的老棉被。本来家里有床新棉絮的，去年被大队干部拿去撕开拿出里面的棉絮冒充新棉花以提高棉花产量了。这种今天看来荒唐的事，在一九五九年、六零年却经常发生。后来听韩玉芳说她家的新棉絮也被拿去充当了新棉花。她爸是公社书记，也免不了这样，时代的碾压是每个人都逃不出的命。不一会儿，程耀光、戴思义也来了，朋友相见格外亲切，大家为未来三年能继续做同班同学而庆幸。 戴思义是合兴公社人，圆脸身材瘦高，说高也就比我高一点，家庭经济情况也不大好。他初中时没住校，早晚都得跑路，开头还能坚持，但随着秋冬季寒冷天气的来临，他跑起来就很困难了。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为什么，我问他为什么不住校，才知道他不住校是因为没有棉被。当时我睡下铺又靠墙，人也瘦小，想到他没棉被不能住校有可能失学，就邀请他来和我一起住。我们把床抬出来一点，两个人各睡一头挤在这张床上，因为两个人挨在一起，冬天还真暖和。我和程耀光带的是老棉絮，但被套是半新的。戴思义现在读高中自己带来棉被了，但被子薄而且硬，被套上有好几个补丁。我们三个铺完床，就约到一起去学校里转一圈。我们寝室靠近的是一座原来的法国教堂，砖木结构，不知道建于何时，现经改造，一部分作教室寝室，一部分作学生寝室，楼下是总务处及一些办公室。教堂后面是厨房，靠公路一面是食堂。从教堂往下是一条较宽的三合土大路，大路右侧是开放的礼堂兼体育场。食堂和礼堂都是木结构的茅草棚。大路左边有一些树木，树木间有些平房是初中部的教室。再往前边走，左面有一条大道直通校门，校门上方由钢管建成拱形门，门上装有四个白铁皮牌子，每个牌子上有一个红字，构成“仁寿一中”四个大字。听说校名是由当时四川一位著名书法家题写，是行书，字是不错的，但没落款。教堂大路与校门大路交汇处的右边有一个圆形花台，花台中种有金菊，花台周围用一尺多高的竹片编成菱形图案的篱笆。让我想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再往前走，右边是内操场，这是习惯的说法，其实也算不了操场，是办公楼与两座教学楼围成的院坝。院坝面积不过一千平米，用炭灰渣铺成，下雨时不积水，天晴时有些微尘。此处为校会和文艺表演的场所。所有办公楼和教学楼都是两层且没有走廊。每座教学楼只有四间教室，上下各两间，两间教室之间有楼梯，这里是高中部的教室。真正的操场在校门外的小山脚下叫外操场，也就是个土坝坝，周长不过两百米，一百米的跑道必须斜穿操场，操场上有一副篮球架。内操场上正对办公楼的地方是个舞台，是校长、教导主任训话的地方，也是过节时文艺演出的地方。舞台左侧有一口古井，修于何时没人考证过，但水质清冽甘甜，是师生们生活的泉源。再往前走，左面又有两间教室，也是高中同学所用。如果再向前则是一座小山，这里还有一座不知名的亭子。女生宿舍在小山上，布局如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学校地处仁寿县城南的一个坳口上，故名南坛坳。占地面积可能在五十亩左右，学校绿地搞得不错，建筑为平房或二层楼，均被绿树掩映，有点花园的样子。
仁寿一中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中学，是全县最早的中学。资料显示仁寿一中的前身叫鳌峰中学，鳌峰中学的前身叫鳌峰书院。鳌峰书院建于一七六四年，至一九六四年已有两百年了，真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在全川也是数得着的一所名校，几乎每年都有学生考入北大清华等学校，也培育出像黄汲清这样有名的科学家。我们三位老同学兴致勃勃地把仁寿一中看了一遍，边看边议论。在回寝室的路上遇见韩玉芳，她很羡慕我们几个又能在一个班。还遇见了原八中初六零级，现仁寿一中六三级的韩凤仙、彭翠华。我和她们打招呼，程耀光戴思义有点奇怪：“你为什么会认识她们？”我解释：我读初三去八中，她们上一中，我向南，她们向北，经常会在一个叫闵家坳的地方遇见她们，也会和她们打招呼的。他们两个将信将疑，总以为这里面有什么秘密，其实一点儿秘密也没有。进入一中，我们的户口也随之转来，粮油仍由政府配给，每月定量二十七斤大米，所以只需要交伙食费就能读书了。开头还供应大米，后来由于政府缺粮也供应面粉、玉米、红苕或红苕干粉，甚至还供应花四季豆作主食，不过能活下去，还有书读，我已经很幸运了。 一九六一年对于处于饥饿和死亡边缘的农民来说是一个转折，中央出了文件，刹住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虚报产量的浮夸风，打骂社员的“国民党”作风，否定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解散了公共食堂，重新确立了以队为基础的按劳分配原则。各家各户分了点自留地，虽然只有两三分地，但农民有了相对的自由，能够自己做主种什么了。这些措施，立刻就缓解了农民的生活困难。有了自留地，农民首先考虑的是种高产或有经济价值的菜，这就需要有种子。因为三年的公共食堂、集体生活，绝大部分社员都没有菜种子，所以只得去买。三爷碰巧抓住了这次机会，在大队种菜时，他就注意留种子，集体用不完的种子他都收起来了，和他一同种菜的几个老家伙都不理解：“留着些种子有啥子用呢？”。但三爷总认为会有用的……他一直是个生活的有心人，多年的劳作，使他内心始终敬畏农业生产的常识，留种子其实是他本能的习惯。现在，他这个好习惯显现了作用。三爷把门前的一百多平米的荒地（属于林盘地，在队里不算土地面积），撒上大量的牛皮菜籽、青菜籽、白菜籽、莴笋籽、莲花白籽……不到一个月，绿油油的菜秧密密麻麻地长满了这片地，明眼人都知道这不是一片菜秧，而是一把把的钞票，周围的乡亲们都投来羡慕的眼光。这些菜秧除一小部分自己栽种外，乡亲们也扯去了一些，绝大部分被三爷四哥拿到市场上去卖，主要是拿到满井、仁寿、宝马、镇子场、偏垻河去卖。这些秧苗一到市场都是抢手货，不一会就卖完。每天不过中午，四哥就已卖完回家了。他回来时总是笑嘻嘻的。一把菜秧一般可卖五角钱，一天卖四五十把，能卖二十多元钱。大约卖了二十多天，有了五百多元，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笔“巨款”。那时城里的一个三级工，月工资才三十多元。我家的经济困境一下就解除了：保保体弱多病需要的药费有了，家里的油盐零用也有了，养的鸡鸭及鸡蛋鸭蛋卖的少了，自己吃的东西多了，更重要的是我高中三年的花费都有着落了。全家在为卖菜秧赚了钱而高兴时，还是发现高兴早了点。 事隔一年，到了一九六三年全国又搞起了“四清”运动。所谓“四清”，开头叫“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来又改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这个“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本来是针对农村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比如他们的浮夸风，打骂社员的“国民党”作风，以及其他“不关心人民的生活，不顾人民的死活”的恶劣作风，多吃多占等问题……目的是反思三年困难时期问题，想刹住了基层干部的一些歪风，让农民出了口气。但是在基层，四清很快转了个弯，从“整改干部”变成了“整群众”。这其实也能理解，俗语说：医生不给自己看病。让基层干部自己“整改”自己，确实不好整啊，还是整群众顺手。按照四清原则，群众又不管理集体财物，也没干部权利，怎么跟“四清四不清”靠上边呢？这难不倒基层干部，没有“四清四不清”，他们制造新罪名，比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势力”，指那些做小买卖，从一个场买，到另一个场卖，买卖粮票布票等等。这些人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自发势力”。我三爷没有去搞贩卖——他腿不好也无力倒卖，但还是被人盯上挨整了。整他什么？就是一九六一年育菜秧的事，被定成“走资本主义道路自发势力”，受到批判。
（未完待读，下周见）注：特殊时期，本刊不定期刊出。
作者的赞赏码——
长按下图、点击赞赏！
前篇回顾：
（本期图片 @小刘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