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俊杰
48，回家 当我们走进久违的第五教学楼的教室时，发现全楼静悄悄的，使我意识到偌大的一座大楼或许只有我们这一个班三十一个人了。当周老师走进教室时，班长陈顺友大声呼喊：“起立！”全体同学刷的一声直起身：“老师好！”周老师满脸笑容：“同学们好！请坐下！”他也没讲什么开场白客气话，直接进入上课主题《自动调节原理》第一章第一节。 我很幸运的是，去年年底学校处理了一些书，其中就有《自动调节原理》。我当时花了八角钱买下，现在听课看书就比油印的讲义好多了。下午上《电子技术基础》，黄老师也直接进入主题，没有任何多余的话。 第二天上《电机学》，张老师来了个开场白，“同学们，我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复课闹革命，这种革命精神好得很！过去半年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西南局省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组成立了，现在我回校复课闹革命，要发扬八一五敢闯敢干的革命精神，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虽然不少人对他的这个开场白不太感兴趣，但是教室里还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后来教学楼又多了一些班级的同学来上课，但还没等全校同学完全“复课”，二个月后，情况又变化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文章，说复课是“复辟资本主义”，是“冲击文化大革命”，说学生复课学习科学文化是“跑到资本阶级的后院去捡鸡屎”……在这种情况下，“复课闹革命”又闹不成了，教学楼内的讲课声戛然而止。就这样，六八、六九级的大学生们失去了学习专业知识的最后机会，所以很多人后来参加工作都有专业上的遗憾。至今我也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复课闹革命 ”难道不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吗？ 复课闹革命被莫名其妙的停止了，当权派都打倒了，也没啥可造反的了——失去敌人，斗争也就没意思了，多数同学无所事事，处于彷徨中。我想到了回家，我已两年多没有回家了，想念“保保”、“三爷”的情绪越来越重。虽然回家的路费仍有问题，但这次有了机会——我以“八一五北碚分团”成员的名义领了一个月的伙食补助十元零五角，够我回家的车费了。 我用学生证买了一张去顺河场的半价火车票，用去三元。在火车站候车室遇到了抓小偷的事。几个候车的乘客抓到一大一小两个小偷。“你们为什么要偷东西？”大的那个小偷说：“我两天没吃东西了偷点钱吃碗小面。”小的则实诚：“他乱说，他刚才还吃了一碗牛肉面。”“那你没吃？”“我没吃，只吃了点他剩下的。”怎么处理这两个小偷？那几个乘客商量了一下，不知哪个出了馊主意。他们对小小偷说：“你扎那个大的小偷一刀。”小小偷有些不愿意或者不敢。“你不扎他一刀？那先扎你一刀！”小小偷被吓住，赶紧说：“我扎我扎！”于是，小小偷接过乘客的小刀，刺向大小偷的大腿。我被惊得闭上眼睛，耳边只听见“哇”的一声惨叫……这个血腥的场面，让我一直记忆尤新。是我唯一一次如此近距离的面对血腥事件。据说后面重庆的武斗更惨烈，幸好我没看见。 晚上十点过上了火车，第二天早晨到达顺河场。到汽车站那辆“客车”的票已售完，正在无奈之时，好心的售票员说“有一辆送农药的车要去仁寿，你敢不敢搭他的车？”“能到仁寿就行！”我于是花了五角钱上了那辆送农药的车，车上装了大半车农药。我爬上装药的车箱坐在靠前的地方。当时顺河场到仁寿的公路路况不好，都是用石子加黄泥压成的，我在车上颠簸晃荡了六十多公里。幸好车上有帆布篷，四周都是空旷的，风不断地吹过车箱吹散农药的气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在宝马场下了车和司机道别后沿着田间小道走向我的家。宝马离我家有十二里路，路两旁都是长满了绿油油的秧苗。此时我已无兴趣欣赏田园风光，疾步快驰很快到了尹家湾的那个拗口上。我的心跳都加快了，马上就要见到我两年多不见的父母——三爷和保保了。
我走进家门，保保正坐在堂屋外的凳子上补衣服。我激动地喊“保保”，保保惊喜的笑着站起来：“七儿你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快步跑到保保身边让保保坐下，我蹲下来看看保保，眼睛有点湿润。保保，似乎又老了，白头发多了不少……三爷也跛着脚出来了，小妹也从外边回来了，四哥挑着粪桶回来了，连不太露笑容的四嫂也笑着：“老七回来了！”。隔壁的泽先姐也大声喊：“老七你回来了！”。一家人高兴得说着笑着。我虽是穷学生，也买了点水果糖，给小侄女和上门来的堂兄弟的侄子们。 三爷在里屋做饭，四嫂在老灶房烧锅。这让我知道：四哥四嫂和三爷保保他们分家了，心里有点不快，家里就只有四哥这么一个儿子还分什么家呢？堂屋右侧的那间小屋已改成厨房，并开了道门通往夜合欢树下的那个小坝子，那棵高入云端的夜合欢树和黄柳树已被大队砍掉做了水车。夜合欢树下的坝子上安了一张石板做桌子。夜合欢树没有了，黄柳树也没有了，从镇子场到仁寿这五十里路上的标志性风景就没有了。这让过往的老客人很不习惯，按风水说法，也把陈家的风水破坏了。离家两年多，农村没什么变化，依旧是低矮的土墙茅屋。尽管乡亲们在生产队辛勤劳动，粮食产量仍没什么提高。不过细粮加粗粮再加瓜菜，安排得好的社员一年四季也能勉强吃饱肚子。至于肉和蛋对农民都是奢侈品。好在允许大家喂鸡养猪，能补贴家用。晚饭后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我给亲人讲了学校的情况，说我一天三顿都吃白米饭，还天天有肉吃，他们都为我高兴。我也讲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们不甚了解也不理解：国家好好的，干嘛要搞文化大革命？就算搞运动，学生也不能停课啊？ 三爷保保也说了些家中的情况，他们年龄大了，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我真希望能早点工作以帮助家里。在家里陪了保保一天，我就出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乡亲们看我光着脚和他们一起劳动有点惊讶：“你这个大学生还干活路，这活怎么干你还记得不？”“别小看我，我还是农民娃儿嘛！”幺爸陈学明还问我去北京有没有见到毛主席。我给他们说去过北京，并把见到毛主席的情况给他们讲了讲，他们都露出羡慕的眼光，纷纷问：“北京是啥样子？”“毛主席是不是像画片那样红光满面？”他们听说天安门前的长安街有二三十丈宽五六十里长时，都不相信——“有那么长？比从仁寿到镇子场还长的街？”“长安街分东长安街和西长安街，在主城区有十多里长，但扩到西起石景山东到通州八里桥就有五六十里了。”我详细给他们讲解，但他们肯定也弄不明白，毕竟他们眼里见过的最大街道，就是仁寿县城的那条破旧的宽不过两丈的街道，无法想象十里长街的宏伟气派。 保保告诉我，小妹这几年在双龙小学读书成绩很好，年年都是“三好学生”。但要读初中需大队推荐，王树轩当年整三爷，六六年时还未下台，他就不同意推荐小妹上学，理由是：我三爷是“掰三爷”，“走资本主义”的，还说“你们家有两个大学生了，应该把上学机会给其他的贫下中农子女。”一家人对此十分沮丧，小妹更是气得昏头昏脑，甚至意识都不清楚了，四处乱跑，后来把她找回来，她也是沉默寡言、倒头就睡。后来还是保保不知通过什么人帮忙，联系了凉风公社农中的校长，这个校长是个好人，答应让小妹到他那里读书，小妹的病才好了。也算报应，王树轩文革中被队里的造反派夺了权，不出两年就因白血病见阎王去了。小妹从小就是一个听话懂事爱劳动爱读书的人，一贯成绩优秀，正常的话，考上大学也没有问题，只是遇上了不好的时候，被误了一辈子。我在家里幸福地过了一段时光，收到学校同学的来信要我回去，于是我离别了亲人又回到风雨飘摇的重庆。
（未完待读，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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