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日本文豪的上海游记

《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英文版预告片

日本NHK新剧《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ストレンジャー～上海の芥川龍之介～)于12月28日播出。影片讲述100多年前，作为《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芥川龙之介来到上海的所见所闻。

《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改编自芥川龙之介的《上海游记》，这篇游记收录于KEY-可以文化2018年3月出品的《中国游记》，本书由著名日本文学翻译家施小炜先生翻译。

芥川龙之介，日本大正时代著名作家，熟读中国古代典籍，以短篇小说《罗生门》《鼻子》《地狱变》等知名于世。

芥川龙之介

受《大阪每日新闻》之托，他于1921年来到中国，历时四个月，遍游上海、杭州、芜湖、九江、武汉、长沙以及京津一带。《中国游记》记录了芥川龙之介一路的所见所闻，也展现了他的博学和文思。

今天小KEY和大家分享《上海游记》中的“第一瞥”：1921年3月21日，芥川龙之介登上“筑后号”，从门司出发抵达上海，开启了他的中国之旅。

《中国游记》（东瀛文人印象·中国系列）

[日]芥川龙之介 著

施小炜 译

2018年3月出版

第一瞥（上）

刚一步出码头，突如其来地，好几十个黄包车夫便将我们包围了。所谓“我们”指的是报社的村田君、友住君、国际通讯社的钟斯君和我四人。

说来车夫一词给日本人的印象绝非邋遢的模样。其气宇轩昂，不无江户气派，令人频生好感。然而中国的车夫，即便说他是不洁的化身，也不为夸张。而且乍一看去，人人长得奇模怪样，这样的家伙前后左右团团围上来，伸出形形色色的脑袋， 大声地吼着什么， 刚刚上岸的日本妇人之类，自然显得颇为惊惶。就连我自己，在被其中一人扯住袖子时，竟也不由自主地差点儿退却到人高马大的钟斯君背后去。

我们在冲破这黄包车夫的包围之后，终于成为了马车的乘客。谁知马车刚一启动，那马便冒冒失失地一头撞上了街角的砖墙。年轻的中国驭者怒气冲天，噼噼啪啪地猛揍马儿。那马鼻子抵在墙上，徒然地抖动着屁股。马车自不待言几将倾覆。大街上迅速挤满了围观者。看来在上海倘无决死的气概，甚至连马车也坐它不得。

俄顷，马车再次启动，驶抵架有铁桥的河边。河面上中国式的驳船密集如云，连河水都看不见。河沿上好几辆绿色的电车平稳地滑动。举目四下里望去，全是三四层的红砖建筑。

柏油大道上，西洋人与中国人过往匆匆。而这万国民众，却在头裹红巾的印度巡捕指挥下，规规矩矩地为马车让出路来。交通治理得井然有序，任如何以偏袒的眼光去看，也远非东京、大阪之类日本都会所能比拟。被黄包车夫和马车的勇猛弄得不无惊悸的我，望着这晴朗的景色，心情逐渐欢畅起来。

未几，马车停在了昔日金玉均遭暗杀的、唤作东亚洋行的宾馆前。于是率先下车的村田君给了驭手几文钱。可是，驭手似嫌不足，轻易不将伸出的手缩回去，并且口角飞沫，喋喋不休地申诉着什么。然而村田君却充耳不闻，管自拾阶而上，直奔大门。

钟斯、友住二君也毫不理会驭手的雄辩。我颇为这个中国人感到歉疚。不过，心想也许在上海流行这做派，于是也跟随其后匆匆走入门内。回头一望，驭手却似乎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似的，恬然坐在驭手座上。既然如此，又何必那般大嚷大闹呢。

我们立刻被领到一间微暗却装潢得花里胡哨、阴阳怪气的客厅。果不其然，这种地方即便不是金玉均，不知何时也会吃上一粒窗外射来的手枪子弹亦未可知。我正暗地里这么胡思乱想时，身着洋服、雄赳赳的老板，足趿啪啪作响的拖鞋，急匆匆地走将进来。

据村田君说，将这家宾馆定作下榻之处， 原是出自大阪报社泽村君设计的方案。然而这位精悍的老板大约是以为借宿与芥川龙之介，倘遭暗杀，颇不合算，于是便称除了正门前的房间外，别无空房。走到那个房间一看，床不知何故竟有两张，而且墙壁发黑， 窗帘陈旧， 连椅子也没有一把像样的——要之，倘不是金玉均的亡灵，绝非可安居之所。

于是无奈，泽村君的原意只得化为乌有，在与其他三位商量后，移师至距此处不远的万岁馆。

第一瞥（中）

是晚，我与钟斯君一道去一家名叫谢法德的餐馆用餐。这里的墙壁也罢餐桌也罢，还算赏心悦目。跑堂的悉数为中国人，而左近的就餐客人中却不见一张黄色的面

孔。菜肴比起邮船会社的船上来，也至少要高级三成。

我有钟斯君做伴，“ 噎死”（Yes）、“ 闹”（No）地说着英语，心情多多少少变得愉快起来。

钟斯君悠然地吞食着南京米做的咖喱饭，一面叙述别后的情形。其中有这么一段故事， 说是某日晚上钟斯君——名后加上“ 君”字，便到底缺了朋友的感觉。他本是英吉利人，在日本前后住过五年。我于这五年之间（虽然吵过一次架）始终与他过从亲密。我们一起去站席看过歌舞伎，一起在镰仓海边游过泳，也曾几乎彻夜在上野的青楼里杯盘狼藉。那时他身穿久米正雄唯一一套做客穿的和服，猛然跃入旁边的池塘里。对于他而称君，首先便是对他不起，附带再说明一句，我之与他亲密往来，乃是他的日语高明的缘故，并非因为我英语说得高明。——说是某日晚间钟斯君去某处的咖啡馆喝酒，店里只有一名日本女招待，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此君平素一直像口头禅一般，口口声声嚷着说中国是他的喜好（hobby），而日本是他的酷爱（passion）。尤其当时是迁居上海不久，一定更是分外地怀念在日本度过的时光。

“ 什么时候来到上海的？”“ 昨天刚到。”“ 那么不想回日本吗？”女招待被他这么一说，猝然眼泪汪汪地答道：“ 好想回去哇。”钟斯在英语句子中穿插进“ 好想回去哇”，还重复了一遍。随后微微一笑。“ 连我听她这么一说， 也变得awfully sentimental起来。”

用毕晚餐，我们在热闹的四马路散步。然后前往咖啡巴黎将去觇窥一下跳舞。

舞池相当宽敞。然而伴着管弦乐队的乐声，电灯光线忽红忽绿，变幻着色彩，这一点却酷似浅草。只是管弦乐队的巧拙，则浅草根本不在话下了。尽管这里是上海，但毕竟是西洋人的舞厅。

我们坐在角落里的桌子旁，一面啜着茴香酒，一面观赏一袭红衣裹身的菲律宾少女和身着洋服的美利坚青年欢快地联袂起舞。

记得是惠特曼还是谁的短诗里说，年轻男女固然美，而上了年纪的男女的美则别有一番韵味。我一视同仁，当一对肥胖的英吉利老夫妇舞至近前时，便不由得浮想起这诗来，觉得言之有理。

可是告诉了钟斯后，我这特特的浩叹，却被他付之嘻嘻一哂。据说他看到老夫妇跳舞，不问其肥胖还是瘠瘦，总也难禁喷笑的诱惑。

第一瞥（下）

走出咖啡巴黎将时，宽广的大街上行人已稀。拿出表来一看，才刚刚过了十一点不久。上海这座城市出乎意料地早睡。

然而那令人生畏的黄包车夫，却依然有好些在街头游荡。而且他们只要看到我们，必定要吆喝声什么。白天我跟村田君学了一句中国话：“ 不要！”不要自然就是用不着的意思。所以我但见到黄包车夫，立即便像念咒驱魔似的，连呼“ 不要不要”。

这是自我口中发出的值得纪念的第一句中国话。我是何等欣欣然地将这句话抛向黄包车夫们，个中消息读者倘不理解，那他一定从未有过学习外语的经验。

我们靴声大作， 走过寂静的街道。那街道左右两侧，三四层的红砖高楼几乎遮蔽了满天星斗。忽然街灯的光亮，凸现出写有笔画粗犷的“当”字的当铺白壁。

有时走过头顶上方荡着女医生如何如何的招牌的人行道，有时又走过贴着南洋烟草招贴的白灰斑驳的墙壁。可是走了很久，却总也到不了下榻的旅馆，而大约是茴香酒作祟，喉咙变得干不可耐。

“ 喂，有什么地方好喝上一杯？我渴得要死。”

“ 前边就有一家咖啡馆。再忍它一忍。”

这家咖啡馆看来远较咖啡巴黎将之类低档。涂成粉红的墙边，梳着分头的中国少年，在敲击着一架大钢琴。而咖啡馆的中央，三四个英吉利水兵，与面颊抹得通红的女人们捉对跳着吊儿郎当的舞。最后在入口处玻璃门旁，一个叫卖玫瑰花的中国老妇人，在吃过我的“不要”之后，茫然地眺望着舞蹈。我觉得仿佛是在观看一份绘图小报上的插画，画的标题当然就叫作“ 上海”。

正在这时，从门外吵吵嚷嚷地又闯进来了五六个水兵。此刻最倒霉的，要数立在门边的老妇人了。醉醺醺的水兵们粗暴地排闼而入时，老妇人挎在手臂上的花篮被撞翻在地。然而那帮水兵却毫不理会，早已与正跳着舞的同伙们一起，疯狂地乱舞起来。老妇人口中嘟囔着什么，弯腰去拾落在地板上的玫瑰。然而拾着拾着，这些花却已被水兵们的军靴碾为齑粉……

“ 咱们走吧。”

钟斯似乎有点儿畏葸，无言地抬起庞大的身躯。

“ 走吧。”

我也立即站起身来。我们的脚下，玫瑰点点斑斑散了一地。我一面移步向门，一面想起了杜米埃的画。

“ 唉，人生哪。”

钟斯向老妇人的篮子里扔了一枚银币，扭头问我：

“ 人生怎么啦？”

“ 人生便是撒满玫瑰花的路嘛。”

我们走出咖啡馆。门外照例停着几辆黄包车，等待客人。车夫一看见我们，便从四面争先恐后蜂拥而上。黄包车夫自然“ 不要”。可此时我发现除了他们之外，另有一位劲敌盯了上来。

在我们身旁，不知何时那个卖花老妇絮絮叨叨地申诉着什么，乞丐似的伸着手。看来老妇人在得到银币之后，似乎还打算让我们的钱包再次大张海口。

我怜悯起被这贪得无厌的人所叫卖的、美丽的玫瑰花来。这位厚颜的老妇人和白天乘坐的马车的驭手——当然这并非上海首日见闻的全部，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又的的确确是我在中国的第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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