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最后五年

十年前，那个令人悲伤的夜晚

“65329999”。

1997年2月19日晚11时许，路透社驻中国首席记者马珍的传呼机显示出这串数字。这是让马珍心跳加速的数字。它蕴藏着一个秘密。

对新闻记者来说，这个传呼极端重要，其含义是“邓小平去世”，只有发信息的“知情人士”和马珍两人知道。

马珍的同事林洸耀立即回电话核实消息。

与此同时，马珍的电话响了，来电者是位高级别官员，说话简单而含蓄：“别睡觉了，今晚要出大事。”

不同渠道的消息，印证了一个当年全世界最重大的新闻。

邓小平晚年生活照

耄耋之年再变法

1992年元月2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参加了“运筹与健康”杯老同志桥牌比赛。这个比赛是由他本人在1984年发起的。比赛结束时他获得了冠军，并被授予“桥牌大师”的称号。在职业桥牌的全部6个技术等级中，这一称号位列第三。大厅里因此喜气洋洋，冲淡了一个星期前的圣诞节的晚上、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的阴影。其时邓小平已经88岁，还相当健康。

半个月后，他登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中国历史如同一个螺旋，变革举步维艰，进步常遭逆转，而他将要解开死结。他试图让中国的改革新政成为永久性的，至少也要“一百年不变”。

这次充满激情的私人旅行使中国恢复了活力。在那个时刻，邓小平强烈的改革决心使得人心震动。在离开深圳这个城市的时候，当着众人的面，他又要求深圳市委书记说：“你们要搞得快一点。”

这种言谈风格让人联想起邓小平过去的绰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因善于辩论他被同学称为“小钢炮”。而上个世纪70年代，他有个外号“钢铁公司”。不过在退休后，人们已经很少看到他强硬的一面。

与当时普通民众的印象不同，“南巡”的目标并不是促使改革加速，而是保证改革的持续。

在电视上看女子体操的小运动员比赛时，邓小平总是说：“稳一点儿。”在这方面，他一向是杰出的表率。在关于改革的论争最为激烈的1991年，他不动声色。到了1992年，他才围上灰色的围脖，开始了旅行。

像邓小平以往的故事一样，这次重要的旅行也带有轻松的逸事色彩。到深圳仙湖植物园他第一次见到了“发财树”。“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他说。他登上了深圳的高楼，眺望了香港。在珠海登山时，因为下山道路崎岖，警卫建议原路返回，他却执意选择了新路。他的回答被认为是朝气的体现：“我从来不走回头路。”

在深圳、珠海、广州和上海，他总是在提醒人们改革的必要性。他反复强调者，必是值得尊重的常识：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更加广为人知的一句话则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在十四大闭幕式上

这次旅行是秘密的，即便是在香港媒体已有报道的情况下，邓小平本人也没有同意新华社发布消息。直到3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两天召开全体会议，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改革开放还继续吗？不仅继续，还要被重申和强化。

这一年的6月9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一次内部讲话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邓小平表示同意正式使用这个提法，并表示可以用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报告中。

在十四大上，“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被更为明确和改革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

在1979年邓小平的头像刊登在《时代》周刊的封面时，这家杂志说：“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

1992年的南方旅行则让邓小平的头像再次出现在这家杂志的封面上，文章写的则是“航空母舰”在13年里的第二圈。

“我已经交卷了”

“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在1989年6月16日的谈话中说。不过危险没有在1992年出现，他掌舵完成了“转弯”。

十四大刚刚闭幕，女儿邓榕搀扶他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在大批的与会代表中接见了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

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做出的最后一次重要露面。至此，他一生中的“运筹”已经基本结束。

他试图真正地做回平民，就像“南巡”接近尾声时在上海那样。那天是元宵节，节日里民间的欢快气氛令他兴致盎然，以至决心去“买点儿东西”。身边工作人员为他选择了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他则向吴邦国借了10块钱，给孙辈的萌萌和羊羊买了铅笔和橡皮。这次经历让他觉得有趣。回来后女儿邓林问：“老爷子你今天逛了商店，看见什么了？”“就看见人了，”他说，“以后再不去了，扰民。”

邓小平和江泽民

这年夏天，他最后一次在大海中游泳。在北戴河，他一共下海8次，每次游泳约45分钟。护士试图用对一般老人说话那种玩笑式的口吻约束他：“今天下海咱们表现好一点，少游一会儿，明天就还能批准咱们再游。好吗？”但是邓小平不受别人控制，即便他已经88岁了。“好不容易才下去一趟，我才不呢。”他说。

这一年的8月，中国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整个中国都已经打上了小平那种务实的印记。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Ｗ·张总结近代中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包括孙中山等领导人，都想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并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邓小平曾经与周恩来一道制定了“四个现代化”的规划，在其一生中，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都是不渝的追求。不过，改革开放之后，他把目标调整到了更切实际的“小康”。他已经尽了责任，1993年初，他告诉中共的下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

邓小平晚年生活

1994年10月1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人们把邓小平扶下车，又把他搀到一张轮椅上坐下。他观看了国庆焰火，并留下了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张照片。他已经90岁，到了鲐背之年，皮肤确实生斑如鲐鱼之背，不过他仍不会让自己的头脑局限于琐碎的事务之中。

国际舆论仍然认为中国新的领导班子是“过渡性的”，邓小平决定消除这种不确定性的意味。

晚上，邓小平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篇极具影响力的短文。他委托出席国庆晚宴的薄一波宣读了一份致词，文中要求政治局成员和全体中共党员“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从此，他再也没有特意公开露面。他交棒了。这一次，他做得悄无声息，就像早年在法国雷诺公司勤工俭学时的一个下午，他收拾好工具，没有大声招呼谁就下班了。国庆焰火照亮了北京的夜空，而他已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注入了一段基因，一段源代码。中国以后的一切变化注定会携有他的影响。

最后的宁静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米粮库胡同3号，一座青砖灰瓦、绿荫满庭的两进的院落里，邓小平不再工作了。

邓小平开始主持工作时的照片——手不离烟

在新华社的报道中，这个院落充满了自然界的气息：“果实累累的石榴，层层叠叠掩映着轩窗明亮的二层小楼。院子中央小小的莲花池里，夏莲正开得姹紫嫣红。池中太湖石上流水潺潺，半空枝叶间，间或可闻啾啾鸟鸣。”

在这一阶段，邓小平的身体已经变得衰弱了。

这一年，在关于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次预备会议上，江泽民与董建华单独握了手。其实邓小平时代对此已有铺垫。1986年，董建华的“东方海外”企业曾得到霍英东和中国政府的1.2亿美元贷款，从而渡过了难关。

在晚年，邓小平睡前经常看武侠小说作消遣，但与很多人的印象相反，他对这种读物评价并不高。“武侠小说最大的好处就是看了记不住，下次还可以再看，根本不过脑子。”他对邓榕说。

他最后3年的生活在《邓小平年谱》中也仅有8页记录。一旦不再工作，邓小平的生活就是平淡无奇的了。邓林曾说，她给了自己一个电视纪录片的命题，拍“邓小平的一天”，但尝试了几次之后就放弃了。他的日常生活太规律了，太普通了。“你想找一个戏剧性画面，找一个特别有情趣的镜头，找不着。”她说，“所以拍了几次也没成功。”

邓小平仍在吸烟。这一年12月22日，因肺部感染他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次年2月7日出院。

像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迈克·华莱士发现的那样，他吸的是一种过滤嘴比烟体还要长的特制香烟。以前在接受著名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时，他也吸烟，还使用痰盂。法拉奇却对他印象颇佳。相比之下，很多外国元首尽管彬彬有礼、笑容可掬，却不能博得她的好感。

“他愿意接受非常尖锐、非常深的问题。”钱其琛回忆说。原定采访只进行一次，但采访结束后，邓小平认为这位意大利女记者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深刻，所以主动提出再接受一次采访。法拉奇在北京饭店里整理录音，把每一个口头语“这个”都收录在内，然后才发稿。

正是各种具备挑战性的问题，为世界留下了更多的、更真实的关于邓小平的记忆。1970年代，当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卡特会谈结束时，有人问邓小平，“我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反对你的人？”邓小平回答说，“有！”包括卡特在内，每个人都屏息着听他怎么说。邓小平停了一会之后又说：“在中国的一个省遇到了激烈的反对，那就是台湾。”

在一生中，他一再证明了人类的常识多么值得尊重，比如说，每个人都喜欢有幽默感的人。比如说：一个生活中有魅力的人才会成为一个有魅力的领导者，平庸者无论身居何处都会平庸。

1996年12月22日，邓小平又一次因病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他的生命只有最后两个月了。他的未竟事业仍有很多，小如中国足球，大如政治体制改革。

在医院里，他看到了正在播放的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解放军总医院的护士后来回忆说，当邓小平看到自己，他的脸突然红了。

2个月后邓小平去世，基于邓小平本人在祛除个人崇拜方面的成功，人们平静地接受了他的离去。这年夏天，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很多人都在电视上看到了米粮库胡同深处的院落里雪松、藤萝、海棠和樱桃的婆娑绿影，在这里，一个伟大而平凡的老人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时光。

摘自《南方周末》作者：李海鹏

(本文参考《邓小平年谱》、《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等著作)。

邓小平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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