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荩沈荩（1872年－1903年7月31日），初名克诚，字愚溪，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人。沈荩曾参加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又成为革命派，并长期担任记者。1903年沈荩因揭露清政府与俄国签订条约的内幕被捕，7月31日在慈禧太后授意之下被刑部处以杖笞之刑，后被绞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新闻言论触怒政府而被杀的记者。慈禧下令打死记者之后1903年夏，据《大公报》报道，肃亲王奉旨在虎坊桥抓获三名“嫌犯”。对于“被拿之故及所拿者何人”，《大公报》也不太清楚，只能“俟访明再布。”就这一次看似平常的抓捕，最终却引起了轩然大波。被抓的人中，一个名为沈荩的记者后来被慈禧杖刑处死。沈荩之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晚清中国的著名大案，与新闻自由关联在一起。沈荩为什么被处以极刑呢？最流行的说法是这样的：1903年，沙俄拒不履行1902年签订的《交收东三省条约》，不愿意从东北分期撤兵，还提出新的七条要求。当时，刚刚从八国联军进京，狼狈西逃的阴影下走出来的慈禧，不敢抗争，希望和沙俄缔结一项密约，来处理这一问题。沈荩在日本一家报纸供职，密约签订之前，他通过秘密渠道获取了相关的内容，并把密约草稿寄给天津的《新闻报》（而章士钊的回忆中则提到，是先发表于日本的报纸），提前发表。此事引起世界舆论哗然，中俄签约计划成为泡影，也使得清政府十分恼怒。由此，沈荩也被称为“最早为新闻事业献身的人”、“近代第一个以身殉职的记者”。残酷的杖刑对媒体而言，如果报道一些血腥、残酷的事情，往往是不能“如史直书”的，因为过于残酷的场面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适感”。不过，透过《大公报》的报道，我们还是能感受到那种血腥：“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当杖毙时……骨已如粉，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当时，正邻近慈禧的生日，本不适宜对犯人正式行刑，但慈禧又必须让沈荩死，所以，监狱有关人员就“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改为立毙杖下”。更要命的是，当时还没有执行杖刑的“专业人员”，这样一来，沈荩的苦头就大了。为了讨好太后，刑部专门制作了一个大木板来招呼沈荩，导致沈荩“血肉飞裂”，折磨好几个小时后才咽气。清代的棍刑一个叫做王照的“帝党”分子，当时也呆在大狱中。第二年，他转到沈荩曾经呆过的监狱中。日后，他曾这样回忆那间牢房的境况：“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王照还回忆，杖毙沈荩后，上面还交代刑部，以病故为名遮掩死因，但沈荩身体强壮，加上仅仅入狱一晚就死于非命，当然遮掩不住。不久，关于沈荩案的报道铺天盖地，所产生的影响也不是慈禧所能预料的。舆论批判的焦点，是慈禧没有经过审判就直接行刑的行为，还有对言论犯罪的重刑判决。莫理循很生气当沈荩被杖毙的消息传出后，有一个英国人愤怒异常，那就是莫理循。他对这件事情的评价颇为激愤，他说，“那个该杀的凶恶老妇人慈禧太后”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使沈克威(即沈荩)被乱棍打死，引起满洲人的很大惊恐。”他认为，沈荩被杀所带来的反对浪潮，连晚清政府都没有料到。以至后来的《苏报》案等事件上，晚清政府不得不收敛起来，也不得不开始炮制一个像样的新闻法。莫理循当时是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记者。那时，《泰晤士报》的声名如日中天，以至林肯也不得不感叹，“除密西西比河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拥有《泰晤士报》那样强大的力量。”当《泰晤士》开始发展国外报道的时候，它派驻国外的记者，往往有“第二大使”的称号。莫理循正是这样一位“第二大使”。莫理循留下了大量他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后来被出版社编辑成《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大型图册。在《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中，收录有沈荩的照片。细心的人会发现，背面手写的“沈克威，杖毙，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等字样，和其它照片背面的手迹风格完全不同——这张照片背后的字迹异常工整，完全不像其它照片上那样龙飞凤舞。相信莫理循也是希望以这种郑重的态度对自己的同行和朋友，表示内心的深沉哀挽。其实，除了同为记者的身份之外，莫理循对中俄问题也非常关注。莫理循认为，英国在中国的利益，不能因为俄国的过分侵略而受损。1900年11月，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按照这一条约，清政府必须撤出奉天，也就是说，东北三省将成为“黄俄罗斯”。1901年1月3日，从李鸿章处得到情报的莫理循马上撰文披露，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晚清政府取得了有利的舆论支持，最终拒签条约。或许正因为有同样的经历，莫理循对沈荩才有更深的同情，也对他的被杀有更深的愤怒。此后，也就是1903年，莫理循利用《泰晤士报》的版面，发动一场遏制俄国的运动，鼓动日本和俄国发动战争。当1904年俄国和日本发起“日俄战争”的时候，有媒体甚至声称，这是“莫理循的战争”。激荡的舆论沈荩的惨案被《大公报》等报纸公开后，还引起全国性的排满风潮。据《大公报》的报道，在一次慈禧接见各国公使夫人，谈到沈荩案件的时候，“皇太后亦颇有悔意”，并表示在以后追拿各种罪犯的时候，“万不可株连良善，致离人心”。当慈禧表示“悔意”讨好国外公使的时候，她不知道自己的残酷杖刑，已经为反清、排满的革命者提供了最好的鼓动材料。即使她再强调“近日政府十分和平，绝无不合公理之举”，反对之声已经群起。《湖北学生界》在报道沈荩案时发表按语：“沈荩之死，我目不知何为而肿，我肝不知何为而裂。犬羊贱族敢将我汉人惨杀乃尔，我中国之稍有同胞观念者，能不摩拳擦掌以报此仇哉！”在上海，更是有数百人出席追悼沈荩的大会，会上宣读的《祭沈草文》已经成为排满的檄文，号召人们“犁清廷，复九世之仇”。慈禧不知道的是，晚清的中国，不仅仅有政府，还有大量的报纸。在一个有独立报纸的年代，政府已经很难操控舆论，实行“愚民政策”。1902年《大公报》创办时就宣称，要“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对照《大公报》在“沈荩案”中的表现，也确实做到了“大公之心

01史上智商最高的神人合影普朗克、居里夫人、洛仑慈、爱因斯坦、郎之万（依次第一排左2——左6）。再难有一个时代，可以毫无保留地输出这样一群，神级科学巨匠！各种公式定理和物理单位都坐在了一起，真正大师的聚会。02最后的帝后这是1922年，溥仪和婉容大婚后在宫内的影像。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皇帝与皇后有合影照的也只有这二位了，他们也是最后的皇帝与皇后。03东西方两大权相的合影李鸿章与俾斯麦，东西方两大帝国的第一权臣，两个人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但是过程和结果却大相径庭，而当他们远离政治中心之后，这一东一西，一老一新，两大帝国的兴衰沉浮也不禁令人扼腕唏嘘。04最后的皇族合影醇亲王载沣全家福，照片大约拍摄于民国初期。这里没有溥仪，其余都是溥仪的兄妹。05最有气质的合影人面桃花的林徽因，仙风道骨的泰戈尔，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无法超越的三友，真正的风尘三侠。06跨界泰斗的合影1936年，卓别林来华旅游，路过上海时探望老友梅兰芳。梅兰芳在“梅华诗屋”，备香茗美点，迎接这位国际知名的艺术大师。07最有礼数的合影英国医学博士梅藤更26岁来到杭州，创办了广济医院(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1881至1926年任院长。图为梅医师查房，一位小患者彬彬有礼地向梅医生鞠躬，深谙中国礼数的梅医生也深深鞠躬回礼。或许这张照片算不上著名，但却给充满战争与混乱的历史一抹温情。08最具智慧的合影从左至右，华罗庚、老舍、梁思成、梅兰芳，他们分别是数学家，作家，建筑学家和艺术家。四位大师都是各自领域的俊杰。。09最有权势的姐妹照1940年，宋氏三姐妹在抗战期间的合影照。10唯一的干杯1945年，重庆谈判。11最具人格的合影图左边：胡适。12气场十足的合照1954年夏，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在日内瓦莱蒙湖畔与卓别林合影。周总理和卓别林，这是政界和喜剧的穿越。13最后一次握手1974年5月29日，周总理住进了305医院，这张两位伟人的握手，没想到成为最后的握手。14唯一的点烟照金日成为他点烟，这个经典的瞬间，被解读出无数意义。15唯一的合影1980年，邓小平去黄山旅游，偶遇《白发魔女》剧组，左边是鲍起静，右边是方平，两人是夫妻。照片现在存放在北京的电影博物馆，是邓小平生前唯一的一张和电影演员的合影。16一把手合影普京是俄罗斯的一把手，释永信是少林寺的一把手。两大一把手走到了一起，尽管是一把手还是跨界了，一个是世俗的总统，一个佛门的和尚。17基辛格与中国小孩合影1974年，中国武术代表团访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表演者握手，这个小孩就是李连杰。18最喜悦的触碰卓别林和海伦·凯勒(《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真挚的情感。19粉丝与偶像的合影1990年，迈克尔·杰克逊，受邀出席一场开业庆典，身边这位好眼熟，对，就是川普。美国总统，当时杰克逊的粉丝。20最般配的合影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对金童玉女、才子佳人。21民国最具颜值的合影民国十大女神，右起：王丹凤、白光、李丽华、周璇、胡蝶、陈云裳、陈娟娟、孙景璐、罗兰、龚秋霞。22最女神的合影左起林青霞、郭小庄、胡茵梦、邓美芳、杨莲英、郭欣菁、徐枫、韩湘琴、林凤娇、刘梦燕。那盛产气质美女的时代。23两大帮主会盟照1991年，苹果前CEO乔布斯，和微软帮主比尔·盖兹交谈。24最喜剧跨界合影1931年，爱因斯坦出席，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的首映礼。一个是物理学泰斗，一个是喜剧大师。25最有力量的合影1997年，南非开普敦，曼德拉和戴安娜王妃留影。为了推翻南非种族主义统治，曼德拉曾遭受27年的牢狱之灾，此时的戴安娜刚刚忍痛结束和查尔斯王子15年的童话婚姻。同年，戴安娜因车祸去世，2013年曼德拉也因病离世。26最经典的合影红楼梦里的“宝玉”与“黛玉”。27两个迈克对决1992年，两大“迈克尔”对决，迈克尔·乔丹和迈克尔·杰克逊打篮球。估计他们五百年前在非洲是一家。28巨人同框1933年2月17日，上海宋庆龄住宅院内，鲁迅与萧伯纳、蔡元培合影。29扼腕叹息两才女邓丽君和三毛，再少见这样纯粹的笑容了。1991年1月4日，三毛在医院自杀离世。1995年5月8日，邓丽君因哮喘病发作在泰国离世。30最霸气的抓拍《教父》导演科波拉（右），主演白兰度（左）、阿尔·帕西诺（中）。31回不去的经典黄金年华的陈百强、王杰、梅艳芳和张国荣。除了王杰，其他三位已经辞世多年。32最有尊严的合影罗莎·帕克斯（现代民权运动之母，黑人民权行动主义者，1955年12月1日,她因为拒绝在公交车上给白人让座而被警察逮捕。）和马丁·路德·金。33死对头的合影1980年，萨达姆与阿拉法特。34美国5位总统合影从左至右老布什、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卡特。面对喜欢“搞事情”的现任总统特朗普，美国人民看了这张合影恐怕会颇有感慨。35红颜薄命摩纳哥王妃格蕾丝凯利和戴安娜王妃，两人后来都因为车祸身亡，红颜薄命，让世人唏嘘。36最有价值的合影1988拍《红高粱》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四位主创，陆续成了天后级的演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叱咤风云的著名导演。37最遗憾的合影李小龙原名（李振藩）去世，1973年7月20日（星期五）（32岁）；李国豪，去世于1993年3月31日，死于枪击

日本浮世绘“日本就像中国的一面镜子”。的确，两国隔水毗邻，“同文同种”，黑发黄肤，又都食稻米，都拿筷子，都会将大豆磨成豆腐，并都使用汉字，在历史上还都尊崇儒学。概而言之，实在太像了。然而，这两个国家在近代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前者积弱不振，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者骎骎日进，跻入西方列强的行列，甚至一度认为自己是东亚正统秩序的代表。

“现在我国正缔结条约，逐渐开放门户，因此，以后一定要学习英语。”福泽谕吉后来这样描述自己当年的心情，“作为一个西洋学者，若是不知英语是行不通的。”他发奋图强，开始自学英语。

光：科技“新冷战”下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路径兰德报告：未来30年中美关系最可能的走势新版高中历史书上，wg被重新定性为“内乱”为避免浪费粮食，实行新粮票制度势在必行？

这是一组反映1966-1969年间中国的图片，展示了当时民众方方面面的生活、工作风貌。1966年，上海住院病人。1966年，北京。1966年，吉林辽源，老矿工上忆苦思课。1966年，山西沁源，为山民看病的中医。1966年，广东高州，一个大队全体队社员一齐戴上毛主席像章的仪式。1966年，河南洛阳，全家人一齐学习《毛主席语录》。1966年，福建建宁，农场饲养员在采集猪饲料。1966年，西安，水库游泳。1967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1967年，太原。集中收听毛主席的"最高指示"。1967年，重庆，满载"三支两军"人员的船只依靠码头。1967年，陕西西安，工厂宿舍区里，跳橡皮筋的小姑娘。1968年，吉林，隆冬里的农田基本建设。1968年，吉林临江，长白山腹地一个储木场。1968年，广东广州，小学生手持"红宝书"，学跳"忠字舞"。1968年，广东韶关，漂放木排。1968年，江苏南京，中国自行设计的双层两用桥梁——南京长江大桥通车。1968年，河南，夏粮丰收。1968年，福建上杭，参加诉苦大会，接受再教育的军人。1968年，黑龙江饶河中苏边境，民兵训练使用反坦克火箭筒。1969年，北京。1969年，吉林，朝鲜族农妇。1969年，广东广州动物园，猴子与游客。1969年，广东高州，男女老少学唱革命歌曲。1969年，河北遵化，在打谷场劳作。1969年，湖北，长江三峡的航标工。1969年，西藏昌都，卡集拉兵站。1969年，黑龙江东宁，夏收季节的中苏边境。1969年，黑龙江庆安，全国干校典范柳河五七干校，新到学员在吃第一顿饭。-

李鸿章西方“立国政教”甲午战争中国军队惨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宣告了使李鸿章位望日隆、进行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最终失败；而他代表清政府赴日“和谈”，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更是万夫所指。中国政治文化中“反贪官不反皇帝”、“骂昏官不骂昏君”的传统，使他几乎是独自承担了整个王朝、起码本应由朝廷承担更多却丝毫都不承担的罪责。当然，朝廷从来都乐得让臣属替自己承担骂名，所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完万人痛骂的“马关条约”后，入京晋见光绪帝时遭到割地赔款是“失民心、伤国体”的严责，仿佛这些条款最后不是由朝廷决定而是李鸿章一己所为。晋见皇帝之后，李鸿章被朝廷留在京城“入阁办事”，实际失掉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权位。由于李鸿章在京城并无房产，只得借居在贤良寺。俗说墙倒众人推，李鸿章失意赋闲，许多门生故旧纷纷离他而去，另寻靠山，贤良寺门庭冷落车马稀，几可罗雀。如李鸿章于袁世凯有知遇之恩，但此时袁见李失势便投向其政敌翁同和、李鸿藻，甚至代翁来劝李鸿章告退，以便让出协办大学士由翁顶缺，结果遭到李鸿章的痛斥。虽处逆境，权欲仍强的李鸿章并不愿就此认输，轻易淡出政坛，几十年饱览政界风云变幻使他感到官场升沉起伏并无定数，因此实行韬晦之计，闭门谢客，静待东山再起之机。1896年2月，李鸿章突然受命出访欧美，命运似乎出现一线转机。而正处困境中的李鸿章能重负重任，盖因远东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甲午战争前，远东的主要矛盾是英、俄对峙，争夺霸权，而日本本身还受一些不平等条约制约，不得染指。甲午战争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唯一强国，挤进侵华列强之列。朝鲜名义“独立”，实际被日本控制；“马关条约”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使日本突然成为远东势力最强的帝国。因此，与一直想独霸东北的俄国矛盾骤然尖锐。为制止日本在远东势力扩张，俄国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联合法、德两国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日本本想向英美求援，但英、美也不愿看到日本在华势力迅速膨胀，建议日本接受俄、法、德三国主张。在这种压力下，日本被迫对三国让步，退还辽东半岛，但向中国强索三千万两白银。看到日本势力在远东如此迅速扩张，俄国也加紧对华活动，加速修筑横贯欧亚大陆、穿越中国东北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同时向处于财政困境中的清政府提供巨额借款。修筑穿越中国东北的铁路，当然需要中国政府同意，但由于各国对中国东北都虎视眈眈，俄国认为公开谈判难达目的，于是决定利用1896年5月举行尼古拉二世加冕礼之机邀请中国重臣到彼得堡秘密谈判。由于惨败于日本，中国举国上下当然产生强烈的仇日情绪，而俄国的干涉“还辽”和借巨款于中国，使意识到自己实力不强的清政府开始对俄报幻想，“联俄抗日”一时成为朝野不同派系的共识。奕訢、翁同龢、张之洞都主张联俄抗日，刘坤一甚至还提出由于“干涉还辽”实际是俄国主动，因此如果俄国能迫使日本“还辽”且不向中国索要“赎辽费”，中国可主动将新疆数城拨送俄国为谢，更不用说素来亲俄的慈禧、早就主张“联俄”的李鸿章了。在全面“亲俄”的氛围中，清政府立即同意派大臣访俄，但并未想起用投闲京师的李鸿章，而拟派此时正在法国的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就近前往。然而俄国却对此提出抗议，认为王之春地位不够高，明确提出要李鸿章前往。清廷无奈，只能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祝贺。对此任命，李鸿章肯定喜不自胜，但却上折请辞，表示只要有利于国，不辞艰险本是“人臣之义”，自己一直不敢忘记这“致身之训”。不过自己时年七十有四，年老体衰，步履艰难，即便忍受几万里之舟车颠簸劳顿，“亦岂能以残躯暮齿从事于樽俎之间。傥陨越于礼仪，殊有伤国体”。他的恳辞，一方面是表示自己仍然“闭门思过”，并不愿重新出山；另一方面则是以退为进，明知此事离了他还真不行，所以故意摆架子要“拿”朝廷一把，表明自己的重要。果不其然，朝廷不允其辞，并降旨慰免一番。这时李鸿章立即上谢恩折，表示“但有益于交邻之道”，自己不怕路程遥远。而与他一直矛盾尖锐的翁同龢甚至也专访李鸿章商谈“密结外援”之事。命运突变，使李欣喜不已，曾兴奋地对人说：“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诚为某今日咏矣。”向来喜怒不形于色、被曾国藩称赞“劲气内敛”之功的李鸿章此时竟如此得意忘形，其内心的激动与兴奋、大半年的委曲与怨恨均可想见。1896年3月14日，李鸿章经天津到达上海。他曾对来访的黄遵宪说，此行“要策”是“联络西洋，牵制东洋”。西方一些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也争先恐后邀请李鸿章前往访问，并想法设法要李首先访问自己国家。俄国则唯恐李先至他国，为他人“抢得先机”，坚持李鸿章应首先访俄。3月28日，李鸿章一行从上海乘法国轮船出发，经红海、苏伊士运河抵埃及后换俄国轮船，由地中海入黑海，于4月27日到达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由此乘专列于4月30日到达彼得堡。在俄期间，参加种种活动、到多处参观，会见了新即位的沙皇，与俄国高官进行了长期会谈。俄方深知中国此时对日本的恐惧，以支持中国保持完整性为诱饵，使中方步步退让，最后于6月3日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通常所说的《中俄密约》。其主要内容是如果日本进攻俄国远东或中国及朝鲜领土时，中俄应共同出兵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战争期间，中国所有港口都对俄国兵舰开放；为了俄国在战争期间运送军队、军火、粮食快捷妥当，中国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修筑直达海参威的铁路。虽然条约中还规定“惟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藉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皇帝应有的权利”，但俄国毕竟得到许多特权，因此中国根本无法阻拦俄国势力在中国东北的迅速扩张。完成“联俄抗日”外交使命后，李鸿章于6月13日从乘火车离开俄国，开始到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英属加拿大访问。在这些国家，他受到盛情款待，会见了各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诸如俾斯麦等达官贵人。参观了工厂、农村、报社、学校、矿山、电报局、银行、军队、博览会，在德国还专门请医生以“电照法”，即X光检查了年前在日本马关谈判遇刺时仍留在脸上的子弹。这些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他赞叹不已。在英国他还参观了议院，曾坐在下院特设的席位上听议员发言议政。在美国，他参观了独立厅、自由钟、美国国会、国会图书馆。9月14日，他从加拿大温哥华乘美国轮船起程回国。轮船在日本横滨停泊时，李鸿章需转乘他船，日方已在岸上准备了他的食宿之处，但李鸿章“衔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履日地”，不论别人怎样劝说，他就是不上岸，坚持在船上过夜，改乘轮船招商局的“广利”号回国，于10月3日到达天津。虽然李鸿章以“懂洋务”著称，但以前他对西方毕竟都是“听说”而来，没有亲身体验，这次历时近七个月，行程九万里的欧美之行使他眼界大开，对西方、尤其是西方“立国政教”的认识又深了一层，正如他刚刚回到天津后给亲信吴汝纶的复信所说，“所见过于所闻”。他曾对人说此行除为祝贺俄国沙皇加冕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博考诸国政治之道，他日重回华海，改弦而更张之”；欧美之行使他认识到“生今之世，善教发为善政，其明效大验，有若是哉！”在给吴的信中，他得出了欧美“立国政教”的“扼要处，实在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此语虽然简略，未具体言明怎样才能“上下一心”，但毕竟接触到“政教”层面；他又说自己以前感叹胡林翼所说如果中国能“生财”、“天下事尚可为”这句话，现在看来这其实是第二位的，他实际承认能否“富强”的关键是背后的“政教”，所以中国不仅仅是“器物”不如人，而根本原因在于“政教”不如人。在给吴氏此信及给其他人的信中，他还几乎以同样的字句都谈到欧美新闻记者对他的追踪采访：“各国接待情形及沿途行止，西报逐日记载至为详尽，译布中夏者不过十之二三。西人好名，所至之处，辄有馆人执笔相随，朝夕不离，有如监史，即一言一笑之细，纤悉无遗。投老远行，供人描画，一何可笑！”其中有对近代新闻业见所未见的惊讶，更有对自己如此引人关注的洋洋自得，这也是对前段在国内备受冷遇的心理补偿。在给吴氏和其他几位亲朋信函的最尾，他都同样写道：“忽从西海，重履东华，去日几何，辄有东坡还朝如梦中之慨！”所谓“东坡还朝”即指宋神宗时苏东坡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不容于朝廷、被贬官外放直至被捕系狱，后神宗驾崩哲宗即位，王安石新法俱废，苏东坡在厄运中突然被招还朝再受重用之事。看来，游历欧美的无限风光使他真以为自己要重握大权了。原则与自保李鸿章自欧美风风光光地出访回来，觐见光绪和慈禧太后，详细谈了所见欧美繁华强盛，并以中国贫弱提出“须亟设法”。但他的意见并未得到重视，更未如他所愿重新得到重用，于1896年10月24日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只是见习大臣，并无实权，被人称为无用的“伴食之宰相”。从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到被视为只是“陪人吃饭”的“伴食宰相”，落差何其大也。对此任命，李鸿章当然老大不乐意，拖了八天后才去上任。就在任命他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同一天，朝廷又因有人告发他几天前曾私入圆明园下旨严责道：“李鸿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殊于体制不合，著交部议处。”几天后吏部准备将其革职，光绪下旨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不仅未受重用，反因无心细过受罚，他的处境着实不妙，不能不时时小心、处处提防。这时，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对维新运动，李鸿章的态度颇为复杂。虽然从思想观点上他非常同情、支持维新运动，但作为多年身居高位、深谙宦情的重臣，他知道维新运动又不能不深涉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卷入其中的危险自不待言，因此小心翼翼，力避卷入朝廷政争之中；而且，他与支持维新运动的重臣翁同和之间又积怨多年，甲午战后他声名狼藉且被朝廷冷落一旁，地位本就岌岌可危。这一切，都使他在这一严重的政治危机、冲突中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支持维新派，但更加小心谨慎地自保其位。他曾对一外国人说过，现在权力在守旧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员要格外小心，不敢昌言新法，很难做成什么事。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不久，新疆巡抚陶模奏请以培育人才为立国之本。陶模与李鸿章私交深笃，将此书告李鸿章，李在回信中一方面支持变法主张，另一方面又认为政治积弊太深，恐非易事：“今之论者皆知变法，但有治法须有治人。”“迩日公车章疏，何尝无深识危言，此在庙堂采择，见诸施行而已。详察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若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复振也。”1895年8月，维新派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以推动维新，李鸿章对强学会的主张表示赞同，自愿捐金二千入会，但因此时他已名誉扫地而被拒。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并出版《强学报》，他又捐金一千表示支持。虽然他可以捐金支持强学会，却又难忘与翁同和的恩怨，尤其难忘甲午战后“帝党”官员对自己的强烈抨击，一直伺机报复。所以又暗中指使，让人上疏抨弹帝党中坚文廷式，因为文廷式是帝党官员中上疏抨击李鸿章最严厉者。慈禧见此疏后，立即勒令光绪将文廷式革职返乡永不叙用。慈禧意在打击帝党，削弱光绪力量，因文廷式是帝党最敢言、最忠于光绪的官员。李鸿章一方面支持维新派，一方面又为“泄私愤”打击维新的重要“后台”帝党，从大处来说，足见政治斗争中政治见解与个人利益、恩怨的复杂纠葛，从小处而言，足见李鸿章其人的复杂性。在访问欧美回来后，他在给诸多友人的信中更是频频主张变法自强：“此行遍历诸大邦，亲觇富强之实效，中国地大物博，果能上下一心，破除积习，力图振作，亦何事不可为，日本变法以来不过二十稔耳。”中国面临列强环伺、亡国亡种的危险，而“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在这些信中他甚至还提出要废科举、改书院为学校、官员要学习外语等主张。从1895年“公车上书”起，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维新声势越来越大，康有为的变法主张终于打动光绪皇帝。光绪非常想破格召见康有为，但为守旧力量所阻，只得让总理衙门先传问康有为。1898年1月24日，翁同和、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在总理衙门约见康有为。在长达几小时的会谈中，荣禄明确表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李鸿章只对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后追问了“然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这一个问题。在这次约谈中，李只问此一个问题而未明确表态，可见其谨小慎微。不公开表态不等于没有态度。对康、梁维新派，李鸿章实际暗中支持。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明定国事，历史上的“百日维新”开始。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退下时途中遇到李鸿章，李的脸色大变，悄悄将荣禄参骇康有为、刚毅反对授官康有为之事告他，意在要康留神。还有一次，荣禄到颐和园谒见慈禧太后，正好李鸿章因太后赏他食品要向太后谢恩故同被召入。荣禄要在太后面前告状说康有为非法乱制，皇上如果听从必将有大害；同时他以李鸿章“多历事故”，应对太后直陈变法的害处。李鸿章则以叩头称“太后圣明”搪塞支应，并将此密告康有为。变法的各项措施如奖励工商等都是李鸿章多年主张的，其中将科举考试中的“八股”废掉，改为策试更得李鸿章赞赏。维新派本想废科举办学堂，但考虑到如果这样会遭到天下读书人的反对，所以妥协改为只是废八股，改为策试。李鸿章早就认为应该废科举，兴办学堂，但他也深知其中艰难，所以维新派的仅仅改八股为策试即使他兴奋不已。他曾对人说：“康有为吾不如也”，因为废八股“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当然，这种赞赏都是私下的。当李鸿章听说废八股遭到许多读书人反对、甚至有人放风要刺杀康有为时，特派人前往康处，要康“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还“遣人慰行”，加以保护。创办京师大学堂时，他曾劝奉旨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Martin,William

人类的历史，从大趋势看，就是一个逐步走向文明的过程。走到今天，食人部落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已经不用靠是否吃人来衡量一个或者一群人是否文明。那么，一个人，或者一个人群，文明不文明的区别在哪里呢？当然不能看穿戴，曾经，一个人在某些特定的场合穿戴是否得体，的确是人们评价其是否文明，有教养的标志。但是，随着社会的进化，社交礼仪却在简化，从前不穿晚礼服参加晚宴是大逆不道，现在已经趋向于无所谓了。似乎也不能看礼仪。是否懂礼仪，曾经也是一个人是否文明有教养的标志。但是，有些人就是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原本就不谙礼数，所以，这个标准，也不好作为是否文明的判别标准。关键是，穿戴和礼仪，都是外在的形式，一个人或者群体是否文明，还要看内在。在我看来，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是否文明，关键要看他们是否讲道理。讲道理既是一种意愿和态度，更是一种能力。在我们这个国度，不讲道理的人很多。但凡起了争执，一方说：你怎么不讲道理？另一方往往会说：就不讲道理，怎么啦！在这里，有些人安着心，就没想讲道理。很多人只听得懂拳头的语言，暴力的语言，当然，也包括权力的语言。你也可以说，他们根本听不懂人话。明明操同一种语言的人在对话，却像鸡和鸭讲。只有在熟人面前，亲友面前，才稍微好一点，但复杂一点点的道理，他们也一样听不懂。网上的争论，虽然双方或者几方见不到面，大体不能用拳头说话，但不讲道理的现象，更是常见。动辄问候人家父母的，就不用提了。就算是不骂人的争论，也看不见逻辑。你说政治，他给你讲道德，你讲道德，他跟你讲法律，等你也跟到法律了，他又回到了政治。反正是胡搅蛮缠，只要我把你搅晕了，我就算赢了。甚至连所谓的学术争论，也大体差不离，没有逻辑，没有学理，你说东，我拉西，就算我的证据错了，史料有问题，也绝不会认账。争论不是为了澄清事实，讲清道理，而是为了维护我的面子，无论采取什么手段，我的面子都不能丢。所以，在我们这里，没有正常的学术争论，如果有的话，必定会烂尾。动物之间的胜负，是要靠蛮力决定的，动物界的秩序，也是用弱肉强食原则来维持的，因为动物没有复杂的语言系统。人类有了复杂的语言，有了论理的逻辑，有了明了利害的理性，也有了可以倾听对方的情商。但是，这一切，都是文明进步的产物。对于有些人来说，是没有进化到这个程度，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没有这样的意愿。他们虽然享受着人类21世纪的文明成果，但是，大脑还留在丛林时代，他们只习惯于听从权力、暴力的声音。一个在街头可以跟妇孺耍蛮的男人，如果碰上一个胳膊比他粗力气比他大的人出来干预，马上就会变成龟孙子，一口连声地说，大哥您说得对，您说得对。微博上在某些力量的指挥刀下，对一些根本没法回击的人放肆地攻击和谩骂，似乎理直气壮，但只要这些力量换了指挥的方向，这些人马上就销声匿迹。欺负弱小，如果是一种畸形的享受的话，也是一种非常低级的享受。但是，就是有很多人沉湎于这种享受里面不能自拔。最根本的是，文明的光即使从大墙的缝隙里照过来，也没有照在他们身上。他们对野蛮，已经习惯了，尽管自己也经常被野蛮地对待，他们还是更习惯于野蛮。因为，他们的人生很堕落，他们也自甘堕落。-

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唐·李商隐有一种美，需要跨越时光的长廊，在繁华凋尽的心卷反复吟读，反复咀嚼，才得其深味。美艳的荷落尽，拂落千年的文明，寂寞在露重的秋。入梦，翘首，月上孤亭，画廊折角，那池残荷。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迟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哦，你也在这里吗？”

提起历史必读物，许多人都会首先想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部书1982年在国内首次出版便风靡一时，近40年来影响力经久不衰，畅销300万册，甚至被不少影视剧中人物反复提及（如《人民的名义》）。据称《万历十五年》带来的收入，让62岁“丢掉饭碗”的黄仁宇维持了20年“体面的生活”，甚至在黄去世后，还能担负其妻儿的基本支出。但在大众知名度、市场认可度之外，黄仁宇在学术界始终饱受争议。他的“大历史观“被评“严重不成熟”，其人更被称为历史学界的“余秋雨”和“琼瑶”。“像黄仁宇这样，将学术研究成果通俗化，并且在普通读者那里受到热烈反应的学者，在学术界的地位往往都比较尴尬。”历史学者张宏杰曾撰文书写“黄仁宇现象”。文章里，他从黄仁宇的生平、《万历十五年》的畅销和学界纷纭的评价，讲到有类似境遇的易中天、周国平，将目光所及之处对他们的认同、批评、质疑、反思、忧虑摆上台面。新媒体时代，这种现象似乎更为显著，因此饱受争议的并不局限于以上几人。如何看待学者化身“通俗明星”，依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黄仁宇与《万历十五年》作者：张宏杰01谁也没想到这本书能够成为畅销书1976年，五十八岁的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华裔历史学者黄仁宇用英文完成了一本书，取名为《无关紧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落》（1587，A

光：科技“新冷战”下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路径

01“最美鲜花小镇”你最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面对这个问题，我想每个人的脑子里都会出现不同的画面...有的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的是“小桥流水人家”，有的可能是“门前一树桃花”...总之，想象中的生活一定格外安逸。其实在中国有这么一个地方，既有风花雪月的浪漫，又有古色古色的韵味，而且“处处有水，户户有花”，美到窒息。这里梯田鳞次栉比，村庄聚气巢云，被称为“梯云人家”。这里每年都会花开成海，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这里粉黛瓦墙，就像是一幅泼墨的山水画。这里就是位于婺源的篁岭。篁岭鲜花小镇，是一座有着600年的历史、被鲜花包围的徽派小镇。在这层层垒叠的梯云村落里，天街和九巷将水墨画般的徽派古建给串联了起来。而且每家每户都种花，鲜花簇拥着整个村落。什么品种都有，洁白的梨花、粉嫩的樱花、妖娆的桃花...所以篁岭每个季节都是五彩缤纷的。02“四季皆宜的篁岭”春天的篁岭，缤纷夺目。千亩油菜花竞相开放，从远处望去，就像是金色的天阶，一层层，一簇簇，让人着迷。若你早早的起来，还能看到烟雨缭绕，大地朦胧的浪漫情景，真是让人如痴如醉。漫山遍野的油菜花香四溢，整个村落里，沉淀在一份淡淡的香气中，混杂着泥土的清香，沁人心脾。夏天的篁岭，浓妆艳抹。所有的颜色都达到了最大饱和值，所有的花朵开始争奇斗艳，每走一步都让人眼花缭乱。配上那湛蓝的天，那洁白的云，那青葱的树，自己就像是画中人，不由得让人感慨大自然的配色能力。如果你是雨天或者阴天来的，也不要难过，因为雨中的篁岭也别有韵味。每逢杏花春雨，这里便多了几分江南的朦胧之意，倒是让人想起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到处都是虚幻的，这时撑一把油纸伞，你就是“雨巷”中的那个姑娘。秋天的篁岭，热闹非凡。很多人知道婺源都是因为油菜花，但其实秋天的婺源才是最美的，因为充满了人情味。在篁岭有个习俗叫做晒秋。由于地势复杂，村庄平地极少，所以村民们只好利用房前屋后及自家窗台屋顶架晒、挂晒农作物。长长木架托起圆圆的晒匾，春晒蕨菜、水笋；夏晒南瓜、豆角；秋晒稻谷、辣椒……五颜六色的作物，衬托着徽派建筑，别提多美了。金秋的阳光温馨恬静，圆圆晒匾里五彩缤纷丰收果实组合，一阵秋风过后，五谷飘香。初冬的篁岭，果实累累。初冬，万物开始凋零，但是柿子树上却挂满了火红的果实。院子里的柿子树结满了熟透了的柿子，像一盏盏红红的小灯笼挂在枝头，看得让人心里产生无限欣慰和暖意。而且随手摘一个放在嘴边一吸，就会吸到那比蜜还甜的红色柿汁，甜到人的心里去。天气稍微再凉些，柿子上会挂满白色的霜，就像是撒上了糖粉，格外可爱。03“来一次篁岭吧”很多景区的美都是季节限定的，但是篁岭的花期却是一年四季的，不管你什么时候来，都别有风情。所以它也被大家誉为最美的小镇。若现在去，置身篁岭中，古街巷弄，犹如一幅水墨画，而那些娇艳的花儿们，明艳的又好像西方的油画...两者碰撞在一起，简直妙不可言。而且这里的民风淳朴，道路两边，都是当地特色的小吃或者手工制品，街上时不时会听到孩童嬉闹的声音，那感觉温馨至极。开心的时候，就来篁岭吧。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喝茶聊天，漫无目的的在村子里游走，各处的鲜花为你绽放，迎接你的到来。难过的时候，就来篁岭吧。这里真的能洗涤心灵。跟村子里的老人聊聊天，听一听他们的过往，说不定会豁然开朗。而且这里没有喧嚣，没有灯红酒绿，也不繁华...但就是因为这份安逸，你才能真的解脱啊。孤独的时候，就来篁岭吧。有人说，一个人出来固然好，但是就是太孤独了。看到美丽的景色没人分享，也无法和这些美丽的景色合照。但是在篁岭你不会感到孤独。这里的人都热情好客，这里的景色让你眼花缭乱，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感时伤怀。篁岭与其说是一个景区，倒不如说是很多人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来这里，一定不要走马观花的欣赏一圈就罢了，一定要在这里多住几天。有人会说，村子又不大，多住几天有什么好玩的？是啊，这里是没有什么娱乐设施，这里只有最平淡的生活，但这不就是现在很多人渴望的么？早上吵醒自己的不是闹钟，不是微信，不是电话，而是一声鸟鸣或者是温暖的阳光。在这里时间都变得格外缓慢，你不用着急的去赶公车、赶地铁，你可以慢慢的洗漱，然后去吃一顿丰盛的早午餐。吃饱喝足，就沿着村子散步，走在错落有致的青石板路上，认真欣赏一下这个质朴又绚丽的地方。转累了就回到房间小憩一下，或者你可以选择跟着晒秋大妈去晒秋。他们会亲手教你如何切这些作物，然后如何摆放，熟悉之后你还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搭配，摆出不同的造型。最后当你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后，会特别开心，因为那里面都包含了你满满的情意。下午，累了就找一个小店坐下，喝点饮料，吃个蛋糕，享受午后的美好。在篁岭有很多竹椅，坐在竹椅上看小桥流水，时间仿佛就这么静止了，很是奇妙。到了晚上，暮色沉沉，各家各户开启了暖色的灯，整个小路也被照的暖洋洋的。你能听到家长叫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也能隐约听到小酒馆传来的歌声。就这样趁着夜色微醺，沿着小路，听着歌，回到家里，结束美好的一天。真的去一次篁岭吧，不需要任何理由，来到这里，你就会爱上它。过完一天之后，你甚至想在这里度过整个春夏秋冬，想看看这里还能制造出多少惊喜。它真的不会让你失望的。-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战术上，日本人取得巨大成功，但战略上，却是自杀。在深陷中国战区同时，又树敌于美国，决策如此无理性，堪称丧心病狂。难道当时的日本政客真是一群疯子？堀（音同窟）田江理在《日本大败局》里，通过对“偷袭珍珠港”决策过程的勾勒，展现出理性是如何被吞没的——每个人都是明白人，可谁也不敢说不，都指望别人出头、自己附和，最终酿成集体灾难。事实证明，决策失误不仅是最高决策人的问题，更是决策机制的问题，当高层利益与底层利益分离时，疯狂蠢行在所难免。▍把球踢给东条英机1941年10月16日，近卫文麿首相宣布辞职，第二天，天皇召见东条英机，命他为首相，这让东条大感意外。在近卫内阁中，陆相东条英机是个令人头痛的人物，他力主对美强硬，在决策圈中，人人都知道东条在瞎扯，就算和美国打，靠的也是海军，与陆军无关，且日本不可能打赢。据估算，当时美国石油产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铁20倍，铜9倍，铝7倍，美国平均工业产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如开战，日本年均损失战舰140万吨，远超补充能力，到第三年，所有民用船只都将消失。近卫文麿，日本第34、38、39任首相近卫文麿（mó）出身贵族，做事犹豫，总想讨好各方，可陆军和海军为了抢资源，都在拼命折磨近卫，东条英机的绝招是：频频打出“反美”牌。在军国主义氛围下，“反美”等于“爱国”，有天然的道德合法性，这比逻辑更有号召力。中层军官多支持东条英机，他们出身寒微，靠个人奋斗爬上来，在升职的天花板前，他们觉得高层是一批投降派文人，应统统下台，好让他们放手大干一场。明治维新后，陆军军人暗杀、政变被涂上悲壮色彩，因此前赴后继，决策圈人人自危，生怕被愤青误会，所以无人敢言反战，在东条英机咄咄进逼下，近卫文麿只好拖延，可东条拿出了绝招：设置解决问题的最后时间点。在倒计时声中，近卫文麿干脆撂挑子，辞职了。东条英机，日本第40任首相任命东条英机为首相，其实含有恶意：你也来尝尝近卫文麿的滋味，你还真敢和美国人开战？和平的机会就这么错过了！把东条英机放到首相位置，他也犯难，他当然明白，跟美国开战是找死，但对当年吹过的牛逼，总要有个交代！以他的地位和认知，也应该不会如此失智，牛逼吹着吹着，自己就信了。麻烦源于“七七事变”，日本陆军以为几个月就能取得对华战争的胜利，没想到深陷其中，造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匮乏，连皇宫的铁栏都被拆掉，送进炼钢炉。逃避指责的最好办法，是主动出击！陆军产生了激进想法：进攻东南亚。东南亚有橡胶和锡，可以威胁荷属东印度提供石油，同时切断中国物资供给线，逼蒋介石投降。可那里是列强的殖民地，美国不可能坐视不管。果然，日军刚迈开脚步，美国便下令石油禁运，日本陷入恐慌，储备用油只够一年，只能尽快向美国屈服。其实，美国也有意与日媾和，此时罗斯福已决心对德开战，他不想同时和日本打仗，他愿意让出实力，保留道德制高点。可东条英机更需要面子，以保证他“反美”表演不穿帮，在条约中，他设置了太多复杂措辞，对皮毛问题寸步不让。其实，美国提出过大幅度让步的方案，但日本人没看懂，在最后日子里，日本人也提了让步方案，可美国人也无法看懂。直到日本军机起飞瞬间，美日仍有达成和平的可能！如果没设置倒计时，日本外交官本可以发挥作用，罗斯福甚至对他们说“朋友之间总有商谈的余地”，但负责最后斡旋的来栖知道，已经没有时间了。同样，如果能在面子上妥协一点，日本将尽收实利，可怎么向爱国派交代呢？又要“里子”又要“面子”，结果全部丢掉。▍为什么没人踩刹车？在冲向战争的进程中，日本有几方面力量可以踩刹车。首先是裕仁天皇，他是反战派，还因此遭遇过暗杀，面对战争动议，他的一连串反问让将军们目瞪口呆。可明治维新以来，从没有天皇否决过内阁意见，他最终选择了退让。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军大将，二战期间担任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其次是海军，山本五十六是坚决的反战派，可他没勇气反对上级，却主动提出“要打赢就先动手”！在反对错误决策方面，远没他在备战方面下的功夫多，在决定开战的内阁会议上，海军竟将预计年损140万吨战舰的预测数据压缩了50%，变成了日本造船能力足以弥补损失的战舰。负责人给出的解释是：反正天皇会否决。第三是东条英机，他“反美”是为了拉票，未必发自内心，可大权独揽时，各方送来的都是利好消息，完美而大胆的“偷袭珍珠港计划”放在桌面上，他敢否定吗？那样他将失去政治基础，他用口号绑架了日本，可口号也绑架了他。第四是日本外交官，来栖、野村等在国际社会拥有极佳口碑，他们了解世界，是坚决的反战派，但他们谨小慎微，宁愿大船沉没，只要不先淹死自己，就绝不主动作为。日本自由派成了摆设。当时日本还有自由派，坚决反战，可他们朝中无人，民间亦应和者寥寥。在大正（裕仁天皇的父亲）年间，自由派一度左右政局，带来空前的自由氛围，却遭遇戾气剧增的局面。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各阶层变动极快，可上层却相对封闭，这让人人都觉得自己利益被剥夺了。有怨气，又缺乏政治表达空间，仇外成了最好的泄愤渠道，在教育、媒体推波助澜下，“爱国主义”一家独大，可透过这面扭曲的镜子，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日本！面对现实的种种不如意，日本民众将责任推给了“卖国贼”，崇尚西方思想的自由派成为众矢之的。首相近卫文麿是自由派大佬西园寺公望一手提拔起来的，但西园寺本人差点在政变中被杀，他后期和近卫观点差异越来越大，甚至不再往来。两人都反战，但近卫基于实力分析，认为开战必败，而西园寺则基于“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的价值观，反对为本国利益放弃道义准则。事实证明，西园寺具有先见之明，在“偷袭珍珠港”决策过程中，没有一个高层人物从道义立场上提出异议，他们都是彻底的功利主义者，而没有道义高度，靠贪婪很容易结成罪恶同盟。值得反省的是，西园寺的自由主义思想为何在日本没市场？这确有思想传统、文化传统的责任。偷袭珍珠港▍为什么类似的灾难在不断重复？当所有脚都不去踩煞车时，结局可想而知，其实，这样的悲剧在近代东方绝非个案，而是在反复发生！堀（音同窟）田江理在《日本大败局》中，梳理了四条体会：首先，后发既是优势也是劣势：后发者借鉴别人来减少“试错成本”，是为“后发优势”。可进入相持阶段，又会出现“后发劣势”：一方面，未经试错，社会就缺乏训练，无法化解高速增长带来的集体浮躁心态。另一方面，后发者天然有方向感，只需跟着强者就行，可一旦持平或领先，就会出问题，因为其发展不是内生的，是模仿而来的，是在“与别人比”中获得的，比的对象一旦消失，就可能走向盲目。盲目加浮躁，必然无视普世性，陶醉于自我的特殊性，最终酿成灾难。第二，要警惕民族主义绑架社会：民族主义是美好的情感，也是值得尊重的价值追求，但政治理想应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社会生活丰富多元，不能用政治标准来衡量。万物进化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人类也如此，政治与社会的分离是大势所趋，也是迈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执着于不分彼此的混沌状态，不仅约束整体进步，还会造成历史退步。政治标准往往神圣，能给人存在感与激情，从而忘掉现实的平庸与挫折，日本之所以走向战争，中层军官是重要推力，由于制度遮蔽，他们看不到全部真相，特别容易被神话、激情所欺骗，如果高层以为用制造神话、煽情就能凝聚中层、把握更多的资源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生物界经常是牛摇尾巴，但在权力场中，常常是尾巴摇牛。第三，有人反对总比没人刹车要好：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来栖、野村能不顾一切，果断向美国让步，结果会不会改变呢？但，在专制的刺刀下，勇者早已牺牲了，剩下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只有工具价值，人类的尊严与情感完全被阉割掉。正如山本五十六反对自杀潜艇，但依然在实战中使用，表示一下异议，已是有人性的最高证明了，靠这样的人，怎么能对抗专制主义？专制的特色就是不接纳反对派，进而变成消灭反对者，然后是消灭反对声音，最后是消灭不赞同的声音。一个社会缺乏“忠诚的反对者”，只会增加“不忠诚的赞同者”！逼人天天喊伟大，是在批量培养佞臣，而佞臣哪里会踩刹车。第四，警惕从错误走向更大的错误：日本原本有足够机会来修复错误，既然受侵华战争拖累，退兵就是，虽然没得到想要的，但至少不用再付代价了。然而，在专制社会中，高层权力缺乏合法性，只能扮演全知全能，才能号令手下，它决不能犯任何错误，当大家都看到他犯错误时，他只能用更大的错误来掩盖这个错误。▍从错误走向更大的错误因为做决策层不要直接承担错误后果，选择让别人去送死，总比选择让自己死要容易，说到根上，还是制度问题。值得商榷的史观本书搜求材料甚勤，展现出历史更丰富的侧面，但遗憾的是，作者往往逆推当事人心态，这很难被视为严肃的历史研究。毕竟人的想法在不断改变，再多材料，也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确实是这么想的，在貌似合理的遮蔽下，其实推销的是作者的历史观和认识水平。将写历史还原为写人，确实更好看，但这就混淆了历史与文学的界限。作者试图证明：错误决策出台的根本原因在于决策群整体素质不行，不如明治维新那一代。这固然是日本社会对“二战”的主流反省之一，但他忽略了对社会、文化、制度等层面的反省！换言之，如果找对了人，日本就能走出困境，却忘掉了明治维新也有太多妥协，在当时，优秀人物弥补住了制度的裂缝，可这个裂缝随着发展的压力日益变大，终会发展到谁也补不了的地步。就算东条英机这一代没出问题，将来也会出问题的。▍多余的话记得20年前，曾和友人闲聊“未来最担心什么”，我说社会发展后，最大危险是民族主义狂热。友人不以为然，认为我没有到“底下”看一看！腐败、贫穷、无秩序、愚昧比比皆是，哪个不比民族主义更可怕？然而，20年后却证明，这一切都能转化为民族主义的资源。如果说未来20年最担心什么，那就是历史倒退，相信很多人会说，怎么可能，曾经的时代不可能再回来了，因为大家都已经是明白人了。而这本书告诉我们，即使都是明白人，也依然可能携手走进灾难，依然会集体抛弃理性。还是说那句最俗的话吧：以史为鉴。-

chen行行走走间，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原路返回，便可见南湖此时又是另一番景致：夕照与山同映水中，黛瓦粉墙影在山中，那一抹瑟瑟的红，为宁静古老、游人如织的宏村，又增添了另一种不可言说的美……-

作者｜钱锁桥

学术自由对于一个大学或者任何一个以创造知识为目的的组织来说，学术自由都是非常重要的，伟大的思想无不来源于自由的探索。这个道理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大家就都明白。但是学术自由并非一般人理解的那么简单。中国大学教师过去都是“铁饭碗”，应该说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但有学术自由吗？很显然没有。大家这么强调学术自由，无非是感到学术不自由，或者学术自由事实上受到了威胁。那么我们就该想想，这是为什么？从大的方面，跟宏观制度环境肯定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学术自由可能来自政府对于学术自由的限制，可能来自学校行政当局的限制，以及目前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限制等。但是一般人可能忽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学术自由的限制也可能来自教授队伍自身。很多人会对此很惊讶，但事实如此。洪堡曾说过这样的话:“学术自由不仅会受到政府的威胁，还会受到学术组织本身的威胁，这些组织一开始有一种特定的观点，然后就倾向于压制其他观点的兴起。”对科学创造最大的阻碍常常来自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框架，容不得新的思想出现，任何新的思想都被看成是对他的学术权威的挑战。这在全国许多科研机构都是这样，在“家族制”普遍的高校尤其如此。在我们现有的制度下，即使没有政府的限制、没有学校当局的限制，也还有“家长”的限制。你想想，在婆婆面前，你老是个小媳妇，你能自由地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吗？自由创造的前提是自由思想。当你在你的老师面前，想提出一个跟老师不一样的观点的时候，你预期将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十有八九会不喜欢你，极端的时候甚至可能限制你，或跟你闹翻了。中国高校目前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很大一块是来自这个。这也是我们必须破除“近亲繁殖”的原因之一，因为在“近亲繁殖”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有些人很热衷于谈学术自由，但又反对不留自己的毕业生的改革，这是自相矛盾的。哈佛大学前校长陆登庭说过这样一段话“:

END

爱因斯坦：国家是为人而设立，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培田古村民间故宫走走看看名字一点都不耳熟的古村里，却藏了30幢大宅、21座祠堂、6处书院、1条千米古街、2座跨街牌坊、4处庵庙道观。这座沉寂了八百年的古村落，有着令世人惊叹往昔的辉煌，让人一眼难忘。地址：福建省闽西山区连城县宣和乡古堰画乡一副流动的山水画在繁华之外，古堰画乡总是低调地伫立在那里，藏了不少旧时的故事。这里的山清水秀，枝繁叶茂的高大古障树遮天蔽日，村里走能见到不少的古宅，这里的人每天都在充满诗意的风景中生活着。地址：浙江省丽水市大港头区查济古村繁华落幕后的宁静"十里查村九里烟，三溪汇流万户间，寺庙亭台塔影下，小桥流水杏花天"，查济早已备受诗人们抬爱。虽然查济昔日的繁华早已不在，但今日平静的农居生活依旧让人神往，农妇在溪水中洗衣，犬宠在巷中慢走，桃源般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地址：安徽省宣城市甲居村藏区的童话世界"甲居"，藏语是百户人家之意，实际上整个甲居面积约5公里，确实有着149家藏寨星罗棋布。无数个藏寨背靠神圣的墨尔多神山，脚下是流淌的金川河谷，如此美景孕育出的村寨，想不美丽都难。地址：四川丹巴县南浔烟雨江南梦对于一个喜欢享受生活的人来说，南浔是一个萦绕在心头的梦。与江南其他古镇不同，南浔的故事很多都是轻描淡写，遇见一处，便驻足聆听，其他时候就随心而去吧。地址：浙江湖州市禾木村新疆的童话村落不同于江南烟雨孕育出的古镇那样秀丽，禾木村的美是大气而婉约的。层层树林，牧马牛羊，广袤的天地是它最美的背景，呼吸着这样的空气，连心胸都变得宽广起来。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布尔津县黄姚古镇新晋世外桃源黄姚古镇，新晋的小网红，不少人慕名而来只为在这里住上几晚，感受回归自然生活的乐趣。村民打着古井里的水，在河边浣衣，孩童们在一旁自在的玩耍，没有现代化的打扰，一切都是那么地安静平和。地址：广西省贺州市来古村冰川上的纯白秘境或许是因为地理位置特殊，冰川末端的来古村静谧而安宁，四周雪山耸峙，鲜少有人来打扰。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来古村不止有寒冷，它和然乌湖相依相偎相伴而生，在冰川和雪山之间散落而坐，也可以鸡犬互鸣，田园阡陌。地址：西藏八宿县龚滩古镇乌江山峡里的绿宝石龚滩古镇独特厚重的历史和独特的山水，让它在众古镇中显得出类拔萃。古镇有三公里的石板街、200多个古朴幽静的四合院、50多座形态各异的吊脚楼......在这样的地方住下，意境绝佳。地址：重庆市雨崩村神山脚下的净土雨崩村安静的坐落在梅里雪山脚下，无论是上下雨崩的景色都很优美，民风也很淳朴。下雨崩安静地躺在峡谷中，牛马悠闲地吃草，原始又宁静；上雨崩则依山势而建，白色的小房子错落有致，尤其是跟美丽的雪山一起入画时，更加美妙。地址：云南梅里雪山东麓德钦县云岭乡境内瑶里瓷之源、茶之乡、林之海这里没有太多游人，有的是安安静静的徽派老建筑、山水景色，以及古时制陶业昌盛时留下的辉煌印记，特别适合小住。一条逶迤清亮的瑶河贯穿东西，沿河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数百幢明清古建筑，信步在古镇青石铺就的街巷中，仿佛走进了明清社会的历史画卷。地址：江西省景德镇市芙蓉镇挂在瀑布上的古镇镇子不算太大而且当地居民也不是很多，但当第一次看见瀑布上的吊脚楼时，还是会有些惊艳的。2000年的芙蓉镇四周青山绿水，有临水而建的土家吊脚木楼和青石板铺就的五里长街，还真是羡慕生活在小镇上的居民，每天都能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地址：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深渡镇隐秘的山水画卷新安江畔的深渡位于歙县东部，深渡古镇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江面开阔，两岸奇峰高耸。镇里店铺林立，街巷交错，内外皆是风景，当年的徽商就是从这里下江南，开始他们的经商旅程的。地址：安徽省黄山市青木川一脚踏三省也许很多人都不曾听过青木川的名字，但是在西北这块儿地界上，它的名字却很响亮。这座陕、甘、川三省交界处的古镇，不仅带着一丝江南水乡的柔美，更是有着西北古镇的豪爽，秀丽的风景引人向往。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呈坎一生无坎在徽州，呈坎虽不及宏村有名，但却历来被视为徽州的风水宝地。即使是古镇商业化的今天，你依旧可以感受到呈坎的淳朴气息，农民们日出而做日落而更，他们还是那样的淳朴善良。地址：安徽省黄山市-

文章原载2005年《看世界》，作者：陈乐民为什么是德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当每年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人们总要对这场空前的人类浩劫进行很深刻的反思；一个驱之不去的问题，也是反复提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像德意志这样古老而优秀的民族，为人类贡献了那么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出现了康德、歌德、贝多芬、托马斯·曼等等文化巨人的民族，怎么竟出了一个混世魔王希特勒，致使几乎整个欧洲都陷于惨绝人寰的水深火热之中？今年（200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结束60周年，这个老问题仍然不能回避；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的反思更加深入，更加要追根问底。这诚然特别是一个欧洲问题，但是，有些深层问题，可能也应该对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有相当的教益。所以且让我们暂时放一放希特勒，翻一翻日耳曼这个民族的历史。德意志民族的前天当日耳曼民族在19世纪的欧洲国际舞台上相当活跃，普鲁士甚至在同英国、法国、奥地利、俄罗斯等列强争雄的时候，恩格斯曾对这个民族还在生成时期的特征作了深刻的解剖，说到他们的个人才能和勇敢，爱好自由以及把一切公共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的“民主本能”。它具有一种冲决性的“生命力”和“想象力”，可以才可能使垂死的罗马世界年轻起来。在中世纪的后半期，日耳曼民族在西欧腹地俨然成了散见各地的“主人”。松散的“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尽管裂变为众多的邦国，但它们由于共同的民族性而凝成的特殊的“民族主义”却是在这个条件下形成的。“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对外情绪，眼看着欧罗巴有很大分量的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兰西都率先建成了享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就连一些“边缘”小国如荷兰等地也已自成一体了，只有日耳曼民族（当然还有意大利）却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成不了名副其实的“民族国家”，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为许多参战国划了界，唯德意志却更加分裂了。所以，民族统一就成为全民族的头等政治夙愿，成了德意志人的一块心病，以致伟大的诗人歌德慨叹道：“德国？她在哪里？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她的整体？德国人是博学多才的，但是这个国家却是另一回事。”当法国人在孕育和发动革命的时候，德国人正在运用大脑，构建“哲学体系”；革命的消息传来，使德国人顿感兴奋。但不久拿破仑的大军却开到耶拿和柏林来了。康德的学生费希特对法国革命的热情立刻化为对拿破仑的抗议，他连续发表了13篇《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为“复兴德意志”而呐喊。他呼吁德国人要做“当之无愧的德意志人”，要“自强”，负起“民族责任”，他说德意志民族自古以来就是最优秀的民族，它的文化是出类拔萃的，就连它的语言，尽管有人讥讽它“奇特古怪”，也是最杰出的人类语言，他提出要把德意志的精神传播到其他地方……费希特是哲学家，而这些演讲却俨然是富有激情的民族主义宣言，用人人能懂的语言反映了、也符合了当时德意志的民族心声。19世纪中叶，欧洲各地发生了一场连锁反应的“革命”，并以失败告终。发生在德意志土地上的革命也失败了。这场革命的目标即如诗人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在1840年创作的，在民众当中流行的《德意志人之歌》的一句歌词：“统一和法律和自由/为了德意志祖国！”在20世纪的“冷战”期间，德国一分为二，互为“敌国”，在联邦德国一方北方古城吕贝克的东西交界处树立起一块非常醒目的大路牌，路牌两面写着同样的字“统一和法律和自由/为了德意志祖国！”德意志民族的昨天这里，必须谈一谈德意志（或日耳曼）民族主义的特殊性。从上面所说的来看，有一点十分明显，就是德意志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弥漫于各邦国的社会上的，几乎遍及上中下各阶层。上层，尤其是执政层对内追求权力的集中，对外推行军国主义，“国家主义”表现得尤其彻底。参与“反法联盟”打败拿破仑之后，民族野心急剧膨胀，先后通过普丹、普奥和普法战争，趁势第一次统一了德国，建立了以俾斯麦为首相的德意志帝国。诚然俾斯麦的专政不断受到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尖锐批判，然而他实现了“统一”，搞了一部“帝国宪法”，还搞了当时号称先进的“福利政策”和以军工为主的工业化，使德国跻身强国之列，却是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民族的自骄心理的。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阶段，威廉二世扩张主义的“世界政策”赢得了全国普遍的“拥护”，连当时代表先进力量的社会民主党在上下一致的战争狂热中，也不敢或不能多说什么。而下层的所谓“平民民族主义”，却表现为极端的狂热和非理性，在相宜的气候下勇往直前以至于不顾一切，在另外的气候下又可以表现为悲观失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德国士兵在前期的激昂与后期德军连连失利的颓丧便形成了同一民族主义的两种极端。德意志民族本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即汲取教训，觉悟到上层的对内专制对外穷兵黩武的民族主义与下层的狂热、躁动，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一旦在特定的情况下结合起来，相互激荡，就必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但是一战后德国没有足够的反思。从1919年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间的德国魏玛共和国，是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孱弱气力的“共和国”。当时十分沉重的战争赔款等条款使已然筋疲力尽的德国人民不堪重负，也加重了他们的民族情绪。以致民族主义由失望转向了渴望出现“救星”式的极权人物以解危困的情绪，加上朦胧而又原始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上无控制无引导的漫游浮动，于是就为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提供了可以滋生的土壤。希特勒又一次成功地实现了上层的独裁和扩张的民族主义和下层的蒙昧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的结合，比以往更加变本加厉，把民族主义推向极其反动而残忍的种族主义。伴随着整齐划一的“嗨，希特勒！”的是兵燹、是战争、是灭绝人性的屠杀；而结局是人所共见的给人类带来空前劫难，他个人也身败名裂。所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没有“断层”，就德国民族主义这一面说没有本质的不同；就战争而论有三点不同：一是参战国的“排列组合”不同；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列强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希特勒纳粹主义的讨伐和把它彻底粉碎；三是结果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国际联盟”的弱点太多，战后遗留问题基本上没有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彻底结束了希特勒的统治，作为战胜国的美，苏，英，法汲取了一战后的经验教训，对战败的德国实行“占领”，一方面加强“管制”，另一方面也扶助其发展。而德国的历史从而有了新起点。“四国占领”使德国一分为二，美英法占领区随后合并成为实行近代市场经济、民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苏联占领区的东半部成为实行苏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直到40年后苏联东欧解体，民主德国民众一举推倒“柏林墙”，涌向联邦德国，急速地促进了两德的统一进程，最后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民主德国数州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实现统一。这段最近十几年的当代史已是人人皆知的事了。重要的在于不管统一以后由于东西方几十年来在各方面巨大差距而存在许多麻烦，德意志长久的民族夙愿是终于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今天60年前希特勒的彻底覆灭，为德意志民族带来了新生的前所未有的契机。中世纪小邦林立的“神圣罗马帝国”、俾斯麦统治下的德意志帝国、凡尔赛条约后的魏玛共和国以及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等等，都成了历史的陈迹，德意志人从长期的梦魇中苏醒过来，不断反思过去，由浅入深地清算给人类造成深重灾难的狂热的民族主义，以致发展成为极端罪恶的纳粹主义，重新谱写历史。德国人之所以能这样做，有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因素，都是决定性的。从国内看，战后在联邦德国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政治秩序，本来从宗教革命、启蒙时期继承下来的人文传统得以发挥，被希特勒宣布为“非法”的政党政治重建起来了，纳粹统治初期避居国外的反纳粹力量，包括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纷纷回归。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是一个关键时期，社会民主党的几次代表大会一次比一次明确地提出与纳粹划清界限，宣布德意志的民主力量应该继承和发扬欧洲的理性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传统，实现与其他民族的和解，结束对立。勃兰特出任联邦总理后，立即出访曾遭受纳粹残酷迫害和屠杀的欧洲国家。1970年12月在波兰，在签订波德合作条约前，他先去了华沙无名烈士墓和华沙犹太区，各献了一个花圈，在冰凉的地上下跪志哀。此举震动了全世界，被世界舆论称为“历史性的一跪”，不仅仅是忏悔，而且是标志着德意志人同过去彻底决裂，从狂热的民族主义回到理性主义上来。1975年联邦总理施密特说，5月8日二战结束是“摆脱纳粹暴力统治”的日子。这种反思的精神一直贯彻下来，在两个德国统一的日子里，当时的科尔总理一再重申托马斯·曼针对德国的扩张主义所说的那句名言：“应该是欧洲的德国，而不是德国的欧洲！”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统一的德国将留在西方联盟（指北大西洋公约）和欧洲联盟中。不久前在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的那些日子里，德国举国上下举行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声势浩大。施罗德在凭吊魏玛集中营时说：“虽然历史无法挽回，但我们能够从德国最羞愧的历史一页中学得许多东西……这是德国的道义与政治责任。”这些话代表了德国人民的社会共识。告别了那些长期的良知蒙尘、理性受压的岁月，德意志民族优秀的一面彰显出来了，二战结束以来形成的持续不断的反思文化使德国人民时刻保持着对任何新纳粹苗头的警惕。德国人能这样做，国际条件是不能忽视的。二战后的形势与两次大战之间的形势大大不同了。最重要的是两条，第一，开始一段的“占领时期”和相关的国际条约从外部保证了联邦德国实行市场经济和立宪民主体制；第二，欧洲联合的趋势反映了包括新生的德国在内的西欧国家和人民的愿望，以和解和合作代替对抗，成为主流的政治思潮。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急于摆脱“孤立”状态，融入欧洲的呼声十分普遍。阿登纳顺应了新时代的潮流，接受了法国倡议的“煤钢共管”的计划，从此开启了从“欧洲共同体”到今天的“欧洲联盟”的道路。这里要特别提一提曾被称为“世仇”的德国和法国的“民族和解”，因为它有典型意义。法国的戴高乐和联邦德国的阿登纳以政治家的远见，捐弃前嫌，在成立“欧洲共同体”的1958年9月14日举行首次会晤，郑重向全世界宣告以“合作”代替“对立”，并说法德合作是“欧洲建设的基础”。从此以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形成习惯和“制度化”。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需要，这类会晤频繁进行，两国历届领导人都要举行这样的高层接触。重要的如1972年蓬皮杜和勃兰特的会谈，1974年吉斯卡尔和施密特的会谈，1982年密特朗和科尔的会谈，等等，更不要说近若干年来希拉克和施罗德的频繁会谈了。这些法德会谈固然反映了国家关系层面沿着“和解和合作”的道路的深入发展，但是它反映出来的则是欧洲民族主义特别是民族对立趋向消解的大局势。60年过去了，时代不同了，世界已经走上了“全球化”进程。对于德意志特有的民族性格，人们还作为善意的谈资时常提起，但它已彻底告别了过去；那些日耳曼民族的优秀传统，包括开头恩格斯所说的古老而原创的民族特征在新时代还在起作用。一个号称哲学民族的民族是善于反思的民族，今天德国早已经是欧洲的一员，曾经被纳粹残害的国家和人民也不再像以往那样看待它了。最近，联邦总理施罗德在一次纪念活动中说，勇于作自我批评的人能够赢得朋友。可以说，反思文化已经成为这个民族的一个新传统。还在1978年，哈贝马斯邀集50名知识分子以“知识分子的现状”为题撰写文章，文章普遍提到的一点是：德国的民主意识的发展曾经遭受过“历史包袱”的困扰。今天它感到庆幸的是终于决然甩掉了这个“历史包袱”，走出了截至60年前的近一个世纪的民族主义猖獗的时代。陈乐民，男，1930年——2008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

公司组织在办公楼前摆造型。用人组成一组数字的模样。这种造型一定要远距离才能看起来壮观，于是大家列队整齐，等待无人机航拍。人们站定自己的位置，不敢妄动。等待无人机多角度、一次次地掠过头顶拍摄。那一刻，无人机仿佛变成我们的主宰。它不断的检阅我们、评判我们的站姿和位置，我们在他的位置下无比的渺小。那一刻，无人机仿佛是太上皇，望着下面众多的妃嫔们，不知道今晚要临幸哪一位。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只是一个机器而已，而人类是怎么自愿被奴役的？……生于1530年文艺复兴期间，政治哲学的奠基人、反抗爆君论的重要代表人物，艾蒂安·德·拉波埃西

昆仑山死亡谷曾经有一群马匹，因为贪吃，进入了死亡谷，放牧的牧民深入谷中去找自己的马群，结果是马全数返还，牧民却离奇死亡，衣服破碎，赤脚张嘴，眼睛瞪得大得出奇，最不可思议的是，他身上没有任何的伤口。

1998年，在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新闻发布会上，当一位美国记者问起那段“右派”岁月时，一向敢言和畅言的朱镕基表情深沉，他说：这一段经历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也是很不愉快的，因此我不想再提这件事情。

杨小凯20年前关于“后发劣势”的思考范式，如今已成为被验证的预言。然而，思考若仅停留于此，不过是回到“唯制度论”的原点。（作者：愈嘉）历史不仅证明了“只模仿技术，不改革制度”行不通；历史还证明了“只模仿制度，不重铸观念地基”的“唯制度论”也行不通。清末的百日维新，模仿英国君主立宪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被誉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模仿的是美国的联邦制。但是，被忽略的是：英国光荣革命限制王权的制度安排，其观念地基是1215年的《大宪章》，英国的市场经济，其观念地基是斯密的《国富论》；美国的联邦制，其观念地基是新教伦理和清教徒精神，其思想源头，除了《圣经》，还有《五月花号公约》《联邦论》等。1912年的中国，显然没有这样的观念地基。彼时，民国中央层面的制度框架初见雏形。然而，上至总统，下至议员，大脑里多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比如，北洋军队曾一度公开表示，“吃袁大帅的饭，穿袁大帅的衣，替袁大帅出力！”比如，很多国民议员，不过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侏儒议员，甚至还接连上演“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的闹剧。人的行为，受观念的支配；任何制度，不过是对特定观念的表达。因此，唯有基于观念共识的制度变革，才可能激活制度的力量；缺乏观念地基的制度，终究是无源之水。那么，观念从何而来呢？主要来自经验、理性，以及超验的信仰。比如，透过德国、日本，以及晚清洋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摒弃第一种范式，选择第二种范式，这主要来自理性判断。然而，即便是盛产伟大哲学家的德国，连续两次都选择了错误范式。这段历史再次说明，理性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必须要寻找能够超越理性的新范式。再次提出新范式的，还是杨小凯。但悲壮的是，这次的范式颠覆，是在他被确诊为癌症的最后三年做出的。2001年9月，杨小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皈依基督，并完成了一场艰难的“自我革命”。杨小凯认识到，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认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在谈及英美制度的根基时，杨小凯说：“基督教新教，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公正的社会秩序’。共同的信仰，给英美文明带来了‘尊重自由抉择、生而平等、恪守契约’等原则，而这些正是自由市场的源头，也是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分权制衡的基石。”“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这便是杨小凯在弥留之际洞察到的新范式。这一范式，贯通了他创发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自由的经济秩序），“后发劣势”（自由的制度）两种范式，而且从根本上跳出了“经济决定论”“历史阶段论”的宏大叙事。杨小凯不仅将国家兴衰的关键指向个体自由，更重要的是，他将个体自由的边界，扩展到信仰的维度。因此，赵晓教授才说“杨小凯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界和学界第一人”。向死而生，薪尽火传学者可分两种：一种是学问大于生命，生命受学问支配；另一种是生命大于学问，生命因学问的滋养而变得更加饱满丰富，乃至气象万千。对于杨小凯，我们竟然无法界定他是学问压倒生命，还是生命压倒学问。杨小凯一生只有56年的光阴，但他却用向死而生的态度，用超越常人的意志力和勤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史学家一般认为，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是西方进入中世纪的标志。尽管西方和拜占庭在此之后仍然存在密切的联系，但西方已经走上自己独特的道路，与拜占庭分道扬镳。这个单元我们谈西方文明的第三阶段——中世纪。中世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基督教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想要理解中世纪，就得先了解基督教。基督教早在罗马帝国初期就已经诞生了，但它和中世纪的关系要比和罗马帝国的关系更紧密。戴克里先用宗教的神秘力量包装皇权。这套体系被东边的拜占庭帝国继承，后来传给了俄罗斯。但整个中世纪，西方在基督教的主导下，和源自罗马帝国那套皇权控制教权的传统分道扬镳。也就是说，西方的基督教并没有被皇权控制住，教权和皇权是相互独立，甚至相互斗争的。这是理解中世纪的起点，也是关键点。中世纪并不等于一片黑暗提起基督教主导中世纪，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印象：中世纪一片黑暗。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中世纪并不是一片黑暗，而是五光十色、精彩纷呈的。其实，只要把基本的历史分期梳理清楚，就能看清中世纪一大半的真实面貌，破除“中世纪是黑暗的”这个误区。历史学家对中世纪的分期有一种基本的二分法，就是把它分成前五百年和后五百年两部分，大致以公元1000年为界。这种划分的基本依据是，两个五百年的基本社会政治状况有较大差距：前五百年比较混乱，文明成果比较少；后五百年比较安定，文明成果几乎像井喷一样爆发。先看前五百年。查士丁尼西征失败后，西方从辉煌的帝国时代急速衰落，进入几乎没有文明的野蛮状态，但这还不是最糟的。西方的新主人日耳曼人遇到了新的大麻烦，他们内部几个大部落之间还没打完仗，建立新王国的速度赶不上王国被消灭的速度，就碰到更凶狠的敌人来犯。“雪上加霜”都不足以形容其处境的残酷，因为敌人从东、北、南三面像潮水一般袭来。从东面来的是马扎尔人，他们和卫青、霍去病赶跑的匈奴大有关系。马扎尔人被不断挤压，一路向西，冲入了欧洲。从北面来的是维京人，俗称北欧海盗，他们南下侵袭欧洲腹地。早在帝国晚期，罗马人已经腾不出手来对付维京人了，放弃了不列颠岛。日耳曼人占据欧洲之后仍然要面对维京人疯狂的劫掠。从南面来的是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他们从西亚进入北非，再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西班牙，后来深入高卢，也就是今天的法国。东面、北面、南面这三股敌人都有机会把西方文明彻底消灭，尤其是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大致而言，在公元500年时，西方地盘非常小，只占据了现在的法国、德国西部和中部，根本没法和拜占庭、阿拉伯相比。南边的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和整个地中海南岸、东岸完全被阿拉伯占领。拜占庭则占据巴尔干半岛、希腊半岛和现在的土耳其。那时的西方简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政治秩序荡然无存，没有像样的政权；军事就更糟糕了，遍地强盗；经济、社会、文化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如果说前五百年是黑暗的，我基本赞同。不过，西方在此期间还是迸发出了几缕宝贵的光芒，其中有三件大事值得注意。第一件大事是日耳曼人的一个分支法兰克人建立了墨洛温王朝。公元732年，墨洛温王朝的军队在距离巴黎150英里的普瓦蒂埃打败了穆斯林，从此之后，穆斯林对欧洲的进攻就逐渐消退了。领导这场战役的是当时墨洛温王朝的宫相查理·马特。第二件大事也和查理·马特有关。公元800年，查理·马特的孙子查理曼加冕称帝，建立了加洛林帝国（也叫查理曼帝国）。从此，日耳曼人的政治秩序就达到了及格线。第三件大事发生在公元955年，东法兰克国王奥托击败了马扎尔人，西方的东线从此获得了安定。经历了这三件大事之后，西方终于安定下来。到了公元1000年，安定下来的西方迅速触底反弹，政治、经济、文化在后五百年中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就。正是这些成就，为现代西方文明打下了基础。实际上，西方中世纪的后五百年和现代的五百年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它们在很多根本问题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厘清了历史分期，我们就可以对西方文明的全貌做出真正可靠的判断：希腊和罗马之间有断层；罗马和中世纪之间有断层；甚至可以把中世纪的前500年整体看作一个大断层；而在公元1500年左右，西方从中世纪尾声进入现代，这里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断层。日耳曼人的真实面貌大多数人之所以认为中世纪是黑暗的，还和一个误解有关：认为西方的新主人日耳曼人太过野蛮，没有文化，导致西方文明陷入黑暗。对此，我们必须仔细甄别和分析历史材料，才能接近历史的真相。日耳曼人的形象大概可以分成两个版本，一个是罗马人口中的日耳曼人，一个是日耳曼后人心里的日耳曼人。据恺撒和另一位史学家塔西佗的记载，罗马帝国时期，日耳曼人在政治上还处于部落阶段，保留着原始民主的风气，军事首领不过是个酋长；经济上则以打猎为生，基本没有发展出农业；文化就更谈不上了，他们信的都是精灵神怪，谈不上宗教，也没有文字。而后世的日耳曼历史学家当然会为自己的老祖宗辩白，说他们很勇敢、很进取、很有活力、很纯洁，是腐败的罗马人污染了他们。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也都有虚假的成分。一方面，罗马人观察日耳曼人时，主观上一定是傲慢的，客观上则只能拿自己知道的知识去衡量日耳曼人，肯定会出现偏差。所以，真正的日耳曼人应该不像罗马人写的那么差劲。日耳曼人的确保留了部落的社会风俗习惯，但和罗马人接触时，他们已经不再实行原始的部落政治，组织上更有章法，上下等级已经开始出现。相应地，他们基本完成了从渔猎到农耕的转变，进入定居状态，已经具备文明出现曙光的经济条件。政治上，日耳曼人已经有了习惯法，还吸收了罗马法。所以，公元1世纪的日耳曼人不是原始人，而是一只脚已经踏进文明的人。另一方面，日耳曼后人肯定对自己的老祖宗进行了美化。虽然日耳曼人比罗马人质朴、淳朴、纯洁，但他们迅速跟罗马人学坏了，早就进化到“安禄山”的状态，有了雄心、机智、谋略。而且，日耳曼对暴力的崇尚和对嗜血的狂热，是西方一直安定不下来的重要因素。中世纪的西方花了很大力气才逐渐克服了日耳曼人的这种野蛮习气。前文提过，古罗马接过了古希腊语言和哲学的两根接力棒，但日耳曼人没能把这两项文明成果接续下去。不过，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之间还有其他两根接力棒。第一根接力棒是战争和谋略。日耳曼人已经跟罗马人打了五百年的交道，无论和罗马曾经是敌人，还是后来成了伙伴，总归是学到了一些战争的技艺和谋略的智慧。也就是说，如果希腊人是以文的方式带罗马人成长，那么罗马人就是以武的方式带日耳曼人成长。另一根接力棒是基督教会。基督教会是罗马帝国的好学生，从政治制度、法律、行政管理、司法审判到哲学、文字，只要是优秀的文明成果，通通照单全收。基督教会在中世纪完整地存活下来，就把它学会的这些文明成果一步步传给了日耳曼人。有了这两根接力棒，中世纪才能步履蹒跚地接上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香火。这两根接力棒保证了西方在经历过主体民族变化（从罗马人到日耳曼人）之后没有灭亡，前后相续，仍然是同一个文明。中世纪的政教关系消除了日耳曼人造成中世纪黑暗的误会还不够，对于中世纪人们还有另一个重大误解——认为中世纪的黑暗是由基督教造成的，因为整个中世纪就是政教合一。这种看法的荒谬之处在于：一是认为宗教就一定是黑暗和愚昧的，二是把中世纪的政教关系完全弄错了。首先，宗教不是黑暗和愚昧的，而是充满了光明和智慧。这和是否信教无关，即便站在宗教之外，像哲学家一样用理性和逻辑去观察它，仍然可以发现宗教的主调是光明和智慧。其次，中世纪并不是政教合一，而是典型的政教二元结构。教权和政权相互独立、相互斗争，这是中世纪演化的最重要动力。而且，这正是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甚至是中世纪和古希腊、古罗马之间最重要的差别。关于基督教的这两个问题，可以说是我们理解中世纪的两条基本线索。后文会不断展现教权和政权相互独立又不断斗争的过程，来揭示西方如何从中世纪走向现代。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细数中国历代王朝，毫无例外地都在“勃然而兴”后不久，就越来越深地陷入腐败泥潭之中，最后也大多因“腐败综合征”而走上灭亡之路。▌皇帝的腐败，算不算腐败？我个人认为，传统社会里的“权力决定一切”，应该为腐败的产生负总责。自秦朝至清末，中国的政治历史基本上就是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历史，而皇权专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皇权专制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的，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的，形成了“家天下”的格局。黄宗羲认为，从秦朝开始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明夷待访录·原君》）。黑格尔则认为传统中国是“普遍的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隶”，这句话在中国史书中得到了这样的注解——后梁宰相敬翔曾对梁末帝朱友贞说：“虽名宰相，实朱氏老奴耳。”这种制度安排，使天下成了君主的世袭产业：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明夷待访录·原君》）确实，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全体臣民都为皇帝而奔走，这就是所谓的“竭天下之财以自奉”，“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夺人之所好，取人之所争”。这种状况本身当然就是最大的腐败。▌权力主导一切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在黄宗羲看来，皇权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用孟德斯鸠的话说则是：“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在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性质上就是腐化的。”利益如此巨大，风险当然也高。为了保证自己及后代的腐败特权，皇帝们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试图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甚至“焚诗书，任法律，筑长城万里，凡所以固位而养尊者，无所不至”，这就导致权力笼罩一切。传统中国是一个“权力决定一切”的“超经济强制”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凭武力夺取天下的中国皇帝，可以凭一己之喜怒，把国家像揉面团一样揉来揉去，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秦始皇可以调集全国之力修陵墓、修长城；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数千万人的大移民；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时代，尚可一道迁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内，人民搬迁一空。传统社会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大都是在权力的直接支配之下进行的。比如农业，刘泽华说：“国家通过权力系统对农业生产进行直接的监督和管理，贯穿于中国整个皇权时代。从官府集中大量耕牛、种子、生产工具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到将几十万、上百万的劳动者从东迁到西，又从西迁到东；更不必说产品征收和转运过程中组织、措施的复杂与严密，都体现着一种精神，即国家对于全部土地、农民、一切生产活动的主宰。农民几乎没有自由独立的自主生产，一切都要纳入符合皇权国家需要的轨道。自由竞争或自由选择的原则，在这里完全没有效应。”不仅大事由统治者决定，甚至普通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多大的房子，也要由统治者来具体规定。比如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细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明确要求。他规定，金绣、锦绣、绫罗这样昂贵的材料，只能由贵族和官员们使用。老百姓的衣料只限于四种：绸、绢、素纱、布。他还规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也就是说，靴子上不许有任何装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在一次微服察访中，发现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绣了花纹，勃然大怒，回宫后，“以民间违禁，靴巧裁花样，嵌以金线蓝条”，专门下令，严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后来北方官员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过不了冬，朱元璋才格外开恩，“惟北地苦寒，许用牛皮直缝靴”。就是说，可以穿靴，但只许穿牛皮的，只许做成“直缝靴”这一种样式。除了衣服，其他的生活起居也无不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老百姓的房子，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百姓喝酒，酒盏用银器，酒注只能用锡器，其余的都只能用瓷器、漆器……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不存在公域与私域的区别，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是由权力来规定的。▌重农抑商权力垄断一切资源战国时期，中国的统治者们认为，不受权力控制的私营工商业乃是破坏自然经济、威胁“国本”的大敌，因此中国多数朝代都对商人阶层设置了歧视性规定。比如西汉“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晋代为了侮辱商人，让他们“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前秦皇帝苻坚规定“去京师百里内，工商皂隶，不得服金银、锦绣，犯者弃市”。朱元璋则规定，在穿衣方面，商人低人一等，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即使你富可敌国，也没权利穿绸子。农民家里只要有一人做生意，则全家不许穿绸、穿纱。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历代统治者都坚持“利出一孔”原则，就是所有的利益都要由权力来分配。所以在传统时代，财富不能给自己带来安全，因为它随时可以被权力剥夺。汉文帝宠幸为他吮疮吸脓的“黄头郎”邓通，特许他可以冶铜铸钱，邓通遂一跃而富甲天下，而汉景帝上台，便厌恶这个靠拍马屁上来的人，于是邓通就“家财尽被没收，寄食人家，穷困而死”。（见《汉书·佞幸传》）朱元璋时代一个有名的传说是，江南首富沈万三为了讨好朱元璋，出巨资助建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敌国”，欲杀之，经马皇后劝谏，才找了个借口将沈万三流放云南。沈万三终客死云南，财产都被朱元璋收归国有。这个传说虽然被历史学家证明为杜撰，却十分传神地表现了朱元璋时代富人朝不保夕的处境。事实是，洪武一朝，朱元璋为了消灭地方上的富豪之家，借洪武朝“四大案”，任意勾连地主富户，唆使人们诬陷他们藏有贪官寄存的赃款，以便没收他们的财产。此举“并尽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庐”（《梦兰琐笔》），三吴地区因此“豪民巨族，刬削殆尽”（《匏翁家藏集》），地方上的富家大户均被清洗一空。因此王子今说，在古代中国，“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对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和渗透力。”中国传统社会可谓是“权力万能”——权力支配一切，覆盖一切，规定一切。因为权力笼罩一切，所以通过权力，很容易获得巨额财富，因此在传统社会，人们对纯粹的商业经营、经济投资兴趣不大，而对政治冒险、政治投机、权力经营却十分投入。战国时期的商人吕不韦是中国式权力投资学的开创者，他认为耕田之利不过十倍，珠宝之利不过百倍，而政治投资则可赢利无数。后来他果然通过拥立子楚为秦国国君而拜相封侯，一下子家童万人，食洛阳十万户。在古代中国，要想致富并且保持财富，只有通过做官：“三代以上，未有不仕而能富者。”而经商者往往“富不过三代”，因为面临着财产随时有可能被权力剥夺的巨大风险，他们往往将钱财用于消费，而非扩大再生产。权力支配一切，特别是支配经济利益，是古代中国制度性腐败的基础。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4月出生于辽宁建昌县，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师从葛剑雄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合作导师为秦晖教授。现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出版《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等专著近20部。-

李小龙全家福。照片大约拍摄于1971-1972年之间。李小龙双手扶着这个小孩是他的儿子李国豪，右边是李小龙夫人琳达·埃莫瑞，她怀中抱着是他们的女儿李香凝。

胡适为蒋介石祝寿：“无智、无能、无为”马国川：为什么在战后日本精英阶层里，竟然有人认同盟军对本国的占领？旗袍里潜藏的暗香流韵

一、独立报人的序幕晚清至民国之所以能够产生一系列“知识分子报人”，很大程度上在于报刊这种新的媒介能够集立功、立德和立言于一体。如王韬所言：“功业其显而大者也，文章其隐而小者也，然功业之久，必待文章以传。”新兴报刊与此前的传统文人书写不同，这种立足于官僚体系之外的“社会表达”，与传统政治体制相疏离，日趋具有抗争色彩。报人凭借媒体和舆论构成了新的“报刊—读者共同体”，使报刊言论成为近代中国一种新的“资本”，部分知识人重新寻得权力话语，继而深入介入社会生活，并影响晚清政治进程。早期报人多为“个人兴趣”，甲午后以社团、职业参与，则多了政治诉求，个人谋生更多地转向政治鼓吹和民众动员。投入报业的知识人，自身政治参与渠道不多，正如戈公振所称，“在野之有识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操，则不得不借报纸以发抒其意见，亦势也”。或汪诒年描述的：“怵于时世之危迫，思欲有所设施而迄不获遂其志，不得已始藉报章以发抒意见。”早期报刊带着“洋务”面貌出现，与官方关系千丝万缕，政治上亦追求稳健改良。此后，由于这一政治参与渠道的正当代，很多人对报刊的期待日增，开办捐款者超过50人（十元到千元不等）的《时务报》可视为一批同人组织产物，“他们当时都有以报馆鼓吹舆论的志趣合作下的事业”。除了办报，人们用各种方式介入报刊，包括投稿、代售和信函意见反馈。《时务报》开始，更加接近权力中心的精英报刊出现，由于拥有令人尊重的传统功名，报人地位大为提升，促使舆论的重要性为社会认识。办报者虽处于民间，但凭借报刊舆论，一时左右社会心理。报馆成为事实上的士人结社形式，报刊话语塑造知识人新权威形象，梁启超、章炳麟等一批“政治意见领袖”应运而生，弥补了传统刻板、书斋知识人缺乏超凡魅力的问题。19世纪90年代后的报刊言论之所以更有力量，令报人势力为社会瞩目，亦有更大的历史背景。此时官方对精英的整合能力已大为减弱，西方民主和个体权利思想的导入，令中国精英生成机制和更替悄然发生。新式报刊凭借舆论和民意施加各种影响，进入新的社会权力结构之中，塑造了一批深具影响力的媒体精英。当然，不同于日后机构媒体精英，这一群体明显被新旧知识、思想共同影响，没有完成职业化，而是一个“流动的群体”。他们利用报纸鼓吹新思想，也鼓吹自身势力。引导、动员社会展开事实上的日常政治讨论，形成压力意见或煽动性宣传，影响公众对社会环境的判断和认知，塑造新的政治文化。毫无疑问，投身报刊可视为知识精英近代转型的一条路径，它更多地指向政治参与。如果将现代化定义为“一个社会成员利用‘无生命的能量’与‘工具’以增多其努力之效果”，报纸之于转型中的知识人，正有此利用价值和效应。不过这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他们与公众、官方紧密勾连。正如萨义德所指出：“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旦行诸文字并且发表，就已经进入了公共世界。……总是存在着个人的变化和一己的感性，而这些使得知识分子所说或所写的具有意义”，因此

有这样一位大学校长，他为学生留校任教而面陈教育部长;他为学生因特殊原因没进到心仪的专业读研主动道歉;他为给新闻系学生争取实习机会一家家登门拜访各大媒体;他能一眼认出自己28年没见面的学生;他在上世纪80年代即允许学生自由恋爱、结婚;他让优秀的学生提前两年毕业出国深造……他以大爱胸襟关注学生个体命运，他以凛然风骨影响中国高等教育。今年是他不做校长第31年了，全球学子还记得他，称他为“永远的校长”。他就是中国最受爱戴的校长，学生心中的“刘道”，武汉大学历史上最有名望的校长。他是刘道玉。1980年代，社会环境空前宽松，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大学校长。这批优秀的大学校长，恢复或重建了大学精神，让大学更像大学，甚至可以说为大学重新注入了灵魂，他们因此被一些大学称为“大学之父”。这批校长大都在民国时期完成大学学业，对正常的大学有充分的了解，因此可以说接续了优良传统，他们永远被怀念。你心目中的的大学校长是怎样的?民国时期，优秀的教育家灿若星河，仅大学校长而言，蔡元培、马相伯、梅贻琦、郭秉文、罗家伦、张寿镛、蒋梦麟、任鸿隽、张伯苓、竺可桢、茅以升、唐文治、萨本栋、陈裕光、吴贻芳……这个名单可以很长很长。而八十年代呢？八十年代意味着什么？那是一场浩劫之后的重建，是对此后30年高等教育拓荒的奠基与构想，这是意义深远又责任重大的时期。幸好，八十年代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大学校长，他们恢复或重建了大学精神，让大学从骨子里更像大学——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甚至可以说为大学重新注入了灵魂。他们都在民国时期完成大学学业，因此可以说接续了优良传统，他们永远被怀念。朱九思朱九思

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扮演女特务柳尼娜的演员陆丽珠，“文革”中惨遭批斗，原因就在于她把女特务这一角色演得太好。

狄更斯说，爱能使世界转动。但在现实中往往是恨的力量更大，大到足以让世界停转、逆转。中国历史上以仇恨鼓动民众，从而改变国家和体制的经验可谓经久不衰：东汉太平道起义是因为豪强土地兼并逼得农民“无立锥之地”，元末农民大起义的背景是族群之间累世征战的血仇，还有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等等。这些仇恨往往历经数百年的积淀，一朝爆发。但与上述“自然”的仇恨不同，有些时代，仇恨是被人为动员起来的。比如，太平天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卷半个中国，除清朝腐败无能之外，则有赖于“拜上帝教”强大的仇恨动员能力。仇恨动员的烈火最终也吞噬了太平天国自身，使其很快走向灭亡，这也是农民起义的局限性所在。所谓仇恨动员，其要义就是将具体的仇恨上升为普遍性仇恨，并以此来解释人世间的一切不公平，从而形成反抗的共识。因为具体的仇恨比较容易解决，只要报复那个仇人就行了。但普遍的仇恨却是面向整个阶级、群体或体制的，这就需要长期的斗争、持久的投入，以及对于领袖反抗事业的服从。不仅如此，即便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反抗而报仇成功，将敌对群体踩在脚下，也要防止他们反攻倒算，因此持续的高压政策必不可少，而高压政策下的权力集中也就不可避免。但问题是，仇恨的含义是有“仇”才能“恨”得起来。那么人们凭什么要无缘无故地恨一个由大部分都是素不相识的人所组成的群体，并将这种恨作为人生的动力呢？从太平天国的兴灭来看，仇恨若要发挥政治和军事动员的功效，是有一个动员过程的。这个过程由三个阶段组成：常规仇恨阶段——宗教提升阶段——利益驱动阶段。不得不承认，许多被“人为放大”的仇恨背后都有着常规仇恨的存在。这里的“常规仇恨”，在社会生活中一般是由于族群差异、家族冲突、利益纷争等人类社会中的常规现象引起，只不过这些未经动员的仇恨没有那么强烈和广泛罢了。洪秀全曾自称是上帝之子在广东传教。但广东“开放”，人们早见过真正的基督教，并不买账。于是只好到广西农村。为什么会选广西桂平紫荆山？因为那里存在着两种尖锐的常规仇恨：一是贫富之恨，金田起义前各地向紫荆山区集中的男女老幼包括壮、苗、瑶少数民族约有2万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李秀成描述道：“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二是土客之争。广西的土客之争已历数百年，客家是被主流社会排斥的边缘人群。太平天国六王中，洪秀全、冯云山是落第童生，杨秀清、萧朝贵出身贫民家庭，韦昌辉、石达开则是客家士绅，因斗不过当地人而率族人加入太平军。所谓宗教提升阶段，是指在原有的常规仇恨的基础上，必须有一套完整的说法将日常纠纷都上升到族群压迫的高度上，这是将具体的仇恨化为普遍性仇恨的关键一步。太平军占领武昌期间，经常集合百姓“讲道理”，内容包括：天父差天王下凡救世，天下人民都要听从天王剿灭妖魔；满清腐败和民族压迫，大家都应从军卫道灭魔；最后宣布不听教化不从军的都是妖魔，要杀头。这种动员加威胁的方式果然有效。攻打武昌前太平军“已逾10万”，而离开武昌时一下子扩充至50万，武昌人基本被裹挟而去。但宗教提升仅仅在运动初期会起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们的利益诉求超过了单纯的宗教追求。靠宗教“粉丝”来包打天下的时代过去了，新加入者要求更多的利益分配，这就是仇恨动员的第三阶段。杨秀清在安庆时就开始“打先锋”，“见高门大户，闯然而入。衣物银钱，器具粮食，席卷一空”。洪秀全则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对贫苦人来说，加入太平军是一件解决生存，甚至有利可图之事。利益分配阶段兼有另一重功效，即创制了参与者的“投名状”，将仇恨动员的成果固定下来。这些投名状包括参与者的退路、财产和自由选择权。“打先锋”对富户的剥夺也使得参与剥夺者难以回头。事实上，不形成两大极端阶层的对立和敌视，就不足以使处于明显弱势的己方取得胜利。同时，太平军沿途裹胁壮丁，要求其断绝俗念，一心向天国，于是对百姓“逐户搜刮”，宣布天下财物皆是天父所有，房屋不卖即烧。百姓不得不合家参军随行。李秀成回忆说，“临行营之时，凡是拜过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烧之”。和没收财产一样，另一个投名状则是民族屠杀。攻破南京城内的满城后，将满族男女老幼4万人尽杀。此后面对满清军队的进攻，南京城的居民只能死扛硬拼，怕遭到清军的报复。事实上也是如此，清军入城后，报复性的屠戮在所难免。不过，仇恨动员虽然有效，但难以控制。这把火一旦被点燃，就会四处延烧，甚至会烧到点火者自己。在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内讧不奇怪，但像太平天国的领导人那样内讧得如此惨烈，在历史上相当少见：杨秀清被灭满门、部属死者上万人；石达开也几乎被满门屠灭，仅以身免；韦昌辉死后被灭门、碎尸；参加金田起义的太平军在起义后6年中不过牺牲4000余人，而内讧一个月的时间死亡人数就在2万以上。究竟是什么深仇大恨使得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兄弟像魔鬼一样自相残杀？只能说，仇恨动员已成为一种惯性行为方式，收不住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此种动员体制未能及于中国社会的中坚阶层—士大夫所主导的湘军并没有应用类似的仇恨动员，而采用了“名教”动员：曾国藩用以号召士子们的是保卫名教，维护孔孟之道。因此，在湘军的高层和中层，进士、举子、秀才按照功名和官阶构成了自动分层的管理体系。他们之间有同乡、师友关系，在重大问题上能互通声气，彼此协同，形成比八旗和绿营更强的战斗力。对普通百姓则以“保家”、免遭“长毛”屠戮为动员。而在利益分配方面，湘军的功过赏罚体系也非常严明，从军官到普通士兵可通过勇敢杀敌求得富贵，也形成了有效的动员机制。不过，中国历史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屡试不爽的还是仇恨动员。这种动员机制一直依赖族群与族群之间的仇恨，而仇恨则必然导向暴力解决。这成为中国近代历史挥之不去的梦魇。在现代社会，族群利益分歧和争论本是常态。当具体之“仇”经由某种人为的动员而演变为抽象之“恨”，便有失控的可能。因为复仇这个东西说起来爽快，但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同态复仇”，只有如巴以冲突一般没有尽头的相互报复。如何在仇恨思维惯性下努力理解我们的时代，是力图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仍须思考的问题。-

1649年(顺治六年)，英格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世界历史开始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资产阶级民主化的新时代。清朝面对世界国际化、工业化、民主化的大潮，虽有“康乾盛世”，出现一段辉煌，却仍恪守祖制，未能革故鼎新，错过了八次图强维新的历史机遇！顺治元年(1644年)，清迁都北京，入主中原，中国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皇朝时代。几乎同时，1649年(顺治六年)，英格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世界历史开

北京的秋老舍说：北平之秋就是人间的天堂，也许比天堂更繁荣一点呢！秋意渐浓之时，黄叶映着北京的红墙绿瓦，倒映在护城河里。北京最美的当属故宫，宫墙里的秋色总是引人感怀，那一砖一瓦莫不诉说着过去的情思。秋天给北京带来了一番古典的气质，有一种庄肃之美。仿佛是在告诉世人，这里藏着历史，在秋天里，愈显厚重。杭州的秋公元1138年，南宋正式将都城定在临安，从此，杭州以临安之名迎来了最鼎盛的时期。南宋在此，延续北宋风华，124万人居于此，共创了临安的繁华。那个遥远的临安城，承载着北宋人民对故都的所有寄托。勤劳智慧的人，将临安建成一个新的家园。临安成为当时世界知名的大都市。柳永说：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当秋日来临，给杭州抹上一层余晖时，沉思之下，梦回百年前的那种城市，南宋在此重生，又走向新的辉煌。苏州的秋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姑苏有4000年的历史。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这里有小桥流水，枕河人家。一千多年前，唐代诗人张继在姑苏路过，写下“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名句，给姑苏笼上了一层诗意的外衣。古典的苏州园林，告诉世人，苏州人有多么会生活，诗意与雅致在秋天达到极致。秋日的余晖落在苏州，仿佛照见了千年前的姑苏城。伴着飘荡的银杏叶，寒山寺的钟响起，礼佛的人虔诚叩拜，这是寒山寺独有的韵味。银杏叶落，铺满街道，金风细细，桂子飘香。南京的秋南京，古称金陵，六朝古都。你看到过秋天的南京吗？路边的银杏、梧桐…低调而厚重的南京城，到处是六朝古都的韵味！最能代表南京秋色的是叶，透过秋雾的远山，满城的梧桐、银杏，被秋天染上了颜色。有人说南京的秋很短，忙忙碌碌早出晚归中就错过了。但其实，满城的梧桐、银杏，透过秋雾的远山，伴着秋雨的落叶。第一片树叶转黄，最后一片树叶飘落，秋天，也不舍离开。徽州的秋徽州的秋天，就是打翻了的墨彩，不是让你来观赏，而要把你浸染，它让灰瓦白墙沾染了五彩斑斓。于是，老屋就成了秋天的颜色，它把阡陌的稻谷都染成金黄。于是，牌坊就成了秋天的颜色，它把青石板都洒满落叶，于是，古道也成了秋天的颜色。你若在这里，于是，你也就成了醉美的徽州的秋天里，最美的颜色！西安的秋刘邦建立西汉后，定都长安，取意“长治久安”。十三朝古都，3100多年建城史，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这里，铭刻着华夏文明久远的璀璨荣耀。贾岛说：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当深秋的第一片银杏叶落下，西安便会摇身一变，成了秋满长安的画中江湖，长安它存在于太多人的心中。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骚客曾为它挥毫泼墨，说着它的繁华如梦，说着它的落幕如烟。在西安古刹里，一棵千年银杏树。傲然屹立，风雨过后，一地金黄。一树金黄似仙人彩绘、妙笔天成，古刹悠悠，美在银杏。秋日斑驳，那颗秋日游荡不安的心，也便有了寄托。这个秋天，去西安走一走，那满目的秋色，会让你梦回大唐。-

年，日本和苏联两国军队在蒙古（蒙古当时已成为苏联的附庸国）边境的小城诺门罕相遇并发生冲突，苏联红军让日军首次尝到了在大规模战争中战败的滋味。苏联人把日本人打得晕头转向，日军方面的伤亡人数超过2.5

现代日本东京街区作为第一个完成现代化转型的亚洲国家，日本究竟可以为我们提供怎样的成功经验，以及血泪教训？在战争后期，由于日军连连战败，兵力损失惨重，30余万高校大学生（除理工系和教育系外）先后被征召入伍，当时的日本政府美其名曰“学徒出阵”。战争结束了，许多年轻的生命成为这场战争最后的牺牲品，无数大学生再也没有回来。许多教授回想起自己的学生被迫从军的情形，心中充满了悔恨。作为京都学派的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田边元长久以来都是积极的民族主义者，他曾参与对“大东亚共荣圈”合理性的哲学论证。战后他发现自己的哲学理论破产，许多学生战死，于是开始动笔忏悔，承认自身罪孽深重：我这样意志薄弱的人，发现自己不能积极抵抗（战时的思想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时势风潮的支配。这使我深感愧疚。已经盲目的军国主义仓促地将许多毕业生、在校生驱上战场，牺牲者中有十数名学哲学的学生，令我自责，痛悔至极。我只能垂下头认真悔悟自己的罪过。与田边元类似，文艺评论家中野好夫也是战争的支持者。他曾先后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东京帝国大学担任教授。战后他从“原罪”的角度反思自己的思想，认为自己对年青一代负有绝对的责任。他在文章中说：

1908年11月15日下午，统治了清朝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去世。慈禧生前的生活是非常奢侈的，死后的葬礼同样是非常的浩大。当时，有一位外国摄影师，得到特许，用镜头记录下了慈禧浩大葬礼的场面。慈禧出殡那天，大街上人山人海，两边挤满了围观的群众，就单单灵柩，就有几百人换着抬。慈禧葬礼现场，抬灵柩的仆人。大臣骑马护送慈禧下葬，纸马不会走怎么办？早就有人想到了，在马蹄上做一块木板，再装上4个轮滑。真是声势浩大啊。出席葬礼的外国外交官，这是临时搭建的看台。慈禧葬在清东陵，从紫禁城出发，有100多公里，所以得走好几天。慈禧的灵柩。慈禧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人，连葬礼都是搞得轰轰烈烈，世人皆知。虽然场面浩大，但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慈禧的陪葬品更是价值连城，这个阵容才是最大的。现在就让我们来扒一扒这位大清太后的天价陪葬品吧！慈禧简介中文名：叶赫那拉·杏贞外文名：Empress

宏大词汇里的慷慨激昂未必能够推动时代进步，具体而微小的坚守与抗争才是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根源。——《秦制两千年》▌权谋：打天下的手段诡诈而残酷，不可使外人知西汉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汉宣帝的第四个儿子东平王刘宇来到长安，向他的侄子汉成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希望皇帝可以将宫中所藏诸子百家之书与太史公所写《史记》赐一份给自己，让自己带回封地慢慢研读。汉成帝找来舅舅王凤商议此事。王凤坚决反对赐书给东平王，理由是“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意思是，诸子百家之书与朝廷宣扬的主流经义、褒奖的圣人行迹是唱反调的，《太史公书》记载了战国时期隐秘的纵横家权谋，披露了本朝开国的秘事，这样的书籍不能赐给诸侯王。汉成帝采纳了舅舅的意见。他告诉叔父，“‘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好好读朝廷推荐的“五经”就行了，那里面记载了天底下所有的事情。皇帝拒绝赐书给诸侯王的背后潜藏着自秦汉至明清始终袭用的古老统治术，即公开宣扬的历史脉络与运行逻辑往往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脉络与运行逻辑。王凤所谓的“汉兴之初谋臣奇策”，直白点说就是“刘氏夺取天下的真实手段”。真实的手段大多诡诈而残酷，无法拿上台面。只有“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这样的虚无故事与“四方归心”之类的空洞言说，才可以写进官修史书。东平王刘宇对诸子百家之书与《史记》的兴趣，换回的是汉成帝对他的更严密监视。▌告密：暴君弄权的把戏，恶吏升官的捷径唐武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闰九月，检校纳言魏玄同被酷吏周兴诬陷。武则天勒令他在家中自尽，由监刑御史房济现场监督执行。闰九月十五日，魏玄同奉武后之命即将自裁。房济素来钦佩他的德行，忍不住劝他：“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见，可以自直。”意即，您可以说有事要向太后告密，太后一定召见（武则天几乎会召见所有告密大臣），如此就可以得到当面辩解、自证清白的机会。魏玄同拒绝了房济的好意。他说：“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做告密人邪！”被人杀死，被岁月杀死，没什么区别。我魏玄同岂能做一个告密之人？武后时期，构陷与杀戮当道，坚持不做告密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暗无天日的时代始于五年之前，也就是唐睿宗文明元年（公元684年）。那年春天，“有飞骑十余人”在洛阳坊间饮酒，其中一人喝醉了发牢骚，说早知道支持太后并无额外的赏赐，当初还不如支持李显（年初，唐中宗李显被武则天废黜帝位）。其中一人当即离座，去洛阳宫告密。酒未喝完，众人已被羽林卫捕获，发牢骚者被处斩，同饮者以知情不报之罪遭绞杀，举报者赐官五品。宋朝历史学家司马光说，武后时期的告密之风“自此兴矣”。为了鼓励天下人告密，武则天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条文来优待告密者。比如，不许任何官员盘问告密者。地方官府须给告密者准备马匹，并负责将他们安全送到女皇跟前，途中按五品官的标准供给饮食（每日细米两升、面两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告密的内容若合武则天心意，告密者可以越级升官；若有不实，也不会受到惩罚。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告密时代不需要正人君子。因为统治者追求的不是真相，而是恐惧。只有那些没有廉耻的人，才能源源不断地供给令人战栗的素材，让天下人胆战心惊，继而陷入思想与行为的自我审查中。所以，武则天重用的酷吏侯思止、来俊臣等都是些地痞流氓。侯思止“贫，懒不治业”，沦落到给人做家奴，告密时代一开始，就飞奔入京诬告本州刺史谋反。来俊臣的亲爹与养父都是赌徒，他成年后终日游手好闲、为非作歹，是告密之风将他从牢狱中“解救”了出来，他在狱中叫嚷要去京城告密，无人敢阻拦。风潮所及，许多人的行为出现了扭曲。鱼保家本是一名发明家，却在告密时代的第三年选择了职业转型，决定将自己的发明天赋用在更有“前途”的告密事业上。鱼保家设计了一种叫作“铜匦”的工具，献给未来的女皇。这件四方形的器物分为东、南、西、北四格：东面的青色格子写着“延恩”，供人为女皇歌功颂德，求取功名，也可提出促进农业和人民福利的设想和计划；南面的红色格子写着“招谏”，供人对朝政提出批评；西面的白色格子写着“伸冤”，供有冤情者诉说冤屈，要求公正；北面的黑色格子写着“通玄”，供人报告自然灾害的消息和机密。简言之，它是一个意见箱，也是一件鼓励告密的利器。未来的女皇武则天很满意这件作品，下令将它安放在朝堂之上。她要的是众人面对铜匦时的战战兢兢。但鱼保家并没有迎来他预期中的光明前途。铜匦中很快就出现了一封针对他的告密信，信中说鱼保家给李敬业的叛军制造过兵器。不需要查证，也不需要审判，鱼保家被直接交给了酷吏索元礼。索元礼是一个胡人，在大唐全无根基，他的荣华富贵全系于武则天一身。为了配合告密时代，索元礼兢兢业业发明了许多惨绝人寰的刑具，有“凤凰展翅”“驴驹拔橛”“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等多种名号。其中有一种铁圈，先套在头颅之上，再往圈中打入木橛，可致“脑裂髓出”。索元礼刚拿出他的刑具，鱼保家就招了供，认了罪，只求速死。发明断头台的人死于自己的断头台，发明铜匦的鱼保家也死于自己的铜匦。对武则天而言，铜匦是有用的，鱼保家的死也是有用的，它们能带来恐惧，恐惧能带来自我审查。但活着的鱼保家没什么用。这是鱼保家想要加入告密者的队伍，求取功名利禄，却被告密时代吞噬的主要原因。然而，在永昌元年，魏玄同用自己的死，否定了武则天一手构筑的黑暗时代。他以一句“岂能做告密人邪”，让那个时代仍存留着最后的道德底线，而没有堕落成百分之百的人间地狱。▌坚守：小人物的良知，从来不比精英们渺小

现代日本东京街区作为第一个完成现代化转型的亚洲国家，日本究竟可以为我们提供怎样的成功经验，以及血泪教训？在战争后期，由于日军连连战败，兵力损失惨重，30余万高校大学生（除理工系和教育系外）先后被征召入伍，当时的日本政府美其名曰“学徒出阵”。战争结束了，许多年轻的生命成为这场战争最后的牺牲品，无数大学生再也没有回来。许多教授回想起自己的学生被迫从军的情形，心中充满了悔恨。作为京都学派的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田边元长久以来都是积极的民族主义者，他曾参与对“大东亚共荣圈”合理性的哲学论证。战后他发现自己的哲学理论破产，许多学生战死，于是开始动笔忏悔，承认自身罪孽深重：我这样意志薄弱的人，发现自己不能积极抵抗（战时的思想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时势风潮的支配。这使我深感愧疚。已经盲目的军国主义仓促地将许多毕业生、在校生驱上战场，牺牲者中有十数名学哲学的学生，令我自责，痛悔至极。我只能垂下头认真悔悟自己的罪过。与田边元类似，文艺评论家中野好夫也是战争的支持者。他曾先后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东京帝国大学担任教授。战后他从“原罪”的角度反思自己的思想，认为自己对年青一代负有绝对的责任。他在文章中说：

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这是六十年代广为传唱的歌曲。当时，中国的农村结构体系就是公社，大队，生产队。广大农民，则统称社员。早晨，生产队敲钟开始下地劳动，队长根据男女老少不同体力的人分配不同的劳动任务，中午和下午按时收工，劳动时也有间歇时间。晚上齐聚队部，一是组织学习政治与文化，二是队长根据社员的劳动表现给每个人记工分儿，以此作为"分红"的依据。同时，队长会分配好第二天的劳动任务。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生产队这个名字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当时的农村，劳动场面是极其浩大的。用报纸上的话说就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是的，人海战术，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当然，生产队也曾被质疑与诟病。有偷懒撒滑的，有出工不出力的，有游手好闲的。现在看来，对农民的觉悟和积极性有些过高估计了。但今天的繁荣，跟当年工农业剪刀差，农民的被奉献是分不开的。上图为1970年代的生产队里的年轻妇女们在给农田浇水。1970年代的生产队，两个生产队的农民在赶着毛驴拉着碌碡轧麦子。1970年代的农村生产队，农民们在给庄稼施肥。1970年代的生产队，其中有个妇女背着孩子在劳动。1970年代的农村生产队，队长是整个生产队的负责人，队长负责安排劳动任务，对生产队的队员们进行劳动分工，那时的生产队长是很有权力的。上图为1970年代的生产队长正在给队员们安排劳动任务。1970年代的农村生产队，麦收时节，农民们正在打麦场里打麦子。1970年代的农村生产队，几个年轻妇女们牵着耕田的老黄牛在田间地头合影。1970年代的生产队，一群年轻的姑娘们正在农田里劳动。-

今天，你是否相信20多年前（编注：此文写于2000年前）会有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床上，床对面拴着山羊；90岁的老人一个冬天都睡在床上，因为没有衣服穿；病在床上的人，饭后不让洗碗，为的是饿极时能闻一闻碗里的香味。这是真的，这是一个记者1978年在沂蒙山一个普通村庄的见闻。

由朱元璋开创的明王朝，并不等于汉人恶运结束，反而是一个更漫长黑暗的开始。一、大开杀戒明政府统一华夏，汉人自然地升起一种愿望，认为蒙古人统治的黑暗时代已经过去，汉民族自己建立的政府，应该跟历史上若干伟大的王朝一样，至少在开创初期，呈现一片蓬勃祥和的欣欣向荣气氛。这种愿望并不奢侈，然而，汉人的命运太坏，他们所遇到的政治领袖，不是刘邦，不是李世民，而是朱元璋。朱元璋不久就发动有计划地合法屠杀，完全采用七世纪武则天当政时期来俊臣的冤狱手段，但残酷的程度，却使来俊臣所作的，看起来好像儿戏。最重要的两次行动，一是胡惟庸冤狱，一是蓝玉冤狱。胡惟庸是朱元璋的宰相，极有才干。在本质上，自卑感过重的领袖跟有才干的干部不能并存。1380年，“有人”告发胡惟庸谋反，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准备在宴会上杀掉朱元璋。朱元璋把胡惟庸磔死，屠灭三族。过了漫长的十年，到了1390年，朱元璋的兽性再度发作，宣称，他又发现已死的胡惟庸的新阴谋和新同党，于是展开全面逮捕，连朱元璋最尊敬的开国元老，77岁的宰相（太师）李善长，都包括在内，共处决二万余人。朱元璋还编撰一本书，名《奸党录》，附录李善长的供词，昭告全国。三年后，1393年，朱元璋发动第二次屠杀。“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立即逮捕下狱。然后发表蓝玉的供词，蓝玉在供词中承认准备发动兵变。于是蓝玉被磔死，灭族。根据口供牵引，被灭族的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二个伯爵。若干人早已死亡，但朱元璋的法律是追溯既往的，所以死者的子孙仍要抵罪。朱元璋又编撰一本书，名《逆臣录》，昭告全国。朱元璋两次大屠杀的对象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朋友。他们为朱元璋效命，当他们以为可以分享富贵时，却遭遇朱元璋的毒手。然而，这两次大屠杀不过只是整批死亡。事实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杀，像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却因他孙儿牵涉到胡惟庸案中，乃贬窜而死。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如芒刺在背，终于把他毒死，反而宣称是胡惟庸毒死的，还故意向宰相之一的汪广洋询问是否知道。汪广洋不明了朱元璋的用心，回答说不知道。朱元璋大怒，立即把江广洋贬窜，等他走到中途，再下令把他绞死。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赐死。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被鞭死。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表示坚决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教武士摔死阶下。在所有共患难的老友之中，只有三个人得以保全生命，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达，一是汤和。常遇春运气最好，早早的就病死了。徐达事实上死于处决，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了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督着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逝世。所以，事实上只有汤和一个人活的最久而且善终。他逝世后，他的家族暗暗庆祝。可以说，十四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国成为恐怖世界。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来，合家才有笑容。首都应天（江苏南京）如此，全国各地皆然。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录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根据统计，中央政府副部长以下和南直隶（江苏省及安徽省）一省大小官员，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决作苦工的，每年都有数万人。而严厉的追缴赃款制度，更使大逮捕向四方蔓延，全国中等以上人家，几全部破产。严惩贪污使人歌颂，但问题在于诉讼法，即被指控贪污的官员，是不是真的贪污。在酷吏酷刑之下，连灭三族的谋反罪名，都坦承不讳，更何况仅杀一身的贪污。不过真正的恐怖并非死刑，而是追赃。死刑一死即了，追赃则遗祸无穷。死囚的财产不足以赔偿赃款时，在拷打中只好供出曾寄存某家若干，于是某家即被摧毁。如果仍不能够足额，那一家在拷打下也只好再供出曾转存到另一家若干。辗转牵引，干里外素不相识之人，都会成为窝主，家破人亡。二、特务机构朱元璋无止境的屠杀，史学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后来皇太子又很早死去。为了保持政权，不得不如此。但仅此现象不一定非产生无止境的屠杀不可，十世纪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使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作为应对。公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情形相同，但刘邦只对少数的将领惩处。七世纪当皇帝的武则天的处境更为严重，也只个别打击。朱元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于他的性格，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这是人类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种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普通人，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都能造出最大灾害。身为皇帝而具有这种品质，更使这种灾害扩大，无法加以控制。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对草莽英雄或革命群众而言，一旦判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作弄，选择或拥护朱元璋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不幸。然而，仅只屠杀，带给国人的痛苦，仍是暂时的。朱元璋对国人最严重的伤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十四世纪，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植根于此。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的无与伦比的罪恶。朱元璋跟刘邦，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但刘邦毕竟是一位英雄，他始终保持英雄们所有的豁达大度的气质，不脱平民社会的本色。朱元璋却深以他的平民身份为耻，深以他当过乞丐和当过和尚为耻。在他充满自卑的情意结中，异常羡慕官员和士大夫所保持的优越地位，因而产生强烈压制别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朱元璋开创了使人闻而颤栗的“诏狱”与“廷杖”。我们先用下页表，说明明政府中刑事诉讼机构的地位和互相关系：刑部负责法律的制定和颁布，管辖全国各地司法机构，有权提审它认为不恰当的案件。都察院负责对不法事件纠察检举，并派遣官员（御史）分赴各地，担任“巡抚”官职，接受人民对官吏的控诉，它也可以审理，也可以判决。大理寺类似国家最高法院，负责对前二机构的审判，作最后裁定。它们被认为“三法司”，是政府正规的司法系统。三法司当然地是在皇帝绝对控制之下，但朱元璋认为它们仍有理性成分，于是另行设立他直接指挥的“锦衣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即首都治安司令部。锦衣卫内设“镇抚司”，即军法处。锦衣卫逮捕罪犯，拷打出口供后，即交镇抚司判刑处决。如臂使指，快捷了当，没有任何顾忌。胡惟庸、蓝玉等五万人的两大冤狱，就是锦衣卫完成的使命。然而，朱元璋的后裔认为锦衣卫的理性仍未能完全泯灭，于是，十五世纪时，再创立“东厂”，又创立“西厂”。十六世纪时，更创立“内厂”，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本已布满全国的特务，遂互相交错，密如蛛网，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争吵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朵。宦官主持诏狱最大的方便，是他可以随时向皇帝直接提出报告，皇帝可以随时向宦官发布命令。宦官具有雷霆般威力，无人可以抗拒。所以罪犯如果落到三法司之手，还有活命的希望或不受苦刑的希望，一旦被“厂”、“卫”逮捕，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对人性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对罪犯拷掠（打问）。它是逼取口供的工具和追赃的工具，也是刑罚的一种。一个人如果被处罚廷仗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即是死刑，而且是极端痛苦羞辱的死刑。在延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对高级官员（部长副部长以上）执行廷杖时，一定有宦官高坐中央监刑，其他政府官员则陪坐两旁，左边站小宦官三十人，右边站锦衣卫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狱吏百余人，都穿短裤，手执木棍。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读皇帝的诏书（判决书）后，“犯罪”大臣立即被行刑狱吏扑上来，捽伏倒地，用麻布把他从肩膀以下绑住，使他不能转动。再把他双足用绳索绑住，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廷杖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全被磨脱。这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摧残人性的图画。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不死时，也要割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锦衣卫行刑狱吏，都受过特别训练。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甚至血肉横飞，但受伤较轻，痛苦也较轻。如果家庭贫苦，无钱行贿，他们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切断，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三、宰相制度消失明政府建立之初，仿效韩宋帝国，中央政府设立下表所列的三个机构，作为中枢。由中书省首长，担任宰相，作为皇帝的助理。中书省内设立六部，负责全国行政。十四世纪八十年代，朱元璋诬陷宰相胡惟庸谋反后，即下令撤销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摆升六部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首长（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已经够专制的政府，此后进入更绝对的专制。朱元璋另外成立一个秘书机构，称为“内阁”，所委派的秘书，称为“大学士”。大学士冠有某殿某阁字样，以资分别（殿阁都是宫廷中的建筑物）。大学士的职位很低，只正五品，比各部首长（尚书·正二品）要低三级，等于各部最低的助理科员。中国有史以来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从此消失。皇帝遂在没有助手帮手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朱元璋对此一措施沾沾自喜，认为是他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永远保持明政权于不坠。所以他下令说：“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请求，即以叛逆论罪，凌迟处死。”然而，问题就发生在皇帝身上，朱元璋来自民间，政权又由他创立，对繁琐的政务，还可以勉强应付。但他的后裔却是一群花花大少——而且是一群恶少，生长在深宫之中和女人、宦官之手，面对着千万种变化莫测的帝国事务，必然手足失措。朱元璋在位时，平均每日要亲自批阅150件奏章，裁决400种案件。从前有宰相可以帮助皇帝，如今没有人能为他分担，他也不准别人分担。花花大少皇帝只有依靠内阁，命那些大学士在每一个奏章或案件上，签注意见，写出对该事的分析和应如何反应的建议，甚至皇帝颁发命令的草稿，都一并拟好呈上。——当时术语称为“票拟”和“条旨”。皇帝即根据这些签注，加以批示。于是，不久之后，大权遂渐渐滑入大学士之手。大学士成为没有宰相名义的宰相，内阁也成为没有中书省名义的中书省。内阁大学士有数人之多，并不是每一位大学士都可签注意见，必须资格最高，深得皇帝信任的人（往往是华盖殿大学士，华盖殿后来改为中极殿），此人即世人所称的“首相”——首席宰相。但大学士毕竟不同于正式宰相，正式宰相可以单独推行政令，大学士便无此权。他只能依靠“票拟”一一签注意见，来窃弄皇帝的权力，只有黑市地位，没有法定地位。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学士跟皇帝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对皇帝如何裁决，是不是依照他签注的意见裁决，甚至会不会作相反的裁决，大学士都不知道，他们也很少有向皇帝当面陈述解释的机会。事实上，到了后来，皇帝深居宫中，不出来露面，大学士遂数月数年，或数十年，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他只有依靠这种脆弱的“票拟”，维持权力。而此票拟，却要仰仗宦官转达，并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作补充说明。皇帝所颁发的命令，也由宦官传递，有时用批示，有时用口头，宦官的权力遂日形膨胀。而皇帝和大学士之间，往往互不认识。皇帝对大学士的印象，全来自宦官的报告。于是，政府大权又从大学士手中滑出，滑到宦官之手。我们可用下表显示明政府在十五世纪中叶后所呈现的组织形态。必须对此形态了解，才能对明王朝了解。宦官，在蒙古帝国时，改称“太监”。太监本是宦官中的一种官职，后来演变为凡宦官都称太监。明政府的宦官组织，共有40个机构（十二监、四司、八局、十六杂房）。司礼太监仅只是40个机构中十二监之一的“司礼监”的首长，但却是一个最高职位，可称之为宦官之王。原因很简单，他负责伺候皇帝，并担任皇帝和内阁间的跑腿工作，最接近权力魔杖。大学士签注的意见，必须司礼太监先看过，才能到达皇帝面前。皇帝批示时，司礼大监有机会随时参加意见。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司礼太监的关键。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15岁即位，正是贪玩的年龄，司礼太监刘瑾，每乘他专心游戏时，请他批阅奏章，朱厚照就大怒说：“你不会代我批吗，我用你干什么？”刘瑾正是要小家伙说这句话，然后他的批示即获得法律根据。于是司礼太监成为皇帝助手，大学士反而降为司礼太监的秘书，司礼太监命他如何签注意见，他只有照办。到了以后，连大学士都由宦官推荐，绝对专制的弊端，全部出现。英国于一百年前，即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恰恰相反，君权更加肥壮，这是明王朝加给国人的不幸。四、文字狱与八股文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十四世纪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明王朝使中国文化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人物主观解释。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作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听到别人说“亮了”，他就肯定是讽刺自己的秃头，因而恼羞成怒。于是知识分子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因而我们想到仓颌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举例子说明：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讽刺他作过反贼的往事。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元被处斩。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为礼敬。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释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处斩。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则是钓钩。科举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进士一科，并分为三个阶段完成。县级考试（县试）录取，称为秀才，即初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省级考试（乡试），录取后称为举人，即中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由教育部（礼部）主持的中央级考试（会试），录取后再参加由皇帝主持（实际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高考试（殿试），录取后称为进士，即高级知识分子。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样，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大学士）或部长级高级官员。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至为了然。它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则学校不过是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朱元璋更规定考试范围，以《五经》、《四书》为限。《五经》、《四书》，又以理学道学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十四世纪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别颁布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的知识分子遵守。十五世纪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进一步加以约束，规定使用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文章的体裁，指文章的八个部分，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这种形式是严格的，不能改变，改变便不是八股了。但八股主要的特征却在精神方面，即内容方面。依照规定，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而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八股文中没有“我”字），而是要用孔子、孟子等圣人的口气说话，即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触及。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的禁止独立思考，只要能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地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如果被主考的试官欣赏录取，便可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至于怎么才能恰当地代入，那就是自此之后直到十九世纪末期，500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奥秘，和最大学问。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唯一研究工作，是从《五经》、《四书》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专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赌博时押赌注一样，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时，则落第而归，下次考试再来。知识分子不再用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五经》《四书》都不用接触。年轻人偶尔翻阅《五经》《四书》，或偶尔翻阅历史古籍，如司马迁的《史记》之类，不但自己会懊悔浪费宝贵的光阴，即家长和教师，也必大大的震惊。如果有人竟然对文学艺术，如科学工程有兴趣，那更骇人听闻，会被他的亲友所不齿，认为是读闲书，浪费光阴。自此，知识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酱缸之中，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明王朝统治阶层由这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人的评价，完全以官为标准。——犹如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评价，完全以钱为标准一样。为了做官，不但忍受廷杖的耻辱，还建立一系列的奴才哲学，宣称皇帝即是父亲（君父），所以“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仅只廷杖，算不了什么。于是霎时间耻辱化为荣耀，本来应该愤怒的心情，因已找到奇异的理论基础的缘故，反而大悦，以挨廷杖为忠臣而自豪。人性尊严被严重歪曲，这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欧洲历史正开快车，十四世纪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挣脱黑暗时代的枷锁，呈现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国人却被糟蹋到这种地步，真是一个巨大悲剧！-

我跪着你也别想站起来：昌邑的剪辫惨案1912年7月，在清帝都退位半年之后，保皇派大本营山东省昌邑县发生了一起大屠杀。同一个村乡里乡亲的村民，没剪辫子的奴才把剪了辫子的27人全部屠杀，连个全尸都不留！当然了，这些奴才很快就被官府抓了，全部处死！那么，奴才们到底图什么？你留你的辫子，他剪他的辫子，朝廷都不管，有什么问题吗？不行，虽然没有任何实际利益，但奴才们自己犯贱跪着时，绝不容许你站起来。再说，杀不了官家，还杀不了你吗？所以，奴才们宁愿自己死全家，也一定要把站起来的你打死！男人头上的一条辫子，曾是满清王朝一个显眼的政治符号。无论剃发蓄辫还是剪辫换形，总与流血连在一起。清人入关，天下底定，摄政王多尔衮命礼部颁布“剃发令”，端的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违抗者杀无赦。待到清朝灭亡，民国肇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达“剪辫令”，不遵者以违法论。这条大辫子在人们头上顶了二百多年，谁曾想，剪掉它竟也会导致惨案发生。辫帅张勋有一句话怎么说的：跪久了就认为站着是种错误。想当年满清入关，为了让汉人蓄辫子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无辜百姓，然而也就短短260年，中国人就逐渐接受了以“辫子文化”为代表的满清统治。说来也是讽刺，两百多年前的中国人为了不蓄辫子被清军屠杀血流成河，两百多年后为了不剪辫子中国人自相残杀滥杀无辜，可见封建帝制的洗脑工作是多么的有效和彻底！事情的起因是民国政府颁布了《剪辫令》，限令必须在20天内剪掉头上的辫子。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腐朽不堪的满清政权覆灭，老百姓欢欣鼓舞剪掉“猪尾巴”的感人场面并没有出现，遗老遗少们一边哭喊着“我大清不会亡”，一边死死捂住头顶，誓死捍卫自己的辫子。《剪辫令》比当初的《剃发蓄辫令》还要尴尬，老百姓抗拒的声音此起彼伏。以至于在山东昌邑发生了剪辫惨案，27条鲜活生命惨然逝去......派出剪辫宣传员

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永恒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一道无法抹去的伤疤。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以不宣而战的卑鄙手段进攻美军太平洋基地。美国和日本正式进入到了战争状态，实际上两国自从日本加入了轴心国集团之后，关系就在不断恶化之中。从贸易禁运到冻结财产，外交领域几乎将所有可以出的牌全部用尽，最后双方兵戎相见，走到了漫长的战争之中。而在美日开战前，日本国内的民间舆论就已经开始不断炒作战争议题，推动民间的战争舆论绑架政府和军方。这种民粹力量和军国主义相伴而生，可以说当时的日本从上到下都陷入了法西斯的疯狂与好战的迷乱情绪之中，无法自拔。正是这种舆论导向催发了战争雪崩的出现，擅开战端的结果就是让整个日本民族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看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前的民间舆论导向日本是一个传统的海洋型国家，它对于土地和海洋有着天生的贪婪和追逐。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一直以开疆拓土作为自己的前进目标，从官方到民间都在以明治天皇“开拓万里海疆，布国威于四方”的旨意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民众和军方的好战热情就被挑动了起来。加上在中日甲午海战、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都获得了胜利。民间和军方志得意满，长期沉溺于连战连捷的喜悦中，以至于忘乎所以。在加入了轴心国集团之后，国内的军国主义浪潮更是此起彼伏难以控制。到底是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想催生了法西斯政府，还是法西斯政府助长了国内的军国主义浪潮？这个问题如今已经难以探究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国内的舆论已经成为了日本官方所长期控制的重要战线。日本明治天皇为了进一步攫取世界霸权，日本在国内实行了国防动员令，还在1940年7月出台了《时局处理纲要》当中明确注明：“在国内，为促进国防国家体制的完成，对实行强力政治，广泛施行国家总动员法，确立战时经济体制，集结战争物资和扩充船舶，提前进口，特别进口，调整生产力扩充计划和军备充实计划，发扬国民精神，以及统一国内舆论等，都作了规定。”从此之后，日本的国内舆论就开始受到了控制，而日本国内的战争情绪也被经济的颓势而不断激发了出来。从五一五兵变到二二六兵变，都是日本青壮年军官不满政府对于战争规模的限制而爆发的。到了太平洋战争开始前，这种情绪越发高涨。而当时在政界上层，东条英机等人作为这股势力的代表，也一直在计算、衡量、操弄着民粹的力量。他们甚至可以用这股力量来攻击一直反对和美国开战的海军军官，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日本的战争机器开始隆隆作响。战时工厂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国内对于战争的热情被推到了高峰。作为这次奇袭的指挥官，山本五十六更是被推上了神坛，成为了日本民众的偶像。由于临近1942年元旦，民众的热情和过节的喜悦交织在了一起，据约翰托兰的《日本帝国的衰亡》一书中记载：“东京与往年一样庆祝了元旦。这是日本人喜爱的节日。欠债偿清了：人流象一条望不到头的长龙拥向明治神宫，要在深夜十二点敲响后往化缘箱里扔钱币，还要为了求好运去买个披着红袈裟的达摩祖师泥塑像。战争没有损害节日的欢乐，反而给人带来了一种期望心情。下次大捷快来了吧？”就连当时的军务局长武藤章都自述：“国民对胜利太高兴过头了，没有好处。”事实上，当时的民间已经进入到了对于战争的幻想之中，逐渐在狂欢、喜悦和迷乱之中失去了冷静的判断力。这股力量也对于当时的日本政府起到了推波助澜和绑架的作用，当时的海军希望速战速决和美国取得谈判的先机，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舆论的裹挟。在这种氛围中，谁敢言和，就会被立刻视为卖国贼和民族罪人。当时的日本军部也是骑虎难下，只能是尽一切可能扩大战果。日本海军一向以冷静沉稳自居，此时的急躁冒进程度甚至大出陆军的意料之外。就是这种情况下，中途岛大败才会出现。战犯武藤章除此之外，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国民对于战争的参与热情就不断高涨。早期除了武士阶层之外，其他人都不能当兵作战。后来天皇特意下达了敕令允许农、工、商的子弟参军。很多人都非常热衷地投身军旅，日本的军队也呈现出扩张的态势。而其余的日本民众对于战争的参与方式则是选择了经济援助，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国内就曾经发行过特别国债用于购买舰船。结果是此类的国债十分抢手，经常被市民抢购一空，日本人也将此视为对于日本的战争支援。而到了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国民的支援更是拓展到了更多的层面。比如日本在攻占了东南亚之后，曾经希望将东南亚婆罗洲的石油源源不断地运回国内。就此项事宜，日本民间也开始大力响应政府号召，一些民用船只甚至是捕鲸船都进入到了运送石油的行列。据《大东亚战争全史》记载：“开战当时，日本的油船约为38万总吨，其中约27万吨已被海军征用。因此运输南方生产的石油就不得不指望利用民用油船（约10万吨）和新造的油船。5月20日的联席会议上终于作出了如下决定：‘7月末以后，海军解除超过原定数量的征用油船（包括捕鲸船），用来运回南方石油’。”这样一来大量的民用船只被释放，用于运输石油资源。这就是日本当时民间对于战争的实际支持，加上民众参军的数量不断增多，日本征集的战略物资也不断加大。到了战争的后期，日本国民早就已经和军国主义法西斯政府捆绑到了一起，所以才有“原子弹下无冤魂”的说法。为何日本民间对于战争如此热衷？首先，从民族心态上来看，日本人长期认为当兵作战是非常神圣的事情，是证明男子勇武精神的最直接体现。在二战时期的日本，只有日本国内的人才有资格出任军官。像是朝鲜半岛和我国的台湾地区虽然也在之前被日本所窃占，但是当地的人只能够担任军夫（伙夫、马夫一类的服务性工作）之类的职务。而且日本的军队是军官指挥，士官管理，所以日本军官的职业素质和生活待遇都是非常可观的。这就让当兵作战成为了一种精神和物质都能够得到极大满足的行业，不仅备受社会尊重，还能够享有优质的待遇。即使战死，也有专门的靖国神社加以供养，这令普遍信奉神道教的日本民众都非常向往。日本人将荣誉和社会风评看得尤为重要，一旦参军无论是生还或是战死都能够获得很高的评价，其子孙甚至都可以因此而沾光。日本人对于战争的热衷程度也是由此而来，日本法西斯的战车也是因此在不归路上越走越远。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其次，根据以往的经验看来，日本能够从战争中获得非常丰厚的利益。从蒙古攻打日本铩羽而归后，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在日本胜利的情况下结束的。而每次日本胜利后都会获得很高的战争回报，不仅是明面上的战争赔偿和土地割让。更多的是战争对于国内需求的拉动，经济往往会因此而高歌猛进。从最顶层的财阀到普通的企业主都会从战争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如《大东亚补给战》中提到:“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以后，我国经济都有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特别是与欧洲各交战国的贸易额扩大到4倍。”这样庞大的需求自然也提升了日本国内的战争热情，以至于他们忽视了战争带给他国的苦难和战争本身的残酷性。日本投降战争是人类文明中最黑暗的一页，特别是进入到二十世纪后，大规模的战争对于人类社会的基础已经产生了动摇。正所谓“雪崩时，没有任何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实际上在雪崩真正发生前，雪花就已经不再无辜。二战时期的日本，将战争视为政治的衍生品和大国博弈的重要筹码。它们把战争作为一种操弄世界霸权的工具，而忽略了战争本身对于人类文明史的威胁性。而民间社会而言更应该坚守基本的和平价值观，民间舆论也不应该过度地参与到有关战争的争论上，正如古语有云：“和战大计，决在庙堂”。随着媒体时代的蓬勃发展，舆论已经逐渐形成了一股重要的力量，甚至在西方国家都可以左右政府的重要决策。但是，对于如此重大的议题依旧应该要保持克制。因为舆论的主体中，很多都是专业领域之外的外行人，尊重专业应该是是对于现代社会最起码的认知。和平是宝贵的，是历史洪流赐予人类社会最为珍贵的礼物。珍爱和平不仅应该是人类的共识，更应该是整个世界的共识。世界的舞台很广阔，容得下任何国家。只有和平，才能迎接发展；只有和平，才会带来希望；只有和平，才能守望明天。综上所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股非常狂热的好战风潮。这股风潮和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上台相向而行，互为表里。舆论裹挟着日本政府，使得战车只能越走越远，令整个日本社会都逐渐在战争的声浪中迷失了方向。由于日本特殊的民族性和历次战争的丰厚回报，使得日本对于战争失去了基本的敬畏之心。战争的残酷性不仅为日本周围的亚洲国家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也最终吞噬了日本自身。雪崩开始之前，实际上雪花就已经不再无辜。只有让和平的曙光消弭战争的冰封，世界才会真正走向未来。-

"几乎每个人都会被问到，他们会找留学生，教授或者体育教练。通常情况下人们都不会拒绝。""然而这些外国人对电影内容没有话语权，通常情况下他们都是扮演恶人。"其中比较著名的美国演员有Charles

图集展示1891年—1911年法国画报所刊部分彩色石印画。内容涉及1891年教案、1895年甲午战争、李鸿章出访欧洲、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和光绪病亡出殡等。这批彩色石印版画不仅填补了中国早期影像史的空白，而且以一种西方人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历史，展示中国之变。▲中国的大屠杀（酷刑）：1891年4、5月间，扬州、芜湖、丹阳、无锡、九江、宜昌等地接连发生教堂被毁，教士被杀的教案，成为“义和团事件”之前最为严重的反教事件，各国派护侨军舰驶入长江流域。▲朝鲜事件，一艘清朝军舰被日军击沉：1894年7月25日，清政府雇用的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运送中国士兵前往朝鲜牙山，遭埋伏在丰岛附近海面的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偷袭被击沉，船上大部分官兵殉国，史称高升号事件。▲中日甲午战争，上海港。▲黑旗军起义：黑旗军原本是太平天国革命期间，活动于中国两广边境的一支地方武装，因以七星黑旗为军旗而得名。1865年，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率部加入吴亚忠为首的天地会起义军。1867年由于清军的进攻，黑旗军进驻保胜（今越南老街）。中法战争之后，刘永福返回中国，部队被清廷解散。甲午战争中黑旗军奉命重组，由刘永福率领进驻台湾岛，后日军入侵，将士大多战死。▲清朝太后殿下。▲中国事件，受中国正规军保护的外国人。▲中国事件，满洲奉天教堂惨案：奉天教堂惨案即“朱家河惨案”，是义和团运动中发生的最大一场惨案。1900年7月，在接连发生一系列屠杀教民案件后，景州周围七八个县的教民逃到朱家河教堂避难，一时间朱家河村涌入了三千多人。7月17日，清军听闻朱家河聚集了很多汉奸，和义和团包围了朱家河村。7月20日，屠杀结束，一共2500多人遇难，仅500人逃脱。被杀死的大多是妇幼老弱，没有什么汉奸。▲直隶总督李鸿章。▲北京失陷，八国联军的旗帜在故宫城门上方飘扬。▲中国事件，挂在墙上的14颗拳民头颅。▲远征保定府，法军前锋队在一个中国村庄升起旗帜。▲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从左至右：英军、美军、法军、清正规军、俄军、义和团。▲中国的新一轮屠杀，慈禧太后向皇帝展示亲俄罪臣被砍下的头颅。▲在南非，在矿场工作的中国劳工：早在18世纪中叶，好望角就出现了华工的面孔。1840年后，英法等列强开始从中国“出口”劳动力。他们被称为“苦力”（英文“coolie”的音译）。至1904年前后，契约华工（IndenturedLabor）替代了苦力的称呼，但实质并未发生改变。1904年至1906年，南非德兰士瓦共招募了华工63811名。他们大多来自中国北方的山东、河北等省，由于义和团、日俄战争，再加上连年的饥荒，使得生存无望的6万多名华工踏上了前往好望角的不归路。▲中国使团在巴黎，一名中国人站在市议会的主席台上：受清廷指派，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于12月2日离京启程，前往美国、德国和奥地利考察。1905年12月11日，镇国公载泽、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离京启程前往日本、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考察西方政体。次年除李盛铎留任驻比利时公使外，其他人陆续归国，向慈禧陈述了立宪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慈禧听后决定采纳施行。于是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实行“预备立宪”。▲中国的第一架飞机：1883年12月25日，冯如生于广东恩平，十几岁到美国做工。受莱特兄弟的飞机飞行的影响，在1907年，冯如与几位华侨共同努力，经过十多次修改，在奥克兰出租的厂房中成功研制出一架飞机。1909年9月21日，在美国奥克兰市附近的派得蒙特山丘上，冯如驾驶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试飞成功。1910年，又研制出一架双翼机，并于当年10月至12月成功地在奥克兰进行了表演。1911年2月，冯如带着助手及两架自己研发的飞机回到国内。1912年8月25日，冯如在广州燕塘驾驶自己研发的飞机飞行。由于操纵系统失灵，飞至百余米时失速下坠，冯如遇难。他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位驾机失事的飞行员，中国最早的飞行员和飞机设计师。-

190年前的1930年，有一个著名的学案，叫梁胡之争。争论的俩人是两位著名学者梁漱溟和胡适，争论的主题是：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1930年7月，梁漱溟致信胡适，质问胡适：“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可见九十年前的中国，包括学界都公认中国最大的敌人是列强。但胡适却认为不是。胡适沉痛地回答梁漱溟说：“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胡适越过有形之敌，看到的是无形之敌，可谓透过现实看到本质。周作人曾惊叹说：日本摹仿中国文化，却能唐朝不取太监、宋朝不取缠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鸦片。俗话说，能够打败你的永远是自己。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它最大的敌人不是他国，而是自身的问题。胡适第一次跳出现象看到了本质，揭示了国家最大的敌人是贫穷、愚昧、贪污。阻碍中国强大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历史上是贫穷阻止多数人接受良好的教育，无法使人口优势转化为优质人力资源。日本是全世界人均自然资源最少的国家之一，但它通过对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大投入，成为全世界人力资源最充沛的大国，成为亚洲最大的诺贝尔奖大户，自己也站在世界科技产业之颠。是愚昧让人丧失逻辑思考能力，不能正确的看待世界，从而人云亦云形成错误的共识，不经思考造成集体盲动，越是关键时刻越不能做出正确抉择，一步步推动国家误入歧途。2国家最大的敌人是愚昧。正因为愚昧，认为国家最大的敌人是他国。于是在手机上常常看到，个别人一讲到这个国家，打！讲那个国家，也是打！在这个别人眼里，仿佛不是朋友遍天下，而是仇敌遍地球。仿佛让所有人恨，才是成功。2012年9月15日，热血爱国青年蔡洋盗取路边摩托车U型锁，打砸日系车辆，猛击车主李建利头部，击穿头骨致其重伤，落下终生重度残疾。蔡洋没有接受高等教育，也许情有可原。但当一位中科院博士、自诩爱国的大学教授赵某，建议在中国的四川盆地和喜马拉雅山打一个深洞，放入千枚核弹，引爆地球，让人类和地球都走向毁灭时，这种反人类的疯狂让人胆颤心惊，后背发凉。这些人动辄毁天灭地，让人类走向毁灭，视同胞的生命如草芥，多大的愚昧让他无比自信到明明自己已经在反人类，但他认为自己热爱国家。最近越南发展迅猛，有一种舆论是，小心越南成为未来的心头大患。一百多年前，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担忧，日本会不会成为中国的心头大患。但如果想一想，只要自己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国家自然就会越来越强大，又何来担心这个是心头大患那个是心头大患呢？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本可以让敌国德国和日本持续衰落贫穷，但它反其道而行之，丝毫不担心当年的敌国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也不担心原来的日不落帝国英国的国力恢复。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花巨资帮助欧洲经济复兴，在亚洲也是帮助日本重建经济。日本本是二战的失败国，但鬼使神差成为二战后的赢家，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生活迅速改善，甚至在很多领域超过美国。就像一个人一样，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能够打垮你的永远是自己。一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如果近现代中国没有晚清统治者争权夺利，没有军阀混战挟洋自重，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哪里又有让日本侵华的机会？一个国家只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不让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又何惧他国崛起？崛起的他国为什么一定是敌人而不是朋友？3曾经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过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德国两次挑战英国，不惜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都以战败告终。前苏联曾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但最终折戟沉沙。但只要头脑清醒，有着基本的逻辑常识，就会知道，即使强敌环伺，每一个失败国家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他国。如果强敌环伺就是国家失败的理由，当代以色列早就从地图上被阿拉伯世界抹去。德国最大的敌人不是他国，而是法西斯、希特勒。苏联最大的敌人不是资本主义帝国，而是它的愚昧和僵化。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表面的强大是它的经济总量和军事实力，而它真正的强大，是自由和创新，不断引发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革命。从计算机到互联网，每一次都引领人类走进新领域。国家最大的敌人是国内阻碍国家发展和进步的力量。愚昧者总将自己的失败归因别人。于是用你死我活的对抗思维看待问题，用敌对破坏的招术对待他国。结果导致国家间信任缺失，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被排斥于主流世界之外，严重时还会遭到群殴。西汉贾谊在《过秦论》中写道：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两千年前的沉痛感悟，穿透厚厚的历史帷幕，依然闪烁着智慧和真理的光芒，照见历史照进现实。-

震撼人心的苦难史诗世界上最长的戒严令：后集权统治下的台湾蒋介石鲜为人知的5个兄弟姐妹人生结局如何？这很魔幻！一帮没有作品的人，要把文学奖得主踢出作协？1946年北京老照片

德国柏林的中央，德苏战争后的满目苍痍。在1945年，当苏联军队进入德国首都柏林，希特勒与纳粹政权灭亡，数以十万计德国人丧生，包括大量平民、妇女、儿童，希特勒则与她的情妇Eva

李银河2014年2月9日，央视暗访东莞色情场所，称东莞一些休闲娱乐场所、酒店存在色情活动。10日，东莞派出6525名警察检查娱乐场所，查封12家。性，这一话题，再次引发热议。对此，凤凰网连线知名性学家李银河。

Macgregor镜头里70-80年代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