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报人，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独立化舆论势力

一、独立报人的序幕

晚清至民国之所以能够产生一系列“知识分子报人”，很大程度上在于报刊这种新的媒介能够集立功、立德和立言于一体。如王韬所言：“功业其显而大者也，文章其隐而小者也，然功业之久，必待文章以传。”

新兴报刊与此前的传统文人书写不同，这种立足于官僚体系之外的“社会表达”，与传统政治体制相疏离，日趋具有抗争色彩。报人凭借媒体和舆论构成了新的“报刊—读者共同体”，使报刊言论成为近代中国一种新的“资本”，部分知识人重新寻得权力话语，继而深入介入社会生活，并影响晚清政治进程。

早期报人多为“个人兴趣”，甲午后以社团、职业参与，则多了政治诉求，个人谋生更多地转向政治鼓吹和民众动员。投入报业的知识人，自身政治参与渠道不多，正如戈公振所称，“在野之有识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操，则不得不借报纸以发抒其意见，亦势也”。或汪诒年描述的：“怵于时世之危迫，思欲有所设施而迄不获遂其志，不得已始藉报章以发抒意见。”早期报刊带着“洋务”面貌出现，与官方关系千丝万缕，政治上亦追求稳健改良。此后，由于这一政治参与渠道的正当代，很多人对报刊的期待日增，开办捐款者超过50人（十元到千元不等）的《时务报》可视为一批同人组织产物，“他们当时都有以报馆鼓吹舆论的志趣合作下的事业”。除了办报，人们用各种方式介入报刊，包括投稿、代售和信函意见反馈。

《时务报》开始，更加接近权力中心的精英报刊出现，由于拥有令人尊重的传统功名，报人地位大为提升，促使舆论的重要性为社会认识。办报者虽处于民间，但凭借报刊舆论，一时左右社会心理。报馆成为事实上的士人结社形式，报刊话语塑造知识人新权威形象，梁启超、章炳麟等一批“政治意见领袖”应运而生，弥补了传统刻板、书斋知识人缺乏超凡魅力的问题。

19世纪90年代后的报刊言论之所以更有力量，令报人势力为社会瞩目，亦有更大的历史背景。此时官方对精英的整合能力已大为减弱，西方民主和个体权利思想的导入，令中国精英生成机制和更替悄然发生。新式报刊凭借舆论和民意施加各种影响，进入新的社会权力结构之中，塑造了一批深具影响力的媒体精英。当然，不同于日后机构媒体精英，这一群体明显被新旧知识、思想共同影响，没有完成职业化，而是一个“流动的群体”。他们利用报纸鼓吹新思想，也鼓吹自身势力。引导、动员社会展开事实上的日常政治讨论，形成压力意见或煽动性宣传，影响公众对社会环境的判断和认知，塑造新的政治文化。

毫无疑问，投身报刊可视为知识精英近代转型的一条路径，它更多地指向政治参与。如果将现代化定义为“一个社会成员利用‘无生命的能量’与‘工具’以增多其努力之效果”，报纸之于转型中的知识人，正有此利用价值和效应。不过这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他们与公众、官方紧密勾连。正如萨义德所指出：“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旦行诸文字并且发表，就已经进入了公共世界。……总是存在着个人的变化和一己的感性，而这些使得知识分子所说或所写的具有意义”，因此 “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孤寂和结盟之间”。另一方面，从王韬时代的香港到上海租界和海外空间的存在，客观上开辟了自由空间，提供了发言保障，这是中国近代新闻业发展中的一大特点。这些“法外”空间的存在促使报人群体与当局互动中日趋疏离，言论日益激烈，并深刻影响了包括新军在内的关键人群。

失去道统自信的知识人走向分裂，追逐各种新意识形态，报刊则成为新义理竞争的舞台，追求现代化的知识精英纷纷投入办报。在民国大学兴起之前，报界成为中国新知识分子集中的主要场域之一。20世纪最初十年，新政、立宪运动的开展，激发报刊达到新规模。在一个没有正式民主制度的社会里，报纸杂志成了政治参与的重要合法管道亦在情理之中。在此过程中，报人逐步感知职业身份意识，日趋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角色，地位和影响力得以确立，加之报业带来相当经济收益，令独立和专职化成为可能。由此出现了一批长期以报刊为主业的人士，无论政治意图如何，办报客观上成为其主要社会活动。而中国报刊从业者亦产生自己的职业团体，群体面貌得到社会承认，报刊业得以制度性地立足于民间，从经济、法律诸方面保障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辛亥之后，政党合法化、大学教育兴起，知识人选择更加多元化、专门化。政治参与渠道的扩大和报刊业的商业发展，晚清那样各界精英大规模投身其中的情境不复出现，而是日益将此角色转移托付于专职群体，后者职业味渐浓而精英色彩趋弱，凭借报刊言论而搅动舆论的魔力，甚至左右政治改革和社会心理的情景很难再现。

民国政党政治的表面繁荣催生了一轮政党报刊时代。报人虽无法完全断开与政治势力的联系，但总体上独立空间却得到相当拓展，很多报人乃是基于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展开言论，而非简单的政治机构喉舌，他们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独立化舆论势力。无论是《大公报》《申报》等老牌报刊，还是从《独立评论》到《观察》的新生势力，都可见独立、中立的标榜和诉求，由此形成了一批更加独立的报人群体。如果说这个长长的名单上有邵飘萍、胡政之、储安平，那么将其上溯，人们隐约可见王韬、梁启超等人的身影。毕竟在晚清这段历史之中，“报人”这一角色不仅历史性地得以呈现，也见证了知识人在思想和言论气质上的转变。

二、社会抗议的兴起

政治革命之外，辛亥革命当然可视为一次“文化革命”。晚清政治改革虽以一次急促的革命而告终结，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却史无前例。就本文来说，两个历史现象尤其值得关注。一是“抗议”作为一种“社会自由”、一种现代政治意义上的“社会表达”在晚清真正兴起；二是报人群体经过流动、分化，部分知识精英走向职业化，为民国时代的独立报人拉开序幕。上述现象是传统政治权威衰败和个体权利兴起后，传统公共意识与表达的历史转变。此过程充满各种力量的对抗，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各种政治主张已传播进入中国，成为一股随时可能激发的暗流。中国社会力量被唤醒，反对和抗议得以释放，媒体人获得了新的“公共”话语建构权能，第一代媒体精英由此形成，他们从体制转场至社会，成为一股相对独立的势力。

传统走向现代的种种变迁，在根本意义上，“现代性关涉个体和群体安身立命的基础的重新设定”。这个设定中西方虽因文化、社会结构，对现代国家建构、个体权利的安排有所差异，但个人与平等观念的崛起则带有普遍意义。

现代主义取向的公共精神、公共政治观着眼于角色、身份、阶层的分野而讲求抗争冲突和平衡。如果说在前现代文明，“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限制为重新解释和阐明传统”

，隐含的前提是“过去”比“未来”更重要。现代性反思则“被引入系统的再生产的每一基础之内，致使思想和行动总是处于连续不断地彼此放映的过程之中”。国家与家庭之外，民族与社会意识在中国传统没有得到孵化，知识精英虽不失批判意识，但多局限于个人或士人圈内表达，讨论基本展开于君主统治框架之内。士人群体内的抗议精神来自儒家道统，但更多的是一种殉道的个体状态，没有实质保障。结社议论作为一个更加公开广泛的表达，长期处于非法状态。此外，就反思精神来看，“没有出现建构化的异端传统，这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的缺陷”。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的反对或处于压抑状态，或诉诸激烈的民变、骚乱、叛乱，经由士绅为中介的反对意见不仅多属被动，更是源自知识精英对底层教化意义上的责任意识，更多只是一种“体察”或对社会安定的担忧。普通底层中国人，以公开、合法的方式表达不满与反对的机制、渠道缺失，不能不说致使民众长期欠缺抗议精神。

晚清中国出现的社会抗议活动，如集会演讲、请愿、抵制洋货、静坐、通电抗议，已属现代政治性质，这些活跃于甲午之后的种种行动带有明显的抗争色彩，其中裹挟着士绅和普通民众等大量人群，这些行动何以能在甲午后大量地、“合法”地释放？对此可给出不同解释。如前所述，本文认为，中国现代政治意义上的社会抗议意识、行动的兴起，与报人的关系直接而密切。

晚清各类报刊

近代中国制度化的社会抗议，事实上由报刊言论启动，后者开始时带有自强、建言以及传统清议、公论的想象而具有正当性，凭借独特的空间和现代政治框架，演变为一种疏离的力量。这一切的发生以日常方式悄然演进，虽时有打压，但报人作为一个新角色、身份，报界作为一个新群体，却具有较为稳定的生存空间，作为社会活动的报刊业总体上没有中断，且规模和自主性不断增强。报刊上的讨论成为晚清表达不满的少有渠道，知识精英通过办报，将不同政见和反对声音源源不断地输至社会，并获得社会多数意见面貌。如同法国大革命前托克维尔所表述的，正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这些新事物一点一滴地渗入古老的躯体，促成了其解体。“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

以抗争方式而言，现代政治培育下的形式大为丰富，包括狂欢、葬礼抗议、抢粮、砸机器、抗捐抗税、怠工、叛乱、罢工、静坐、示威、游行等有形的反抗活动，这些“形式库”内也应包括“文化资源库”，它“包括了在一定时空内一个群体发起抗争所能利用的文字性和符号性资源”。报刊言论批判，早于立宪运动前后的其他抗争方式。这些带有传统文化面貌的文字抗议，激发着其他社会抗议，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抗议精神和公开言论反对，鼓励更多人的其他抗争尝试，言论抗议的公开存在打开了其他政治抗争的想象力。媒体言论抗议开始时并不为统治者所熟悉，报人自身对此也缺乏深刻认知，但这种批判得以公开呈现，对社会不能不产生巨大的示范和暗示，即那些不容置疑的官方权威和治理可以讨论和批判。不满的蔓延很快就超越文字，将传统方式（静坐等）和新的都市街头政治方式（抵制商品、城市游行示威等）结合起来。而作为文字抗议者的报人，本身兼具多种身份，在报刊空间的抗议和获得的响应，促使他们经常同时投入实际行动。

凭借新的舆论权威，报刊的介入令新兴的社会运动被赋予“正当化”面貌，在没有被查封之前，报刊言论给予社会运动以“合法化”印象，或者说“体制化”假象。报人通过记录、描述甚至直接赞美各种不满，不断鼓舞人们参与抗争行动。即使改良派报纸如《时报》，在保路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中也使用“君民相争”“人民崛起而与政府相争”这样的词汇。针对国会请愿运动中官方所谓“臣民不得请愿”的说法，宋教仁批判称：“我朝国法亦许人民上书言事，何得谓组织内阁不得请愿耶？”这一说法相当典型，他以言论表达的合法性为“请愿”行动的合法性辩护，而这一辩护通过报刊表达出来，不仅肯定、鼓舞“请愿”行动，也构成了一次新的言论抗议。倾向革命的报人则走得更远，经常鼓吹直接的暴力行动。如林白水在《中国白话报》上公然鼓吹刺杀：“如今中国除了做刺客，更无处置民贼的好法子了”。

报刊与社会抗议互动，促使社会运动更加激进，很多参加者以自杀、自残为荣，报刊对此则给予积极响应甚至喝彩，激发其不断升级，令社会抗议行动胜利的假象和期待大为提高，而当这一切落空，社会怨恨进一步增大，促使新的社会抗争到来。

社会抗议显示了现代政治降临时公共政治观念的嬗变：传统公共意识转向现代主义取向的公共精神，讲求抗争冲突的公共政治观伴随而至，这样的抗议并非成熟现代政治之下的理性表达，常伴随暴力。包括报人在内的抗议内含诸如“敌我”的排斥，激进而不宽容。社会抗议行动常处于一般社会运动和革命之间，最终成为革命先导。

进入20世纪，欧化思潮所推动的文化趋新心理，刷新国人政治理念，不仅影响辛亥革命的到来，“欧化思潮也与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成为文化激进主义的先驱和渊源”。就思想内核看，晚清报人的这种经常性、大规模体制外言论抗议前所未有。“晚清大众媒介倾向于进化、竞争、自由、民主、科学、平等、个性、实用等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做基准，无一不在销蚀着封建传统的文化资源，发展成为封建国家政权的批判力量。”甚至革命派所使用的“排满”民族主义，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文化中国传统的背离，结果是难以成为一个正常现代民族法理国家，而是建构为政党国家”。

这种疏离式抗议，内在的解构诉求和效果明显大于建设。由于儒家文化与政治体系传统上的合一，政治上的失败令文化挫折感如影相随，而抗议大量使用西方思想“义理”，由此政治抗争不能不伴生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怀疑，这一点早至谭嗣同的《仁学》已明显流露，此后，大批知识精英对自身文化的疑虑日益加深，至民国终于激发了全面清算。

选自《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 1872-1912》，李礼，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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