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教育部副部长：记忆中的高考和大学

王明达（中）在听取职业教育发展情况(本文所有图均为资料图)

王明达：1953年高考作文题目是“记我所认识的一个革命干部”
我们当时就算直接高中毕业也能在县城找个好工作，好多人都是文盲，我们读过书的都算知识分子了，至少都能当个教书匠

50年代高考作文题

深度对话：您还记得当年参加高考的具体情况吗？

王明达：那是1953年的事情了，我参加的是国家举办的第二次全国统一考试。

我们那时候上学的大竹中学还没这么大，50年代的时候只有现在的文昌阁这个部分，我听很多人都说这是块风水宝地，出人才。我们考试的时候每天都早早来到教室，男同学之间还嬉戏打闹，一点也不紧张。哪里像现在的中学，在墙上贴着倒计时，一天撕一张下来，闹得人心慌。现在的父母也不好做，营养品供着孩子，什么补吃什么。要知道，在我们那时候，鸡蛋都是奢侈品，考试那几天我妈还特意给我煮了鸡蛋，我揣在兜里，直到考完都没舍得吃。

深度对话：当时有什么高考题目还让您记忆犹新吗？

王明达：我还记得作文题目是“记我所认识的一个革命干部”，其他题目多是填空和词语解释，没用多长时间就答完了，接着考数学、外语、物理等。考试的类型和你们现在的高考差不多，还是那些学科，就是题目简单一些。至于英语考试，考虑到我们偏远地区连老师都不怎么会，选择题就多一些。

深度对话：考完后有什么感觉？当时有认真想过自己以后的出路吗？

王明达：考完就考完了，没什么大的感觉，并不觉得骄傲。我们都是自然而然地就考大学了，小学读完升中学，中学读完读大学，愿意考就考，不愿意考的就可以工作，同学们也都不是很重视。我们当时就算高中直接毕业也能在县城找个好工作，好多人都是文盲，我们这些读过书的都算知识分子，至少能当个教书匠，当时确实也有不少同学高中毕业被大学录取了也没去读，就在当地找了工作。

深度对话：在您的班上，像您一样考上了大学的同学有多少？

王明达：这个说来就有点话长了。1952年的时候，按照国家指示，教育部建立了重点中学制度，我所在的中学正好是全国首批确定的194所重点中学之一。

重点中学是了不得的，说明你这里的教育质量高，师资力量雄厚，学生当然就是很优秀的。我后来才知道，当时重点中学的数量还不到全国中学的二十分之一，我们重点中学的学生当然就是大学的“后备军”，自然有高人一筹的优越感。其实，那时的重点中学和高等院校之间是“宝塔”结构，前者向后者几乎可以直接输送人才，虽然大竹中学位置比较偏远，但也得以和大学间接挂钩。

当时全国高中生只有15万，相当于每万人中只有55个中学生，比例是很低的，不像现在正常情况下大家至少都要读到高中。当时高中生少，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也不是很急，导致大学的招生计划经常难以完成，教育部甚至采取了从党政军中抽调青年知识分子上大学补充应届高中生升大学率不足的政策，甚至还要求将高中生考试录取率提升到95%，所以当时大学入学考试难度并不大，录取率也高。

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好好复习，也没有老师组织强制训练，当时一个班三四十人，一般都能考上大学。很多同学就是觉得高中文凭也能吃饭，而且比拿了大学文凭端的饭碗铁，所以录取了也干脆不去。

深度对话：您当时为什么决定还是要去上大学呢？您是什么时候拿到通知书的？

王明达：当时也年轻，就是想离开家乡，去看看书上描绘的外面的精彩的世界。我们那时候读大学不怎么要钱，还有补贴。高考几个月后，我才收到东北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深度对话：就是现在的吉林大学。

王明达：对。

深度对话：您登上离乡的火车时有什么样的感触？

王明达：很多感触，以前从来没走出过那个山窝窝，当时不只是激动，还有其他很多很复杂的想法。我爸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没出过远门，我也是半个农民，读书的时候上课就去听讲，下课就回家。那时家里养猪，我就负责上坡割猪草喂猪，农忙的时候我们也经常放假，但都没有时间玩。我当时连坐火车都不会坐，不会看牌子，开火车的人神气得很，你问他他反而白你一眼，我钻来钻去的好不容易才知道了怎么坐火车。

当时我爸妈为我准备了腌咸菜，说到了北方就吃不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又给我准备了好多衣服，他们那时听说北方冷。

深度对话：现在回忆起来，您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对吗？

王明达：我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

邓小平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珍藏的记忆：清华大学77级学生在认真听讲

1952年大规模院系调整和并校

深度对话：50年代是教育改革大动刀子的年代，您能详细讲讲您的经历吗？

王明达：大动刀子是当然的，毕竟当时刚解放。

我们的现代教育制度是上世纪20年代才开始建立的，到30年代基本形成了完整格局，种类很齐全，分野也很明显，30年代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的天下，这种格局在解放后初期都没怎么变。当然，学费最便宜但最难考的，是清华、北大、北师大这样一些主要由国家教育专款支撑的国立大学；被称为“贵族大学”的协和、上海圣约翰等大学则是具有西方背景的教会大学，基本都是美国的，有点外国大学分部的感觉，学费特别贵；还有一些依靠捐赠和基金会补贴的私立大学，如天津南开大学、北平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等，学费介于两者之间。当然，在这三种大学之外，还有一种就是私塾，私塾也培养过不少人才，但就是小班教育，精英化教育，私塾的老师经常就是一个地方德高望重的人。

深度对话：学费呢？

王明达：读大学的时候这一点经常被拿来比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30年代是每年交学费22块银圆，宿费全免，像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的师范大学一般都不收学宿费。教会大学收费就贵了，比如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正式本科生，每学年差不多160块银圆，是国立大学的8倍。私立大学介于其中，比如南开大学每年的学费是90块银圆左右。

我曾经看过一篇《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提供的数据，当时一个普通工人月收入是16到33块银圆之间，平均为22块银圆，也就是说一个国立大学的学生一年的学费差不多只需要一个工人一个月的收入。

深度对话：那么30年代大学生毕业后收入会是怎样的？

王明达：那时候大学生比较稀缺，起薪至少是50块银圆以上，有的教员、记者、职员能拿到100多块银圆，大学教授的平均月薪是350块银圆。所以，知识分子是很受社会尊敬的。

深度对话：解放后的大学教育有哪些方面的改革？

王明达：解放初期还是和民国末年差不多，到了1952年才开始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和拆并学校。

1949年12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的“新教育”模式。这时候主要就是接管和改造解放前留下来的“旧教育”，对教会学校进行接收，将其改造成公办或民办的大学。

1952年3月份第一次取消了各大学自主招生、自家命题的私考模式，进行了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也是在这一年，新中国开始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大步伐，主要对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和教学制度改革，取消院单位，成立系单位，建立单科院校为主、文理综合的大学，将原先文、理、工、农、医、军、师范等科目合并为文理两科。以前保留下来的民办学校在这时也被取消了，改造成了公立大学，这样一来，民间教育就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个性质的大学。

我是恰好赶上了这一年的改革。吉林大学那时候还是叫东北人民大学，直到1958年才改名为吉林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因此可以说我是东北人民大学院系调整后的开门弟子之一。

50年代大学生活：喜欢看的书都是讲革命的

50年代大学生的生活

深度对话：50年代的大学生活是怎样的？您都喜欢看什么书？

王明达：我们那时候的大学生政治热情非常高，很活泼，每天准时起床睡觉，会参加一小时的身体锻炼，还有生产劳动。我们那时候的教育目标一个是要求政治正确，一个是着重培养专业人才——学习苏联培养重工业人才，还有一个就是要生产劳动。

喜欢看的书都是讲革命的进步的书籍，必看的有《毛选》和《中国青年》，《收获》也经常看，《红楼梦》是需要去图书馆借的，不像你们现在信息过载，喜欢在网上看，那时候是没有网的。

深度对话：您的专业是什么？

王明达：我学的物理。当时的要求是什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为教学目标的，工科是所有高等教育科目中发展最快、比重最大的科目。物理是当时全国制定的173个专业中的11个理科专业之一。但是，我是提前一年毕业的，也就是1956年。我为什么会提前毕业呢？就是因为当时急需专业人才。

深度对话：当时提前毕业的现象普遍吗？毕业后就直接分配工作吗？

王明达：对，这种情况很普遍，很多学校都有，这是为了国家的发展需要，我只是高等院校里一大批提前毕业的学生之一。

当时是这样一个情况，全国大学的师资都严重不足。这个矛盾是怎么解决的呢？1952年和1956年分别两次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了大学生提前毕业和留校任教。我们这一届就属于这批人，毕业后很多人就直接从事教育工作，或者直接到工厂去做工程师、高级技工。我就是毕业后直接在吉林大学的物理系当教师，然后慢慢做到系主任、副校长，后来才进教委和教育部。

深度对话：当时的大学毕业生享受什么待遇？

王明达：完成学业后就统一分配工作，不像现在的学生这样每年都会报出有多少就业率和大学生找工作困难的老问题。我们那时算得上是 “香饽饽”。

深度对话：这时的大学生月薪起点怎样？

王明达：吃“国家饭”，捧“铁饭碗”。那时的大学生毕业后享受行政21级至23级待遇，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资是五十多元，在我家乡那个小地方，我爸妈做一年（农事）也挣不到这么多，农村里的都穷得吃土，你们现在的年轻人都没见过。我当时只给自己留了吃饭的钱，零头都不到，其余的都寄回去了。

应该给大学校长更多的决定权

深度对话：1956年的“教育大革命”废除过去的校长负责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具体是怎么进行的？

王明达：主要是毛泽东认识的变化。那时候，毛泽东认为一长制（校长负责制）容易脱离党委领导，觉得不妥当，要加强校党委会的权威，所以文革的时候学校就改为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

深度对话：课程上有没有显著的变化？

王明达：不光是课程上有变化，还有组织上的变化。课程上当然要加强政治理论课，生产劳动课是必须学的，组织上还设立了共青团、人事、保卫部、政治辅导员等行政部门和专职政工队伍。

深度对话：1958年9月19日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评定学生成绩时，应当把学生的政治觉悟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应当以学生的实际行动来衡量学生的政治觉悟的程度。”这是不是又有点搞“阶级路线”？

王明达：毛泽东觉得学来的苏联模式是“与农民疏远的教育模式”，《指示》还规定“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这样，农业部就规定农业大学师生全部到农村劳动锻炼3—4个月，林业部也要求林业院校全体师生到农村劳动锻炼1—2年。

深度对话： 吉林大学当时有什么反映？

王明达：1959年9月的时候，我们当时的校长匡亚明就提倡培养学校的“政治空气、学术空气、生产劳动空气”，我已经做了教师了，你可以看到吉大校内总是有师生集体劳动的情景，我也经常和同学参加劳动。

当时还有一个“联系群众”的行动，就是编委会让学生也参与教材编写，物理专业把普通物理与理论物理合并为一门课，这并不是吉林大学独创的，教育部领导人认为这就应该是公办教育的体现。

深度对话：此后文革时期中断了大学教育，1970年开始采取推荐工农兵学员制度，推荐的标准是什么？

王明达：当然是政治水准高，根本不管他中断教育之前的学历够格不够格，有些小学生都能上大学，所以工农兵学员的水平参差不齐，社会上就一直对工农兵学员的学历持有保留态度。

还有一个问题，工农兵学员的名额是分配到地方的，比如公社社长掌握了这个权力，到底是把名额给张三还是李四呢？就容易滋生腐败。

深度对话：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大学教育改革也进行了很多次，您觉得哪几次改革对大学生影响最为重大？

王明达：首先还是1977年恢复高考。邓小平是很伟大的，第一次不看出身，胡风的儿子也被录取了。

其次应该是1985年实行双轨制。1985年以前是国家统包的，这次允许招收少数的自费生，也就是实行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以后自费学生越来越多，像是现在的大学基本都是高收费的，也很成问题。

再有就是1999年扩招，以前的大学是精英式教育，这样一改就成了大众化教育了，大学生失去了以往的优势，因此现在也经常可以看到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新闻。

2003年恢复了部分大学的自主招生权，改变了以前填鸭式的教育模式，也让一些偏才获得进入好大学的机会。

当然，还有高考内容的改革。也不能说哪个政策对大学生影响就不大了，主要就是看社会影响。

深度对话：您作为教育部原部长、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在您看来下一步教育改革的出口在哪里？

王明达：第一个是管理体制的问题，应该给大学校长更多的决定权，“校长治校”，像吉林大学最近就有这么个试点。第二个就是增加职业教育，我国职业教育近年来发展还是比较迅速的，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薄弱，一个是因为资源不够，还有一个就是高中生不是很愿意来读职业学校，至于农村的职业教育就几乎不存在。很多职业培训学校经费不足，职业教育的外部环境也存在不利因素，比如劳动准入制度不健全，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缺乏有效机制，校企结合困难重重等。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以后更多的关注和努力。

来源：腾讯深度对话

王明达（1935年—2019年3月28日），男，汉族，四川达州大竹人，1950年7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物理系。195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9月从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提前毕业。曾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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