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 震撼人心的苦难史诗

《一九四二》

震撼人心的苦难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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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绍培

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弱智的、只知道娱乐为何物的时代，很多人到电影院是去寻开心的。甚至在观赏《一九四二》这样的电影时，你也能听见笑声，他们一次次地咧开嘴呵呵笑了。善于挖掘笑点并且先所有观众之笑而笑似乎是一些人证明自己懂得怎么看电影的一种方式，也是他们显示某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的一种方式。狡诈无良的电影商人已经成功地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观影模式。

正如奥斯维辛之后没有诗一样，在大规模的死亡面前谈论《一九四二》是非常困难的。任何闲扯都难免有轻佻的意味。那些说这部电影更像是一部纪录片的观者是说对了。大概冯小刚也明白，态度是多余的，议论是不严肃的，他唯一应该做的是尽可能完整客观地呈现历史真相。在遗忘的洪流面前捍卫记忆，冯小刚以及刘震云应该被认为是伟大的艺术家，而《一九四二》则是一部史诗般的存在。

苦难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属性。活下去除了需要运气，常常也需要残忍。到了人相食的时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切皆有可能。不过，历来的统治者在他们极为欠缺改善中华民族处境的能力的同时，他们都大大地进化出一整套掩盖真相、粉饰现实、碾碎记忆的统治术。一九四三年就是如此：记者张高峰的《饥饿的河南》送到重庆的《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改为《豫灾实录》发表，并撰写评论《看重庆念中原》。当天晚上，《大公报》即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勒令停刊3天，以示惩戒；而记者张高峰更是被逮捕。如果不是有《时代》周刊以及记者白修德，或许300万人的死亡真的就成为没有的事情。《一九四二》也展现了人与权力斗争亦即是记忆与遗忘斗争的这些个细节。

不限于此，这部电影还有很多颠覆性的描写。比如地主老财其实并非那么不仁不义，日本人居然也想到了救灾，河南省的省长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甚至蒋介石也有其无奈的一面。不再脸谱化、概念化、意识形态化了。把每一个人单独出来，他们不仅未必是十恶不赦的魔鬼，往往可能是可叹可惜的未必坏的人。但是，究竟是什么依然使惨剧发生呢？这是电影提出的问题，是电影深刻的地方。

在解决问题的事情上，指责、抱怨乃至仇恨都是无效的，往往也是无能的表现。解决问题，防止悲剧重演，需要理性，也需要勇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经探讨过如何防止饥馑变为人道主义灾难的问题，记得他提出的办法之一就是实行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在一个享受充分新闻自由的国度，因为饥荒而导致大规模的死亡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一个可以引申的推论，在阳光般的新闻自由面前，腐败也好，灾难也好，都将成为浮云。我们今天观看《一九四二》这样的电影，不就是要让整个民族都懂得这一点吗？

可惜的是，1942之后……你懂的！

2012年12月4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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