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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长期以来,舆论确实把一个非常优秀的制度(科举制)给妖魔化了

杨念群 | 废止科举后遗症:庶民的世界

这次我想和大家谈谈如何看待科举制,过去我们对科举制有非常大的误解。许多人都认为科举制应该为整个皇权体制的腐败低效负起主要责任。那么,科举制被污名化的历史根源是什么呢?大家可能对《儒林外史》里面那段“范进中举”的故事耳熟能详。范进考了许多年科举都没有取中,直到五十岁突然一下子就高中了,因为兴奋过度人都变疯了。这个故事旨在说明,考科举时间特别漫长,而且整个过程是非常折磨人的。许多人就在这反复熬炼中身心备受摧残,最后达到疯癫的状态。这就是我们对科举制的刻板印象。
一、科举的污名化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印象?最重要的原因是,一般人认为科举制的核心内容就是考八股文。什么叫八股文?就是把古代经典,比如“四书五经”里面的若干的词语、段落挑出来,然后按照非常严格的格式写出一篇类似现在所说的作文。要写出像样的文章,必须反复熟读经典和著述。明代以后主要是朱熹的注释,以此为核心来进行作文的训练。我们知道科举制度中,人们是经过生员考试才能拿到秀才身份,一级一级地考到举人,最后才成为进士。有了进士身份就可以进入皇家机构如翰林院中任职。
在这个漫长的应试过程中,最初的秀才考试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八股文就是在应考童试期间被严格训练的内容。可是这也容易造成误解,难道科举制就可以等同于八股文吗?实际上科举考制分为三场。第一场考八股文和一些经书知识。第二场测试的是考生撰写办事公文的能力,包括论、诰、表、判等一系列的内容。什么叫诰?诰就是皇帝给大臣发布的谕旨。考生要模仿皇帝的口气写一篇文章。这个工作就像假设你要模仿中央领导人写一篇讲话稿,要写得出彩恐怕也比较难。什么叫表?表就是过去的大臣要向皇帝上奏书。你要模仿大臣的语气给皇帝上折子,写的入情入理难度也不小。正如你现在给中央领导写一封信,真能打动人恐怕也比较难。还有一道测试叫判,就是给出四五条案例让你斟酌断案。如果没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阅历经验是很难完成的。第三场考的是策问,内容是考查考生有关治国安邦、国计民生的知识掌握的如何。策问一般出五道题。第一道问题一般会测验考生某些经典文献的版本源流,考察的是考生阅读量。第二道可能会问关于吏治的问题,比如地方官在某个地方会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治理经济和社会。第三道也许会问怎么治水,比如怎么疏通河道、构筑海塘工程。江南的乡试里经常会出现治水的题目,因为康熙帝和乾隆帝都特别重视江南海塘与黄淮治理工程。这些题都不容易回答,技术性非常强。明代有一个治水专家叫潘季驯,他写过好几篇关于治河的文章,对治河经验讨论得非常具体,比如治水是采取疏导的方式还是采取截流的方式,讲得非常专业。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考科举制的人仅仅会背几篇八股文,没有看过潘季驯的《治河三书》,没有读过相关的吏治和法律文献,怎么可能回答出这些问题。
科举制是非常复杂的考试程序,不仅仅依靠八股文的记诵。当然,即使是做八股,其训练程式非常复杂,做好一篇八股文是非常难的。但是除了八股文之外,科举考试还会测试很多经济、政治和法律问题,过去这部分内容叫“经世学”。忽略了这部分内容,我们就很难对科举制有一个整体的理解。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第一点,八股被妖魔化后,对科举的理解也随之窄化,这是非常错误的。
就拿八股文的写作来说,确实包含着故意为难考生的意图。比如,所谓“截搭题”这种形式,就是把孔子的一句话和孟子的一句话混搭放在一道题里。这两句话之间没有任何递进的逻辑关系,表达的意思完全不一样,要求考生根据这两句话写出一篇论理充分的文章,这就太为难人了。为什么要出这种“截搭题”?目的是防止抄袭。如果考生只把《论语》读得很细,对朱熹的注释也诵读得很熟,再背熟一些科举考试的范本,答题时就容易抄袭。“截搭题”的内容有偶然性,考生不容易把不同的经典思想整合在一篇像样的文章中。正是因为“截搭题”非常难,所以有的人一辈子考了几十年也过不了“截搭题”这一关。但是也有很聪明的人,他掌握技巧之后很快就通过了。所以当时有人举例说很多封疆大吏都是从科举出来的,为什么这些人都那么有本事,比如曾国藩、李鸿章,都是经过科举考试当了大官。如果连“截搭题”都通不过,或者只限于懂得八股文这点知识,怎么可能具备这样出色的治世能力?
将八股文等同于科举制度,是非常大的误读。而且这个错误长期作为正确的知识被反复传播,已经变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常识。这个常识一定要被彻底颠覆掉。
科举考试内容被污名化,很大的原因是近代以来迫于西方的压力。好像改制必须建立在摧毁旧制度的基础之上,好像不把话说极端改革就没办法推行。所以对传统的丑化有时到了耸人听闻的程度。比如,康有为专门为废科举上过折子,他跟光绪皇帝说,八股再不废除的话我们就要亡国了。他用非常具有煽惑力的排比句式说,中国人不行是因为科举。中国要亡国是因为科举,中国人的身体不行也是因为科举。因为科举考了几十年把一个年轻人考成老头,最后身体不行了,在这样的体制下造成中国人的人种素质日益低下,必然无法跟尚武的西方国家比拼较力。他还举了缠足的例子。康有为做了以下推论,因为中国大多数妇女都缠足,而中国人口有一半是妇女,如果这一半妇女缠足,缠足妇女生下来的孩子都是畸形儿,那么至少以后一半中国人都会变成残废,所以中国人没办法跟西方打仗,也没办法在世界上立足。其实康有为的话完全没有科学根据,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缠足的女人一定会生出畸形儿童。但是他撰写奏折的整个逻辑都是往夸大事实的方向走,大讲八股害人、时文害人,力图以此打动君心。至于第一场考试后面是不是还有策论,是不是还有诰、表、判等内容,他都完全忽略不计。张之洞提出的一个科举考试改革方案是把策问位置前移,从第三场改为第一场,突出科举中“经世”的内容。张之洞认为应该逐渐靠递减学额的方式,慢慢从科举递进到学堂教育,最后取而代之。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学堂和科举各自的利弊到底在哪里?我认为,科举废掉之后,中国的教育越来越失败与学堂教育的弊端有很密切的关系。
第二个非常大的误解是,以往常常把科举仅仅理解为一种教育和考试制度。实际上科举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运转体系,它不仅发挥着教育和考试的功用,同时还是一种有效的官僚选拔制度。“科”与“举”两个字并列而称,“科”指的是考试、教育,“举”指的是选拔官僚。还有人说,中国的科举制度有点民主制度雏形的意味。科举制到底是好是坏,在民国的时候有很大争论。“科”和“举”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一套完整的政治文化体系。如果把“科”和“举”分开看待,只看到科举制中教育考试制度的一面,是对科举制的极大误解。因为选拔官员的“举”这方面,同样非常重要。通过“举”的选拔程序会确立一个考生的官员身份。现在我们老在讲治国理政,当时科举考试就有这个意图,希望在王朝的每个层次上都能选拔到出色的官员,并把这些官员合理分配到不同的位置。
科举制有一套比较有效的人才分配机制。若某人考中秀才,他虽然不能当官,但是在地方上可以免除劳役,也可以少交税,在地方的声望也较高,会赢得民众的尊敬,在地方就进入了士绅阶层;如果考上举人,就可以当县令一级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中层干部;如果再往上考到进士,就成为朝廷大员,相当于现在的中央领导,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所以科举制度在人才的选拔和官职的合理安排方面发挥着高效的作用。
科举制的下一个作用也非常重要,它促成了士人身份的循环流动。中国古代的士人身份不是固定的,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贵族等级制。贵族制除了自己身份尊贵外,还能荫及子孙,让他们享受爵位和爵号,占有的资产也是比较固定的。中国在宋朝以后,开始了一个逐渐庶民化的过程,士人的身份是可以上下流动的,这是科举制带来的重大突破。士人怎么流动起来呢?首先,士人不可能当一辈子官,当他退休后,往往回到家乡变成一名士绅,为家乡服务。生活在底层的一名普通百姓,哪怕再穷,经过多年不懈努力都有可能成为名震一方的封疆大吏。
有人做过一个统计,科举出身的封疆大吏,在一个相当大的比例上,都是从贫民起步升到高位。所以,从名义上讲大家都有机会。曾国藩为什么能抵抗太平军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他那段时间正好在家里当士绅,所以有机会出面挑头组织团练。在湖南乡下,曾国藩就是一名普通士绅,后来由于抵抗太平军有功,他的位置又升上去了。这是一名官员履历上下进行循环的一个著名例子。科举制实质上是合理分配身份流动的制度。你当了再大的官,人生归宿还是你的出生地。这样就使中国乡村中的教育体制,相对能够存留住一些文化精英人才。现在总是在谈论的所谓中国农村的空心化,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好的机制和办法把教育人才留在农村。科举制就是保证人才留在乡村的有效机制。现在的乡村青年考上大学后,几乎全跑城里去了,谁也不回家乡。有些人到农村当村官是为了以后在大城市找工作,几乎没有人敢说我这次回到家乡就不准备走了,要为家乡人民造福。但是当年的科举秀才在家乡教书,他的收入基本是有保证的。地方上还有专门为保证乡里子弟考科举的财务保证制度,比如宾兴会就是提供路费住宿等资助的组织。
所以整个科举制度在官僚选拔、地方教育和人才培育等方面安排的是比较完善的。如果只把科举制理解为八股、时文的考试制度,对科举进行妖魔式的想象,显然离历史的真相太远。

二、科举制为什么是个好制度
一个制度要行之有效,前提是要有一个阶层去具体贯彻实施。在古代,士阶层承担起了这个任务。士阶层是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最早选拔人才的方式是基层推举,但是完全依赖推举难免受到一些人情关系的限制,最终影响人才甄选的质量。还有一个因素是,隋唐以前,推举经常会局限于贵族圈子内,平民没有机会进入到被荐举的行列。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来保证平民进入到上层社会,怎么能保证相对的公平?靠熟人把所谓品行兼优的人才推荐到中央,这个程序很容易发生作弊行为。如果总是推荐熟人,可能这个熟人未必有才,对整个官僚体制未必有利。如果贵族都把自己的子弟推荐到中央去,结果干起事来都没本事,这个国家怎么治理?为打破荐举的弊端,隋唐以后开始逐步通过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考试的好处是尽量排除从贵族血统和荐举熟人的角度吸纳人才,老百姓谁都可以参加考试,只要你有能力。基本排除了所谓的拉关系的做法。这样来,整个制度运行就被理顺了。
士阶层的出现和强化,打破了上下层的阶级壁垒。士阶层的思想力量甚至能影响到皇帝的执政风格。这是科举制出现以后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
我刚才提到,有文化的阶层一开始相对封闭,跟老百姓的接触并不是很多。我们知道,儒家创始人孔夫子本身是平民教育的代表,主张有教无类。孔夫子的这个说法长时间以来并不为大家所接受,因为秦汉以后贵族势力仍很强大。春秋时期,孔夫子经常“累累若丧家之狗”,他讲的道理很少有人真能听进去。在汉朝建立过程之中,皇帝意识到必须有人论证汉朝建立的正统性。儒家在这时候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为皇帝掌权提供合理性论证。那时候的儒家为了论证汉朝君主就应该当皇帝,制造了很多假的经书——那时候叫“谶纬”——里面编造了很多孔子为汉代制法的神话。比如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天孔子在鲁国门前,突然看见天上飘下来一帧血书,血书上面写的是刘家人应该当皇帝。孔子成了刘邦登基的预言家。我们不要以为儒家始终实事求是,实际上他们为了皇帝说了很多假话。汉代的经书研习也是非常专门化的,完全是小圈子的人在自说自话,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直接关系。宋代以前的儒家,对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多大影响,实在有很大的疑问。儒生们都在宫廷里面念经书,为汉家皇帝登基制造舆论。老百姓没有什么渠道接触到儒家思想。当代新儒家认为,自古以来儒家已经持续发生着多么大的影响。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从汉到唐,儒家的地位并不很高。很多皇帝都信佛,也有的皇帝信道家。宋以后儒家的地位提高了。为什么会提高?因为老百姓慢慢摸到了接触儒家思想的门径。这个门径是朱熹给提供的。他发现,要真正使民众接触到儒家礼仪,就必须让老百姓有祭祖的权利,而祭祖原来是皇帝贵族的特权。只有贵族才能祭四五代以上祖先,老百姓没有在家里立庙祭祀的权利。后来朱熹写了一本《家礼》,主张“礼”应该往下走,慢慢放宽政策,让老百姓也能够祭祀祖先。一旦他们有资格祭祖,儒家的礼仪才能真正贯彻下去。家里一旦有了祖宗牌位,祭祀风气就能延伸到更大的宗族之中,他们就会去修葺更大的祠堂。要敬宗收族就必须修族谱,这样才知道祖先脉络源自何方,老百姓慢慢聚拢起来,形成联络广泛的集团。在人数众多的集团里面才能有效宣传儒家思想。后来宋代出现了乡约,就是民众自动发起的宣讲道德礼仪的组织,儒家思想的传播就有了一个乡间平台。如果不允许百姓祭祀祖先,形不成越滚越大的雪球般祭祀体系的话,儒家思想就不能顺畅地贯彻下去。老百姓凭什么听士人的指挥?但是有了敬宗收族的办法,儒家思想就随之变成了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基本伦理规则,人人都应该遵守。
儒家思想的精髓是教导人们怎么协调好复杂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处理日常生活的行为技术,而不是高深的形式逻辑。你看《论语》,孔夫子哪里讲了玄妙难懂的理论?全是讲怎么跟朋友相处、怎么跟父母相处、怎么跟子女相处的处事道理。这套道理怎么让普通老百姓知晓呢?一方面要靠平民化宗族组织的发达,为它的传播提供乡里基础。另一方面还得有一个沟通上下阶层的制度化的渠道,这个职责最终由科举制承担了起来。有了宗族作为基层组织平台,我们就可以谈论科举制度为什么是好的制度了。
传播儒家思想的宗族平台搭建起来之后,就有了一个优秀制度发明的一个前提。宋代以后,儒家礼仪被推广下去了,有宗族在基层做支撑,儒家教育在基层变得越来越普及,通过私塾书院等方式教化的老百姓开始知道儒学到底是怎么回事。科举制的发明也是与这个过程配套而行的,它为人才流动和官员的选拔、任命提供了一个制度基础。
我们可以从具体的考试中做些分析。比如雍正七年(1729),江南乡试照例进行了三场考试:第一场考四书五经;第二场考论、诏、诰、表、判五条;第三场是策问,策问中的提问涉及各种国计民生的题目。第一道问题问的是怎样做到“诚”,算是比较“虚”的题目。这题目也有一定难度,要说清楚并不容易。
第二道题涉及驭吏之道,因为江南这个地方经常打官司。如果你当了地方官,怎么样避免发生更多的官司?因为豪族豪门是可以不纳税的,所以很多人就将自己的名字寄托在豪门里面。豪门为了把他们拢住,说你们可以免税,但是你得为我干活,这就叫诡寄。这些人最后被豪门所控制变成家奴,国家在赋税上就会受到损失,这种现象到处都有。从法律的意义上怎么处理这些现象?策问的五道题里面还有一道题,问的是储备粮食方法的得失。我们知道古代有常平仓,有社仓。常平仓是由国家设置和管理的,相当于地方上的国库,遇到如洪灾旱灾的时候,负责发放赈济粮食。社仓就是地方集资办的仓库。那么这些仓储制度是何时起源的,在历代又是如何演变的?对我来说要解答这个题目并不容易。
策问中还问及法律、经济和地方治理的各类题目,问及如何防止基层官僚侵挪基础之利、虚报数字、随意勒派,如何解决稽查不清之弊,公务员如何去监控。还涉及河务塘工等更加专门化的问题。面对江南一带经常发生洪涝的现象,考生必须详细评述海塘建筑的得失,而且需要从水利学的角度去谈。请问现在的高考哪有这么难的题目?
第二个例子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会试的题目。第一场四书,第二场五经,第三场策问五道,都是比较实用的问题。比如说有一道题讨论古今学校的异同,相当于要写一篇教育史短文。第二个题目是谈团练之法。这个题目问,三代以上是兵民合一的,平常老百姓耕田、战时当兵打仗,后来把兵和民的角色分开了,专门养着一些士兵,但是养兵费用越来越多,战斗力却越来越弱,这是为什么?组织团练练兵的时候导致了邻里的骚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出办团练的题目显然是因为对太平天国残留的余威仍有忌惮,这种心理在科举考试的题目中也显示了出来。
还有关于钱法、币制等属于经济史范围的题目。钱法之坏,莫坏于私销私铸,入得其币,何为善策?意思是私铸钱到处流行该怎么办?古时钱币少而国衡有余,后时钱币多而国衡不足,是什么道理?钱越来越多,但是财富越来越少,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是货币史的题目,当代经济学家恐怕都很难回答这个问题。类似的题目非常多。当然,例子举起来会没完没了了。我举这些个案就是想说明,科举制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不是考八股文这一条所能概括的。
三、科举制的代议制内涵
前面我已简单提到,科举制不仅仅是考试制度,还是身份分配制度,甚至具有区域性代议制度的色彩。因为科举制名额的分配是按地区安排的,相对要考虑地区教育差异所造成的不平等。比如江南地区是出人才的地方,给江南的名额相对就比较多。即使如此,考生比例和所给名额之间的差距仍然是非常大的,因为江南人受教育的比例非常高,即使再多给名额也是供不应求。相对而言,分配给贵州、云南和广西这些偏远地带的考生名额就相对多一点。考生少,名额相对多,考生和招生之间的供求比例比江南还是要高一些,这是相对公平的配置。当然江南人会觉得不满,认为这样分配导致江南等考生众多的地区人才积压,很多有才华的人常常落榜。但也造成清代学术史非常发达的奇特现象,很多人就是因为落榜考不上才改做考据学问,所以清朝的专门学问非常发达。科举考试在某种意义上遏制了江南士人仕途的升迁,反而促进了地区性的学术发达,这是相当辩证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说科举制有代议制度的影子呢?因为科举制造成了人才的上下流动,很多人升不上去沉淀在底层,担当起了管理地方社会的责任。比如一些有秀才功名的士绅阶层会投入精力办地方教育,还有一些人热心公益事业。士绅阶层因为在乡间有比较尊贵的身份,他们有资格与地方官联络沟通,同时又自小生长栖息在乡间,拥有底层的人脉关系。每当遇到棘手之事时,士绅可以代表民众与官府打交道,甚至代表民众向官府提出自己的要求,这就有点代议的意思在里面。当然我们不好直接就认为这就是所谓“中国式的民主”,中国民众主要还是通过士绅向官府沟通才有机会表达自身的愿望,哪怕这些愿望非常琐碎细小,与现代西式的民主权利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毕竟反映出部分士绅能够担当民意的一面。不要认为“民主”就是一人一票,这是票选制。同时所谓“民主”还可以走代议制的程序,由某一个阶层来代替民众决定某些事情,或者代替他们申诉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从这个角度看,士绅阶层确实部分起到了代议的作用。当然,我没有把士绅阶层的代议作用与西方代议民主制等同混淆的意思,我们只是从中看到有些代议的成分。
四、废止科举后遗症
最后,我想谈谈科举制被破坏的后果是什么。
科举制的废除首先破坏了“科”和“举”之间的关联性。原来科举制是教育考试制度,同时也是官僚选拔制度。科举废除之后最大的后果就是把“举”的部分彻底排除掉了,考试与官僚选拔的机制彻底分离,中国的教育体制开始走上专门化和职业化的道路。科举从改制到废除经历了一番曲折。张之洞当年主张变科举,他提出的方案其实与康有为的想法是比较一致的,采取的是一种缓行渐进的策略。他主张先调整策问与八股测试的位置,把策问提前到第一场,一开始就测验考生具备多少经世的学问。本来光绪帝的想法更彻底,想一下子把科举的试题全部改成策问形式。张之洞觉得改革的步伐走得太快了,考试题目都改成策问,“四书五经”没人读了,经典人文这部分学问基础就会被削弱,中国最传统的学问会被全部抛弃掉。张之洞提出的建议是,把策问调整到第一场,并在里面适当添加了一些西学内容,把“四书五经”的测试放在最后一场,这样就能在“人文”基础与经世致用学问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这就是“中体西用”的思路,以中国人文思想为体,以西方器技之道为用。在这套改制设计中,中国经典人文的这部分考试内容得以延续下来,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但是仅仅过了五年,张之洞就跟袁世凯一起上书,表示仅仅提高策问的地位还不够,还要考虑学堂教育的发展,所以应该慢慢减少科举的学额,把资源投入向学堂教育倾斜。光绪帝也同意按这个办法实行。可是没过多长时间,张之洞又突然说,现在外患越来越重,我们被西方人欺负的程度有增无减,咱们不能再慢慢削减科举学额、增加学堂教育份额,这样改制的速度太慢,要经过多年的更替,时间已经等不及了。这就像一直往山下冲去的过山车,已经刹不住闸了,所以张之洞建议干脆一步到位彻底废掉科举制度算了。最后事情变得简单了,科举制在一夜之间被一道谕旨废除了,无论低端和高端的教育一律改由学堂来承担。科举被废之后一直存在着争论。大家有个疑问,那就是学堂能不能完全代替科举的功用?后来发现代替不了,学堂都是专门化教育,是培养“理工生”的场所,人文基础教育的时间被急剧压缩,最后只是聊胜于无。教育体系基本是西式教育体系的翻版。
其次,学堂教育与科举教育的最大区别是,它不是一套官僚选拔机制。学堂只是养士,而不取士。科举教育的目的是取士,是为选拔官员做准备。学堂不管这事,最后给你张文凭,爱上哪儿就上哪儿。所以学堂培养出来最多的是理工生。第二多的是军阀,这是晚清军事学堂教育盛行的产物。军事学堂课程设置比较简单,也容易毕业过关,经过短期培训之后出来马上就能拿枪当官了。第三多的是法政人才。那时的师范教育许多人就图的是短期速成。因为去日本留学成本较低,于是大量青年跑往日本寻求教育速成的机会,大多学习的是法政专业。日本人为了赚钱,专门为不懂日文的国人配备翻译。这些法政师范生回来之后马上可以教那些秀才。因为科举被废后,原来秀才们的知识已经落伍,必须靠这些师范生的教育进行补充,才有资格重新上岗。所以当时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一帮老头在听一个年轻人上课,也许这个年轻人正是他们看着长大的。
学堂毕业后学生的流向与科举士子有什么区别呢?一个青年在学堂受教育之后拿了文凭,他对于职业选择常常是茫然无序的,因为没有人限制他非得在家乡当士绅,同时通过正常的考试渠道也未必能当大官。所以当时学堂学生的职业选择非常混乱,有人去当军阀,有人当理工生,大多流向了城市,少有人愿意在乡村待着了。这就导致乡村的空心化,在乡村里的士绅阶层慢慢消失了。乡村从此失去了维系其社会和文化的秩序的有身份的人。残留的士绅最后变成了革命的对象。中国共产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打倒乡绅。
最后,我想指出,士绅阶层在基层社会代议功能的消失,使得乡村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没有文化修为的一些地痞流氓开始替代乡绅掌握权力。尤其是在战乱和近代革命的过程中,乡村的文化资源不断流失,直到彻底被空心化。以乡绅为主导的文化品位与审美秩序也彻底被颠覆了。科举制度实际上是生产审美秩序的一种制度,它通过教化和考试使得士绅阶层建立起了一种文化评鉴机制。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没有阶级,但有流品之分。在流品的鉴别下,可以区分出清流和浊流,因为科举制鼓励士绅阶层不断上下流动。一个很苦的平民,也有可能在十年几十年之后成为一个封疆大吏。你考上科举了就是清流,考不上科举就沦入浊流,所以中国没有西方那样刻板的阶级划分标准。西方一旦一个人成了贵族,他一辈子都可以保持这个身份,而且还可以世袭下去。清流和浊流之分,代表的是品位的差异,而不是阶级地位的差异。
一般民众和有了科举训练的士阶层在品味鉴赏上是有区别的,后来对士绅与民众品味高低的评价正好颠倒了过来。其实,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那些东西未必就是最好的,当然精英阶层的选择也未必都是正确的,但基本上会引领大众的鉴赏品味,至少应该是各得其所,而不是用大众的审美习惯去覆盖甚至取消精英的文化传统。所以品位、流品等精神气质和审美习惯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保证下才能延续,科举制度是重要的保护制度之一。这个制度被完全摧毁之后,中国历史上真正有文化品位的东西就很难生存下去,大多数时候丧失了评判标准,甚至不知道清流、浊流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清流往往被当成浊流,浊流也常常被当成清流看待。中国目前在经济上迅速崛起,但是在文化品位的建设上一直不尽如人意。如果追溯远因,就是科举制度被废除后,文化品味标准的建立失去了制度性的保障。
总而言之,我认为科举制度本身是非常有效的人才教化和培养制度,当然科举制并不是没有问题。自古以来就有很多言论对其弊端进行批评,比如八股文的训练和写作太过耗费身心。但长期以来,舆论确实把一个非常优秀的制度给妖魔化了。科举制度必须为所有中国近代的衰败承担起责任,似乎变成了我们自小就被灌输的一个常识。这个常识应该被彻底修正,用新的常识予以替代,以消除长期固化的刻板印象。不仅对于科举制应该如此,对中国古代其他优秀的制度也要采取同样的态度:先敬畏,后研究,尽量发掘其中有意义的东西。

本文选自《重建另一种叙事》(杨念群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有删节


杨念群,1964年1 月生于北京。教授,博士生导师。晚清名人杨度的曾孙子,晚清名人梁启超的曾外孙。1988-199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首批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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