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近代中国的一大悲剧是：把盲目排外称为爱国
改革滞后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观念的原因，没有认识到世界的变化和现代化对中国的挑战。二是利益的原因，现代性的制度改革影响到皇家的利益。
最早在鸦片战争的时候，林则徐就认为英国的武器那么好，我们应该向英国学习。但是道光皇帝给了一个批示：一派胡言。事实上当时人们就是这种观念。
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做了件在当时犯忌的事，他组织翻译了《四洲志》。魏源在这个基础上搜集更多的资料，编写了《海国图志》。这本书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认为中国还是在世界的中心，中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就是武器不如狄夷，只要学习它的武器，就能把它打败。
观点出来，石破天惊，从朝廷到读书人再到一般士绅，只要知道这本书的人，绝大多数都很愤怒，觉得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用今天的话说，你身为一个高级干部，怎么能主张全盘西化，所以《海国图志》很快被禁了。
作为一个政府和狄夷打仗，他的武器比我好，把我打败了，我要想办法用他的武器，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政府。但为什么清政府就不允许？
这里我们要说到更深远的一个传统观念，就是中国历来所谓的国际关系，就是和东亚周边国家的关系，而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比中国发达。无论是日本、朝鲜、越南，还是其他东南亚有些还不能称之为国家的地方，都是在学中国。
所以中国从春秋时候起，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叫作狄夷和华夏，把北边的非华夏文化的称为狄，把南邦称为蛮，把西边的非华夏文化称为戎，把东边称为夷。
这种观念在千百年里发展成一种很深厚的理论：只能用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只能我们去感染他们，改变他们，因为那些都谈不上是文明。只有我们是文明的，不可能是我们向他们学习。
所以清政府是没有平等外交这个观念的。
直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在八国联军的强迫下，必须成立一个外交部，中国才有外交部。鸦片战争之后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南方五口通商，清政府用一个什么机构和他们打交道？
清政府觉得自己还是天朝上国，不能用外交部，一旦成立外交部，自己就不再是天朝上国了。但是英国的船炮又很厉害，必须得有一个机构来和他们打交道，怎么办？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用地方官来跟他们打交道。
清政府觉得特别巧妙，自鸣得意，其实是被固有的观念绊住手脚，非常缺乏远见。
外交权应该是中央的，在近代中国这样的环境下，哪个地方掌握了外交权，地方官的权力就会很大。所以袁世凯当了北洋大臣，北洋军阀做大，而清政府毫无办法。
所以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什么是真正的误国？
是坚持中国有几百年传统，宁愿打败仗也不向狄夷学习，是真正的爱国；还是像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承认东方有优长之处，是真正的爱国呢？
把盲目排外称之为爱国，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悲剧。
林则徐和魏源为启蒙中国人编写的《海国图志》被清政府拒绝，却无意中启蒙了日本人，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被“天朝上国”的观念所误，清政府将这本书列为禁书，最后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日本找了当时最了解汉语、学问最好的人来总编校订《海国图志》。这个叫岩谷宕阴的人翻译完书，写了一个序说：读完这本书，我不禁为魏源感到悲哀，忠正之士，你写的书，自己的君主不用，反而流落他邦，被我们日本人用了。
从1840年到1862年，22年时间，清政府什么都没有做，因循守旧，空度岁月。
所以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两个不同国家，一个现代国家和一个非现代的国家之间的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都没有给中国带来多大震动，真正带来震动的是甲午战争。
正如梁启超说，中国四千年迷梦是甲午一役而震惊。
到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的时候，中国社会出现三种力量，一是清政府，力量最大，二是立宪派，三是力量最弱小的革命派。这三者的政策互动决定了中国的未来，是改革延续清政府统治，还是革命。而在当时，支持清政府的社会基础阶层都认为立宪是假的。
1910年春天，当坚决反对同盟会的上海商会领导人集体加入同盟会革命党的时候，革命和改革的赛跑基本上已经结束。
这70年来制度非常滞后，清政府的改革每一次都是非常被动，无论是用器物、用枪、用炮、架电线、修铁路、建海军司令部，都是非常被动。
1898年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清政府放弃了。对体制内边缘的人用最激烈的手段进行镇压，社会变革的动力就落到了体制外的人身上。体制外的人要进行社会变革，就要推翻体制本身。
清政府一次次错失了最好的窗口期，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上一个阶段应该做的事。就像一个企业负了大量的债务，不愿意付利息，最后必然破产。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士绅开始投身现代企业，新闻记者、律师等职业出现。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不改革，社会矛盾就会越来越尖锐。矛盾积累到最后，整个社会情绪就是宁愿鱼死网破、玉石俱焚而不愿意接受改革。这种情绪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时候，就为社会边缘的革命党人提供了一个舞台。只要时机合适，这些人一下子就会站到历史舞台的中央，暴力革命就成了不二之选。借用梁启超1907年写的那一句话：“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要真正的避免革命和暴力、维护社会稳定就需要不断地进行体制的调整和变革。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思想史、文化史，著有《取静集》《经典与人文》《雷颐自选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被延误的现代化》《萨特》《图中日月》《历史的裂缝》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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