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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谁该为清王朝的崩溃负责？
清朝宣统皇帝溥仪退位诏书
从黄花岗到武昌，革命党的力量并未得到实质性改观，但相形之下，厌弃大清王朝的阵营却是明显扩大了，否则无法解释作为孤城的武昌一声号召，居然引来了全国各地的响应，而且在这些响应的地方，出面主持独立的多数并不是革命党人。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历史循环的定理再一次显露了它的伟力：绵延了两百余年的大清王朝仍然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举鼎绝膑”的摄政王
谁最该为清王朝的覆亡负责？
对这个莫衷一是的问题，身为清廷显宦之后的近代掌故名家徐凌霄徐一士兄弟的回答也许最为公允，他们的结论是：“清运之促，西后自为罪魁，然当国时，群小尚有畏惮之心，至载沣摄政，奕劻之流，争权攘利，元首俨成赘疣，纲纪乃荡然矣。”
慈禧光绪死后，作为最高掌权者的摄政王载沣实在有点力小而任重。
载沣身份颇为特殊，他既是光绪之弟，又是慈禧最宠爱的大臣荣禄之婿，故当慈禧不惬于首席军机奕劻之际，乃命载沣入军机以分其势。这就是载沣进用之因。
载沣此人其实也没有多少明显的缺点，但能力平庸却是不可讳言之事实。在其监国主政后，东三省发生鼠疫，直隶总督奏报本省防疫情形，载沣批令认真严防，其中特别说到“万勿令其蔓延京津一带”。批令传出后顿时舆论哗然，鼠疫危害于哪个地方的人民都是一样的，按摄政王的意思，难道只要不令其威胁到皇城就万事大吉了吗？无法知道，载沣口出此不经之言，到底是因为一时疏忽还是真的心胸太窄，但无论哪种，摄政王的庸碌都已昭然暴露在了民众面前。
能力平庸一点，如果谨慎小心，不乱变更，也许还可以维持守成的局面，但载沣却想干成一件大事，以确保清皇室的万世基业。清季革命党以满汉民族矛盾作为他们向清王朝攻击的利器，如何防范？溥仪《我的前半生》中说载沣1901年到德国去了一趟之后，自以为取得一条真经，即“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派遣满洲少年亲贵们放洋学习军事乃流行开来，年轻人当然都是有权力欲的，亲贵们回国后在这一点上便很容易和载沣达成了共识。
不论是非，单纯从统治效果上分析，让所谓自己人抓兵权当然是不错的，但也要看时机是否得当情势是否许可。对于在种族革命风暴中飘摇的清王朝来说，在军队中排汉不是正好给革命党提供了攻击的炮弹吗？而就当时的客观情势言，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人在军队中苦心经营多年，手下高级军官均唯其马首是瞻，又怎能通过换上一些并未打过仗的满洲少年亲贵统领，就令军队改心归顺？
载沣把袁世凯驱赶回乡，逼使后者以息影山林的方式韬光养晦，这是其权力攀上顶峰的标志，也是他决心要干一件大事的开端。开端似乎很成功很顺利，袁世凯猫在乡下装作以垂钓赏雪打发光阴，北洋武人发了几句牢骚但也没有什么大的哗变，但成功的开端却隐藏着失败的结果。当武昌枪响，曾到德国学习军事的旗人荫昌奉命率军前往镇压，而袁世凯的旧部均不听其号令时，载沣还是得把袁世凯请回来。尽管时移势异，这一次，再回来的袁世凯的要价比当初高出了许多，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才能平庸的人应该甘于平淡，如果自我期许太高，一心想干大事，往往只会上演“举鼎绝膑”的笑话。
请人救命，来的是“催命郎中”
清廷前倨后恭地请回袁世凯，实为万般无奈之举。
袁世凯势力在清末逐步发展，渐成尾大不掉之局，其实不仅被载沣等满人视为大忌，另外一些忠于清廷的汉族大臣也对他充满了疑虑。
曾为军机大臣做秘书的高树所撰《金銮琐记》录有一诗，专门写袁世凯当年进京的气派，诗曰：“卫士持枪似虎熊，桓温入觐气何雄；玻璃窗内频探望，暗暗心忧两相公。”诗后自注：“项城在湖园入觐，卫士如虎如熊，有桓温入觐之概，王、瞿两相国在玻璃窗内观之。观后，凭几而坐，默然不言者良久。”
“王、瞿两相国”，就是两位军机大臣王文韶和瞿鸿禨。当时慈禧犹在，袁世凯会不会像东晋权臣桓温一样威胁皇室，已经是有眼光的人们挥之难去的阴影。现在，袁世凯刘郎重到，而且所攫取的权力更大，皇室所能制衡的牌更少，当年的这个问题显然是更加尖锐更为紧迫了。
在清廷被迫解散让汉人愤懑的“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授其组阁之权的时候，中外朝野都在严重关切袁世凯下一步的动作。但袁世凯却还在发挥他的演员天赋，若无其事一般。《凌霄一士随笔》记载，袁世凯入京组阁，一位日本外交人员与其有旧，第一个请见，密询袁意，“袁氏力言‘靖乱报国，之死靡他’，忠诚溢于言表，某氏曰：‘信乎’？袁益指天日为誓。”
“忠诚溢于言表”的袁世凯看来不会辜负“救命”的重托了，但实际上，他做的却是“催命郎中”的工作。就在他发誓的同时，套向大清王朝的绳索也越收越紧。
袁世凯将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的第一步，就是要求停止入对奏事。内阁一成立，袁氏开单列举的事项大要为：除照内阁官制召见国务大臣外，其余召见官员，均应暂停止；总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对，遇有事件奉召入对，并得随时自请入对。除照内阁官制得由内阁国务大臣具奏外，其余各衙门应奏事件，均暂停止。所有从前应行请旨事件，均咨行内阁核办，其必应具奏者，暂由内阁代递，凡无须必请上裁事件，均以阁令行之。
清廷无可奈何，一一从其请，并下诏：此后奏事人员，于章程未定以前，关于国务有所陈述者，均暂呈由内阁核办，毋须再递封奏，以明责任，而符宪政。
袁世凯这一步棋的要害在于，将入对奏事之权，都集中到了以他为首脑的内阁，各衙门对内阁负责，听内阁号令，不再像过去那样还要向皇帝“请旨”，而他自己什么时候面见皇帝，可以随心所欲，这意味着国家无论发生了什么大事，总理大臣是否想让皇帝知道，什么时候想让皇帝知道，都由总理大臣所掌控。
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当然是虚君立宪之本义，否则袁世凯所组建的也不配称为“完全责任内阁”了。遗憾的是，从结果上分析，袁世凯集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实行真正的宪政。
袁世凯集权的第二步是逼摄政王辞位。隆裕太后也只能允之，下诏准摄政王退位，并再次强调“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
经过政治上的集权，外靠嫡系的北洋武装，这个时候，袁世凯取清廷而代之的条件可以说已完全成熟。难道中国历史上篡位夺权的一幕又要上演了吗？
中国人对这样的一幕当然太熟悉了，而且谁都知道，只要以武力作后盾，几乎没有不成功的。然而这种做法也有一个缺点，尽管历史多由胜利者书写，但到底不是多么光彩的事情，道德上的骂名有留存到身后的危险。
历史上有人为了让犹豫不决者狠下心来，大胆篡弑君上，劝其“勿慕虚名而遭实祸”，现在大权在握的袁世凯当然不想遭实祸，但也并不想拒绝虚名而背上恶名。袁世凯到底是袁世凯，他要做权臣，要夺人之国，也会大不一样。
1909年，清朝隆裕太后与太监在紫禁城御花园的合影
袁世凯吓唬隆裕：怕不怕法国大革命？
辛亥革命大幕揭开之后，一时形成革命党在南、清王朝在北的对峙格局。而能够打破这种格局的唯一力量，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倒向哪方，哪方就会取得胜利。
对峙双方于此当然心知肚明。清廷一方，固然授袁世凯以重权乃至全权，只求保住皇位，革命党一方，当日既把推翻清室、将国体由君主制变为共和制视为终极诉求，对袁世凯也极尽游说、笼络之能事。而袁世凯，当然乐得左右逢源，既以南制北，又以北制南，最后坐收渔翁之利。于是，表现在战场上，袁世凯的北洋武装和革命党打打停停，使自己手中始终保持对南北双方都带有挟制性的筹码，而私底下，却是信使不断，经过几轮交易，终于达成一致，即袁世凯只要不维系清王朝政权，则革命党拥护袁世凯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辛亥革命史料》中载有袁之心腹赵秉钧对人说的一段话，“项城（袁世凯祖籍河南项城）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面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在南方者，实力不够，一般党人，每思利用项城，以推翻清室，一时拉拢，尚有途径可寻。惟北方以清室二百余年之根柢，环境恶劣，进行颇不容易。……首先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皇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如此，则袁政府系由清室递嬗而来。”
这段话把袁世凯的心事和算盘揭示得清清楚楚。南北双方对袁来说，既是需要震慑的对象，又都可以拿来利用。两者比较，袁对南方革命党施展手段相对容易，只要军事上维持高压态势就行了，而北方到底是一个绵延了两百余年的政权，存有一定的根基。更重要的是，袁世凯无意施暴，不想留下用武力欺负孤儿寡妇的千载恶名。
不动武力，袁世凯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对清廷的手段无非两个字，哄与吓。
首先是以前线军官催饷的电报为凭，胁迫亲贵王公捐款接济军用。清廷下诏，谆谆教导王公大臣们，“当凛多藏厚亡之戒，效毁家纾难之忠”，然而应者寥寥。当过首席军机的奕劻报效不过十万两，余者二三万两。在袁世凯这种恐吓手段之下，重私蓄而轻国难的王公大臣们难免都要打自己的小九九了：这样打下去，朝廷在不在尚是一未知数，而我们的私财恐怕早就打了水漂！于是自然不会站在坚决镇压革命的一方了。
其次是以所谓优待清室条件作诱饵，最后则是危言耸听，对隆裕太后出之以恫吓。这一哄一吓的手腕，均在其要求清帝退位的密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密奏中，他先以国务总理大臣的身份，大叹了一番苦经，“无饷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筹款之法，罗掘俱穷，大局岌岌，危逼已极，……臣等受命于危急之秋，诚不料国事败坏一至于此也”，又抬出南方，“民军之意，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接着安抚皇室，“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减皇室之尊荣”。
最妙的是最后一段，“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劫遗也。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法国大革命，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是上了断头台的，此处分明是恐吓隆裕太后：若不及早退位，清皇室将蹈法王之覆辙。有意思的是，主旨是恐吓别人，但从字面上看，却合情合理，而又哀惋动人，仿佛时时处处都在替别人着想。
罪己、解除党禁，最后的救亡策失灵了
清王朝立国两百余年，其制度之成熟和完善已达传统社会的顶点，在对内治理上，也常自夸其所谓迥异于前朝的深恩厚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为什么到了最后却被一个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中？眼看袁世凯的绳索越收越紧，它就全然没有补救和反抗的办法吗？
清廷当然是不甘心覆亡的，它也采用了一些救亡策，只是形移势变，均归无效。
武昌起义后六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即请状元实业家张謇草疏，与山东巡抚孙宝琦等联衔入奏，请现任亲贵内阁解职，处分酿乱祸首，提前宣布宪法。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挽救人心的办法。可是清廷却把这一道奏疏“淹”了，既不公开也不批复，算是冷处理。不料，驻军滦州（今河北滦县）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因受革命党游说，联合其他军人列举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特赦党人、组织责任内阁，皇族不得充任国务大臣等十二款，给清廷发了个电报。滦州就在京城的边上，这份武人的电报等于就是兵谏。而这时又传出离北京不远的太原宣告独立、巡抚被杀的消息，京城里盛传张军即至，人心惶惶。在武人的威胁下，清廷下诏罪己：
“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朦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藉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
对这份《罪己诏》有必要略作解说。所谓“政地多用亲贵”，即指此前推出皇族内阁，现在清廷总算承认此举与立宪之义明显违背；“路事朦于佥壬”，“佥壬”者，小人也，当指推行铁路国有政策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清廷也终于意识到不该不顾舆情对铁路国有政策的强烈反应而一意孤行了。
逼得清廷下罪己诏，可见张绍曾兵谏之威力。武人干政，动辄就要发一道通电，众所周知此乃民国时期的奇特景观。开此恶例的，就是张绍曾，然而关于近代史的书籍对此却多要大加赞扬。
清廷罪己的同时，又下诏准组完全责任内阁，不再任用亲贵。诏书中“懿亲执政，与立宪各国通例不合”云云，本来是国人早就一再指出的，现在进入诏书真令人感慨。
更大的动作是下诏解除党禁：
“党禁之祸，自古垂为炯戒，不特戕贼人才，抑且消沮士气，况时事日有变迁，政治随之递嬗，往往所持政见，在昔日为罪言，而在今日则为谠论者。虽或逋亡海外，放言肆论，不无微疵，究因热心政治，以致逾越范围，其情不无可原。兹特明白宣示，与民更始，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至此次被赦人等，尤当深自拔濯，抒发忠爱，同观宪政之成，以示朝廷咸与维新之至意。”
罪己，实行责任内阁制度，解除党禁推行政党政治，清廷的这几步都是为了唤回已经流失的民心，特别是对立宪派来说，现在清廷所允诺者就是他们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诉求——以和平的方式走宪政的道路，但为什么即使是立宪派，对清廷抛出的最后的救亡策也无动于衷呢？
原因简单得很，在速开国会请愿活动中，清廷和立宪派的关系已趋紧张，不久清廷推出皇族内阁更如兜头冷水，谁也没有再耗下去的兴致了。
绵延了两百余年的大清帝国这时就像一棵大树，蠹虫在里面刨其根本，外面有人推搡，还有一些人则冷眼旁观，这样一种局面，它哪有不倒的道理呢？
隆裕掩面而泣：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
南北相持，最大的受益者将是袁世凯，这种趋势已经明朗。而革命党的激烈行动又加速了这种趋势。
首先是潜伏于京城的革命党激进一派暗杀袁世凯未中，倒帮了袁的大忙。隆裕太后倚袁世凯益专，清廷中对袁不利的话都不能入隆裕之耳了，而袁于案发后，更以休养为名不再入朝，以示要挟。其次，革命党的炸弹帮助袁世凯消灭了一个有力的敌人，即满洲贵族中的少壮派代表良弼。良弼抵制袁世凯，反对议和、清帝退位，正组织“宗社党”与袁抗衡。良弼被炸死，亲贵皆胆落，纷纷离京走天津、青岛、大连等处，避居于租界，无人再敢反对议和。
反对的力量越来越弱，袁世凯的逼宫则步步为营。在袁世凯心腹、邮务大臣梁士诒的奔走策划下，驻外各国公使电请清帝退位。不久，更有所谓前敌四十二将领的联名请退位的电报。在这封以北洋大将段祺瑞为首而签发的电报中，武人们赤裸裸地威胁道：“虽祺瑞等公忠自励，誓死可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族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西北骚动，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
最后的崩溃终于来了。公元1912年1月间，《申报》的一篇报道赫然题为“清皇族的哭声”，记述的是隆裕太后于清帝正式下诏退位前召集的御前会议的情形：
“（隆裕）询及上海和议情形，及近日国家艰危之种种时，清太后大哭，各王公亦哭，乃纷纷退出。旋又召内阁总理及各国务大臣入对。清太后正坐，宣统旁坐，袁内阁总理力陈：‘国民坚持共和政体，万难转圜，此事太过重大，非臣等所敢担任，必须仰仗太后宸断。’隆裕太后谓：‘余系妇人，皇帝年幼，凡事皆靠汝等国务大臣主持，如将来办得好，固汝等之功，即使无法转圜，至于失国，有我为证，将来皇帝长大，亦不能怪汝等。’于是袁内阁总理言及唐绍仪（北方议和代表）来电请召国会，举民主、君主问题付之公决一节上禀，清太后即命照此办法施行，言毕又哭。”
私底下，隆裕的表现更为凄惶。《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中记录了谱主梁士诒的一段话，“当国势危时，清廷所以饵我者甚至。御赐物件前后十余种，又赏紫禁城骑马及赏紫缰等等。良弼被炸之日，京师风云至急，入朝行礼后，隆裕太后掩面而泣云：‘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赵秉钧先大哭，誓言保驾，我亦不禁泫然。”梁士诒时任袁内阁的邮务大臣，赵秉钧为民政大臣，而胡惟德则系外务大臣，都是袁系的重要人物，隆裕向这三位哀哀求告，当然是说给袁世凯听的。
公元1912年（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廷正式发布皇帝退位诏书。从此，“皇帝”成为一个历史的符号。几乎所有关于近代史的书籍写到这一重大事件时，都会宣告：这代表着君主专制在中国的终结。其实“君主”和“专制”之间的联系非常复杂，并不是国体先进，政体就会自然先进。有君主未必一定专制，君主立宪国的代表英国就是最好的例证，反过来，没有君主，也未必就一定没有了专制。君主国体的被埋藏，的确掀开了中国新的一页，但这一页对民众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一纸皇帝退位诏书并不能给出斩钉截铁的答案。
著名作家吴祖光的父亲吴瀛一直服务于故宫，他的《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中记下了一件趣闻，清帝退位诏书发布后，起初“隆裕治事如常例，久之不见有奏国事者，乃问奏事处太监曰：今日何无国事？奏事处方告以国事已归袁世凯，太后但请问家事可耳。乃爽然。”自己丢失了一件早已习惯使用的东西当然难免惆怅的，何况这件东西里包含家国之重呢？
吴瀛所著书中还存有袁世凯一个墨迹的书影，系袁在清皇室优待条件之末的一个亲批，“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
“至今耿耿”，一代枭雄也会有这种心理负担吗？也许这就是人性的真实。
本文摘自黄波著 《被打断的近代化》 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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