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还傻傻分不清？
百花文学
所谓百花文学，是指在“双百”方针鼓舞下出现的一批具有探索性的文学作品。百花文学首先打破了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禁区，开始大胆干预生活，尖锐地提出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塑造了较为复杂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触及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消极阴暗的东西，尤其是对官僚车义、教条主义进行了揭露、批判和讽刺。其次，勇于冲决一些人为设置的“禁区”，展示爱情生活本身的复杂性，揭示人的道德情操和丰富的内心世界，突破了公式化、概念化、干巴巴的老套路，显得富有人情味，细腻、隽永，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文学界将这些文学作品称之为“百花文学”。其中有小说：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宗璞《红豆》；诗歌：郭小川《一个和八个》；随笔：邓拓《燕山夜话》、吴南星《三家村札记》。等等。1957年夏政治形势发生逆转，一场反右风暴很快地结束了这一繁荣局面。
非主流文学
指的是50-70年代，那些偏离或悖逆主流文学规范的主张和创作。（1）它是相对于不同阶段的那些被接纳、被肯定、被推崇的主张和创作而言，是个历史的感念。（2）非主流文学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文学语境里，处于受压制的地位。（3）非主流的异质文学的出现，在本时期呈现为阶段性的状况。如1956-1957年，1961-1962 或文革后期等。
地下文学
在文革期间，除了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文学。它们不像主流文学那样通过常态的媒介运行、传播，而是在髙压专制下，以尽可能隐蔽的手抄渠道传阅，自发地创作，自发地传播。他们不同程度的具有“异端”因素，写作和“发表”都处于秘密、半秘密的状态中。作品常见的存在方式，是以手抄本形式在读者手中流传。也有的以手稿的形式保存，当时没有任何形式发表。这种文学，有的研究者使用了“地下文学”这一概念，但也可以称之为“隐在的文学”。它们与公开的文学世界构成了对比关系，并为80年代出现的重要文学潮流作了准备。“地下文学”主要包括这个时期的穆旦、曾卓、牛汉、蔡其矫等诗人的创作和郭路生、“白洋淀诗群”的“知青”诗作，还有张扬的《第二次握手》、靳凡的《公开的情书》、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赵振开的《波动》等手抄本小说。
知青文学
80年代，“知青文学”是用来描述一种文学现象的概念，一般这一概念所指的范畴并不清晰，但总的来说符合两个条件：作者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作品内容主要是关于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包括知青在后来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感情。知青文学一般专指叙事体裁的创作，因而“知青文学”也常常成为“知青小说”。北岛、舒婷、芒克等创作的不是知青文学。知青作家主要有：孔捷生、郑义、叶辛、张承志、梁晓声、张抗抗、史铁生、张炜等。知青文学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作品中常有较多的惶惑，与产生于寻求中的不安和焦虑。代表作品：张承志《北方的河》《黑骏马》；张抗抗《隐形伴侣》《北极光》；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路遥《平凡的世界》等等。
伤痕文学
文革后，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一批旨在批判、揭露“文革”以及极左路线的罪恶性，揭示文革给人们带来巨大身心创伤的作品被称为伤痕文学。是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后最先出现的文学现象。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体现在对文革的批判及揭露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精神戕害，在艺术上都采用了能明确剖析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手法，具有悲剧意味。如《神圣的使命》（王亚平）、《我该怎么办》（陈国凯）、《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天云山传奇》（鲁彦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血色黄昏》（老鬼）等。伤痕文学意义在于对文革的整体否定，但作为刚刚摆脱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也有十分明显的局限，那就是作品内涵不深，表现技法也比较幼稚。
反思文学
是继“伤痕文学”之后出现的文学现象，因表现出对于社会历史痛定思痛的反思特点而得名。通过艺术概括，深刻地揭示出极左思潮和现代迷信给党和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严重后果，从不同方面总结了党的优良传统受到破坏的历史教训，启示人们思考产生历史悲剧的社会原因，以防悲剧重演的这类文学作品称为反思文学。反思文学具有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揭露和批判极左路线、反对官僚主义，揭示社会和历史悲剧，呈现和剖析悲剧人物的命运遭际，刻画悲剧人物性格是它们共同具有的特色。但理想主义的理性色彩，使反思文学失去了“伤痕文学”刻骨铭心的忏悔与绝望，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揭露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实质。代表作家作品有：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的《布礼》、《蝴蝶》，方之的《内奸》等。
改革文学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的工作中心开始由原来的抓阶级斗争转移到抓经济建设上来。与此相应，作家们纷纷将热情投注于沸腾的现实生活。蒋子龙率先推出了《乔厂长上任记》。开了“改革文学”的先河。此后大批改革小说相继出现。总体上看，改革小说侧重反映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形象的塑造。“改革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回到当下”的创作，以及作为本世纪文学发展进程中最后一次功利主义色彩突出、功利话语与审美话语结合得较为完美、表现得较有力度的小说思潮，蕴含着较为丰富的美学内容。柯云路的《三千万》、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都是改革文学的重要作品。
寻根文学
产生于八十年代中后期，是迄今为止当代唯一有理论有实践的小说思潮，但它始终没有获得明确的概念和公认的范畴。它的理论主张体现在韩少功《文学的“根”》及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等理论著作中。代表作品：1985开先河的韩少功《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汪曾祺《受戒》《大淖记事》；贾平凹“商州系列”；阿城《树王》等等。寻根文学提倡广义的文化，扩大了当代小说的领域，也使民情风习不再是小说中可有可无的点缀，甚至于成为小说的主题。寻根即寻找民族文化之根，而民族的根深植于民族的文化之中，散落在民间。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重铸和度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传统文化的原初精神散失在民间，对民族文化之根的探询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民间的发现过程。
- END -
本公号所有转载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所有文章、图片皆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删除。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求是。追索。担当。有氧阅读。欢迎传播、转发、关注。
往期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