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定要善待农民

中国现代思想家、不遗余力推动乡村建设的社会改造实践家梁漱溟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曾针对中国乡村问题发出振聋发聩的历史先声——“一部中国近百年史，从头到尾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在梁漱溟看来，“作乡村运动而不着眼整个中国问题，那便是乡村问题也没有看清楚，那种乡村工作亦不会有多大效用。所以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

近百年后的今天，放在更长的历史脉络里来看中国的乡村建设之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即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传统文明类型及农民为人口主体的国家来说，乡村建设问题必须着眼于整个中国问题，尤其要科学处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城乡关系。

现如今，不管是乡村振兴还是“三农”问题，亦或者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都被放在了突出甚至是“重中之重”的位置，但要想真正走出历史的桎梏，建构出“十四五”规划中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就必须对过往阻碍城乡一体化的问题进行切实总结与反思。

回看中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虽然不及梁漱溟“从头到尾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的程度，但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中心的整体性变革，的确派生出了由“三农”承载代价的实际后果。

建国初期，为了让农业扮演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积累的角色，从而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政府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逐步建立起城乡分割对立的体制。比如通过财政手段征收重税、设置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同时为了确保农名生产纳入统购统销范围的农产品，政府又对农业实行了集体化经营直至人民公社化。

更为重要的是，为了缓解城市人口就业等压力，也为了“保障”加诸于农村的各项制度安排进而服务于工业化，政府采取了人为的“限流”政策，并最终于1958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彻底废除了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政策规定，正式建立起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至今，这一区分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户籍制度，仍被认为是阻碍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所在。

前三十年留下了积重难返的问题与矛盾，所以当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后，一方面通过打破人为的条条框框来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比如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体制，逐步放开并允许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尽可能通过“让利”对农民的农业生产进行外部激励，比如开放粮食市场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建立农产品市场体制机制，推动税费改革，并在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并借由义务教育、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各种补贴政策等，来缓解农村在基础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困难。

虽然主政者从这两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而且不得不承认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每一步的调整都是步履蹒跚，但根本上并未能走出城乡二元化的既定轨道。

十八大至今，城乡一体化、“三农”问题、乡村振兴成为官方红头文件中反复强调的核心事项，比如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同时，一些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难啃的骨头”，比如户籍制度，土地问题等也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机制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加强。

“十四五”规划中，也在此基础上持续深化——“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历史的确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农村农民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付出的惨痛代价，也让我们看到当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于农村农民的反哺。

而更大范围来看，农村农业对于中国的意义更为重大。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在《八次危机》一书中，通过分析中国的历次危机和经验，最终得出结论，中国与西方特色工业化长期向外转嫁成本最显着、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在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发生的是内向型的制度成本转嫁，也就是说，凡是能向农村直接转嫁危机代价的，则集中于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也就得以维持；凡是不能向农村直接转嫁代价的危机就不得不在城市“硬着陆”，遂导致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农村问题研究者，包括温铁军本人，呼吁“善待农民”的原因所在。

当前，乡村振兴作为全面脱贫之后的又一破解城乡二元难题的发力点，也面临着很切实和紧迫的问题。还是回到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乡村建设，是非建设乡村”，而且乡村振兴必须着眼于整个中国问题。

顶层设计是好的，可具体落实后的现实往往是，乡村振兴变成了建设乡村，但更为实际的问题，比如如何结合不同乡村的自然禀赋激活动力和创造性，如何让乡村真的能留住人，使人觉得生活在这里有尊严、很骄傲甚至被羡慕，如何让乡村跟上国家新发展阶段的快车，实现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产业发展，这些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也只有这样，乡村才有望在更高层次上成为中国巨大的战略空间和战略纵深，在双循环的过程中既是发展重点，也是发展余地，而非简单的作为转嫁危机的“代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平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为什么农业现代化还提的这么高？最主要的原因，既有相对而言农业农村农民还是发展滞后的考虑，也有只有通过农业现代化才能解决好粮食生产与供应，才能保证工业和城市，也只有通过农村发展乡村振兴，才能有效缓解环境污染与生态恢复问题，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也才有基础，才有意义，否则仍然是二元结构，而且农村不发展起来，没有乡村振兴，城市这一元也不可持续。其实毛泽东当年讲《论十大关系》，从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剖析，已经讲过这里的辩证关系，只不过当时真正做到还没有条件。但是今天不仅已经具备了条件，而且也具有了紧迫性。”

从“四个现代化”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不仅必然包含于“四个现代化”中，也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直接且具体的检验。

毛泽东当年为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时空置换一番，对今天追求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中国和中共来说，农村又何尝不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地方？

总归一句话，历史也一再告诉我们：一定要善待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