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香港考察访问的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第三日的公开活动中，与港府议员会面。据参与会面的议员方国珊透露，夏宝龙有提及基本法23条，更强调“中国特色的香港资本主义不变样”。“中国特色的香港资本主义”是什么意思？又该如何保证其“不变样”？如果说邓小平当年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的是解决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是为了区别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特色的香港资本主义”，则为的是理清楚领导权的问题。换言之，香港资本主义的特色，就在于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故“中国特色的香港资本主义不变样”的首要意涵，就在于要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不变样。修例风波之后，夏宝龙关于“爱国者治港”的讲话中已经有过说明。按照夏宝龙彼时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们这个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里，可以允许一些人持不同意见，但这里有条红线，就是绝不能允许做损害国家的根本制度，也就是损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事情。‘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者，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创立者，也是‘一国两制’事业的领导者，一个人如果声称维护‘一国两制’，却反对‘一国两制’的创立者和领导者，那岂不是自相矛盾？”类似的表达，也出现在国新办2021年于香港立法会选举之后发表的首份《“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中。比如白皮书中写道，“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制度的设计者、创立者、维护者和推进者”；“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特别行政区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并行不悖，但主次关系不能颠倒。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宪法确定的国家宪制秩序的核心，是国家宪法制度的灵魂，在特别行政区必须得到切实尊重和维护”；“不能以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为由，排斥和对抗中央政府依法行使有关权力”。也因为这样，所以“一国两制”这一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中央是最大责任方，对香港承担着最大的宪制责任。换言之，中央从一开始就是最希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就是最担心“一国两制”搞不好的。所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2002年访问香港时才会说，“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所以总书记在香港回归25周年的讲话中，才会重申“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确保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不走样、不变形。”才会接续邓小平的“五十年不变”承诺“一国两制”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除了确认领导权，“中国特色的香港资本主义”还有另一层意涵，那就是香港不会也不可能内地化，香港那一制也不会变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保证其不变样，必须在革新香港资本主义那一制弊端和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推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体制和制度的共融互通、交流竞合，这是“一国两制”这一前所未有创举的应有之意，也是香港不可替代的最大独特优势所在。故此，夏宝龙强调“中国特色的香港资本主义不变样”，也是在告诉各方，香港不应该陷入到“去国际化”、“内地化”等无谓的口水争论里，而是应该思考如何才能推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排解民生忧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曾担任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等高层领导人俄文翻译的阎明复，在2015年出版的95万余字的《阎明复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5年）中，详细回顾了中苏关系从友好到破裂的过程。在总结中苏大论战的部分，阎明复谈了三点：不要当“中心”，不要以自己的经验去衡量别人；任何时候都不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自居；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处理好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围绕第三点，阎明复写道，“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是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比资本主义落后的基础上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尽管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同资本主义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就现实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言，不是谁战胜谁、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能否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其中包括学习资本主义一切先进的东西，以便迎头赶上的问题。只有这样认识和这样做，才有可能处理好同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端洪此前在接受《香港01》专访时表示，“邓小平说五十年不变，我认为不是五十年的事，而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因为中国注定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现在如果连香港的问题都解决不好，那以后怎么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所以我认为，香港是中国走向世界、跟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一个重要试验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了这么多年，其实是互相需要的关系，资本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的对照和批判，资本主义也完蛋。同样的，中国如果没有香港也不行，这是中国的幸运。我认为，中国和苏联命运的差别，虽然有很多因素决定，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便是香港。苏联资本主义怎么搞？要搞就全搞，所谓的休克疗法。中国学资本主义不需要休克疗法。一步步来。有香港搞资本主义，然后，在它边上搞个深圳作为改革试验田。”从这个层面来看，“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在国家战略中的作用，不仅是将西方引入中国，更重要的是，将中国推向世界。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则必须搞清楚“中国特色的香港资本主义”是什么意思，以及如何保证其不变样。推荐阅读：香港已经“玩完”了吗？湖南的“第一枪”不简单重温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讲话中等收入群体扩大至8亿人，意味着什么？李强的成绩单李书磊：文化建设要“目中有人”知华派专家葛来仪把话说明了刘建超不一般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继“金融中心遗址论”、“去国际化”之后，香港正在遭遇的一轮舆论唱衰，是来自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罗奇（Stephen

昨天朋友圈被湖南的一份通知刷屏了。据《湖南日报》2月18日消息，湖南省委近日下发《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在全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通知》。看到这则《通知》，首先联想到了邓小平在1978年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改变中国国运的讲话，紧接着便想到了迄今还没有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春节前，周围很多人都在询问和猜测今次三中全会为何迟迟不开。依照惯例，每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通常都在每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次年9月到12月召开，偶尔会有特例，比如十九届三中全会因为涉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在2018年2月26日至28日举行。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每届三中全会几乎都会涉及改革发展或重大问题（比如经济体制、农业农村工作），因此备受关注。自二十大召开迄今，已经相继召开一中全会、二中全会，若依据惯例，三中全会照理应该在去年12月召开，但目前迟迟未开，且没有确定具体会期，颇为罕见。时间之外，会议主题则是另一大关注点。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惯例来看，不少声音认为，二十届三中全会最可能的主题是关于改革发展或重大问题，比如有可能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有关。10年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宗明义表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不过，结合湖南在春节收工后打响的解放思想“第一枪”，迟迟未开的三中全会之主题可能也与此相关。一方面，开展诸如解放思想大讨论这样的带有全局意义的活动，绝非湖南一省行为和力所能及，中央借此“以点带面”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持续了三年的疫情之后，中央为提振经济出台了不少政策，但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问题的关键在于经过三年的消磨，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本共识发生了动摇，人们预期与信心持续低迷，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如果不从思想源头上拨乱反正，不尽可能凝聚社会共识，三中全会推出再多的改革举措可能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故此才有了诸如解放思想大讨论这样的议程设置，以期据此为三中全会做铺垫。要知道，1978年邓小平的解放思想讲话，也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做的准备和铺垫。所以湖南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大概率是一个信号，不管此举与三中主题关联度有多高，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解放思想对当前的中国来说，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就像《通知》中开头说的，“湖南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什么时候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发展就又好又快；什么时候思想保守、畏首畏尾、墨守成规，发展就迟滞缓慢。”对湖南如此，对整个中国更是如此。只是人们唯一忧虑的是，如何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做到实事求是，避免大讨论本身沦为另一种形式主义。毕竟早在一年前，从中央到地方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兴调查研究的活动，目的也是为了“理论联系实际，听真话、察实情”、“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当时各方喊得震天响，目前是什么进展，谁知道吗？推荐阅读：重温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讲话中等收入群体扩大至8亿人，意味着什么？李强的成绩单我被李书磊这些话深深震撼了陆克文反驳了中国经济“见顶论”，但内媒隐去了这一点李书磊：文化建设要“目中有人”知华派专家葛来仪把话说明了刘建超不一般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据《湖南日报》2月18日消息，近日，湖南省委下发《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在全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通知》。该《通知》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充分认识开展大讨论活动的重要意义；明确开展大讨论活动的主要任务；开展大讨论活动的总体安排；切实加强对大讨论活动的组织领导。在总体安排部分，该《通知》明确了大讨论的周期，也即自2024年2月上旬启动，3月下旬基本结束。而在主要任务部分，《通知》还详细罗列了通过深入学习与讨论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从思想深处解决好发展信心不足、使命意识不强、担当精神不够等问题，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根本扭转简单以GDP增长论英雄的速度情结，扭转不主动转变发展方式、不愿意承受转型阵痛的换挡焦虑，扭转一门心思在数据上“想办法”“造业绩”的造假冲动，扭转不顾风险乱举债、盲目跟风上项目、好大喜功铺摊子的路径依赖，扭转不顾客观实际、不按规律办事、“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的“唯上”思维，扭转单纯靠拼资源资金投入刺激经济发展的粗放模式，扭转迷恋于“造势一时”而不是“造福一方”的功利主义倾向，扭转决策“乱画饼”、落实“翻烧饼”的折腾做法，扭转刻意逃避、掩盖矛盾和问题的“鸵鸟心态”，扭转“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的“躺平”思想。此外，《通知》还提到，要从思想深处破除四平八稳搞建设、按部就班求发展的惯性思维，大力营造尊重改革、鼓励探索、宽容失误的社会氛围，引导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向改革要思路、向创新要办法，紧盯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等影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瓶颈制约，紧盯产业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项目等要素”“企业等要素”等瓶颈制约，紧盯产业园区运行机制不畅、机构“叠床架屋”等瓶颈制约，紧盯部分国企主业聚焦不够、行政化色彩浓厚、现代企业制度不完善等瓶颈制约，紧盯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和“不能转”“不会转”“不敢转”“不愿转”问题突出等瓶颈制约，紧盯对外开放能级不强、经济外向度不高、制度型开放成果不多等瓶颈制约，紧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物流贵及用工结构性矛盾等瓶颈制约，紧盯一些地方违规收费、政府承诺不兑现、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等营商环境的瓶颈制约，紧盯一些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规模过大、人浮于事、财政供养负担重等瓶颈制约，紧盯人才培养、使用、激励、评价等方面体制机制不活的瓶颈制约，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努力打破“不可以”的旧观念，勇于创造“不可能”的新奇迹。该《通知》发出后，很快刷屏。人们关注湖南正在开展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既是在关注其实效本身，也是在关注中国当前和接下来一个阶段究竟怎么走。毕竟提到“解放思想”，多数中国人应该都不会忘记邓小平在中国关键转折阶段有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篇讲话，也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铺垫和准备。在此重温此文，仍不免感慨万千。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同志们：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了，就要结束了。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将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斗志，增强信心，加强团结。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新的长征中，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

基层政府在向上负责，不对实际负责。谁都知道图斑整治不切实际，但只能使劲折腾群众。村级组织服务于上级指标，不服务群众，即便服务群众也是做给上级看。一位村书记说，工作做不好，指标要好看。

《年会不能停》可谓是当代职场现形记，也是当今社会的照妖镜，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毫无疑问，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是当前最大的社会问题，人人身处其中，厌恶至极，却毫无办法。这部影片之所以有力量，不仅在于它敢揭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恶疾，还在于它也清晰显示了，它提供的解决方案，不仅观众不相信，连创作者自己也不信。1、官僚主义的诅咒组织规模大了，就面临管理问题，一旦需要管理，就面临信息不对称，滋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高管贪污堕落、中层被驯化、基层生死无人管。当组织面临危机时，高管还在想着套现，中层人心惶惶守着一亩三分地，基层则被抛弃。1998年的工厂，企业主就是厂长，可以和员工一起共甘苦。30年后，工厂成了集团公司。企业主成了董事长，和老员工隔了十万八千里。这个十万八千里，由一堆的职业经理人、高管、中层、职员、外包员工构成，工人见不到老板，老板也见不到工人。所谓现代企业管理，其实就是一套科层化管理体系，它由明确的层级和职责分工、激励和惩罚措施构成。人们通常认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主要存在于政府机关，是封建落后传统的遗产。现在，人们普遍相信，封建社会的“官场现形记”，完全可以翻版成现代“职场现形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可以存在于政府机关、国企、民企、学校、民间协会等一切组织领域。可以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已经深深刻入了组织的基因里。人们把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归结为落后的封建制度，是因为太相信组织的先进性了，以为现代组织进化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组织再怎么进化，也还是组织；组织进化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也可以与时俱进。人们还习惯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归结为个别领导作风问题，是耍权任性的结果。但是，这部影片告诉大家，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恰恰是在各种高大上的理念，无比先进的制度规范以及西装革履的高管里出来了。一切都那么合理，但一切都那么可恶。

前段时间看《繁花》，总会联想到《红楼梦》，阿宝就像贾宝玉，周围围满了各式各样的女性，看上去阿宝是主角，但他就想贾宝玉一样，只是一个载体，以他为载体，让一个又一个性格鲜明的女性呈现出独有的样貌，并共同谱写出上世纪90年代改革浪潮下的时代面貌。从《繁花》回到现实中来，中国好像又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身边不同阶层和行业的人，好像都有一种深深的不安感，面对内外困境，中国该如何重新凝聚社会共识，开启继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二次改革开放，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考题。在此分享经济学家贾康发表在“贾康学术平台”的一篇文章。贾康系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在该文中，贾康写道，中央的方向非常明确，措施非常正确，就是看实际上各管理部门怎么务实地消除大家的顾虑，真正消除顾虑以后，长期行为模式、信心提振预期向好才能跟着来。但怎么消除顾虑呢？贾康表示，出十份文件不如办一个典型，批驳一个错误言论的代表人物，比十个文件都好使。民间的感受已不是简单看官方表态。改革进入深水区这个概念早就在说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60条”，那时候好评如潮，能够写得较实的改革举措，各个层次上凡看准了的，全写进去了。结果到现在来看，攻坚克难这方面应该讲，还是如履薄冰，进展有限。实际感受上就是社会上早就说的“改革综合疲劳症”。一般人并不想谈改革了，但其实领导人一直在强调地说。从传承来看，邓小平讲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改革是自我革命，解放生产力；以后的领导，江主持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模式；胡强调“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地于改革中实现科学发展；现任领导人强调“惟改革创新者胜”。改革在理论上的解释是很清楚的，但为什么大家觉得举步维艰呢？还是阻力太明显了。在整体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的氛围里面，你不改革最安全。中央文件明确地说，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这是老话，实际执行中间几乎完全没法掌握——你如果在改革中按照中央说的创新是第一动力在制度创新上稍有动作，那就得“试错”，就得冲破一些条条框框，而这方面只要被人抓住瑕疵，吃不了兜着走——整个打击的力量会一拥而上。不是说你为了改革，而是说你心术不正，这个人就翻车了。这是实际上前几年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怎么“为官不为”呀——这不是简单的觉悟问题，是整个社会氛围如此。一个人在一线做事，后边儿有六个人、八个人来反复检查你，挑你的毛病，包括做研究者都是这样儿，一句话说出去如履薄冰。“我不知道”四个字成了护身符，是吧？全要素生产率是关键。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下降的。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后面的局面打不开。可能还是应由方方面面进一步呼吁改革的攻坚克难，看怎么样真正啃硬骨头。最关键的作为龙头因素，怎样纲举目张。怎样提升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信心与投资热情。金融系统都说，知道给民企贷款与给国企贷款风险不是一个性质，远不是风险度高一点或低一点的问题，是大家都不想沾这个会惹事儿的麻烦，怕沾上了说不清楚，吃不了兜着走。再有一个呢，就是基础理论和社会舆情上怎么给民营企业吃定心丸吃到位？对民企，中央给了那么多的一系列的文件，给了这么多三令五申的“两个毫不动摇”的要求，还提出要批驳社会上违反“两个毫不动摇”的错误议论，亮明态度，毫不含糊，网信办有一个三个月的清网行动。现在过了这几个月，但没听说请出一个什么典型来产生振奋人心的效果。实际上还是宁左勿右的社会氛围。现在的社会氛围里面，有些事情概念上大家还应一起来推。中央说了一年多的“完成整改”，终于在今年信号出来了，后面跟着有31条这么重量级的文件，那不仅是支持“发展”，而且要支持“壮大”，56789都不止了还要壮大。又有25条，央行直接带头，其他部门都排上，八部门以25条支持民营企业。在实际生活中呢，好像听到的不少企业家的反应是，我们不能光看宣传怎么样，要讲实际感受怎么样。实际感受层面是什么呢？就是前面一段时间，三年大疫中间虽然有种种正面的中央正确的指导，但也有不少不愉快因素。比如中财办一位副主任在今年年初座谈会上专门说了，完成整改、推出绿灯项目等，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说您这个话说得真是到位，但我们都不敢说，我们只要说了，就得被封号。我说还可再给您补充几条——中央说的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到现在为止，几个代表性案例中，有一个张文中案算是彻底翻了。还有一个有影响的顾雏军案，现在最高法院层面没有任何可能性再推了，他在几处地方政府那里递交申请，让省级政府给他回应，这个大家感觉就有问题了。我是想点一下，大家如仍心存忧虑，必然不敢放开手脚形成长期行为的。如再说一句，重庆打黑黑打案件不少，却都知道一个还都没有碰。现在有个务实的说法，出十份文件不如办一个典型。批驳一个错误言论的代表人物，比十个文件都好使。......务实地来消除民营企业信心不振、预期不好的情况，可做之事我觉得就在眼前，可把这个看清楚。民间的感受已不是简单看官方表态。中央的方向非常明确，措施非常正确，就是看实际上各管理部门怎么务实地消除大家的顾虑。真正消除顾虑以后，长期行为模式、信心提振预期向好才能跟着出来。如何切实扩大内需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觉得还是跟预期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学这些年特别强调的就是预期会引出它对应性的结果。如果普遍预期都好，结果就会好，普遍预期都不好，结果就会不好。中国现在就是在这样一个坎儿上。推荐阅读：我被李书磊这些话深深震撼了南巡32周年｜捧读《邓小平时代》，我为中国历史学家感到羞愧陆克文反驳了中国经济“见顶论”，但内媒隐去了这一点李书磊：文化建设要“目中有人”各地文旅局卷疯了，求求不要瞎折腾了知华派专家葛来仪把话说明了刘建超不一般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在达沃斯论坛的特别致辞中，国务院总理李强有这样一段表述——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并处于需求快速释放的阶段，将持续为各类企业和人才的发展提供广阔舞台。当前全球总需求仍然不足，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中国的市场空间广阔，纵深也在不断延展，必将为提升全球总需求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未来十几年将达到8亿人，对越来越多商品、服务的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消费升级的动能强劲。中国的城镇化率现在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十几个百分点，下一步城市更新、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的升级空间很大，还有近3亿农业转移人口正在加快市民化进程，这些都将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带来巨大需求。这段表述中有一组关键的数据，被很多人忽略，那就是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未来十几年将达到8亿人。2018年两会期间，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过，到2030年中国将拥有将近8亿中等收入群体，将占人口总数的60%，其在未来中国发展中亦将扮演重要作用。那么问题来了，在中国的语境里，中等收入群体究竟该如何定义？换言之，达到怎样的可量化指标，才能算是中等收入群体？当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扩大至8亿人，又将意味着什么？如何才算中等收入群体？根据国家发改委2022年4月在其官方网站上刊文《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透露，采用国际上引用率较高的每天人均消费10至100美元（2005PPP价格）作为界定中等收入群体日收入的下限和上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估算，2002年至2019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由2002年的735.8万人发展壮大为2019年的34600.2万人，增长超过46倍。其中，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由372.7万人上升到20486.4万人，增长近54倍；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由363.1万人上升到14113.8万人，增长近38倍。基于同样的测算标准，当前中国中等收入人群规模约相当于美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两倍，约相当于欧盟所有国家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的总和。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仍明显偏低。以2019年为例，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为22.9%，而西欧的英德法、北欧的挪威、北美的加拿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都在70%左右。虽然美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略低为55.9%，但高收入群体占到30.5%。同样是在国家发改委其文中，对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情况进行了详陈。具体来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是工薪阶层，收入来源以所从事职业或兼职取得的劳动报酬为主，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家庭，工资性收入都是中等收入群体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城镇家庭的工资性收入要略低于农村家庭。事业单位管理和技术人员，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中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及部分职工，一直以来是中等收入群体中坚实稳定的力量。在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下，一批乡镇企业家、个体工商业者、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涌现出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产生了一批“新中等收入群体”。关于中等收入群体如何界定，历来是一个争议的话题。2019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在对此调查的解读中，国家统计局对中等收入群体给出了一个定义：中等收入群体是指调查对象月收入在2000-5000元的群体。月入2000元即可算作中等收入，这一标准随即引发热议。其后国家统计局还进一步澄清，这次时间利用调查中的“中等收入群体”是“中间收入组”的概念，这种划分方法在各种调查中很常见，这与一般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标准不是一回事。本次调查结果中提到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个名词，与一般意义上的收入群体划分标准没有关系。“中等收入群体”如何改变中国？虽然各国对中等收入群体如何界定存有争议，但此一群体的发展壮大或急速萎缩将对本国政治、经济、社会带来切实影响，确实不争的事实。日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在央视新闻《新闻1+1》栏目视频连线时表示，“我国中等收入人群，其中的大部分在中等收入标准靠近下限这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了，里面大部分还是刚刚迈过中等收入的门槛。这部分群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脆弱的，一旦遭遇外部的冲击，这部分人受影响也最直接，包括对收入的影响、甚至一部分人的就业也有影响，所以这部分人往往在体感上就更脆弱。”此外，“这部分人的后顾之忧也更重，尽管收入已经迈过了中等收入门槛，但是还要考虑子女的教育、医疗、养老，还要去增加储蓄，这就使得他不太敢消费。”在持续了三年的新冠疫情之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成为最焦虑的群体。一方面，此一群体虽然在经济上进入了“中等收入群体”，但却很容易一夕之间跌落至无产阶级，缺乏稳定的预期和安全感；另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有着很强的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也是最希望有稳定感的，但目前中国法治建设的缓慢步伐以及疫情以来诸多打破规则和常识的事件，显然无法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所以在政治上又表现出很大的摇摆和游离，“润”学流行就是游离的典型。就像有媒体评论的，“无所不在的中产阶级，有时被形容为一个雄心勃勃的群体，被触手可及的成功牵引；有时又被描述为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群体，时时陷入坠落的恐惧。而将他们团结起来的并不是繁荣，而是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负债资产和强制劳动。”香港大学担任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李成此前在接受《香港01》专访时表示，“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过去一二十年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当前经济放缓后的状况，相对来讲都是新的议题。包括之前的新冠疫情，中产阶级的政治属性也显示出来了。我们需要对中国的中产阶级进行深入分析，对其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作用不断进行动态分析。中产阶级的政治取向是灵活的，不是经久不变的，西方老是批评中国中产阶级是政府的追随者，我觉得这有点简单化了。”李成继而强调，“任何社会中产阶级都有政治取向——不管是哪个地方的中产阶级都认为，我赋税了，我就应该享有权利。上海在这方面的发展走在全国前面，比如建立物业委员会进行民主治理。中产阶级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但不是西方所预期的那样学习西方民主，中国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和实践模式。中产阶级在与政府的互动、治理问题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或将是中国今后发展的一个重点方面。因为不管是对环境保护，还是对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对讯息公开化等，中产阶级都是很大的积极力量。但他们又同时想要稳定，所以中国中产阶级的健康发展，影响着中国进一步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如李成所言，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至8亿人，将面临诸多全新的课题，比如国家整体发展如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治理层面如何满足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媒体资讯如何满足人们对讯息公开化的要求，政府沟通方式上如何满足人们对“去政治化”的期待……凡此种种，不仅对执政者来说是一大考验，同时对中国的社会进程也将产生重大影响。按照李强的估计，这一切都将在十几年后（或者是更短的时间内）发生。推荐阅读：李强的成绩单我被李书磊这些话深深震撼了南巡32周年｜捧读《邓小平时代》，我为中国历史学家感到羞愧陆克文反驳了中国经济“见顶论”，但内媒隐去了这一点李书磊：文化建设要“目中有人”各地文旅局卷疯了，求求不要瞎折腾了知华派专家葛来仪把话说明了刘建超不一般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在2023年全国两会正式接任总理之后的首场记者会上，李强以坦诚、自信、接地气的表现获得了舆论好评。也是在这场记者会上，在回答新一届政府工作重点时，李强说，“客观地讲，绝大部分老百姓不会天天盯着看GDP增长了多少，大家更在乎的是住房、就业、收入、教育、就医、生态环境等身边具体事。政府工作就是要贴近老百姓的实际感受去谋划、推进，真正做到民有所盼、政有所为。”在响应网民关心的热点民生问题时，李强表示：“我很愿意响应网民的关切，一有时间我也会上网，看看网民关注什么，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现如今，距离首场记者会已经过去近一年时间，计划于3月初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李强将带来任期内的首份《政府工作报告》，交出第一份正式的成绩单。1月23日召开的专家、企业家和教科文卫体等领域代表座谈会上，李强在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后给出了首份成绩单的总基调——成绩的取得很不容易。“虽然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但综合起来看，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不会改变。”具体到成绩单的数据层面，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已经做了说明。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达到5.2%，略高于官方设定的5%左右的目标；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基础设施投资只增长5.9%，不如预期；出口增长0.6%，不及2022年10.5%的增长；社会消费增长达7.2%，但居民消费在中国经济的占比不到四成；暂停了四个月的青年就业数据再次公布，统计方式将在校生剔除，16岁至24岁青年失业率为14.9%；另外，2023年中国人口总数去年净减208万至14亿967万，这也是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宏观数据尚可，微观感受较差，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也因为这样，多数国际机构对2024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并不高，低于2023年，比如世界银行预测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为4.6%，瑞士银行也预测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大约是4.6%。据推断，李强的首份《政府工作报告》大概率将2024年经济增长目标锁定在5%左右。与此同时，正在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也公布了相应数据。截至发稿，已有25个省份公布了2023年GDP具体数据，其中20个省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2024年的增速目标。在中国126万亿经济版图中，

前两天在公号发了一篇现任中宣部长李书磊2007年接受《21世纪》采访谈文化建设的文章（更多内容见《李书磊：文化建设要“目中有人”》），没想到很多人关注。作为学者型官员，李书磊早年写了很多文章，也接受过媒体采访，这也是人们深度认识这位学者型官员的绝佳素材。1978年，时年14岁的李书磊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学习，有“北大神童”之称。1985年，21岁获北大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导师为张钟，硕士学位论文题目为《历史与未来的精神产儿——论新时期青年文体学》。1989年获得北大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博士导师为严家炎。其后，李书磊调入中央党校任教，历任文史教研部讲师、语文教研室主任，直至担任党校副校长。2014年，开始从学界转入政界。从1993年到2003年，李书磊一共出版了9本著作，包括：《都市的迁徙——现代小说与城市文化》（1993年）；《为什么远行》（1995年）；《杂览主义》（1996年）；《重读古典》（1997年）；《文学的文化含义》（1998年）；《1942：走向民间》（1998年）；《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的乡村学校》（1999年）；《我观世音》（1999年）；《说什么激进》（2003年）。之前读了其中几本，并做了一些摘抄，在此分享给大家。至少对我而言，着实被这些话深深震撼了。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没有对家国命运的大情怀，没有对自身所处阶层的不断自省与洞察，恐怕很难说出这些话。以下为若干摘录：我特别怀念鲁迅。以异文化的眼光重新发现中国、展现中国人在现代的悲剧进程，表达现代过程中个人的痛苦，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有别于以往的新的主题，正是鲁迅开创了这些主题并达到最高的成就。他有坚信笃守的信仰精神，但又不偏执、不孤陋，他有洞见微隐的大智，又有拼命硬干、舍身求法的大愚，他抓住了深刻的悲剧又以喜剧的觉悟战胜之，他体验到了无以复加的心灵痛苦又保持了平常人的生趣与智者的自嘲，而且他因至情而有至文，他的文字炉火纯青。当然，这些概括都是拙笨、言不及义的，只有在读鲁迅的时候才能心知他的伟大。鲁迅之外的作家在心智、情感、人格、思想与文才上的平庸令人沮丧。我们受了那么多苦，经历了那么大的悲欢，但我们对自己的经历却没有真正深刻的理解与反观。我们还是被历史所裹挟的盲目者，还没有能将历史，将自身对象化，文学是如此，学术、思想界也是如此。我认为我们还根本没有从19世纪外来文化对我们的致命一击中苏醒过来，还没有建立起正常的文化意志、文化理性与文化能力。对于我们的历史，对于历史中的革命与革命文化，如果我们不能平心静气地以公正之心去面对它们，那我们就不能正确地面对我们自己，安排我们自己。即使对那些已被判定为恶的东西，我们也要努力战胜一己情绪去理解它的自身矛盾与复杂性，去理解它的因缘乃至它所包含的善缘，否则我们就仍然走不出它的阴影，仍然有可能撞死在它的上面。宣判只有是公正的才会是严正的，幽灵你只有说透它才会真正驱散它。对一个阶层最大的伤害往往来自这个阶层的内部，知识分子阶层尤其如此。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一直有自命清高、顾盼自雄的传统，但同时也是有自我贬低、自我诅咒与自我仇恨的传统的。这后一种传统在现代愈加彰显。狂热的反智主义是一种极端主义。它一般不会为工农兵所倡导，也不会长久地为工农兵所认同。当然这并不是说“文革”中工农兵没有参与反智主义的行动，事实上，“工宣队”、“贫代表”与“军代表”都是反智主义的工具。然而他们只是工具却不是主导者。主导者还是知识分子自己。我的意思是我们在反思“文革”、清算反智主义的时候不要只是一味地控诉直接伤害过知识分子的工农兵，那样既不公允也没有意义；我们要有更深的眼光，要更多地从知识分子阶层自身的精神结构中做些反思：既反省我们为什么总要自己反对自己，也反省我们身上那些确实值得反动的东西。自李泽厚先生"告别革命"论起，中国学界对革命多有反省与检讨，纷指革命为激进：这或有根据。但这种反省发展到后来却连温和的改良也指为激进，照这样反省下去一切主动的社会变革岂不都失去了立足之地。莫非我们将来只能以磕头作揖为妙？以抱残守阙为高？以枯坐待毙为圣？中国学人的骏骨何以一凋至此！我希望将来能以从容的心态不是从概念而是从细节事实出发来研究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问题，因为这一研究正应合了一个遥远而激动人心的学术命令：认识你自己。危险生于人人都有的不足之心，脱险则缘于并非人人都有的知止文明。我们承认科学能够达成一种理性的认识，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它亦可能堕入理性的偏执，亦有可能将人领入“1984”与“美丽新世界”的恶魇之中。（肯尼迪）他后来被刺身亡，未能继续检讨他萦绕于心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政府或任何国家的政府根据什么情况或理由（如果有这种情况或理由的话）拥有道义上的权利，可以把它的人民而且可能是全世界的人民置于核毁灭的阴影之下？俯瞰漫长的文化史，“五四”模式乃是文化的一种应急模式，“五四”是中国文化本身发展的一个环节、一个过程。今天中国的生存环境根本改善，我们恢复了泱泱大国的从容，可以更真切地体验、更理性地体察祖国的文化了。我们要抛弃因误读“五四”而导致的民族虚无主义，消除绝对化的“阶级斗争”观念所引发的对中国历史的偏见，打破“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想，特别是要摆脱因迷信西方而带来的自我否定。我们打开心胸与任何文明平等对话，我们是平视而不是仰视。我们要在现代世界重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并让我们的文化变通而久，历久弥新。有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才能真正学习别人的长处。对某种理想国和乌托邦的绝对信仰和追求乃是人的一种自绝，我们逃避它的唯一理由是我们更倾向于认可我们作为人的弱点，我们要活下去并且过日子。应该说社会文化这种比较活跃的状态是一件大好事，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前提与基础，也是提高中国文化竞争力、抵御“文化帝国主义”的必由之路。同时它也是主流话语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千呼万唤的结果，它表现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开明与社会进步，我们只能希望、推动它更加活跃而不可作他想。不过，值得遗憾的是，在这种活跃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映衬下，主流话语常常显出较为明显的党八股色彩，常常表现出一种自我封闭、自说自话的倾向，未能与纷至沓来、激荡不已的新思潮、新词汇形成充分的交流与碰撞，并在这种交流与碰撞中丰富、壮大自己。各级官员的公开言论常常是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官样文章，大报大刊的文字也常常苍白贫乏、欠缺文气与文采，常常是空洞的漂亮话而不是真正的漂亮文章。想起来真是冤枉得很，主流话语引领出来的这种良好的文化氛围却未充分地惠及主流话语自身。推荐阅读：南巡32周年｜捧读《邓小平时代》，我为中国历史学家感到羞愧陆克文反驳了中国经济“见顶论”，但内媒隐去了这一点李书磊：文化建设要“目中有人”各地文旅局卷疯了，求求不要瞎折腾了知华派专家葛来仪把话说明了刘建超不一般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32年前的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间，已经卸任党内一切职务的邓小平，在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南巡，重启了改革开放，并给处于迷茫徘徊的中国投下定海神针。南巡期间，邓小平留下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话，比如“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不要吹嘘自己，尤其是报刊宣传要谨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等，此外还有他的“猫论”也广为流传。在此分享一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勇所撰《邓小平时代》的读后感，我们要重思邓小平时代，或者说，为什么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勇在文中援引了傅高义的观点。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伟大并不是他有多少理论、多少知识，知道多少中国与世界，而是邓小平没有强不知以为知，没有用毛泽东式的诗人气质去指导中国、引领中国。邓小平只是如实告诉人民中国的真相，如实告诉人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只是告诉人民，中国必须发奋努力，必须放弃内争，必须果断终止阶级斗争，必须将全副精力用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上。这是邓小平的巨大贡献，是古典中国智慧“实用理性”的胜利。此外，身为历史学家，马勇坦言，当我们捧读如此厚重的《邓小平时代》时，除了钦佩作者远见卓识、中允公道外，多少有点为中国历史学家感到羞愧，或不平。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傅高义先生那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阅人无数，写出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呢？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自孔子以来，中国历史学家差不多都格外重视当代史的研究与表达。不论是孔子册《春秋》，还是司马迁著《史记》、班固写《汉书》、司马光编《通鉴》，历史学家尽管都会述往事、追源头，但其真正兴奋点无不在于当代，在于给刚刚逝去的时代一个说法。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历史学家无法对刚刚逝去的时代进行研究，更不要说描绘。我们的历史却总要“出口转内销”，要靠外国人的研究去为自己的历史定位。我不是说外国人不能研究、不能写作中国当代史，而是当我们捧读如此厚重的《邓小平时代》时，除了钦佩作者远见卓识、中允公道外，多少有点为中国历史学家感到羞愧，或不平。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傅高义先生那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阅人无数，写出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呢？非凡成就早在傅高义《邓小平时代》香港版问世，我就急切阅读过最感兴趣的章节。大陆版问世，更使我们大饱眼福。这确实是一部伟大作品。我们可以不完全赞同作者的看法，但我们必须承认傅高义先生为我们勾勒的这个伟大时代是可信的。在《邓小平时代》中，作者用不太大的篇幅追溯了“邓小平时代”的“前世”，探讨了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转轨必然性、逻辑性，追述邓小平之所以发誓领导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出走，除了外部压力，冷战解体，共产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中国经济破产，还与邓小平个人所受教育，所信奉的理念有关，甚至与他的小家庭有着非常密切因果关联。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同和接受的。邓小平时代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我们官方话语称邓小平为改革开放时代“总设计师”，以为过去四十几年中国进步，都是邓小平的巨大贡献，似乎都是邓小平的“顶层设计”，是邓小平1975-1977年在江西那个"邓小平小道"上的冥思苦想。读了《邓小平时代》，我发现傅高义对邓小平的定位比我们原来的说法更精准，更有道理。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伟大并不是他有多少理论、多少知识，知道多少中国与世界，而是邓小平没有强不知以为知，没有用毛泽东式的诗人气质去指导中国、引领中国。邓小平只是如实告诉人民中国的真相，如实告诉人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只是告诉人民，中国必须发奋努力，必须放弃内争，必须果断终止阶级斗争，必须将全副精力用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上。这是邓小平的巨大贡献，是古典中国智慧“实用理性”的胜利。按照傅高义的研究，邓小平并没有更多的“顶层设计”，甚至可以说，从他第三次重出江湖恢复高考，直至1990年代再度启动经济改革，推动中国经济腾飞，邓小平都没有凭借个人英雄主义指手画脚、发号施令，而是充分尊重人民的创造，尊重来自实践的经验。恢复高考是别人的建议，让大包干改变中国，也是十几位农民兄弟冒险先行。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的“恩准”，在于他能够在第一时间看到这些尝试对于全局，对于整个中国的意义。傅高义据此称颂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总经理”，以为是邓小平的政治领导，像总经理一样摸着石头过河，引领中国走向富强。这个说法虽说与总设计师不一样，但感觉稍微更贴切、更亲切。时代意义在过去四十几年间，不论邓小平在还是不在，这个时代无疑都是邓小平的。在这短短几十年，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乃至遗训指引下，取得了骄人成就，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走向富强”的梦想，达成了不可思议的跨越。无须怀疑，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最值得记住的时代。邓小平时代的意义是巨大的，中国经过几十年发展，不仅使中国在物质基础上获得充实，一个贫穷的中国、落后的中国一去不复返，而且由此证明古老的中国文明尽管只是一种极度精致的农业文明，但与工业文明并不存在必然冲突，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并不会从根本上伤害农业文明的根基，更不会动摇国本。由此回望几千年重农抑商坚定不移的国策，回想三百年来要不要学习西方的争论，更觉得邓小平的伟大，庆幸时代的恩赐。在邓小平之前的“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或许确实正在进行一个充满幻想的伟大实验，中国共产党人或许确实希望引领中国走出一条独立富强民主的新路。从土地改革，到大跃进，到“文革”，如果不是恶意猜测，也必须承认这是那一代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进行探索，尽管探索的代价不可承受。这些探索者包括邓小平在内。邓小平在后来的岁月中没有留下回忆录，没有系统反省壮年时期参与探索的教训，但我们从其后来的实践不难感觉到，如果没有前面三十年近乎彻底的探索失败，就不会有后来的邓小平，不会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一定要将这六十年打通，前三十年除了凭借自然推动力为中国留下一定的工业基础外，最主要的就是给后世中国留足了教训，让中国人至少在几个世纪都不会忘记什么是饥饿，什么是浩劫，什么是无法无天，什么是天下大乱。善于汲取，教训本身就是财富。当然也不能由此否认教训就是教训，罪恶就是罪恶。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中国人辛辛苦苦建构起来的体制，选择的路径，从后三十年眼光看，即便不是全面失败，但也是一个非常态的、非正常的体制。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去观察“邓小平时代”，我们才会发现这个时代的真意义，邓小平的真伟大，就是将那个非常态、非正常的体制向前狠狠推了一把，让这个体制变得正常，渐成常态。这一点在傅高义书中有非常清晰的呈现，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哲学理念使他不会像毛泽东那样先去考虑政治上的对与错，不会先去辨别是白猫还是黑猫，不会先去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而是怎样充分利用共产党高度制度化、组织化资源，摈弃浪漫主义幻想，重构一个与各先进国家在本质上一样的正常国家。这才是邓小平时代最伟大的意义。假如邓小平还在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最后一章写道：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出现了不同寻常的高速发展，他的最后一次努力--南巡--使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这种增长带来一个问题：当中国的经济规模开始与美国匹敌时，中国将如何作为？邓小平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会做什么？（660页）历史留给邓小平的时间确实太短了，当他1977年第三次复出时，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假如他那时只有五十岁或六十岁，相信许多事情可能就很不一样了，或许都能在他手里解决。历史没有办法假设。但人们总会去梦想，梦想邓小平看到今天的中国，他会有怎样的指示或期待呢？傅高义对于这样的梦想自我设问自我回答，说了几点。第一，邓小平会让中国继续与周边各国搁置领土纠纷，继续将机会留给更聪明的后人。邓小平所理解的中国大局是，不要对边界纠纷过于激动，重要的是和其他国家搞好关系。在1977-1989年短短十年时间，邓小平身体力行，改善了中日关系，成为第一个访问日本的中国领导人，支持推动文化交流以全面加强中日关系。此时此刻，因钓鱼岛纠纷纷纷扰扰的中国与日本，回味邓小平的期待与规划，相信中日两国政治家为了人民福祉，一定会求同存异，寄希望于两国人民，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不让战争重演。第二，根据傅高义分析，在邓小平看来，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基石，只要中美关系不出大问题，中国外交就不会乱。邓小平接续毛泽东、周恩来外交遗产，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通过成功访美加强了中美关系，这为中国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外部保障，即便在80年代末那个特殊岁月，邓小平都将中国外交重心构建在中美关系稳定上。在邓小平内心深处，只要中美关系不被彻底破坏，中国就不会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就不会成为国际孤儿。当然，这是邓小平外交的最坏准备，他内心深处相信并坦诚推动中美友好，相信世界重大事务，只要中美几个大国肩负起责任，履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职责，世界和平就不会破局，和平与发展就依然是世界主旋律，中国发展就不会受到无端牵制与干扰。第三，根据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合理推测，假如邓小平还在，他一定会说，民主并不是资本主义专利，社会主义也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民主。就不算及格，共产党人是人类历史上最无私的先进组织，在领导人民获得经济翻身后，一定要不失时机领导人民获得政治翻身。中国不应该成为西方嘲弄的人权对象，中国的人权状况一定要走在世界前列，成为世界的榜样。读傅高义《邓小平时代》，仿佛那个慈祥老人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他似乎一直在注视着中国的发展变化，一直在像神一样给我们启示。邓小平时代并没有结束，中国人应该在已有成就基础上不骄不躁，攻坚克难，创造历史新篇章。推荐阅读：陆克文反驳了中国经济“见顶论”，但内媒隐去了这一点李书磊：文化建设要“目中有人”各地文旅局卷疯了，求求不要瞎折腾了知华派专家葛来仪把话说明了刘建超不一般反腐败是“成绩”还是“问题”？清华本硕博曹丰泽在非洲｜中国救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也救中国武大教授：孤岛效应是一大公害，是社会衰败的征兆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意味着什么？送别江平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1月17日，澳大利亚前总理、现任澳大利亚驻美大使陆克文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一场名为“中国经济增长新机遇”的分论坛上表示，自己从未真正认可过所谓中国经济“已见顶”的论调，并认为这种说法“在理智上和分析上都存在缺陷。”陆克文指出，信心、地缘政治和贸易，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中国消费市场“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水平具有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只要中国消费者对未来有信心，那么中国经济就会继续保持相当良好的增长。这是一个核心事实，别忘了，中国消费市场的规模在全球经济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他进一步解释说，中国消费者需求的“未开发潜力”是“中国未来经济的最佳保障”：“未来的关键问题是恢复中国国内消费者信心，因为这是中国最佳的长期保障，也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陆克文将中国经济发展近期放缓的原因归结于新冠疫情和房地产市场低迷。陆克文称，他是以个人身份在达沃斯发言，而不是以澳大利亚驻美大使的“日常工作”身份。不过，他谈及地缘政治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时称，中美已经在去年11月的旧金山会议上“按下了地缘政治的暂停键”，但“我们不知道的是，暂停键还会按下多久”。“这是未来12个月的战术转变，然后我们就将回到前几年的状态，让地缘政治破坏经济信心和贸易正常？还是说，这将是更长期的转变？”陆克文表示，他希望是后者。内地媒体在报道陆克文言论时，突出强调了他对中国经济“见顶论”的反驳，但却隐去了他关于如何提振商业信心的“建言”——中国须减少强调（De-emphasize）意识形态，重新强调（Re-emphasize）市场经济中正常的企业效益激励问题。过去几年，尤其是疫情以来，社会舆论纷纷扰扰，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本社会共识，比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等，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动摇，以至于在疫情期间，甚至有人发出“没人关心经济了”的诘问，这一诘问隐含的潜台词是，现如今“讲政治”正在压倒“讲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锤定音，最大的政治是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虽然决策层一锤定音了，为安抚民营企业也陆续出台了一堆利好政策，但社会面的信心还是持续低迷。陆克文的“建言”，某种程度上也被认为说出了企业界和投资界的心声。陆克文是澳大利亚工党籍政治家和外交官，曾任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等要职，并在2007至2010年与2013年两度出任澳大利亚总理。因大学时期主修中国历史及文学，以及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被称为“中国通”。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陆克文驳斥了有关在他执政期间，对中国可能过于天真或乐观的批评。另外在经济政策问题上，陆克文坚持批判新自由主义，认为它制造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而且称这两者“被证明只是伪装成经济哲学的个人贪婪”，它们对经济管制的彻底放松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陆克文提倡第三条道路，认为政府应该对竞争市场进行恰当的监管和发生金融危机时进行干预。这也不是陆克文第一次针对外界对中国经济的误读旗帜鲜明表达自己的观点。早在2015年，新一轮唱衰中国经济在西方燃起，陆克文在纽约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美国分论坛上发表驳斥认为其“胡说八道”，认为二三十年来每隔一阵出现的中国崩溃论内容都老调重弹，总认为经济进入下滑期后中国内部贫富矛盾会爆发然后会崩溃，西方有一批学家永远不肯放弃此论点，然而这些预测从没有发生，陆克文认为也永远不会发生。去年的财新年会上，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胡祖六在“中国经济：潜力与活力”单元，讨论中国民营经济问题时，将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31条归结为一条，那就是法治与公平。具体来说，“31条很中肯，万变不离其宗，如果真的有比较好的环境的话，是不需要31条，应该一条就够了，就是法治跟公平，按照宪法给民营经济和私人财产的保护能够落实，真正对民营企业公平的待遇，不需要呵护，不需要鼓励，不需要扶持，只要公平对待民营经济大家就心安了，心定了，信心一定会逐步恢复。”推荐阅读：李书磊：文化建设要“目中有人”各地文旅局卷疯了，求求不要瞎折腾了知华派专家葛来仪把话说明了刘建超不一般反腐败是“成绩”还是“问题”？清华本硕博曹丰泽在非洲｜中国救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也救中国武大教授：孤岛效应是一大公害，是社会衰败的征兆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意味着什么？送别江平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过去一段时间，有两起跟文化相关的事件引发关注，其一是某地方台台长援引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表达对跨省舆论监督的认识，直言“我们从来不看别人的笑话，我们从来不转播任何灰色地带的东西，我们只转发正能量。”一瞬间，这位不看别人笑话的台长，成了全网的笑话，网友调侃“没文化，真可怕”、“孔子听了估计要气活了”；其二是全国各地文旅局为拉拢游客，努力“标新立异”，结果搞了一堆跟本地文化底蕴无关的低俗宣传来讨好观众，让人不禁要问，文旅局现在只能靠美男、钻石来刷流量了吗？拥有丰厚历史和文化资源的文明大国，怎么到文旅局这里只剩下一堆拿肉麻当有趣的“快餐”？无疑，我们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文化自信、文化复兴乃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也反映执政者的愿景所在。但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此分享现任中宣部长李书磊2007年接受21世纪采访谈文化建设的文章。李书磊说，一个人的人生要有意义，得有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要想传诸久远，也得有文化。文化赋予个人、社会生活更丰富的内容、更高的境界，也赋予国家、民族更高的觉悟、更高的文明水准、更强的思想与情感认同，使其不败。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从历史上看，没有文化、毁坏文化的政权也都是小朝廷，不数世而亡。访谈原题为《国际竞争中的文化建设》。一、

各地文旅局应该想好到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什么擅长、什么不擅长。在市场经济下，政府部门本来应该做的是，发挥好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不是把那只看不见的手，直接伸进市场，直接跳下来当运动员。现在最忙的莫过于各地文旅局，天天霸屏的也莫过于各地文旅局。每个地方文旅局都在努力标新立异，制造关注点，的确很多也出圈了。不过，多数的套路都是让人觉得低俗无语，甚至是恶心反胃，要么是一群大老爷们玩cosplay、搞伪娘，要么是整出一些低龄化、嗲萌化的流行语来讨好观众，要么是用一些猥琐的、含有性暗示的语言或画面来彰显“活泼幽默”，甚至连赶尸、磕头、吃土这般武艺都施展出来了。

今天，三大官媒同步刊发了刘建超访美的消息——1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率中共代表团访问美国，分别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芬纳、民主共和两党联邦参众议员、旧金山市市长布里德以及美金融、工商、智库、媒体界人士等会见交流，出席中美1.5轨对话框架下专题座谈，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刘建超还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代表团就中国发展前景、中美关系、全球治理同各方深入交换意见。各方之所以高度关注刘建超此次访美，一方面是正值台湾选举前，外界想通过刘建超所言所行进一步掌握北京对于台海局势以及中美关系的底线与红线；另一方面刘建超在此之际高调访美，无疑给了外界更多想象空间，关注其访美其实在关注他的下一步。在前一篇文章《刘建超不一般》的末尾，留下了一个尾巴。今天知华派专家葛来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已经把话说明了。葛来仪说，中联部部长访美，是“不同寻常的”。对刘建超这次访问最可能的解释，以及布林肯（Antony

台湾大选前，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在美国的一系列讲话和活动引发关注，昨天朋友圈很多文章和视频在流传和转发。当地时间1月9日，刘建超应邀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并与外方经互动交流，美战略界、学界、媒体等各界人士近100人现场出席，400多人线上参加。刘建超在英文演讲中表示，中国的战略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就是让14亿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创建者、受益者、维护者，不寻求改变现行国际秩序，更不会另起炉灶，再搞一套所谓新秩序。刘建超还说，中美建交45年来，中美关系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也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要贡献。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成功会晤，两国元首均强调无意同对方发生冲突，双方必须了解并尊重彼此的原则底线，清楚哪些是对方必须维护的利益、必须捍卫的原则、必须坚守的底线；要扩大互利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获得感，给两国关系增添稳定性，这是过去45年中美关系发展的宝贵经验，也是我们应继续坚持的方向；要合作应对挑战，当今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各国人民都期望中美能够牵头解决更多的全球性问题，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此外，在互动环节，刘建超就中国的全球秩序观、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红海航行安全、核裁军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投资环境、西方媒体对华偏见、台湾、香港等问题回答了提问。面对各种所谓的“敏感问题”，刘建超始终面带微笑、不卑不亢，展示了中国外交官该有的气度和形象，也用各国能听懂的方式表达了中国立场。在结束纽约的行程后，刘建超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盛顿会晤。布林肯呼吁北京维持海峡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刘建超则就“有关问题”阐述立场，强调双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中联部新闻办”微信公号1月13日发布消息称，刘建超就有关问题阐述了立场，强调双方应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双方还就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美国国务院12日发表声明说：“双方当天就一系列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包括潜在合作领域和分歧领域。”值得一提的是，刘建超是自两国领导人旧金山利用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的间隙举行双边会晤以来访问美国的最高级别的中国官员。公开资料显示，刘建超1964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1986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学习，1987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翻译室科员。其后长期在外交系统工作，2015年4月卸任新闻司司长，转任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随后担任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浙江省监察委员会主任。2018年4月，返回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任职，同年9月官方媒体披露其已担任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2022年1月，升任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正部长级）。同年6月2日，转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而今，外交部长还在过渡中，联系刘建超近期的一系列动向，这位外交官的下一步值得关注。推荐阅读：反腐败是“成绩”还是“问题”？清华本硕博曹丰泽在非洲｜中国救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也救中国武大教授：孤岛效应是一大公害，是社会衰败的征兆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意味着什么？送别江平当人们追忆江平时，究竟在追忆什么？江平：高举独立的旗帜，高举批判的旗帜知华派被排挤和边缘化，最焦虑的中产群体如何改变中国？邓小平翻译高志凯：中美必有一战系谬论，美国外交正远离基辛格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在反腐败问题上，可以有两种侧重点不同的叙事方式，一种是作为成绩，一种则是作为问题。具体到过去十年的反腐败，究竟是成绩还是问题，值得思考。2024年开年，延续2023年下半年的节奏和力度，反腐败成了中国政治的关键词。在高层，二十届中纪委三次全会召开，总书记在会上发表的讲话不管是措辞还是语气，都前所未有的强硬和明确，总书记说，要“坚决清除党员、干部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新征程反腐败斗争，必须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纵深推进”，“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反腐败绝对不能回头、不能松懈、不能慈悲，必须永远吹冲锋号”。此外，总书记还说，要“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坚决打击以权力为依托的资本逐利行为，坚决防止各种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向政治领域渗透”，要“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医药和基建工程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清理风险隐患”，“严肃查处那些老是拉干部下水、危害一方的行贿人，通报典型案例，以正视听、以儆效尤”，“常态化清除害群之马，坚决防治‘灯下黑’”。之所以要如此大力度反腐，因为执政党历来认为，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可能会亡国亡党。总书记在讲话中也重申了自我革命对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性。“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在推进自我革命实践中需要把握九个问题，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被确定为“有效途径”，正风肃纪反腐则为“重要抓手”。相较于高层会议，民众层面显然对与中纪委会议几乎同步进行的反腐大片更有感。1月6日至9日，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每天在黄金时段播出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联合摄制的年度反腐大片《持续发力

“90后”、黑龙江省高考第七名、清华本硕博高材生、未来学者奖学金得主、大V、“曹大佐”、中国电力建设集团驻外工程师、“去非洲”理念倡导者和实践者、理想主义者……1994年出生的曹丰泽有很多标签，也有很多争议。最新引发关注，是其2023年9月17日在《文化纵横》所做的一场演讲，该演讲随后被整理为文字版《中国青年工程师的“发展主义”选择》，在该文中，曹丰泽用平实的语言分享了自己求学、工作以来的经历和思考，尤其是其在非洲工作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由此引出来的中国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日前，《香港01》记者通过视频连线专访了身在赞比亚的曹丰泽。对于其文的破圈传播和高关注度，曹丰泽坦言“有点意外”，一方面是文章很长，很多人还愿意看下去，另一方面也说明虽然“一带一路”参与的人很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非常深远，但真正能长时间深入到沿线国家的人很少，“我讲的东西对于知识分子这个圈子来说确实比较新鲜”。此外，曹丰泽还谈到了表达方式的重要性，“我是学理工科出身，不是学文科的，所以我说的都是大白话，大家都听得懂，是工人阶级的语言，所以受众相对来说会更广一些。”“理想主义的路是走得通的”2021年6月曹丰泽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后，成为中国电力建设集团驻非洲的工程师，第一个项目在坦桑尼亚的一座水电站，担任项目大坝部分的总工程师，相当于项目的副总工。为何放弃北京的“中产”生活选择非洲？这是很多人的疑惑。曹丰泽在文章一开始花了很长篇幅铺垫和解释，“如果单从做题这个领域来衡量，一个正常人在一生中遇到一个比我做题能力更强的人的概率基本上是零。”“经过这么多年以来的心理转变，我现在对东亚这一套从生到死的，基于排名的成就体系持有一种彻底的否定态度。也就是说不光是做题，包括升官发财所有这些被后天建构出来，但凡是涉及到排名的、攀比的，然后忽悠你东亚人从生到死一直像一个老黄牛一样勤勤恳恳工作不休的这一套，我现在也都持有完完全全的否定态度。我认为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荣誉可言，也不值得任何尊敬。”曹丰泽说，这也是自己面对互联网乐于“抬杠”群体所做的一份“免责声明”，以此来说明，选择非洲“不是因为我不配留北京，而是那种所谓的中产生活本身实在无法忍受。”在互联网的多次公开发言中，曹丰泽毫不掩饰自己去非洲追寻“理想主义”的初心。到非洲半年后，曹丰泽在一篇自述文中这样写道，“一转眼，来非洲已经快半年了。短短半年，我却扎扎实实地明白了‘理想主义’这四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回想半年前，我兴高采烈地离开清华，怀抱着满腔热情来到非洲，一心想要为坦桑尼亚人民用上清洁而充沛的电力贡献我的‘毕生所学’，给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经过半年多的磨砺，曹丰泽说，理想主义者的生活从来都不酷，理想主义的道路也从来就不豪迈。甚至，掰着手指头算日子，被动地熬过那些艰难的时光，也算不得什么本事。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艰辛与失败中，不停息地思考如何工作，如何解决现实中不停涌现的既不酷也不豪迈的千百万个问题，永不停息，这才是理想主义者。曹丰泽的“非洲故事”被各方关注，正是日复一日不停思考的结果，也因为日复一日，所以他得以深入到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并有底气以理工科式的简单直接，戳破诸多宏大叙事的不落地，中国国内知识分子与当地实际的脱节，以及普罗大众层想象出的“虚假非洲”。迄今，曹丰泽在非洲已经两年半，但他自觉对非洲的了解“非常皮毛”，尤其跟那些在非洲混了很多年的老前辈比。“债务陷阱论”、“大撒币”经不起推敲虽然“非常皮毛”，但曹丰泽的一线观察至少提供了一个有参考价值的面向，以及倒逼着官方和知识分子群体去思考：究竟该如何破解“内宣不行、外宣不行”的局面？如何才能实现学术话语体系与当地实际的对接？过去十年，伴随着国家层面的“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企业自身发展所需，企业出海成为趋势和常态，在社会面还流行一句话——不出海就出局。根据官方统计，2013年以来，中国在非洲参与建设6000多公里铁路、6000多公里公路、80多个大型电力设施。蒙内铁路、亚吉铁路、刚果（布）国家1号公路、赞比亚下凯富峡水电站、尼日利亚莱基深水港、非洲疾控中心总部等一系列标志性工程不断涌现。目前，共有3000多家中国企业“深耕非洲”，从传统的制造业、工程建设等领域扩大到科技、电子商务等新兴行业。与此类基础设施建设相伴随而生的，既有来自外部世界的“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等批评与质疑，也有来自中国内部的“大撒币”、“无偿援建”等不解与不满。曹丰泽表示，如果先不算政治账，单从经济账来看，中国在非洲这么多年是不亏的，长远来看要比西方国家那种大肆掠夺要实惠很多。“本届政府对投资非常理性，很多投资项目也收得非常紧，我们作为国企想要获得资金并不容易，一定要反复论证这个项目的安全性、可靠性，才能从国内获得资金，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用的并不是中国官方来源的资金，有一些是中国或者外国的私营资本，有一些是当地政府的资金。而这些资本肯定是服务于自己的经济利益的。”对于国内普遍争议的“大撒币”式援建，曹丰泽直言“大家到现在还习惯于把我们这些出海打灰的工作称为‘援建’。大部分的工程，都是正常的商业合同，你给我钱，我给你打灰，然后我赚一个合理的利润。援助当然存在，一般都是学校、医院这种人道主义性质。换个角度说，我们现在毕竟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地球，我们做事肯定是要服从这种市场经济的逻辑的，单方面的援助关系它永远不可能长久，只有双向的互利互惠的关系才有可能长久，这是一定的。”再比如“债务陷阱论”，曹丰泽说，“所谓中国债务陷阱搞新殖民主义这个说法是非常可笑的，因为任何债主，没有一个不是希望债务人老老实实把债按时还上的。”而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核心挑战，曹丰泽总结为“中国企业内部竞争的外溢”，因为“一个事业有没有发展前景，还是得看能不能赚到钱，只要有钱赚，其他的问题自然会去努力解决，但是如果没有钱赚，问题就比较严重。”“我现在最担心的再过三五年，大家在国外赚不到钱了，一带一路再怎么说好也不会有人去了。”“新殖民主义”不过是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手段，这是已经摆在台面上的，但对非洲人民来说，“本质上大家都是日子人，重要的还是看跟着你我能不能赚到钱，或者我的生活有没有变好。”中国并不亏，且非洲各国在此过程中也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和利益。数据显示，中国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对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2022年，中非贸易额为2820亿美元，占到非洲对外贸易总额的20%。当前，21个非洲国家已经享受98%输华产品零关税待遇，非洲12国18项农产品在“绿色通道”项下获得输华准入。2022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超过470亿美元，是2013年的1.8倍。但在曹丰泽看来，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存在非常强，但国内对中国人在非洲的存在形态完全是两眼一抹黑，“学界完全没有跟它有关的任何理论研究，甚至你问我现在有多少中国人在非洲，没人能给你一个确切的数字。”问题出在哪？“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落地在去年9月的演讲中，曹丰泽提到了“内宣不行、外宣不行”的问题。在接受《香港01》专访时，他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不管是工程师还是工人，大家的共同点就是能干活，一个人能顶两三个用，但是嘴皮子非常不溜。”所以“中国人在这一点上非常吃亏，国内尚且完全不关注，那你想想国外会对中国人的观感很好吗？那必然是不可能的，大家对中国人如果说没有什么负面看法，那已经很幸运了，你还想奢求什么正面看法。西方的文化霸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是需要经年累月的高强度投入，高强度洗脑的，不可能是你埋头干活，然后人家日久见人心对你感动了的。”一线的工人素质良莠不齐，且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才出来的，没有总结能力。当地有影响力的华人华侨以生意人为主，也都在忙着算经济账。如何在非洲做好国际传播，国家层面的需求很强烈，国际传播在二十大报告中也被正式确定下来，尤其是随着全球南方悄然兴起，这种需求更多了一层战略意义。总书记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也提到，要加强智库、媒体、文化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但在现实层面，曹丰泽直言，“国家层面的宣传落不了地。”因为“你天天讲人类命运共同体，你跟总统说说行，跟省长说说行，你跟老百姓说谁听得懂？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家关心的就是自己柴米油盐的事情。”对此，曹丰泽一方面强调“这事不能急”，因为“中国的舆论能力落后，不是一两年的时间就能追上的”，另一方面认为国家层面需要提供多元化的渠道，增加人员交流和往来，尤其是需要增加知识分子群体的高强度来往。“现在很多时候指望孔子学院，一个孔子学院能容纳几个老师？一个非洲国家几千万人口，至少需要几万或者十几万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强度来往。”“从国家层面来说，要尽可能的多提供平台，为知识分子去第三世界深耕创造条件，比如比较好的收入，一个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平台等。这样高强度的投入和深耕，才可能把当地的政治、文化研究透，也才能因地制宜做好国际传播。”具体到在非洲的国际传播，曹丰泽建议，国家层面不要搞大水漫灌，而是在每个地区选择两三个基础条件相对好且与中国关系相对好的国家，多投入资金和精力，展开相应的基建、人员交流、政治联系、产业扶持等，搞出来几个示范橱窗，可能效果事半功倍，也符合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因为同样是非洲国家，有的国家政局相对稳定，人民也比较温和，一次性多投入一些资源，风险好控制，效果也好，但有一些国家政治风险太大，搞大水漫灌对方也不会领情。虽然寄望于知识分子的高强度流动，同时也是旁人眼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曹丰泽却多次表达过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失望”。在演讲中也说，“我们的知识阶层，他们想象出来一个非洲，想象出来一个劳动阶层的形象，然后想象他们的生活和面临的困难。连你的背景和任务都是想象出来的，你觉得你想象的他们的实际状况得失真到什么程度？”“所以很多时候我和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交流，刚说了三两句话，我就觉得，他们这简直就是你说城门楼子，我说胯骨轴子，根本没法交流。后来我本人也像我干活的同事们一样，开始不愿意跟这些知识分子交流。因为我只能感受到令人绝望的愚蠢。”也因为这样，所以曹丰泽认为除了增加学校之间的来往，也可以让一些学者来企业挂职，一些企业高管也来学校挂职，通过这样的“交叉挂职”，学者能熟悉中国企业在国外的实际发展情况，学生也能掌握到“一带一路”在沿线不同国家的实际。谈到这部分时，曹丰泽又提到了“日复一日”的重要性——“很多东西确实需要时间来磨，需要日复一日的无聊和没意思，这样才可能有比较深入的感悟。”“我最希望的是破除中国人的观念”虽然出生在中产家庭——父母都是重点大学毕业，从清华博士毕业后，北京中产生活也是唾手可得，但曹丰泽始终对这样的生活避之唯恐不及，并扪心自问：如果说我过去二十多年的努力导出的是这样的生活，那我为什么不现在就去死？相比起来我现在就死好像还更幸福一些。在接受《香港01》专访时，曹丰泽将其对中产生活的逻辑推理应用到了“一带一路”这一国家战略上，并总结为中国在救第三世界，同时第三世界也在救中国。“中国救第三世界是物质层面的，他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去帮助他们以一个更实惠的价格，更高的发展速度，更好的金融服务模式把基础设施尽快搭建起来，让他们过上物质层面更好的生活。”为什么说第三世界救中国呢？“不是过剩产能输出这么简单，主要是观念上的救。说白了是对中国人观念的改变，尤其是中国青年的观念，就是一定要吃苦，一定要待在大城市，满足其他人对我的期望……我其实最希望的是破除中国人这样的观念。中国人现在困在自己的逻辑体系里，把吃苦当成了目的，造成了越发展越不幸福的悖论。第三世界虽然落后，但他们的生活态度可能更对中国人有启发意义。”“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转型期，不管是中产阶级，还是普通百姓，大家都处于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中，不仅原来的发展路径需要变革，观念也需要变革。”说到底，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一带一路确实有助于输出我们的一些产能，有助于中国人的一些就业，但这是长久之计吗？”最终还是要走向第三产业，“走向第三产业需要的是什么？需要观念上根本的改变，不要把娱乐、享受看作是一个很负面的东西，然后疯狂去卷，这也是我对北京中产核心的批判，我觉得他们太苦了，他们明明必没必要搞那么苦，大家说白了都是身家百万千万的人，结果把自己搞的可能还不如非洲一个躺在树下晒太阳的一无所有的黑人。”观念的变革何其艰难！就像曹丰泽的理想一样——我的理想显然不是打灰本身。我的理想是改变眼下这套以西方列强为主导的极端不公的国际秩序，让人们都能得到与其辛勤和贡献相匹配的回报，而不是八亿条裤子换回一套客机的倒行逆施。但显然，就算我祖坟大冒青烟，这辈子能混成个什么厅长，凭一己之力也不可能实现这一宏愿。但至少，我知道该如何往哪个方向走。我知道我去非洲修水电站，就能推动这个宏愿向前前进小小一步。我的贡献跟这座大坝比是个小数点，这座大坝跟“改变国际秩序”比更是个小数点。但我十分确信，我这个二阶无穷小的贡献，必定是个正数。至少，那位高级灌浆工和他的家人在乎。河水灌进他的田地，电流钻进他的家，他的女儿打开电视，看得到泡沫剧，也看得到《走近科学》。她的眼睛翻越这个小小的斯蒂格勒峡谷，看向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玄机。那是我们曾经走过的路。推荐阅读：武大教授：孤岛效应是一大公害，是社会衰败的征兆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意味着什么？送别江平当人们追忆江平时，究竟在追忆什么？江平：高举独立的旗帜，高举批判的旗帜知华派被排挤和边缘化，最焦虑的中产群体如何改变中国？邓小平翻译高志凯：中美必有一战系谬论，美国外交正远离基辛格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今天，中国社会陷入了孤岛之中，人人自保、事事防备，每个群体以及每个单位都在创造安全舒适的生存环境，全然不顾他们同时在给别人制造麻烦。孤岛效应已经成为一大公害，它提高了社会运行成本，减弱了公共性，是社会衰退的征兆。一从2024年1月1日起，北大清华将交互身份核验信息，两校师生实现畅行互通。第一眼看，这似乎是关于“开放”的故事，但看第二眼，却发现这是一个扩大版的“封闭”的故事。很显然，清华北大师生互通的背后，其实是自绝于城市，自绝于社会。这一政策，方便了两校师生，却麻烦了全社会。它向全社会宣示：清华是北大人的清华，北大是清华人的北大，但清华北大不属于全社会。中国最顶尖的两所精英大学，以“兼容并包”文化自傲的学校，却固步自封，带头建立“土围子”，人为设置社会孤岛，让人汗颜。也许，精英大学需要重新定义了，可以比照商业逻辑，越是标榜“私享”、“私密”、VIP、独尊，就越是精英。高校的精英地位，不在于其对社会的贡献，而在于其神秘感，师生的尊贵身份。比照清华北大，如今全国有相当部分高校，都在孤岛化。孤岛化的理由简直让人苦笑不得，说是开放校园会影响校园秩序，万一学生受伤了怎么办？这种理由，简直是对大学和知识分子的侮辱，是对大学生的人格的侮辱。教授把自己当成大学的“业主”，为封闭校园叫好，让人鄙视。大学生把自己当小孩，以为封闭校园是在保护自己，让人遗憾。大学的领导者无视公共性价值追求，校长思维降低为保安思维，考虑的不是如何服务社会，而是自身“安全”，极其短视。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从各方面迹象来看，官方将进行系列纪念活动，这也符合逢五逢十的政治传统。在纪念日到来前，官方也开始推出一系列讲述毛泽东事迹的剧目，包括《向光明》、《鲲鹏激浪》、《问苍茫》等等。12月16日，求是网刊发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文章《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该文从五个方面阐释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及其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奠基作用，并与今天的现实政治相呼应。比如文章第一条写道，“今天我们深切怀缅毛泽东同志，就要深刻认识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伟大历史功勋，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过去几年，因应于内外大局变化，有一些声音对中国道路表示担忧，所以今次适逢毛泽东诞辰130周年，当官方进行高规格纪念，不免又勾起一些人的“遐想”。其实高规格纪念毛泽东与坚持改革开放并不矛盾。而官方之所以高规格纪念毛泽东，更多的是基于政治传统和政治连续性的考量。首先，高规格纪念毛泽东与改革开放并不矛盾。45年前，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标志，邓小平启动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改革开放，自此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

原本计划今早去八宝山送别江平老师的，但奈何前一天查出来中了甲流，只能作罢。看朋友圈有一些律师朋友也去了，也看到有人写文章说，送别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律师都有，包括石扉客、周泽、罗翔……这么多人去送行，不但是“看见江平”，也是看见彼此，看见一个“法律共同体”是真正存在的。昨晚重新翻看了很早之前买的江平的八十自述——《沉浮与枯荣》，看到他对邓小平所言“发展是硬道理”的解释——硬道理就是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道理，高于意识形态的道理。那时候我们整天讲意识形态，这个也意识形态，那个也是意识形态，但小平同志讲“发展是硬道理”，就是发展超越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思想，生产力是最硬的道理，生产力是没有阶级性的，不能说发展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还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紧接着，江平还延伸出第二个硬道理，那就是人的解放。“《共产党宣言》里面特别讲到了解放人的思想，真正能够把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给人以完全的自由，给人以应该能够享受到的权利，他都能够享受到，这是一个硬道理。”前段时间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了“硬道理”——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按照江平对硬道理的解释，这里至少应该包含两个层面：发展高于意识形态、把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不仅是小平时代的“硬道理”，也是今天的“硬道理”。也是在送别江平的同一天，据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峰消息，清华“铊中毒”受害者朱令去世。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朱令案的真凶到现在仍未归案。这也提醒着人们，江平走了，但他所期待的“法治中国”、“法治天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法律共同体”以及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你我他接续努力。躬耕教坛七十载，师恩无尽众生喁望弘道法治九万里，德业永怀百世流芳——八宝山东礼堂门口挽联推荐阅读：当人们追忆江平时，究竟在追忆什么？江平：高举独立的旗帜，高举批判的旗帜知华派被排挤和边缘化，最焦虑的中产群体如何改变中国？张五常为中国经济开虎狼之药，食洋不化令人失望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特效药、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如何看待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邓小平翻译高志凯：中美必有一战系谬论，美国外交正远离基辛格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江平于2023年12月19日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逝世，享年94岁。江平是中国著名法学教育家，被誉为法学界的"良心"、中国政法大学"永远的校长"。一方面是江平作为中国民法学界的泰斗，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法治进程；另一方面，无论是作为一个校长，还是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江平先生都坚持了开放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思想。当江平去世的消息传来，社交媒体很快被追忆和缅怀刷屏，他曾经留下的“名言警句”，也被人们反复提及，比如“我只坐在法律一边”、“不说违心话，只向真理低头”、“我所能做的是呐喊”、“为私权呐喊”、“自由高于一切”，当然，还有矗立在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的“法治天下”石碑。当人们在追忆江平这位法学界泰斗时，究竟在追忆什么？首先，人们在追忆以江平为代表的法学界人士对法治中国的不懈努力。江平一路走来，颇为坎坷。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他与佟柔、王家福、魏振瀛等人共同起草了民法通则，并参与了许多民商事规范的制定；在市场经济的崛起中，他与罗豪才、应松年等协作起草了行政诉讼法；物权法等重要法律的起草，他都牵头参与。在中国法治的碑柱上，铭刻下了“江平”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就在江平去世之际，实施十年的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制度或将转向引发法学界、律师界群情激愤，包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傅郁林、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教授吴宏耀、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韩旭、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江雨先后发声，强调裁判文书公开承载着法治的目标，司法公开“急转弯”明显有违法治精神。而上一次引发法学界、律师群体接力发声，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时下，虽然“全面依法治国”早已被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四梁八柱，且依法治国也早已写进宪法，十九大更是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确立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但距离“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公权力带头违法的案件更是频频刺激着人们对法治的信心。笔者此前也多次发文提到，疫情之后，中国社会面的一个突出变化是：一方面人们对法治很失望，因为疫情三年尤其是上海疫情开始，确实发生了很多跌破人们常识和法律底线的事件，比如入户消杀、随意封控低风险小区等。另一方面人们的法制意识空前高涨，这也是为何越来越多与法相关的事件能引发舆论关注的大背景，比如寻衅滋事罪存废之争、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推动出台反网络暴力法和流浪动物保护法等。因为疫情之后，法治是为数不多的能带给人们安全感和稳定感，且能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的存在。所以，江平去世后，人们一边追忆他如何为法治中国呐喊，一边也借此表达自己对于法治的朴素期待。其次，人们在追忆他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风骨和精神。在江平口述、陈夏红整理的《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一书中，江平在自序提及了两位学界知己——李慎之、吴敬琏，并总结到，“从李慎之先生和吴敬琏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在人生已届80岁时，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切切实实地继受这两个品质，高举独立的旗帜，高举批判的旗帜。”回看江平的一生，也确实做到了他所希冀的这两个品质——独立的精神、批判的精神。比如2007年，在重庆市“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中被批没有站在弱者一方故而“露出了狐狸尾巴”，被问及“到底是坐在弱势群体一边，还是坐在强势群体一边”，江平表示“只坐在法律一边”。在江平看来，“强势群体错了，强势不对。弱势群体错了，就是弱势不对。法律不能说任何情况下都保护弱势群体，这要看弱势一方对不对。如果只笼统问一句你是强势还是弱势，如果我是弱势你就得什么情况都要保护我，这就麻烦了，这就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语言，典型的民粹主义思想。我们究竟要民本主义，还是要民粹主义？”2015年12月，江平在南开大学法学院的一次讲座中指出，依法治国的前提就是扭转公法太重、私法太轻的局面，不扭转这种观念，不树立私权神圣的观念，就会和依法治国的宗旨背道而驰。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结束后，江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党的领导会不会破坏依法治国的中心思想，关键不在于强调不强调党的领导，而在于强调什么样的领导。如果我们强调党在政治上的领导，这当然是可以的，那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同样也会强调党的领导。但是，我们不应当强调党对于法治的具体领导，党不能干预法治。”所以，当人们追忆江平时，既是在追忆他为法治中国的不懈努力，追忆他的知识分子风骨，同时也在寄望于中国能真正不负这一辈法学家的努力，持续循着法治的道路前进。江平生前虽然不时就法治某方面的不如意发声，但他依然相信中国法治会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往前走。“只要继续改革开放，我们对法治天下的前途就应该是乐观的。”江平说。推荐阅读：江平：高举独立的旗帜，高举批判的旗帜知华派被排挤和边缘化，最焦虑的中产群体如何改变中国？张五常为中国经济开虎狼之药，食洋不化令人失望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特效药、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如何看待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邓小平翻译高志凯：中美必有一战系谬论，美国外交正远离基辛格从滥菜充数到00后教师自杀，为何“忙的全是形式主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在成为内地高校热门“显学”李克强最后一次总理记者会留下的思考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江平于2023年12月19日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逝世，享年94岁。江平是中国著名法学教育家，被誉为法学界的"良心"、中国政法大学"永远的校长"。一方面是江平先生作为中国民法学界的泰斗，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法治进程；另一方面，无论是作为一个校长，还是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江平先生都坚持了开放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思想。在此转载江平先生传记《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一书的自序，作为悼念。《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自序我一生中真正能称得上是故友、至交的人几乎没有，这可能与我的人生信条"君子之交淡如水"有关吧!也许是因为自己年轻时被划成了"右派"，故友和至交逐渐离去，人情淡漠，我也不敢再奢求于故友和至交了!近三十年来我在学术领域有所成就，可能与两个人的启迪有密切关系：一位是李慎之先生。我与李慎之先生交往只有五年，那是七届全国人大（1988～1993年）法律委员会期间，他是法律委员会委员，我是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经常在一起开会。他那"右派"经历与燕京大学的学历和我相同，再加上我们对政治的看法完全相同，所以我们之间的谈话，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我们去贵州视察工作的途中，他对我说:你们搞法治的，最终会发现法治的困惑在于政治，法治离不开政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你们是绕不开的。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也促使我更关心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改革。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之核心。另一位是吴敬琏先生。我与吴敬琏先生交往和合作，从北戴河中央召开的社会科学专家座谈会算起，也快十年了。我和他是同龄人，在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和出路上，我们的见解是惊人的一致。他常常讲，中国的市场经济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国家的过度干预，市场过度依赖于国家的公权力，就会造成"权贵市场经济"，所以他大声呼喊市场经济需要法治。我从经济学家那里得到了启示并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即中国现今私权的保障，仍是市场面临主要问题。从李慎之先生和吴敬琏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在人生已届80岁时，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切切实实地继受这两个品质，高举独立的旗帜，高举批判的旗帜。往时，曾参加过王铁崖教授80寿辰的纪念活动，那时，我是以晚辈身份去参加的。今天，人们以我的80寿辰做纪念活动，我是以长辈身份来参加的。从1956年从教以来，我的学生中已经退休的就难以计算；从1979年复校以来，我的学生中在政法岗位上的数以千计；从1991年我开始招博士生以来，将近20届的博士生也有近百名。我的弟子们总是劝我写一本回忆录，将我的经历留给后代。我一再犹豫之后，还是答应下来。起始是自己动手写的，把我参与立法活动的经历写了约十章近十万字左右，又彷徨起来了，这些破烂东西有谁去看呀？一停笔就是半年多。后来我的学生赵旭东和其他学生们结合我八十寿辰的纪念活动，给我配备一位助手，由我口述、他记录整理、我再修改的方式，形成了这本40多万字的自传。感谢陈夏红先生的辛勤努力，使我的自传在我80岁生日的2010年正式问世，也算是自己人生的回顾与总结吧!出版成书后，叫个什么名字呢？我自己诗词集中最喜爱的一首是《临江仙·悲歌》："千言万语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翻云覆雨人间事，过耳过目无穷。谁主沉浮与枯荣?欲平心中愤，唯唱大江东。"于是，从中选择了"沉浮与枯荣"作为书名，讲述了自己80年的"沉浮与枯荣"。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也不那么重要了，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法学界的后辈们有所启迪，那就不辜负写这本书的初衷了。谨以此序献给亲爱的读者。推荐阅读：知华派被排挤和边缘化，最焦虑的中产群体如何改变中国？张五常为中国经济开虎狼之药，食洋不化令人失望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特效药、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如何看待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邓小平翻译高志凯：中美必有一战系谬论，美国外交正远离基辛格从滥菜充数到00后教师自杀，为何“忙的全是形式主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在成为内地高校热门“显学”李克强最后一次总理记者会留下的思考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在落户港大之前，李成在美国学习、工作的时间达38年之久。1985年到美国读硕士、博士，2006年加入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张五常给中国经济开的药方，一副虎狼之药！这个药方的谬误在于，以当前的超高失业率和大众收入增速，如果把CPI推高到6%，经济能不能恢复不知道，首先很多人就得先饿死，很多老百姓辛苦卖命工作好不容易才积攒的那一点钱，都得被通胀在几个月内甚至在一夕之间洗劫一空。事实上，任何高通胀，不管怎么解释，都是治理无能的表现，是对穷人的合法洗劫。穷人不比富人，没有办法通过在全球范围和不同领域进行资源配置规避通胀，甚至还可以在通胀中实现财富倍增。穷人因为收入有限，只能通过牺牲生活品质，降低生活质量，压缩必要的生活开支，用肉身对抗通胀。6%的CPI对张五常和富人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绝对是灾难性的！张五常说推高通胀只是短期内不得已的临时性举措，而且6%也不是太高，还不到两位数。问题在于：第一，通胀这个东西，一旦起来，谁能保证只是临时性的？谁敢保证一定会被控制在6%而不会失控到16%或26%？如果到时候通胀失控，经济崩溃，张五常可以轻飘飘再来一句说国家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否则会如何如何，或者摸摸鼻子说，不好意思自己错了。已经失控的经济怎么办？十几亿人的生活怎么办？14亿中国人呐，到时候谁为这个结果负责？回顾历史就可以知道，驯服通胀的难度一点都不比刺激经济容易，而通胀失控导致社会经济崩溃的教训则太多了，张五常作为经济学家，不至于没有学过经济史吧。第二，即便能把通胀精准控制在一年时间，请张五常先生自己先一年内吃糠咽菜，尝尝是什么滋味？看看自己能不能坚持？如果自己都坚持不住，自己都不愿意饿肚子，那么，有什么资格要求国家冒着经济可能失控崩盘的风险、老百姓冒着可能倾家荡产的风险，坚持熬一年呢？这就是咱们很多“专家“、官员和部门地方的通病，也是他们不受人尊敬的原因，自己一点损失都不承受，一点牺牲都不愿意付出，却总在给老百姓上课讲道理，让老百姓牺牲付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一点都不懂。事实上，如何让经济恢复活力，如何让大家对经济未来、对市场恢复信心，关键在于增加社会就业，提高民众收入，降低老百姓债务负担与利息支出，包括用最简单粗暴效果却立杆见效的发钱等措施，也包括边际效应已经不那么明显的投资。从长期和根本层面，还在于建立一个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在于对市场对资本有全面正确的透彻认识，在于政治信誉的建立。无论从刺激消费入手，还是像张五常建议的那样从通胀刺激，都属本末倒置。张五常建议的另一个不妥之处，是他经济学精英视角的“本本主义”和自我迷失。大家看一下吧：一谈到经济政策与建议，开口弗里德曼，闭口费雪，唯独没有他自己。弗里德曼和费雪确实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为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实践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书我上学时也都读过。但是他们的理论与实践是建立他们那个时代经济与社会基础之上，不是建立在今天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之上，怎么可能他们几百年前、几十年前的理论主张和实践经验，完全照搬到今天这个无论各方面和当时西方都差异悬殊的国家仍然能处处灵验呢？这是什么？这就叫“食洋不化”，难听点说，就是把洋人的吃过的药神话成了灵丹妙药，把洋人说的话当成了祖宗家法。退一万步说，即便张五常先生甘愿皈依洋宗，这些洋人的理论和实践在当时正确，在今天也完全正确，一点都质疑不得，变不得吗？恐怕不见得吧！即便我朝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都在因应时代发展与社会条件变化，在根据不同时代面临的任务和挑战需要不断丰富、不断完善，其生命力正来源于对它的不断质疑与扬弃更新。相反，看看历史上那些抱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朝代是什么下场？那些抱持政经或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国家是什么样子？废物啊，张五常现在真是个废物！一个曾经那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如今退化成这个样子，真是悲剧！推荐阅读：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特效药、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如何看待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邓小平翻译高志凯：中美必有一战系谬论，美国外交正远离基辛格从滥菜充数到00后教师自杀，为何“忙的全是形式主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在成为内地高校热门“显学”送別李克强：一定要把法治的理论和信念传递下去我们终于和八十年代的热情不告而别01专访李山：悼念李克强，最好方式就是坚持改革开放李克强最后一次总理记者会留下的思考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此前的12月8日，中央政治局曾召开会议研究2024年经济工作，对明年的经济工作定调。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对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的进一步细化与落实。抛开形式上的客套话，我们首先看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如何看待当前经济面临的问题。会议认为，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主要包括：（1）有效需求不足；（2）部分行业产能过剩；（3）社会预期偏弱；（4）风险隐患仍然较多；（5）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6）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会议对整体形势的判断是：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增强信心和底气。今后的经济工作重点抓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包括：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严控一般性支出，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此外，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会议还要求，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具体来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如下工作重点：一是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二是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三是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一批举措。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四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拓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认真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切实打通外籍人员来华经商、学习、旅游的堵点。五是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为稳定全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整体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延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基本要求。如果单从会议公报的文本内容来分析，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有如下几点值得重视。一是对中国经济面临问题及严重性的认识比过去要深。会议认为“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的说法，显示高层认识到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比过去要严峻。不过，对于关键问题的判断仍显不足。在我们看来，中国“有效需求不足”只是表象，但问题远不只是“社会预期偏弱”，而是全社会——民营企业、在华外资企业和消费者对国内经济的信心不足。为什么全社会的信心不足？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二是在应对经济走势放缓的思路和重点工作方面，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未提出特别有效的应对之策，或者给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政策亮点”。不过客观来看，对中国这样一个已经进入持续放缓“惯性”的大国经济，并没有什么特效药，也不要期望有短期政策能扭转局面。三是中央期待地方在明年的经济工作中有更多创新实践。比如，会议指出，“要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此外，“在政策效果评价上注重有效性、增强获得感。”这些带有“实用主义”的看法，更多是希望地方在解决经济困境中发挥更多作用。四是强调明年的经济工作在政策实施上要强化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在我们看来，协同联动一方面体现在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区域之间的协同与合作。实际上，今后的经济工作如果只是局限在行政区划之内，将会越来越难以获得成功，必须加强协同与合作。五是在下一步的重大改革任务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未给出明确的指示。今后的改革要改什么？这一点现在并不清楚。从二十届三中全会迟迟未召开来看，对于改革问题的思路确定、方向选择、目标设定，可能还没有形成定论。因此，在重大改革方面，社会可能要适当降低预期。六是今后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舆论引导，可能会比过去更严格。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这实际上是对今后的国内舆论定了方向，要多唱好，少唱空；多栽花，少种刺。在涉及中国经济的舆情方面，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官方指引或要求。最终分析结论（Final

当地时间2023年11月29日，基辛格咨询公司发布声明称，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去世，享年100岁。基辛格去世后，政界、学界、媒体界纷纷表达追思和哀悼，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地缘政治家、外交界、学者，基辛格过去半个多世纪一直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退休后，仍在关心国际形势，并不时就重大问题发声。其所秉持的现实主义外交，也饱受争议和诟病，甚至被批驳为“无原则”、“无底线”。在去世前，基辛格还在专注于人工智能的研究，同时警告中美，人类的命运取决于中美两国能否和睦相处，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留给双方寻找相处之道的时间，只剩下未来五到十年。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从上世纪70年代秘密访华到今年7月最后一次访华，已有100多次到访中国。基辛格去世后，《香港01》记者专访了苏州大学讲席教授、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高志凯1983年加入外交部翻译室，并担任邓小平英文翻译。1985年、1987年，在外交部两次参与接待了基辛格，担任其英文翻译和中文翻译，并陪同基辛格参访了北京故宫、陕西西安、云南昆明、云南石林等地。1988年离开外交部后，高志凯获基辛格推荐就读耶鲁大学，并于1993年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邓小平对基辛格访华高度重视”在谈到上世纪80年代与基辛格的交往，高志凯坦言印象最深的有两点，其一是中国领导人对基辛格访华的重视。“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我记得小平同志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两个人来访问中国，我一定要见，一个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一个是美国前任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当时邓小平已经在鼓励干部年轻化，所以很多外事活动都在减少，但他对外交部说的很清楚，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他一定要见，可想而知邓小平同志当时高度重视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以及更赞赏基辛格博士对于促进中美两国相互了解和合作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其二是基辛格的备忘录。1985年陪同基辛格访华走访各地时，高志凯与基辛格一路畅谈，高志凯回忆道，“基辛格博士有一个特点，每次跟中国领导人见完面都会亲手写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他后来都交给了当时的美国总统。不管时任总统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所以在这一点上，基辛格有一种跨越两党的精神，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除了跨越两党的精神，高志凯还谈到了基辛格看待问题时的历史纵深感以及对中美关系始终如一的看法。“基辛格博士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大学者，他对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都了解比较深，所以在面对任何一个问题时，他经常会把时间跨度拉长，也正是因为有很深的历史功底，所以他对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情都看得比较深刻，也更加的准确。”在2011年出版的《论中国》一书中，基辛格展示了对于中国历史乃至中华文明、文化的深入研究。高志凯坦言，基辛格生活在一个过去、现在、未来打通的时间空间中，“他对于美国的情况很了解，对于欧洲的情况也很了解，对于中国的情况他读了很多书、做了很多研究，所以他既可以用美国眼光看世界、看中国，同时又能够根据中国悠久的历史来看待美国这个才几百年历史的国家。”而反观基辛格之后的美国政界、学界，高志凯表示“往往是就事论事，没有历史的支撑，也没有向未来展望的勇气和能力。”故此，基辛格去世之后，才有了“美国再无基辛格”的慨叹。从“中美必有一战”到“中美不可避免的和平”过去几年，随着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美必有一战”、“文明的冲突”、“修昔底德陷阱”等风行于美国政界、学界。今年5月，在百岁生日前，基辛格接受《经济学人》八个小时采访时提到，现在的美国政府和当年比起来，被狭隘的短期利益裹挟，完全忘了怎么和中国打交道，也完全不愿意去了解真正的中国，而且“有中国经验的官员都被美国国务院淘汰了。”如此造成的一个后果，便是对中国的严重误判。基辛格说，在华盛顿，“他们说中国想要统治世界……但答案是他们（中国其实）想要强大，”“他们并没有像希特勒那样想要统治世界，这不是他们对世界秩序的看法，他们也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对中国来说，中国最大的恐惧是国内动荡，历史上中国屡屡将外国拒之门外，无论是修建万里长城，还是闭关锁国，本质是要与外界世界隔绝，不让外部势力，破坏内部，引发内部动荡。”事实上，自上世纪秘密访华开始，秉持现实主义外交理念的基辛格就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应该友好相处。高志凯对此亦表示，1970年代的时候，中国总体来说经济规模还很小，各方面发展水平也比较低，但美国当时已经是超级大国了，从基辛格的角度来说，他能够看透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尤其是未来的潜力，他能够独具慧眼看到中国将来一定会成长起来，并且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对美国来说，中国是一个重要机会，促进中美了解和相互合作，不仅对中国有利，对美国也有利。“这样的理念持续了50多年，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不管是起始阶段，还是后来中美关系蓬勃发展进入蜜月期，以及2017年以后中美关系陷入低谷，面临重大挑战的时候，基辛格从来没有丧失对中美关系未来合作前景的信念。”至于美国各方竭力渲染的“中美必有一战”，在高志凯看来这一理论实则是一个谬论，因为该理论所引证的战例使用的都是常规武器，但今天的中国和美国不仅是重要的常规武器国家，更是核武器大国，所以不能把对于常规武器战争案例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作用于中美两个核大国。对于中美关系，高志凯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中美之间不可避免的和平。“中美之间尽管政治制度不一样，政治理念不一样，走的路不一样，举的旗不一样，但可以相互尊重，最后取得共同发展，诸多‘不同’应该使彼此变得更加强大。”“中国的成功绝对不应该建立在美国失败的基础上，美国的成功也不应该建立在中国失败的基础上。”至于中美如何达至不可避免的和平，在高志凯看来，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中国必须强大，美国也继续强大，中美之间不容做出任何的误判。“如果有一方觉得可以将对方摧毁，而且没有后果，那就不可能实现中美之间不可避免的和平。”所以对中国来说，“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但是我们加强国防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去称霸世界，而是确保中美之间实现不可避免的和平。”在冲突的世界寻找“利益交汇点”从俄乌战争到以巴冲突，面对四处起火的世界，和平变得愈发重要。而维持和平的前提，便是从“不同”中找到共同的利益交汇点。12月2日，总书记向2023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致贺信时亦提到，“我们坚定不移致力于扩大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动力、新机遇。”在谈到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时，高志凯也谈到了共同利益如何最大化的重要性。“中国有中国的利益，美国有美国的利益，我们之间不可能所有问题都是相互一致的，肯定会有分歧，有分歧怎么办？是应该通过接触和谈判相互了解对方的底线，然后求同存异，使得共同的利益能够最大化，这一点至关重要。”“反观美国，尤其是2017年之后，走到了一个极端，为什么？因为美国忘了国与国之间的根本公约数是利益，而不是价值观念、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中国的价值观念跟美国的价值观念能够一样吗？难道美国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在中国头上吗？或者说，中国难道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到美国头上吗？美国老是把一些价值挂在嘴上，但是整个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能够接受美国的所有价值观念吗？”高志凯就此总结道，“当一个国家把价值挂在嘴上的时候，而且因此放弃了对于整个国家利益的根本分析和判断的时候，我觉得是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基于国家利益而非陷于某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也正是基辛格现实主义外交所追求的目标。“基辛格人走了，精神财富还在，我们如何将其发扬光大，确保中美之间不可避免的和平，乃当务之急。”推荐阅读：从滥菜充数到00后教师自杀，为何“忙的全是形式主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在成为内地高校热门“显学”送別李克强：一定要把法治的理论和信念传递下去我们终于和八十年代的热情不告而别01专访李山：悼念李克强，最好方式就是坚持改革开放李克强最后一次总理记者会留下的思考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12月5日，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发布最新的报告称，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不变，但将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对于这一评级展望的调整，穆迪给出了一些理由，即经济增长放缓、地方债务风险积累，以及房地产下行对地方财政冲击加剧等等。在此之前，穆迪曾在2017年将中国的评级从Aa3下调至A1，展望调至稳定。时隔近6年之后，穆迪调整对中国的信用评级展望，反映了其对于中国债务风险前景的悲观态度。其对于中国2024年、2025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分别调降到4%。穆迪预计，2026年到2030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预期为3.8%，可见，其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同样持悲观的态度。对此，中国财政部可以说迅速作出了回应，对此“感到失望”。财政部依据穆迪所指的“三大风险”，进行了针对性的解释。其提到了国内经济三季度以来已经企稳回升，稳增长的前景趋于乐观；中国通过特殊再融资债等方式处置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诸多化险措施；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支持，以及地方财政受房地产下行影响有限等理由予以辩解。财政部的及时反应，其实表明对于评级展望的调整已经有所准备。不过，穆迪调降评级展望的决定，还是成为导致当日国内A股市场大幅下跌的原因之一，也反映了市场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期不稳。从穆迪的角度来看，其对于中国评级展望调整并非个案。在8月份惠誉调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之后，今年11月，穆迪也对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并维持其评级不变。其给出的理由是美国联邦债务的不断积累，以及美国国会、政府等对美国财政预算的政治化干预影响到偿债的稳定性。另外，穆迪对于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和金融领域都给予了负面的预期。因此，对于中国主权信用展望的调整，也是穆迪对于信用风险的趋势判断的一部分，给予了和美国相同的“待遇”。值得注意的是，穆迪此前对于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预期同样不乐观。今年9月，穆迪对国内整个房地产行业展望调至负面，之后，陆续下调了万科等多家“优质”房企的评级。其认为虽然政府加大了政策支持力度，但预计目前措施不会带来销售的持续回升，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仍然没有恢复，未来6-12个月中国房地产市场将继续下行。因此，房地产市场风险，不仅本身拖累了经济增长，也导致地方债务风险恶化，是穆迪调整中国主权信用的主要负面因素。事实上，即使惠誉、标普没有针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进行调整，但这两家评级机构同样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风险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不看好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的发展。标普在今年6月国内经济最低迷的情况下，维持了中国信用评级A+不变，展望同样维持稳定。不过，标普近期再次表示，2024年仍是房地产销售的筑底之年，全年商品房销售额在2023年的基础上下降5%左右，主要由于高能级城市的销售企稳不足以弥补低能级城市需求低迷的影响，同时信心的恢复和人口的增长情况也对销售额构成一定压力。惠誉在11月份确认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水平为A+不变，评级展望为稳定的同时，也谈到，“从评级的潜在路径来看，我国名义GDP增速放缓叠加房地产行业展望恶化或会加剧与高杠杆经济体相关的挑战，并给主权资产负债表带来风险。在中国的公共财政指标相较A评级国家有所下降的背景下，前述发展态势尤需纳入考量。”就此来看，三大评级机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和房地产发展的看法基本类似，只是在风险演化的程度上有所分歧。从评级机构调整评级的影响来看，三季度以来，国内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已经越来越明显，穆迪此时调整评级展望，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将明显小于此前二季度末的时点。同时，在中资美元债违约高峰已过、外债规模有限的情况下，评级展望的调整并不会带来太多技术上的影响。当然，短期来看，其对于中国的影响更多还是在于短期的资本市场流动上。不过，与投资机构不同，评级机构调整信用评级，具有长期性，反映的是对长期前景的趋势性变化。在本身市场预期不稳的情况下，穆迪下调评级展望，可能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带来恐慌性打击。在这方面，中国财政部的回应也表现了对此问题的敏感性。当然，财政部的回应有充足的依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中国经济的韧性应有充分的估计。目前来看，尽管国内政府债务仍然累计，但在政策干预之下，仍不足以带来政府公开债务违约的出现。虽然如此，房地产稳定和前景是关系中国经济稳定的一个“共性”问题。此类风险的不断发酵，也是导致目前信心不足的主要原因。因而，发展政策上不能对目前国内经济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予以忽视，继续盲目扩张债务。需要指出的是，作为金融领域的“三大风险”，无论是房地产的问题，还是地方债务的风险，都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通过结构性的改革来改善，通过长时间的稳定发展予以消化。这需要防风险政策的持久性，更需要宏观政策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才能巩固对未来的信心，稳定预期。最终分析结论（Final

近日，内地舆论场有两起社会新闻引发关注，且都跟积重难返的形式主义相关。其一是北京一垃圾站为达垃圾清运指标，用新鲜白菜切碎当厨余垃圾；其二是河南某小学一00后女教师吕某因不堪教学工作之外的重负自杀。对于第一起事件，事发所在地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发布情况说明称，经核查，涉事员工陈某，因月底尚未完成当月厨余垃圾分拣任务，遂将公司内部食堂的白菜充当厨余垃圾进行处理，央广网就此评论道，“这是典型的弄虚作假、形式主义”，“如果滥‘菜’充数，不仅与垃圾分类的环保理念相违背，带来的其他恶劣影响，也实在不浅”，“需要汲取教训和排查的，不只是食物浪费行为，还有不合理的‘垃圾分类任务’考核指标”。对于第二起事件，舆论普遍关注其自杀前留下的遗书。吕某在遗书中写道，“我从来没想过，作为一个小学老师会这么的难，面对学生很想真的做到教书育人，但是学校的工作，学校的活动，领导的检查，让我们这些没有培训过就直接当班主任的毕业生像入了牢笼，牢笼一点点缩小，我们每天都提着最后一口气上班。”吕某进而质问道，“什么时候老师才能只做教书育人的工作？不幸福的老师怎么能教出来积极乐观的孩子呢？”这两起事件并非孤例，而是弥漫于社会中的形式主义的最新例子。北京垃圾站工作人员将白菜充当厨余垃圾，显然是为应付本就不合理的考核指标，为何会有这样脱离实际的“垃圾分类任务”？河南自杀教师遗书中指出的压倒教学任务的“学校的活动”、“领导的检查”，究竟是学校的问题，还是更高层级的问题？早在今年6月，《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就直言“忙的全是形式主义”。“前两天过节，和一位不同行业的退休干部聚会。他向我抱怨，他原单位里如今弥漫着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他说：老胡，这是怎么搞的，他们现在基本全躺平了，唯一想的就是别出事，别摊上责任，忙的全是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这位退休公务员的感受令人深思。国家正在开展针对形式主义的坚决整治，期待取得真实效果。现在人们对一些地方可能会用形式主义对付反对形式主义很担心，希望这个问题受到高度重视。形式主义的病根是官僚主义，要同时拆除官僚主义对形式主义的屏障保护。”今年两会之后，中办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该方案提到要防止嫌贫爱富式调研，避免扎堆调研、好仓调研、重复调研，不增加基层负担。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搞作秀式、盆景式和蜻蜓点水式调研，防止走过场、不深入，要在调查的基础上深化研究，防止调查多研究少、情况多分析少，提出的对策建议不解决实际问题。该方案同时提到，“对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的问题，对涉及多个地区或部门单位的问题，上下协同、整体推动解决”。其后，从中央到地方均成立了规模不一的调研小组展开相关调研，至今过去半年时间，人们实际感受到的却是“忙的全是形式主义”，问题究竟出在哪？又该如何拆除官僚主义对形式主义的屏障保护？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吕德文在一篇反思基层官僚主义的文章中写道，“反官僚主义是对的，也是必须的。只不过，反的重点不在基层。基层在官僚体系的‘命令—服从’系统中，只有服从的份，他们在工作中已经受够了，完了还要受另一套超越官僚系统的政治话语的压迫，这就很不合适。如果非要反基层的官僚主义，那么，就改变他们在‘命令—服从’系统中的地位，让他们对政策制定也有点参与权，也可以反向操作，给各个实权部门打分考核。最合适的，还是让他们有点自主性——给他们自主权，他们有权不用，那叫做‘不作为’；他们有权任性，那叫做‘乱作为’。”也因为这样的“命令—服从”系统，所以邓小平才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昨天教育部已经要求学校将课间十分钟还给学生了，接下来，也是时候让垃圾分类回归实事求是，让老师回归教学的本位了。推荐阅读：我们终于和八十年代的热情不告而别01专访李山：悼念李克强，最好方式就是坚持改革开放李克强最后一次总理记者会留下的思考于品海：美国的折腾何时可以停止重建市场信心与中国发展的底层逻辑93岁王赓武正在研究的问题，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大命题强世功转任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香港问题”的新视角巴以“全面战争”爆发，欧美的震惊和谴责已经说服不了中东从《罗刹海市》到《大梦》：一触即燃的公共情感正“脱实向虚”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成立大会。根据该校官方公众号发布的消息，今年四月，中国人民大学正式进入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和国家民委四部委批准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的28家高校科研院所名单。这也意味着，中国人民大学之外，其他27家高校科研院所将陆续成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相关研究正在成为一门“显学”。按照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林尚立在成立大会上讲话透露，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开的研究基于四个方面的问题意识：其一，打造自主的民族理论知识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理论知识体系；其二，加强中华民族史研究，着力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掌握历史叙述权和话语权；其三，结合治国理政实践，推动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整合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力量，从多个角度探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和政策保障；其四，以研究院为平台，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大中小幼一体化发展，在各个层级学生中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意识，与10月27日政治局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第九次集体学习的精神一脉相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早由总书记在2014年5月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彼时总书记强调要“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十九大报告并载入《党章》和《宪法》。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系统论述，并将这一概念提升到新时代民族工作“纲”的高度，所有问题都要向此聚焦。且在多次讲话中，总书记都提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概念。无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是认识多元一体格局。回看过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经历了从学术话语到政治话语的转变。1988年，社会学家费孝通最先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概念，并指出“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此概念一经提出，便引发巨大反响，被认为是“研究中华民族结构的核心理论，是解开中华民族构成奥秘的钥匙”，“对中华民族构成的全局和中国的民族问题作了高层次的宏观的新概括。”十八大后，最高领导人开始加速民族融合并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研究的理论范式发展为民族政策话语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比如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指出，“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亦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并被提升到新时代民族工作“纲”的高度，可以预料，这一政治话语将成为学术研究话语，与多元一体格局这一理论范式共同构成新时代民族政策的支柱。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在内的28家高校科研院所成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只是迈出的第一步，随着内外变局以更剧烈且深刻的方式展开，挑战将比费孝通提出多元一体格局之际预料的更大、更广泛。推荐阅读：送別李克强：一定要把法治的理论和信念传递下去我们终于和八十年代的热情不告而别01专访李山：悼念李克强，最好方式就是坚持改革开放李克强最后一次总理记者会留下的思考于品海：美国的折腾何时可以停止重建市场信心与中国发展的底层逻辑93岁王赓武正在研究的问题，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大命题强世功转任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香港问题”的新视角巴以“全面战争”爆发，欧美的震惊和谴责已经说服不了中东从《罗刹海市》到《大梦》：一触即燃的公共情感正“脱实向虚”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中国唯有实现法治，才能保障国家的繁荣安定，才能保障改革开放政策延续性——龚祥瑞教授。十余年前，在法律出版社的朋友，送我一本该社新出的《法律的正当程序》。收到这本书的时候，并不深以为意，而如今前两位译者李克强和杨百揆都以68岁的同样年龄，同样的原因，猝然离去，再翻起这本书，不禁又让人有悲从中来的感觉。谈起这本书，还要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龚祥瑞教授谈起，他也是丹宁勋爵法律著作丛书翻译的总策划，更是译者们的亲密业师。龚祥瑞生于1911年，浙江宁波人。1931年从沪江大学转入进入清华大学政治系学习，师从钱端升、萧公权、张奚若等巨擘。1936年大学毕业后，蒙钱端升推荐，龚祥瑞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继续深造，师从英国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学家之一、“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主要开创者拉斯基（拉斯基也是一位政治家，后来曾经担任工党领袖，本来有机会入阁拜相，奈何英年早逝，错失了机会)。龚祥瑞成长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乃至世界最优秀学者的点拨，加上他的学术天赋，使得他成为民国时期极少有的，受到宪法学和现代政治学系统训练的人才之一。1940年，龚祥瑞收到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三人联署的聘书，进入西南联大，担任副教授，可谓站在中国最高的学术起点。可是，龚祥瑞所学的东西，在当时中国俨然如“屠龙之术”，无用武之地。民国时期的中国内忧外患严重，造就一个强大政府，领导人民实现国家完全独立和基本工业化，是当时人们感觉最急切要达到的目标。即便是在知识界，也普遍忽略建立一个权力受到充分监督的政府，对于国家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性。反而大家都觉得，如果能有一个政治集团或领袖人物，能够带领民族走出苦难，我们宁可把自己拥有的权力让渡给他们。正所谓民主科学让位于富国强兵，民权让位于救亡图存，事后也证明，中国人为这种急功近利付出了代价。所以，龚祥瑞纵然通晓古今中外法治之道，必然不会被内心急于集权的国民党所接受（虽然国民党不得不做一点宪政的表明文章），也在当时民国知识分子中没有多少市场。在1949年政权更替的时候，龚祥瑞毅然选择了留下来建设新中国，即使他到晚年也不后悔做出这样的选择。令他欣慰的是，建国初期旧社会的很多弊病被革除，国家各项事业欣欣向荣，人民享受到久违的安定。但是龚祥瑞教授及他所坚守的法学的处境并没有任何改善，反而因为他的法学思想系从西方学来“资产阶级法学理论”，更与新社会格格不入。1954年，龚祥瑞教授进入北大任教，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我检讨、自我思想改造，彻底肃清以往接受的“思想毒素”，而他在建国后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即与导师划清界限的《批判拉斯基改良主义的国家学说》（《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9月）。龚祥瑞当时的确是抱着一种诚意自我反省态度，重新塑造自我，但是接下来的时间，他仍没有多少机会从事教学科研，多数时间用在了下乡劳动改造、社教和四清。最悲惨的则是那十年，龚祥瑞被无数次批斗，而批斗自己的很多人是曾经教过的学生，周围看着长大的孩子。在最严重一次批斗中，学生们愤怒地殴打年过半百的龚教授，他腿上的一块肉被打掉；当年西南联大同事的妙龄女儿，竟然兴奋地看着他在游街中丑态百出——这一切让他感觉到很多年青一代人性的异化沦丧，更让他感受到法律对于维护一个社会基本道德和正义，是多么的重要！1968年，已经57岁的龚祥瑞教授被疏散到北大在江西鄱阳湖畔开设的实验农场，继续接受改造。龚教授在这里负责放牛，终日起早贪黑与牛为伍，吃不饱、住不暖，同事去南昌进城办事，捎回来一包萝卜干，即是难得美味。到1971年回北京的时候，龚先生牙齿已经掉光，并且患上了肺结核，颇显老态龙钟。1980年，已经69岁的龚祥瑞教授终于有机会重返讲台，他自称开始进入“学术黄金期”，而当时人均寿命也不过63岁，换到现在，龚祥瑞先生已经是耄耋之年的高龄老人，这个“黄金期”迟到了近40年。经历了半世纪沧桑变幻的龚祥瑞教授，此时下定一个决心，一定要把法治的理论和信念传递给学生，只有法治才能实现社会的持久才能安定，守护每一个人。龚教授以及王铁崖教授、罗豪才教授可谓爱生如子，对他们关怀无微不至，尤其是龚教授把自己并不宽敞的家中开辟出一个“公法学沙龙”，自己备好花生米、酒，供大家闲谈阔论之余品用。而他的学生们，多数也都被十年动乱耗费了大半青春，此时更是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学习教授们大半生心血积累的理论知识。积极参加“公法学沙龙”的法律系学生王绍光、李克强、陈兴良、王建平、陶景洲、刘凤鸣，以及国际政治系学生杨百揆、刘庸安，在龚教授看来，都是国之栋才。（龚祥瑞教授、罗豪才教授与学生们的合影。从左至右为：陶景洲、魏定仁、姜明安、罗豪才、龚祥瑞、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王建平）此时，龚祥瑞教授获得了英国上诉院院长丹宁勋爵的系列丛书。丹宁勋爵担任英国最高级法官30多年，依据判例经验，推动了英国司法改革，促使普通法系判决从前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型，被视为司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尤其是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书指出，“所有权力都是可以被滥用或误用的”，必须不断制定出新的法律和新的司法程序，防止对权力的滥用和误用，才能实现公正。目睹了太多中国现代化转型中龚祥瑞，对此感同身受，他立即在自己的同学中物色翻译人选，把这套丛书介绍给国人。法律系77级的李克强无疑是理想人选之一，他极其刻苦，不仅法学理论学地好，还特别有思想原创性，毕业前后就写下多篇学术论文。李克强外语底子很弱，但是经过这几年努力，突飞猛进，还翻译了《英国宪法资料》，被全国人大法工委采用，由他来翻译这本书，无疑是非常合适的。国际政治系的杨百揆也是一个理想人选，杨百揆是文革中的“老三届”，入学后不仅是学霸，更是因为被北大学生会推举为海淀区人大代表候选人，有模有样地跟其他几位候选人辩论（中央书记处和全国人大也对此表示谨慎支持，派人认真了解情况，以为完善基层自治做参考），成为北大风云人物之一。刘庸安则是从1967年起在外文印刷厂做了11年工人，业余最大爱好就是读外文书，因此，对翻译这一行也不陌生。三位同学虽然课程非常紧张，但是翻译工作一丝不苟，据刘庸安回忆，他们会对一个词语或句子的译法反复推敲，然后再去请教龚教授。一次，李同学在西苑饭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恰好与季羡林先生分到同一间居室，李同学趁机请教季先生书中的一个古英语词汇怎么翻译，没有想到，第二天季先生特意回家中查询辞书，为李同学指出这个词语的几种译法。到1982年他们毕业的时候，《法律的正当程序》基本完稿了。1984年龚祥瑞教授访问英国，经英国一些律师的引荐，终于有机会和丹宁勋爵见面。丹宁勋爵此时已经85岁高龄，但是为了体现对中国客人的尊重，竟然乘坐出租车，亲自从家乡来到伦敦与龚祥瑞教授见面。当龚祥瑞教授拿出《法律的正当程序》中文译文，展示给丹宁勋爵，并告诉他，他的著作在中国深受法律界年轻人欢迎的时候，丹宁勋爵激动地老泪横流，欣然为中文译本写下了序言。接下来，有必要再谈谈这四位北大师生后来的故事。龚祥瑞教授活到了85岁，于1996年去世。他在人生最后的时光，忘我地投入到中国法学研究，培养法学人才。用他的话来说：培养中国法治人才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唯有实现法治，才能保障国家的繁荣安定，才能保障改革开放政策延续性。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完成了的学术自传，题目为《盲人奥利翁》，他认为自己就像希腊神话中苦苦追寻光明的奥利翁一样，没有等到光明即已去世，他寄希望于后人努力，把法治的光明普照中华大地。他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大口喘着气，告诉来看望他的青年法学家和司法工作者们：“一个法律人要不怕强权，要敢于维护法的尊严，为老百姓伸冤、鸣不平，还要准备遇到各方面压力。但只要坚持的是真理，成功终归是属于你的”。他去世两年后，李克强开始主政河南，继而担任辽宁省委主要领导。他在河南施政中提出政府要接受人大监督，并且坦诚自己也愿意接受各方面监督批评；他在辽宁指出，加强法治建设，构筑“法治辽宁”也是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一个重要部分，后人总结为“东北振兴、法治先行”，这无疑对解决当下东北发展困局有启示意义。2013年他担任共和国第七任总理后，不断强调：要把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无论任何人、办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权限；对于民众“法无禁止即可为”，对于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只有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只有以权力“瘦身”，才能为廉政“强身；不仅要监管老百姓，还要监管监管者，决不允许搞选择性执法、任性执法。这些无一不道出了法治社会的真谛，无一不显示出丹宁勋爵和龚祥瑞教授法治思想对他的影响。经过他的努力，从2013年到2022年，中央部委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2183项，各省区市取消调整36986项，全国三分之二行政审批被拿掉，政府权力大大瘦身；他力行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如今各级财政供养部门都要依法公开经费支出信息、供养人员数量，公民也可以依法申请某些信息的公开；他主导各级政府制订《行政程序条例》，主持制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政府督查工作条例》，力推政府按规矩行使权力。可以说，在他的推动下，中国行政领域法治化前进了一大步。而另一位主要译者杨百揆在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从事学术工作，延续了龚祥瑞先生的事业。他接着翻译了丹宁勋爵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法律的训诫》，此后又撰写了《现代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研究》、《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美国总统及其选举》、《西方文官制度》等著作，成为最早引入现代政府管理理念的学者之一。在杨百揆晚年岁月，笔者与他有所接触。他仿佛看淡了所有一切，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过去，更从来不提及与国家领导人过去的交往，也很少对历史或政治发表置评，每次都是闭目养神，听大家的讨论。他的家人都移居加拿大，唯有他还留恋不舍得离开中国，他每天很规律地在早上发表一条朋友圈，不多不少，只有一条。2019年8月，笔者多日不见他推送朋友圈，原来68岁的他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在家中，直到数日之后邻居才发现。最后一位译者刘庸安先生，毕业后到中央编译局工作，先是成为一名出色学者，撰写了大量介绍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主义理论的论文，为我们反思苏联模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继而担任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主持翻译、出版了诸多优质政治学、法学书籍，使得该社成为我国最优秀的思想理论方面出版机构之一。文章的末了，我们可以发现，百年来中国法治思想从无到有，从涓涓细流到成为社会共识，正是像钱端升、龚祥瑞和他的学生们，一代代“播火者”不断推动的结果。而我辈凡人，虽然不能通过思想和权力改变社会，但是仍应该从我做起，关心法治建设，坚守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只有全体国民自身不断努力，才能真正让法治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推荐阅读：我们终于和八十年代的热情不告而别01专访李山：悼念李克强，最好方式就是坚持改革开放李克强最后一次总理记者会留下的思考于品海：美国的折腾何时可以停止重建市场信心与中国发展的底层逻辑93岁王赓武正在研究的问题，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大命题强世功转任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香港问题”的新视角巴以“全面战争”爆发，欧美的震惊和谴责已经说服不了中东从《罗刹海市》到《大梦》：一触即燃的公共情感正“脱实向虚”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改革开放推开一扇门后，微弱的光明穿透高墙进入寻常百姓家。因为天黑了太久，所以突然看到光明，管他是温馨的阳光还是灼人的烛火，每个人都不遗余力地扑了过去，即便是飞蛾扑火，也很知足幸福。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于10月27日0时10分在上海逝世。李克强担任总理10年期间，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始终坚持推动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方能有今日成果。《香港01》专访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紫荆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山，从其过往向李克强建言“改革红利”政策受到采纳，以及随侧协助改革省属国有企业的经验，细部评价这位平实且接地气总理的经济功绩。香港01：您如何评价李克强主政期间的经济工作表现？李山：李克强担任总理期间，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是他的主要功劳，他一上任就提出“改革红利”政策，认知要从改革中去找到经济发展动力；同时他也是一个好总理，做事勤勤恳恳，风格亲民也为民，非常符合中国传统对于宰相的期望。李克强在政期间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方方面面的挑战相当巨大，国际有中美开打贸易战，国内又遇新冠疫情侵扰，施政可谓艰难。从李克强就任总理到卸任，这个世界的变化太大了，但在国政的大方向上，依旧可以看到他秉持“改革红利”的思路努力前行，尽管挑战巨大，但整个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改革开放旗帜不渝。中国经济在他卸任后的如今，能有这样的成果，已是来之不易。我认为，改革还在路上，尽管中国面对新的挑战，但“危中有机”，自然还是要继续坚持进一步的改革。我们今日怀念李克强，最好的悼念方式，应是把他的理想继续进行下去。香港01：您过去在李克强即将出任总理前，曾写过一篇文章，内容便提到“改革红利”。李山：2012年，我当时特别写了一篇文章《积极完善市场体系，保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如今回过头看，那时中国发展情况与今时其实有相似之处——各界对中国经济前景浸淫在悲观氛围。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的问题，各界当年也在问，都在质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潜力不再，包含人口红利、后发优势等等都要消失。我作为经济学家，过去在内地工作，也曾为前总理朱镕基写过政策建议且被采纳，当时眼见悲观情绪瀰漫，便不俊写了这篇文章，想要建言给决策者、写给李克强，特意将这篇文章送进他办公室。随后，在李克强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便首度提出“改革红利”概念，综观他诸多改革措施与具体内容，与我这篇文章所示几乎一模一样，因此我相信他当时即采纳了我的意见，这也体现出他广纳各方意见的开明一面。更久之前，早在李克强还担任河南省长时，我领导中银国际担任河南省政府财务顾问，也曾协助他改革省属国有企业。在我90年代末，从美国回国工作以来的四位共和国总理中，唯独李克强没和我面谈过，但我一直敬佩他清明廉洁、任劳任怨的人品。我认为，一直到今天，我们都不能去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很大，只要“改革红利”继续存在，中国经济就不需要悲观。但有一个重点要注意，改革与开放是相关的，要改革，就要开放。与此同时，也要事在人为，领导者要有能力、有理想去推动，“改革红利”才会发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克强作为有领导力的好领导，会被后人所怀念。香港01：您认为延续“改革红利”的关键是什么？李山：面对新的挑战接踵而来，就要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上，继续进步，红利才会发生。但我说的是一个机会，毕竟中国有很大的优势，如现在是世界第二经济体，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光伏等产业领域都独占鳌头外，中国在旅游消费数据增长方面，在疫情之后的表现也特别强劲，港人踊跃北上消费就是一个例子。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改革开放40余年，积累了很好的存量，现在只需要坚定不移、万众一心搞好改革，在好的领导下，坚持国际化开放，如“一带一路”、大湾区经济一体化，把这些政策做下去，且必要同步思想解放，不要一直怀抱悲观的想法，要看到自己的优势，要有自信心才能成事。预期自己没戏，那结果一定是没戏。我也承认，中国现在面对的问题与过去的当年都不一样，过去的挑战确实比较容易。对比过去中西发展，中国过于落后，在许多事上只要照抄西方就可以；如今的问题，已经不是抄抄作业就可以解决，更何况西方现在也不愿给中国抄了，甚至反过来对中国祭出制裁。不讳言，中国现在要回应的挑战当然大，但人类发展所有的进步，都是透过克服挑战而来，没有挑战反而不行。回顾改革开放40年间，也是充斥中国发展紊乱、经济要崩溃的说法，但正因为万众一心、解放思想，所以这些说法没有成真。眼下的中国确实有很多问题，如贪污腐化、房地产行业的高负债等问题确实存在，但不要忘记，现在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期间自然会有阵痛。要我看中国现在的发展问题，信心无疑是最宝贵的，只要方向正确、坚定改革开放，中国就会成功，高速增长是会回来的。李克强过去曾说“长江黄河不会倒流”，就是这个意思，也是这样的信心。因此，我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依旧保持乐观。香港01：中国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都遭遇困难险阻，也都顺利寻得方式克服取得进步，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从来如此。李山：可以这样理解，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不断学习的能力。中共不是不会犯错，但向来会透过学习，去克服新的困难。在四十年前看中国发展，那很容易悲观，但四十年后回看，则已成为人类发展的一项奇迹。纵然中国国运在走，但实事求是来说，包括李克强在内，中共总会涌现一批有执行力、有能力带领进步的领袖人物，来主持国家发展。香港01：结合局势变化，您同意改革开放过去主要面对内部发展不同阶段的问题，现在的主要挑战受力于外部？李山：首先，改革开放要并行，没有开放，改革无以成事；反之，要有改革才能开放，否则也无法与国际接轨。中国现在矛盾的重点在于，自身经济体量庞大，很多行业甚至有产能过剩问题，必须透过全球化消化过剩产能，现在的开放是双向的，不同于过去的开放，主要是引进，现在是既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所以，面对西方对中国推动“脱勾”，中国必须反对“脱勾”，要更进一步拥抱全球化，这才是对中国最好的策略，也有益于全人类。中国的崛起就是全球化让落后国家受益的最好例子，中国过去受益了，也要让其他国家有这样的机会。中国要越来越参与国际事务，才能扩大走出去的空间。所以我说改革开放也是“双循环”，缩小到以香港回应大湾区一体化为例，逻辑便很清楚。如果香港只看向大湾区，那对于香港没有什么特别优势，甚至会被边缘化，香港只有成为世界桥梁、通往国际化，才能体现香港之于大湾区内其他城市所没有的优势。最后，中国召开“一带一路”峰会是这个意思，“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都是同一个意思。推荐阅读：李克强最后一次总理记者会留下的思考于品海：美国的折腾何时可以停止重建市场信心与中国发展的底层逻辑93岁王赓武正在研究的问题，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大命题强世功转任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香港问题”的新视角巴以“全面战争”爆发，欧美的震惊和谴责已经说服不了中东从《罗刹海市》到《大梦》：一触即燃的公共情感正“脱实向虚”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乌克兰的战争依然在进行中，俄罗斯和美国在乌克兰领土上打着一场代理人战争。源源不断的武器从四面八方运送到战场，这场战争看似要长时期打下去。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区的全面战争已经启动，短短时间内已经失去五千多人的生命。

金秋十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虽然不是万邦来朝，也是数千国际嘉宾云集。在当前动荡不已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举办了一场难得的盛会，再度向世界展示了加强合作、共同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远景。据报道，本次峰会各方达成了458项成果，签约合同额达972亿美元。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于10月18日公布了第三季度中国经济数据。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为913027亿元，同比增长5.2%。分季度看，一季度GDP同比增长4.5%，二季度增长6.3%，三季度增长4.9%。客观来看，第三季度和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都好于预期。正常情况下，第四季度经济增长会继续回升，全年实现5%的经济增长目标应该问题不大。三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后，一些机构调高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如摩根大通将2023年中国GDP增长预期从5%调高至5.2%，野村证券则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从

最新一期《十三邀》，许知远在新加坡采访了王赓武，王赓武今年已经93岁，是出生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历史学家，也是海外华人史的主要开拓者，亦研究现代中国的国族史观。1986年到1995年，王赓武曾担任香港大学校长，且出版过两册的《香港史新编》。在采访中，当许知远询问王赓武正在做什么研究时，王赓武说正在研究“文化和文明”的问题。王赓武一直强调去政治化看历史的重要性，这也是他近来一直思考的问题。文化、文明应该是超越国家、国籍的，而文化与文明之间有什么差异？王赓武认为，如果能厘清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词语背后的差异，或许能够帮助人们认清更多事情。不消说，93岁王赓武正在研究的这一问题，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大命题。面对这样的大命题，我们既需要看到中华文化之所长，也需要看到中国文化的弱项，进而更好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新贡献。在此分享余秋雨对中国文化弱项的剖析。1991年，余秋雨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校长，他是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但正处于文化教界的顶峰时的他却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辞掉所有公职。余秋雨辞职的理由很简单，去西北找阳关，只为穿越百年苦难，寻找千年辉煌，寻找中华文化的灵魂。当时的他，只带了一件行李，那就是一件破棉袄，只想体验“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壮！在找寻过程中，他不仅看到了中华文化的辉煌，同时也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三大弱项。弱项之一：漠视公共空间中国文化历来总是强调，上对得起社稷朝廷，下对得起家庭亲情，所谓“忠孝两全”。但是，有了忠、孝，就“全”了吗？不。在朝廷和家庭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盲区。你看，中国古代一个官员坐着轿子来到了某个公共空间，前面一定有差役举出两块牌子：“肃静”、“回避”。这么一来，公共空间一下子又不见了。那么，似乎只好让知识分子来关心公共空间了，但是中国文人遵守一个座右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里边所说的“窗外”，就是公共空间，他们不予关注。他们有时也讲“天下兴亡”，但主要是指朝廷兴亡。我在国外游历时，经常听到外国朋友抱怨中国游客随地吐痰、高声喧哗、在旅馆大堂打牌等低劣行为，认为没有道德。我往往会为自己的同胞辩护几句，说那个高声喧哗的农村妇女，个人道德其实不错，我听说她手里牵着的，是两个“地震孤儿”。她的失态，只是因为不知道公共空间的行为规范。责任不在他们，而在中国文化。当然，这样的事说到底确实也与道德有关，那就是缺少社会公德。确实，我们很多中国人很重视个人道德，却失落于社会公德。中国文化为了社会管理，思考过“王道”和“霸道”；为了家庭伦理，思考过“妇道”和“孝道”；甚至为了文化传承，还思考过“师道”和“学道”。在这么多“道”中间，独独少了一个“人道”。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被种种的社会职能分割了。其实，这也是对公共空间的分割。因为只有普遍意义上的“人”，才是公共空间的唯一主角。因此，当救灾壮举中喊出“以人为本”、“生命第一”这些无界限、无等级、无差别的口号时，正说明中国文化已向着精神上的公共空间大步迈进。弱项之二：忽视实证意识已故的美籍华人史学家黄仁宇教授说，中国历史最大的弊端是“缺少数字化管理”。他故意幽默地用了一个新词汇，来阐述一个老毛病。数字化管理，就是实证的一个重要部分。实证意识的匮乏，使中国文化长期处于“只问忠奸，不问真假”的泥潭之中。其实，对真假无法实证，其他一切都失去了基础，甚至走向反面。现在让人痛心疾首的诚信失落，也与此有关。假货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祸害最大；谣言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伤害最深。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历来不具备发现虚假、抵制伪造、消除谣言的机制和程序。中国文化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局面，我曾用八个短句进行概括：造谣无责，传谣无阻；中谣无助，辟谣无路；驳谣无效，破谣无趣；老谣方去，新谣无数。《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把主要原因归于中国式的官僚主义。他认为，正是这种官僚主义，漠视自然法则的真实性。古希腊哲学以自然为法则，而中国文化则以等级为法则。在很多情况下，最崇高的良心掩藏在黑巷深处，最大声的呼救出自凶手本身。我们在很多方面已经失去分清真假的本领。人人受尽了别人的冤屈，又冤屈了很多别人，终于懂得了“难得糊涂”。郑板桥先生写下的这四个字，说给中国人听大多能微笑领悟，说给外国人听则怎么也解释不清。由此可见，它触及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部位。记得几年前一位诗人询问经常往来于海峡两岸的星云大师，中国目前尚未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星云大师只回答了一个字：假。我曾经就这件事当面询问过星云大师，他说：“我说假，是假在文化上。”温和的佛学大师从界外来观察界内，所做的一字判断，确实让人一惊。但仔细一想，也真是击中要害。可以印证他的一字判语的，是百岁老人巴金的三字遗言：说真话。你看，智者都盯住了假。一个“假”字，几乎可以概括绝大多数负面现象，而且全都出自我们集体的文化心态。弱项之三：轻视创新思维其实全世界的智者都明白，任何文化的生命力都在于创新，而不是怀古。很遗憾，打开我们的电视、报纸、书刊，不断在大做文章的还是一千年前的枭雄心计，七百年前的宫门是非，以及古人之夺、古墓之争、古诗之赛，或者，重演几出满台朽衰的老戏，扶出两位颤颤巍巍的老人……本来，做一点儿这种事情也未尝不可。但是，在文化判断力有待提高的现代中国，社会关注是一种集体引导，传播热点是一种心理召唤，倚重于此必然麻木于彼。多年下来，广大民众心中壅塞了很多被大大美化了的历史累赘，却没有提升文化创新的激情和敏感，这不是好事。复古文化在极度自负的背后隐藏着极度的自卑。因为这股风潮降低了中国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只是自娱自乐、自产自销、自迷自醉。中外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一个国家的文化兴衰，完全决定于能否涌现大批超越传统的勇敢开拓者。请大家重温一下前两个弊病：漠视公共空间、忽视实证意识。把三个加在一起，漠视、忽视、轻视，好像是我们的“视觉”有问题，其实是中国文化的“遗传顽症”，也是中国历史曾经从大发展转向大衰落的自身原因。如果我们希望从整体上提高民族素质，谋求健康前景，就应该正视这些弊端，万不可讳疾忌医。推荐阅读：强世功转任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香港问题”的新视角巴以“全面战争”爆发，欧美的震惊和谴责已经说服不了中东从《罗刹海市》到《大梦》：一触即燃的公共情感正“脱实向虚”华为用一场发布会击破了“中国崩溃论”我是教师，不是告密者，更不是打手华为的制胜之道前媒体人在日本寓所饿死：时代辜负了她还是她背叛了国家？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近日，中央涉港重要智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转任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该校官网显示，强世功担任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排名在党委书记张京泽、校长郭广生之后，在副校长中排名第一。现年56岁的强世功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宪法学、香港研究和法律社会学。在此次调职前，强世功担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港澳研究院副院长。2004年至2008年，强世功曾担任香港中联办调研人员，结束中联办工作之后，出版《中国香港

浙江省日前发出通知称，2023年，全省推出机关事业单位岗位数不少于上年度。推动国有企业带头吸纳就业，全省国有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人数一般不少于上年度。将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纳入国有企业年度党建工作要点。同时，广泛动员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每年募集不少于5万个见习岗位。各地政府还有条件向见习单位提供补贴。上述政策意在通过扩大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招聘，缓解当前紧迫的就业压力，尤其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不过，由于机关事业单位提供的职位数量有限，对缓解就业压力的作用可能只是杯水车薪。此外，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以现有的财政状况，能够向新招录的年轻人提供多少收入呢？在地方财政压力日益增大、公务员不断减薪（降薪）的背景下，扩大财政供养人数，无疑将使地方财政更加捉襟见肘。近年来，国内财政压力不断增大的一个结果就是“过紧日子”，除了机关事业单位削减各种支出，还有一个影响面甚广的做法就是公务员减薪。据安邦智库（ANBOUND）了解的部分地区的实际情况，减薪范围并不限于在政府机关就职的现职公务员，还包括退休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部分金融机构（如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只要是财政供养人员，就有可能被减薪。对于公务员减薪问题，官方渠道基本上看不到公开文件。社会上对此的报道和了解，也多以非正式的方式传播。比如，今年9月中旬，有国内媒体报道，全国公务员工资可能面临下调，甚至传闻这一政策将在2024年正式实施。报道称，国家各级部门对公务员岗位的工资进行了一定调整，降幅大致在5%到10%之间。相关报道还引述官方回应称，这一政策并非全面性的工资下调，也不是为了削减公务员待遇，而是为了清退表现不佳、不胜任工作的员工。上述报道既无法证实，也无法否认。但从实际发生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减薪情况看，减薪的确已经普遍发生，在近几年表现得尤其明显。安邦智库在去年6月就曾追踪报道，浙江、江苏、福建、上海、广东（包括深圳）、北京等多地的公务员都已收到降薪通知，降幅在15%到20%之间不等。如珠海地区的公务员年收入降了6万元到8万元，深圳地区降了5万元到10万元。北京和天津的公务员系统也已经完成降薪或明确了降薪计划，广东部分地区公务员已开始缓发补贴。上海的处级官员年薪已从35万元降低到20万元，主任科级公务员年薪从24万元砍到了15万元。浙江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收入下降约25%，杭州甚至有机构的减薪幅度达到40%。在今年国庆假期中，安邦研究人员对于减薪问题做了进一步了解，发现体制内人员的减薪幅度可能比媒体传闻的平均水平更大。减薪幅度有比较明显的地区差异和职级差异。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降薪幅度越大。比如深圳的公务员平均降薪幅度可能在30%以上。官员级别越高，薪酬基数越高，降幅越大。在深圳，部级及副部级官员的薪资收入几乎腰斩。据了解，在部级官员这一层级，最新的工资制度取消了地区差异。也就是说，全国的省委书记、省长的工资水平都是一样的。据称，这是为了方便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导干部调动，大家的工资都一样，如果部级官员从广东调到西藏、从上海调到东北，在薪资收入上不会因为地区工资差异而出现损失。此外，深圳的退休公务员也有降薪，如局级退休公务员一年的退休工资减少约1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持续、普遍的减薪会对公务员队伍产生什么影响？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认为，这已经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并且需要找到有效的应对办法。据我们的了解，普遍减薪已经对公务员队伍造成了隐性的但值得注意的影响。由于绝大部分公务员都是靠工资生活，不断减薪对他们的现实生活造成了明显的压力。在当前的整体环境下，面对减薪大潮，公务员虽然不会（也不敢）公开说什么，但内心的意见和私下的抱怨还是很多的，因为他们现实的基本生活受到了明显影响。在目前阶段，减薪潮对公务员的影响尚属“量变”阶段，主要表现为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有公务员私下表示，如果减薪持续太久，有不少公务员家庭的生活可能会遇到困难，公务员队伍的稳定可能会出现问题。由于公务员的工作经验和能力需要一定时间积累，并不是新招人员就能立刻替代的。要指出的是，持续的、普遍的减薪，也在公务员队伍中引起了对工作价值的困惑。多年以来，国家经济一直在发展，但近几年来，公务员却罕见地面临持续的大面积减薪，虽然经济总量在不断增加，但经济发展的获得感却越来越弱。民营经济越搞越差，政府财政越来越紧张，个人收入不见增长，失业压力却越来越大，这样的发展势头不仅让企业家和消费者困惑，也让公务员感到困惑——我们追求经济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显然不是为了减薪，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这种由持续减薪引发的不满情绪，在公务员队伍中正在积聚。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种正在逐渐累积的“风险势能”。在安邦研究人员看来，对于公务员队伍中的这类问题，相关领导和部门需要客观看待，务实对待，妥善处理。显然，这不是单纯的思想问题，不是光靠讲党性、讲政治、讲觉悟就能解决的，更不是靠简单的、无条件的行政管制就能消除的。正如所有的弹簧都有弹性限度，公务员群体也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他们的“弹性限度”就是依靠合法薪酬维持有基本尊严的生活——满足生计，赡养老人，养育子女，有平均水平的医疗和教育。如果连这一点也无法保证的话，今后的公务员队伍就可能面临较大的风险。我们过去在分析新冠疫情冲击中国社会时曾反复强调过，在应对“疫情+经济低迷+减税降费”的多种打击时，有两类人群需要特别稳定，一类是老人和孩子，他们出了问题将导致家庭不稳；另一类是公务员队伍（尤其是基层公务员），他们出了问题将导致社会管理缺失，引发社会混乱。有人会说，其他人群难道不需要稳定了吗？当然需要，但要在经济发展不利时维持社会稳定的基本水平，公务员队伍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不信，可以看看近两年来在一些贫困地区时常出现的老百姓拦路收费的行为。在根本性质上，这与过去的土匪“剪径”是完全相同的。如果地方公务员队伍失效，这种情况将会大量增加，社会将会局部出现无政府状态，甚至基层政府纵容其发生。最终分析结论（Final

巴以局势7日突然急剧恶化，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7日宣称向以色列发动全面战争，发射了超过5000枚火箭弹，并派武装人员渗入以色列境内，俘虏了数十名官兵，导致共超400人死亡、超3000人受伤。当天以军对加沙地带发起报复性军事行动，造成超过230名巴人死亡、近1700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日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下令征召后备军加入作战，向哈马斯展开“大规模报复”。不出意外，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国都站在了以色列一边。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已经做好准备，为以色列提供一切恰当的支援手段”，并警告任何敌对以色列的势力不要在这种局势中试图获利。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社交媒体发文，强烈谴责针对以色列的完全不可接受的恐怖袭击，称与以色列站在一起；英国首相苏纳克表示对此轮袭击感到震惊，他在社交平台上称，正与以色列当局保持联系；德国总理朔尔茨将局势的升级称为“可怕的消息”，他谴责哈马斯的袭击，并表示支持以色列。而不同于欧美等国的反应，中东多国7日举行大规模集会，对哈马斯的行动表示支持，称巴勒斯坦是在捍卫自身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将继续反对任何占领，他同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中国外交部的回应则是，中方对当前巴以紧张局势加剧和暴力升级深表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立即停火，保护平民，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巴以冲突反复上演，充分说明和平进程长期停滞不可持续。平息巴以冲突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两国方案”，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国际社会应当增强紧迫感，加大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投入，推动巴以双方早日恢复和谈，寻求持久和平之道。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此作出不懈努力。该如何理解今次巴以的冲突？我并不是中东问题专家，在此分享疫情前夕走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后的游记。疫情前后，整个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人的心态也在经过百年不遇疫情的消磨变得不同以往。出生在耶路撒冷的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有一个著名论断，把巴勒斯坦人称为受害者的受害者。在他看来，当人们安置一个受害者时，一不小心又造就了另一个受害者，这就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犹太人作为受害者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重视，那么身为“受害者的受害者”的巴勒斯坦人呢？他们的不可承受之重，该由谁来负责？壹

继刀郎的《罗刹海市》之后，又一首歌《大梦》引发公众情感的共鸣，在过去几天被持续传播与讨论。《大梦》是由瓦依那乐队和任素汐在《乐队的夏天3》节目中合唱的一首歌曲。瓦依那乐队由路民、岜农、十八3人组成。1979年出生的岜农，是瓦依那乐队主创兼主唱；九零后的路民常年在工地当瓦工，偶尔去街头卖唱。八零后的十八一边在老家种地，一边在桂林当流浪歌手。任素汐是演员兼歌手，曾出演《驴得水》、《无名之辈》等电影。不同于《罗刹海市》的晦涩隐喻，《大梦》的歌词简单朴素，用近八分钟的时间，唱尽了一个普通人从六岁到八十八岁的一生。也因为这样，所以不同年龄段都能从中找到共鸣。比如歌词写道，“我已十八岁，没考上大学，是应该继续，还是打工去，该怎么办？来到了深圳，转悠了些日子，没找到工作，钱花得差不多，该怎么办？”“我已二十八，处了个对象……没正式工作，要不要房子，要不要孩子，要怎么办？”“我已三十八，孩子很听话，想给他多陪伴，但必须加班，该怎么办？柴米和油盐，学校和医院，我转个不停，赚不到更多钱，该怎么办？”“我已七十八，突然间倒下，躺在病床上，时间变很漫长，该怎么办？”贯穿歌曲始终的那句“怎么办”，无疑是最能触及人们脆弱情感的追问。因为“怎么办”的背后，既充满了个体面对各种遭遇时的无奈与彷徨，伤感与孤立无援，也表达着人们对整个时代的不解与追问。“我们这是怎么了”、“我们该怎么办”，这是疫情期间很多人的叩问，也延续到今天成为很多人心头的疑惑。正如《大梦》唱的，“太多的错误，总在重复”。而当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成了一座山，面对总在重复的错误，从“该怎么办”的孤立无援走向“大梦一场”的虚无自然顺理成章。走向虚无，这也是《罗刹海市》与《大梦》的共通之处。《罗刹海市》中的“罗刹国”，本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存在，在这个虚无的国度，以丑为美、颠倒黑白，便增加了一层荒诞感。《罗刹海市》的最后一句歌词唱道，“西边的欧钢有老板，生儿维特根斯坦”、“那马户又鸟，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本身就是虚构的，并没有与事实精确对应的语言，尤其当语言与知识、利益、权威等关联起来之后，就会演变成一种话语权，不再有日常生活现实的泥泞感。所以“那马户又鸟”虽然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但从源头上看，也注定是虚无一场。再看《大梦》，虽然前半段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但最后也不可避免走向了虚无，因为对于心灵无法安顿、不断挣扎中的个体来说，除了走向虚无别无他途。虽然歌曲在最后试图留下一个略带光明的尾巴——“我看到花儿在绽放，我听到鸟儿在歌唱，我看到人们匆匆忙忙”，但当面对最终的死亡，面对“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你会在怎么办”的叩问，也只能放下，否则“怎圆满”？又或者，圆满本身也是一种想象，不圆满才是常态。“旧闻评论”在《任素汐《大梦》：不为唤醒，把玩彷徨》中这样写道，“它们（《罗刹海市》和《大梦》）的社会反响比流行更加深刻，但比异见又更显柔弱，却总能一击而中弥漫的社会情绪。与其说是歌曲启发了众人，不如说是公众情绪随时被起爆。《大梦》是个人写实与写意的混合，《罗刹海市》则是社会隐喻和反讽的集成，一个向内彷徨，一个对外诅咒。两首歌的不同面向，或许很好地说明了时代中人的嘴脸，总是不调和，反证不舒坦，却也没出路，只配得上偶尔唤醒，反复沉沦。”“‘该怎么办’，为什么由一首歌扛起社会情绪的所有？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这恐怕是无解局面下的侧写。”“法治不立，各图侥幸；秩序紊乱，群情不安。”这是梁漱溟在一篇对比中国和西方在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治精神方面不同的文章中，曾提出的16字箴言，放在今天丝毫不过时。也因为“秩序紊乱”、“群情不安”，所以从《罗刹海市》到《大梦》，一触即燃的公共情感很容易便“脱实向虚”，虽然表面上人们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变得更加现实主义，但内心深处却是虚无主义的蔓延，这好比一处庇护所，既能阶段性地安顿心灵，也用来放下所执。就像曹雪芹一样，给《红楼梦》设置了一个“太虚幻境”的故事框架，表面上是说天上之境，实际隐射人间之境，它暗示人们，你争我夺的现实世界也是太虚幻境，并非实在。本是一种幻境，人们却殚精竭虑地争个身心俱碎，这便是荒诞。所谓荒诞，正是以幻相为实相的颠倒梦想。但这何尝不是另一场“大梦”？推荐阅读：华为用一场发布会击破了“中国崩溃论”我是教师，不是告密者，更不是打手华为的制胜之道前媒体人在日本寓所饿死：时代辜负了她还是她背叛了国家？亚洲首位登顶珠峰盲人张洪：走出自我封闭的状态有多重要？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比“重燃崛起的激情”更重要的，是回归理性的实事求是在涿州，洪水还远未退去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北京时间2023年9月25日，华为举行秋季全场景新品发布会，华为MatePad、智慧屏、高端系列ultimate

今天是9月10日，法定教师节。从早上到现在，接到了无数个祝福教师节快乐的信息。有我教过的博士硕士，也有短训班听过课的官员，更多的是一些网络上的朋友。我前半生有过许多职业，如记者、编辑、秘书、律师、研究人员及教师。我最看重而有身份认同的还是教师。事实上，从大学毕业后，我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兼职做着教师。比如现在，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在职研究人员，但同时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政治社会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还在北大、人大、党校等高等院校给各类官员培训班讲授与社会问题相关政治法律知识。当了几十年教师，总的来说，尽管不会讲普通话外，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主要有四次。其中两次被举报，两次与地方领导发生了正面冲突。第一次被举报是在我们社科院的研究生院。他们搞了一个名家讲坛。研究院的领导请我去做了一次有关社会问题的演讲。没有想到，被学生举报了。搞得请我去的领导很紧张，据说主动做了检查。只是后来，查来查去，我讲的都是事实，观点也没有问题，事情才过去。从此以后，我再不愿与这个学生举报教师的单位发生任何关系。另一次被举报是在中国石油大学。这所大学人文学院的饶院长请我去演讲，也被人举报。饶教授将来调查的人痛骂了一通。人家拿他没办法，也不了了之。因此事，饶教授一直是我最尊敬的人和好的朋友。与地方官员的冲突，闹成新闻事件的是在江西万载县。这个县有一个大讲坛。他们请我去给全县几百名党政干部演讲。我批评他们为搞大跃进式的开发区建设，不按法律规定乱拆民众的房子，还不许法院受理，并打击上访。他们的县委书记很恼火，在请我吃饭时，几次拍着桌子口出狂言称：我们这些县委书记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之下，痛斥说：你这种东西，有资格同我吃饭？！掀了他的饭桌，挥手而去。这个事，几十家媒体有过报道。后来，这个书记的政坛的对手还到北京给我送过这位书记的许多材料。我当着这些送材料的官员，将那些材料撕碎丟进了垃圾桶，很认真地告诉他们：你们要告谁，自己去告。我是教师，不是告密者，更不是什么人的打手。还有一次是在中国最著名大学的课堂上。有一个省的教育厅，组织机关处以上的干部到北京学习。学校请我去讲“依法治国与信访改革"问题。我在讲课时，讲了这个省的几个事例。带队的女厅长不干了，直接冲到讲台上抢了我的话筒，并指责我不该批评他们省。我告诉她：今天我是教授，如何组织教学，是我的权利和义务。如果你认为讲得不对，可以课后向学校反映。她说：我是教育厅副厅长，是这个班的领队，你就应该听我的。我几次问她要话筒，她就是不给。我一生气，猛地把讲台一拍，大声说：今天在这里没有什么副厅长，只有学员。如果不愿意听，请你立刻离开教室。这一下，将这个女副厅长震住了。她将话筒往讲台一扔，大声喊道：这个课，我们不听了。然后，拿着东西就往外走。只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几十位部下，没有一个跟着她离开教室。在她走后热烈地鼓掌，课后排着队与我合影，课评还给了我最高分。我今天写这些往事，想表达的意思是，设不设教师节，并不重要。如果学生可以举报教师而且受到鼓励；如果官员可以高高在上训斥教师，天天是教师节，也是没有用的。

昨天看到胡锡进在公号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过度与和服较劲，实为对日本的抬举》，该论的事由是武汉一公园里有几位女子穿汉服，被工作人员误识为她们穿的是日本和服，遭到反复驱赶。有人调侃说，正在征求意见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这么快就有现成的案例了。胡锡进在文中提到了摆脱“民族悲情”的问题，“中国大陆社会今天看日本就应该像二十多年前看台湾一样，充满自信。当年日本侵略、压迫给我们造成的民族悲情不应继续是我们同日本打交道的主导情绪。我们再也不用恐惧日本，当中日发生新的摩擦时，我们对日本的一部分恨完全可以转变成对它的蔑视。调整我们对日本的认知和情绪是中国面对日本在心理上彻底站起来的必要步骤。中国已经很强大，我们看待对手的眼光和感受也应从此不同。”按照胡锡进的说法，我们走出历史悲情和民族悲情的方法，就是从原来的仇恨转为蔑视。关于如何走出历史悲情，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早前曾撰文写道，“要跳出历史悲情，很重要的是对世界历史演进过程和规律有清晰的认识。”“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到，牢记历史是为了避免重演历史，不能囿于其中不能自拔，更不能异化为永不化解的民族仇恨。很长时间里我们是通过复仇而激发精神力量，未来只能通过开创文明的道德感和担当精神生发力量，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新命题，也是必须转换的道路。”在此刊出该文，提供给大家胡锡进视角之外的另一个观察面向。在更宽广的历史周期中分析问题，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世界没有几个国家不曾被战争蹂躏过，也没有几个国家不通过战争侵扰别人。这个判断涉及到历史观，因而变得重要。以往我们常讲西方列强天生有侵略性，看看近代史或西方殖民史，很容易得出“国强必霸”的结论。然而，当我们放宽视野，换一种思维或视角看问题，得出的结论则不仅此。提出“腹地理论”或“陆权理论”的英国政治地理学家麦金德，曾于1904年出版了影响世界100年的著作《历史的地理枢纽》，其中讲了这样一个令人瞠目的观点：欧洲的历史是被异族侵略的历史。这个观点对于我们来讲很陌生，因为长期进行的教育，欧洲列强铁蹄几乎踏遍世界，他们已经成为侵略者的代名词，尤其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北京、八国联军进北京，所犯罪行已经深印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然而，当我们延伸到历史深处进行考察，便发现欧洲的侵略史不如被侵略的历史长。其走上侵略道路，是工业革命后的事情，也就是公元1500年以后的400多年间，此前上千年基本是被一波又一波游牧民族的铁蹄践踏，包括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的入侵。危急时刻，是整个基督教文化圈面临消亡。即便把历史拉得更近，比我们承受苦难更多的国家有很多，波兰最具代表性。从1772年到1795年，波兰3次被瓜分。1772年8月，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签署条约，使波兰丧失35%的领土和33%的人口；1793年1月，俄普两国签署协定，使波兰领土仅剩20万平方公里，由此沦为俄罗斯的傀儡国；1795年，俄奥普再次签署协定，波兰被彻底瓜分。德国军人和波兰民众二战中，波兰人承受了较其他国家和民族更多的苦难。1939年9月1日，德国以闪电战突袭波兰。随后，苏联以建立东方防线为由，进攻波兰东部。波兰被苏、德两国瓜分。1940年4月，德国纳粹在波兰建立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波兰人在此殉难。1940年在波兰的卡廷森林，有2.2万名在押波兰军人、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职人员被苏联军队杀害。据统计，二战中波兰遇难总人数达650万，其中犹太人遇难395万，波兰人遇难235万，其他居住在波兰的少数民族30余万，加上领土变更造成的人口损失，总数达830万以上。二战结束，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又因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决定，版图整体西移200多公里，面积比战前减少7.6万平方公里。如果以单一民族为分析问题的对象，全世界苦难最深重的是犹太民族，这个民族不仅承受了千年大流散的精神痛苦，而且经历了德国纳粹种族灭绝的悲剧。看一下《辛德勒名单》，才会真切感受到一个民族陷入“

广西来宾中院的风波刚刚平息，又一起跟司法系统相关的事件引发舆情震荡。2023年9月5日，中国人大网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其中《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的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和第三款引发广泛争议。其中最重要的争议点，来自第二款提及的“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的”，和第三款提及的“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的”，均将受到治安处罚。草案中提到的“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究竟该如何定义？在法律实践过程中又该如何界定？这是人们普遍的疑惑。如若含糊的概念成为法条，人们担心会助长执法的主观随意性，以及会刺激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蔓延。9月6日，湖北武汉有网友发视频称，在盘龙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穿初唐时期服装拍照，遭工作人员三次驱赶，给出的理由是“不要把日本人的装扮带到这里。”截止发稿前，来自法学界和律师群体的接续发声已经不少，其中包括清华大学法学院劳东燕、北京大学法学院车浩、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童之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刘思达、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叶竹盛，以及从媒体人转型为律师的石扉客等。而在中国人大官网的“法律草案征求意见”一栏，同时在征求意见的五部法律，其中“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的意见条数最多，达到四万余条。人们质疑和反对该修订草案的理由不难理解，但放在草案公布前是否充分征求专业意见和在引发舆情海啸之后最终如何定纷止争两个维度来看，问题和挑战远不止条文本身。先看修订草案公布前。按理说，为了维护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在公之于众之前，理应充分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以便最大限度形成统一意见，弱化纷争。但从法学界的反应来看，他们也只是早于公众几天知晓这一修法内容，专业意见并未在前期发挥作用。北京大学教授王勇就此建言，“建议在出台任何重大的政策与立法之前，更充分的听取不同方面的意见。公开的听证会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决策民主化与立法过程民主，是贯彻社会主义全过程民主的具体体现。建议有关方面充分考虑不同方面的意见。”再看最终如何定纷止争。按照中国人大官方公布的通知，该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是9月30日。而今，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汹涌舆情，修订草案将如何应对事关“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问题，考验着立法部门的施政能力和智慧。早在今年两会之后，笔者在《最高法、最高检的挑战在报告之外》中即写道，“经过疫情三年的全方位考验，对最高法、最高检来说，真正的挑战并不在报告里，而在于如何在疫后重建人们对法治的信心，以及如何及时回应社会面对于具体个案的追问与不解。”今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引发的舆情已经弥漫开来，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必须有所作为，所谓“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否则，不仅人们对法治的失望情绪会进一步雪上加霜，而且官民之间的互信也会因此再度折损。这笔“总体账”和“长远账”如何算，考验着有关部门的施政能力和智慧。推荐阅读：前媒体人在日本寓所饿死：时代辜负了她还是她背叛了国家？亚洲首位登顶珠峰盲人张洪：走出自我封闭的状态有多重要？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比“重燃崛起的激情”更重要的，是回归理性的实事求是在涿州，洪水还远未退去当越来越多人徘徊迷茫时，谁来投下“定海神针”？研判民心、民意有多重要？朱镕基在关键时刻的启示社会活力一步步丧失，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武大社会学教授：没人敢负责，这是我们社会的悲哀事关寻衅滋事罪，最高法迈出了关键一步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Pro，搅动舆论场。自美国商务部2019年将华为列入实体管制清单之后，华为能否绝地求生就备受关注。根据彭博委托半导体行业观察机构TechInsights对华为新机进行的拆解显示，Mate

过去几天，在日留学生饿死在东京公寓的新闻，成为很多人讨论的话题。死者叫王懿，推特网名AKid，微博名叫Akid-VI，来自贵州贵阳，2020年到日本某大学就读。8月23日，王懿的遗体在租住的东京公寓里被发现，死时瘦骨如柴，一无所有，年仅37岁，死于营养不良（饥饿导致）。很多人并不熟知王懿，也不知道留学日本期间的她经历了什么。事发后，一篇题为《这个时代辜负了她》的文章很快刷屏，并给出了更多细节：她16岁考入吉林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本科毕业后，考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是全班唯一一个跨专业的研究生。后来参与了“读品”小组，并北上从事媒体相关的行业。当有人联系到她家人，其父却给使馆签了一个放弃认领尸体的授权书，任女儿被当做无主尸体直接处理掉。当然，《这个时代辜负了她》一文之所以引发关注，并不是因为这些基本信息，而是以王懿这一个体为载体发出的对于整个时代的追问。文章写道，“现在很多人或许已经不记得了，二十年前网络兴起之后，随着公共空间的开辟与活跃，传媒、法学等专业，曾寄托了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的梦想，但没人料到，后来却是被时代狠狠暴击，这些希望又被一点点掐灭。”“公共知识生活正在消亡，而你就像一个濒危物种，眼看着自己曾经的栖息地衰败、凋零和毁灭，既无能为力又难以无动于衷，暴露在时代的寒流中。”“在这些年的时局变动之下，那些怀抱希望的人不得不压抑自我，退守自己的内心。”文章还在最后写道，“这个时代辜负了她。像她这样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如果在一个开放的、有着丰富公共生活的社会里成长，可想至少可以活得更好。人间不值得，不值得你这样来过。”“我知道，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艰难时世，但时至今日，和拯救世界相比，先拯救自己才是最应该关注的。”总而言之，在该文作者看来，这个时代不仅辜负了王懿，而且她的惨死某种程度上也要这个时代负责。不过在引发关注和讨论后，该文作者已删除了这篇10万+的网文。随着《这个时代辜负了她》热传，王懿过往更多的言论和行为被翻出来。比如王懿并不是厌食症而死，而是经济困难被活活饿死在了日本；她的家人之所以不打算给女儿收尸，是对她彻底绝望了，王懿留学日本，其实是讨债，她将大笔的债务留给父母，一走了之。不过，最引发人们愤怒的，是王懿曾多次表达过对中国和同胞的憎恶，直言“核平中国没几个无辜的”、“饿殍遍野的未来”，并公开感谢特朗普以及缅怀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也因此，王懿被贴上了“精日”、“恨国党”的标签。所以，不是时代辜负了她，而是她背叛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人。究竟是这个时代辜负了她，还是她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和家人？从目前双方争论来看，作为讨论前提的事实层面至少是带有极大模糊性的。比如她究竟是厌食症而死，还是被饿死的？再如她留学日本，究竟是否为了逃避“炒币”所欠的巨额债务？她的父母究竟为何不愿给女儿收尸？她在留学日本前后究竟经历了什么导致她如此憎恶自己的国家和同胞？面对今天的媒体环境，有新闻评论员即表示，“新闻评论之所以越写越少，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外，对我这样的‘传统型’作者而言还有另一层因素：随着高质量严肃媒体的衰落，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新闻当中，扭曲、夸大的不实消息，甚至纯粹编造出来子虚乌有的虚假新闻也越来越多。我可以极负责任地说，当下的所谓‘热点新闻’，假的比真的多；即便真的，也鲜有事实完全准备可靠的。”该评论员继而说道，“这就意味着，作为一个严肃的评论员，你在发表观点之前，首先必须把大量的力气花在核实你要评论的一桩新闻中的信息的真实性上。这是令人崩溃的。也许有不少评论员认为，他们无非就是借新闻事件宣传自己的主义，只要‘主义’是正确的，评论什么新闻，事实本身并不重要。我决不会以这样的出发点来作新闻评论。在我看来，如果你是说了一大堆道理，哪怕它们再高明深刻，但如果它们附着其上的那件事情压根不是那么回事，那么这一大堆高明深刻的道理非但一钱不值，而且很有可能是非常有害的。”在基本事实搞清楚之前，说时代辜负了她不免武断、矫情。不过由此论引起的情绪共振，却是实实在在的。从这个层面来看，对很多人而言，王懿的故事和遭遇不论真假，其充其量只是一个载体，用以承载人们对于现状的不满、无奈、乃至愤怒。上周六晚上，笔者在北京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参加了一场许知远的新书《梁启超：亡命（1898-1903）》发布会，发布会的主题是“重新发现人”，因应于这一主题，参与发布会的几位嘉宾反复提到的两个关键是“个人”和“时代”。疫情之前，我们都太容易被一些宏大叙事所引导、所感动；疫情之后的今天，我们又太容易被对个体的悲悯所牵引、所共振。但正如临沂大学文学院邢斌教授在《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中所言，“底层人生活在底层的信息茧房；知识分子生活在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两者经常是不相通的。”所以我们只能一边喊着“重新发现人”，一边又不得不面对“他者的消失”。至于王懿，《这个时代辜负了她》至少有一句话是对的，“和拯救世界相比，先拯救自己才是最应该关注的。”推荐阅读：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比“重燃崛起的激情”更重要的，是回归理性的实事求是在涿州，洪水还远未退去当越来越多人徘徊迷茫时，谁来投下“定海神针”？研判民心、民意有多重要？朱镕基在关键时刻的启示社会活力一步步丧失，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武大社会学教授：没人敢负责，这是我们社会的悲哀事关寻衅滋事罪，最高法迈出了关键一步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一周前，纪录电影《看不见的顶峰》最终定档，定于10月27日上映。该影片主要记录了盲人登山家张洪在向导的帮助下成功登顶珠峰的真实经历。两年多前的2021年5月24日，张洪成为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三位登上珠峰的盲人登山家。《看不见的顶峰》定档次日，《香港01》记者通过视频连线专访了张洪。当天的采访原本定在上午10时，临近采访时间，张洪发来讯息说因为刚户外锻炼结束，需要点时间来洗漱整理，故而采访推迟了半个小时。虽然登顶珠峰的艰巨任务已经完成，但锻炼已经成为张洪的日常。先于纪录电影上映，张洪所写的同名书也将很快出版。中国前跳水运动员郭晶晶为该书做序，郭晶晶7月13日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这样写道，“（这是）一部聚焦亲情与梦想，展现力量和温暖的纪实性自传作品。”“（该书）生动地诠释了‘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展现了新时代残疾人群体的良好精神面貌。”“整个世界都黑了”在因登顶珠峰被越来越多人“看见”之前，1975年出生的张洪是一名籍籍无名的理疗师，这也符合大众对视障者群体的刻板认知，比如自我封闭、从事推拿按摩。根据残联公布的中国视障人口统计数据，在2011年至2016年中国已经办理残疾人证的人口中，残疾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逐年上升，截至2016年办理残疾人证的视障人口为3795741人，占总人口的0.25%。残联工作人员同时表示，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大量残疾人都没有办理残疾人证，而农村又是残疾人很集中的地方。21岁时没有任何征兆失明后，张洪也成为严格意义上统计数据中的一份子，巨大的人生转变带给他的，也是自我封闭，以及急躁的情绪。根据张洪的自述，“完全失明的前一晚，我还在家里看报纸。第二天早上醒来，整个世界都黑了。”“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很长时间走不出来。自杀过好几次，吃饭都有障碍。”“失明前，我性格开朗，喜欢跟人聊天，喜欢太极、八卦，也有很多想法，想去做很多事情。失明后，我不愿意面对现实，不肯出门，对整个社会充满了抱怨和仇恨，甚至抱怨父母为什么要生下我……”“唯一让我庆幸的是，失明前的一两个月，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后来为了生活和生存，张洪和妻子辗转于成都、上海等地，“从21岁失明，跌入低谷好多年，到后来出去创业也好，打工也好，非常艰难，曾经有过连买菜的钱都没有，我爱人要去菜市场捡别人丢下的剩菜来维持生活。”后来经一个客户介绍，2012年张洪在西藏大学附属阜康医院安定了下来，随后妻子和儿子也跟了过来，拉萨因此成为张洪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因为正是在这里，他认识了西藏登山队的洛泽，以及登顶珠峰的泽龙，并在精神和身体上一步步向珠峰靠拢。“如果错过了这次，真的再也没有机会了”在决定登顶珠峰之后，张洪面临的第一个难关，便是周围人的反对。“当我说要登珠峰的时候，大家认为我不仅瞎了，而且疯了。”“他们都觉得，一个盲人应该安分守己，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去瞎折腾这种不现实、不靠谱的事情。这些声音有来自亲人、单位同事，还有社会上的……”在访谈和自述中，张洪多次提到来自妻子的支持。“我妻子对此可能很纠结，刚开始，她也不太赞同我，但她觉得我太孤独，生活单调乏味，难得遇上一项自己喜欢的爱好，所以也不忍心打击我吧。后来，我花钱买装备，她也从来不说我，还省吃俭用来满足我的需求。”张洪面临的第二个难关，便是个人的身体素质。在40岁接触登山前，张洪毫无运动的经历和基因。开始登山后，张洪基本每天都要负重爬楼，为了平衡本职工作和锻炼，通常情况下早上四点多钟就爬起来，负重35公斤，爬120层楼，每次五个小时到八个小时。在登顶珠峰前，张洪陆续攀登了数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雪山，包括6010米的洛堆峰、7050米的卓木拉日康雪山、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2017年的一次攀登中，张洪差点掉进一个冰缝里，就只差半步，与死神擦肩而过。“我觉得只有做的比别人的要求更高，才可能让我在真正攀登的时候增加一份安全。”张洪说。张洪面临的第三个难关，则是攀登珠峰高昂的费用。张洪说，作为盲人，攀登珠峰的费用要比普通人高出三四倍，这样的天文数字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资金的问题，我曾犹豫过要不要攀登珠峰。2018年，我考虑再三，离开了拉萨，开始在全国进行为期一年多的演讲。我希望更多人知道我，知道我的梦想，支持并帮助我。”张洪在自述中说，同时他也告诉《香港01》，“我爬楼梯的时候就在想，怎么办？当时脑子里非常矛盾，坚持还是放弃，继续坚持好像也看不到希望。因为一天天过去了，钱从哪里来还没有着落。按我当时的上班收入是不可能的，可能再过20年都不一定能攒够。”最终通过多方筹措，基金会、个人和户外品牌给予了赞助，西藏大学附属阜康医院也帮了很大的忙。面对重重难关，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让张洪放弃，但最终，还是克服种种阻力，并在教练强子严格的训练之后，选择向珠峰进发。“如果错过了这次，真的再也没有机会了。”“看不见的残疾，才是最可怕的”在采访珠峰攀登者时，人们往往习惯回顾攀登过程的艰难险阻，但张洪在接受《香港01》采访时，却更多讲述了攀登时的心境以及结束之后的故事。而且反复说的几个关键词是：静下来、反思、活着、死亡。“我的教练强子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能看得见目标，看得见风景，也知道距离营地还有多远，但是你看不见，这个过程你在想什么？我跟他说，我确实不知道营地还有多远，但我知道每多走一步，就离营地更进一步，一定是向目标靠近的。”张洪说，攀登的过程中，他会设想自己是在跟大自然接近和对话，而且不断在寻找更融洽的方式。同时，冰爪踩在雪地上发出的声音，类似嚼薯片的那种声音，这也是一个对话的过程。“大自然是公平的，没有因为我是一个盲人而区别对待。”因为攀登珠峰是在疫情期间，所以结束攀登后，张洪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待了整整一年时间才返回中国。这一年时间里，他住在一间民宿里，民宿老板是中国人，给他提供了免费的吃住。“在登珠峰前，我很容易急躁，但登完山回到加德满都后，逐渐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也是在这期间，张洪通过听《道德经》领悟了更多，“感觉道德经里的每一句话都在跟自己发生关系。”张洪说，“当我们决定攀登珠峰，特别是在登的过程中，你会听到今天有人受伤了，明天有人遇难了，这都是习以为常的。”老子《道德经》里的“出生入死”——人一出生就直奔死亡而去，张洪对此也颇有共鸣。在接受鲁健采访时，张洪坦言，在最难的冲顶阶段，自己脑海里不经意闪现的一句话是，“只有不怕死，才能更好地活”，而这句话，成为最艰难阶段对张洪的鞭策。不过张洪也坦言，自己决定攀登珠峰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走出自我封闭的状态，尤其是结婚生子后，很想给孩子更多的启发和正能量，给他树立一个父亲的榜样，让他知道盲人同样可以做成一些别人认为不太可能的事情。后来随着聚光灯涌来，经过媒体的报道，最初的想法被“放大”了。“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故事不仅可以给家人带来抚慰，还可以给身边的人、给社会带来一些推动和改变。我所要传递的是，残疾人和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只是物理上的残疾。今天社会上，可能很多人面临的是看不见的残疾，这个才是最可怕的。”而在回看通过登山走出自我封闭的经历以及疫情期间的种种时，张洪说这些对自己来说都是好事，因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两面性，关键取决于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当外部环境急速变化时，换个角度看，可能是快速自我成长的一个时机，只有在这个低谷期充分去武装自己，当各方面情况好转之后，才能接得住机会。”采访最后，话题也拉回到了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今年5月18日登顶珠峰的首位广东律师陈国庆在珠峰日记中写道，“珠峰回来，要过回我的小日子，跑我的步，喝我的酒，办我的案。我知道，真正的最高峰，就在平常琐碎日子里，却是我永远都难以登顶的最高峰。”与陈国庆一样，张洪也在最后说，“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攀登一座山峰，这座山峰是看不见的，比如有的年轻人在求职，那找工作就是他面前的一座山峰，有人身体有疾病，那与疾病抗争就是他要面对的一座山峰。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回避的。”推荐阅读：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比“重燃崛起的激情”更重要的，是回归理性的实事求是在涿州，洪水还远未退去当越来越多人徘徊迷茫时，谁来投下“定海神针”？研判民心、民意有多重要？朱镕基在关键时刻的启示社会活力一步步丧失，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武大社会学教授：没人敢负责，这是我们社会的悲哀事关寻衅滋事罪，最高法迈出了关键一步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近日，临沂大学文学院邢斌教授以《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为题，讲述了自己整整一个月的送外卖经历。他从送外卖的基本情况、个人体验与观察、底层民众的生存成本，讲到当代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文章一经发出，引起众多讨论，收获超万赞，现在将全文分享给大家。本文来源：东夷书院

周末看到朋友圈不少人在转发王文的一篇文章《重燃中国崛起的激情》，该文最早刊发在8月24日的国家发改委中宏网，后来人大重阳在公众号发布时，重新拟定了一个标题——《直面40多年未有之恶劣外部形势，须重燃中国崛起的激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过去几年，人大重阳成长迅速，曾连续两年被美国权威机构列入“全球智库150强”。王文的专著、合著、翻译、主编的著作也不断出炉并引发讨论，包括《大国的幻象》、《十问中国梦》、《世界治理：一种观念史的研究》、《金融是杯下午茶》、《G20与全球治理》、《美国的焦虑：一位智库学者对美国的调研手记》等。值得一提的是，王文曾作为青年学者代表参加了2016年5月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言。在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汝信、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钟君、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樊锦诗、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张维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沈壮海、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金一南。回到《重燃中国崛起的激情》一文，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在于该文直接指出了40多年未有的恶劣外部形势，并发出“中国需战略自省”的呼吁，以及给出了具体的“真招实策”。对于恶劣的外部形势，王文在文中归纳了三点：四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中国年度、季度经济增量低于美国的现象已经出现；四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生产链和供应链向海外转移的苗头已出现；四十多年来未有过的美国统合西方对“中国威胁”的政治共识并全面行动的架势已出现。对于中国所需的战略自省，王文提到了四个方面：中国社会需要高度自省大国崛起的长期性、艰难性和复杂性；中国社会需要客观直面美国将衰未衰、必颓未颓的基本事实；中国社会需要冷静面对中国将超未超、必成未成的基本现实；中国社会需要有底线地防范最坏、最恶劣场景发生的心理准备。至于具体的“真招实策”，王文提出四点建议：建议各项大政方针仍然要聚焦在如何全力做大经济“蛋糕”上来；建议检阅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项事业的激励与优惠措施的落实情况；建议切实推出各类重大政策和改革措施扶持和推动中国中产阶层；建议对美西方的斗争须保持求稳求准、灵巧务实的态势。总体上看，这是一篇道出了严峻现实问题且涵盖面广泛的文章，而所以要重燃中国崛起的激情，也在于“外部舆情的干扰与国内2023年第二季度以来的部分经济数据下行形成共振，使得不少人士的预期受到冲击，有时还会有点‘丧’！不过在我看来，与其说今天的中国需要“重燃崛起的激情”，不如说更重要的是回归理性和常识，回归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显然是比“激情”更重要和迫切的。因为说到底，今天的境况，也是几年前“厉害了我的国”之类激情的结果。所以我们需要重燃的“激情”，会否走向另一个反面，谁也说不准。之前在《清华教授警告切忌蛮干硬干，“全力拼经济”的关键是什么？》一文中，本号就援引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的说法提出这个问题。拼经济？怎么拼？不惜代价就可以解决问题吗？孙立平结合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对当下的“全力拼经济”热潮发出警告：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就越是不能病急乱投医，就越是切忌蛮干硬干。“每当看到有的地方喊出拼经济要敢字当头不惜一切代价之类口号的时候，总是让人感到有点内心不安。不安在什么地方？多少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经济规律的面前，我们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大呼小叫，虚张声势，说大话，说狠话，说极端的话，不但没用，而且往往是事与愿违。大轰大嗡，碰到事情就用非常规方式解决，就诉诸打仗思维，用运动方式来应对，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后患无穷。”之前在采访项飙老师时，他也谈到这个问题。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中，项飙对中国当下的境况这样解释，“中国很复杂，但中国中心的任务往往是消解这些复杂性，把它简单化、统一化，因为它怕这个复杂。”“‘大’就总是从自己出发，觉得别人不能定义我，我要定义别人，不是去观察，而是去定义，动不动就反对这个宣扬那个，智慧程度反而慢慢降低了。”“有一些人，理解政治化也是从抽象理念出发，从一种激情出发，不是从老百姓的生活状况里出发。”所以，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比“崛起的激情”更重要的，是理性的实事求是。这是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的关键，也是中国避免重蹈覆辙和克服危机的前提。推荐阅读：在涿州，洪水还远未退去当越来越多人徘徊迷茫时，谁来投下“定海神针”？研判民心、民意有多重要？朱镕基在关键时刻的启示社会活力一步步丧失，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武大社会学教授：没人敢负责，这是我们社会的悲哀事关寻衅滋事罪，最高法迈出了关键一步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王缉思阎学通揭示的严峻现实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一再敲响警钟，社会如何应对？能做到全民反诈宣传，《孤注一掷》就值得点赞《罗刹海市》成了“当代红楼梦”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