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別李克强：一定要把法治的理论和信念传递下去

中国唯有实现法治，才能保障国家的繁荣安定，才能保障改革开放政策延续性——龚祥瑞教授。

十余年前，在法律出版社的朋友，送我一本该社新出的《法律的正当程序》。收到这本书的时候，并不深以为意，而如今前两位译者李克强和杨百揆都以68岁的同样年龄，同样的原因，猝然离去，再翻起这本书，不禁又让人有悲从中来的感觉。

谈起这本书，还要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龚祥瑞教授谈起，他也是丹宁勋爵法律著作丛书翻译的总策划，更是译者们的亲密业师。

龚祥瑞生于1911年，浙江宁波人。1931年从沪江大学转入进入清华大学政治系学习，师从钱端升、萧公权、张奚若等巨擘。1936年大学毕业后，蒙钱端升推荐，龚祥瑞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继续深造，师从英国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学家之一、“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主要开创者拉斯基（拉斯基也是一位政治家，后来曾经担任工党领袖，本来有机会入阁拜相，奈何英年早逝，错失了机会)。
龚祥瑞成长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乃至世界最优秀学者的点拨，加上他的学术天赋，使得他成为民国时期极少有的，受到宪法学和现代政治学系统训练的人才之一。1940年，龚祥瑞收到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三人联署的聘书，进入西南联大，担任副教授，可谓站在中国最高的学术起点。
可是，龚祥瑞所学的东西，在当时中国俨然如“屠龙之术”，无用武之地。民国时期的中国内忧外患严重，造就一个强大政府，领导人民实现国家完全独立和基本工业化，是当时人们感觉最急切要达到的目标。
即便是在知识界，也普遍忽略建立一个权力受到充分监督的政府，对于国家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性。反而大家都觉得，如果能有一个政治集团或领袖人物，能够带领民族走出苦难，我们宁可把自己拥有的权力让渡给他们。正所谓民主科学让位于富国强兵，民权让位于救亡图存，事后也证明，中国人为这种急功近利付出了代价。
所以，龚祥瑞纵然通晓古今中外法治之道，必然不会被内心急于集权的国民党所接受（虽然国民党不得不做一点宪政的表明文章），也在当时民国知识分子中没有多少市场。
在1949年政权更替的时候，龚祥瑞毅然选择了留下来建设新中国，即使他到晚年也不后悔做出这样的选择。令他欣慰的是，建国初期旧社会的很多弊病被革除，国家各项事业欣欣向荣，人民享受到久违的安定。
但是龚祥瑞教授及他所坚守的法学的处境并没有任何改善，反而因为他的法学思想系从西方学来“资产阶级法学理论”，更与新社会格格不入。1954年，龚祥瑞教授进入北大任教，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我检讨、自我思想改造，彻底肃清以往接受的“思想毒素”，而他在建国后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即与导师划清界限的《批判拉斯基改良主义的国家学说》（《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9月）。
龚祥瑞当时的确是抱着一种诚意自我反省态度，重新塑造自我，但是接下来的时间，他仍没有多少机会从事教学科研，多数时间用在了下乡劳动改造、社教和四清。最悲惨的则是那十年，龚祥瑞被无数次批斗，而批斗自己的很多人是曾经教过的学生，周围看着长大的孩子。
在最严重一次批斗中，学生们愤怒地殴打年过半百的龚教授，他腿上的一块肉被打掉；当年西南联大同事的妙龄女儿，竟然兴奋地看着他在游街中丑态百出——这一切让他感觉到很多年青一代人性的异化沦丧，更让他感受到法律对于维护一个社会基本道德和正义，是多么的重要！
1968年，已经57岁的龚祥瑞教授被疏散到北大在江西鄱阳湖畔开设的实验农场，继续接受改造。龚教授在这里负责放牛，终日起早贪黑与牛为伍，吃不饱、住不暖，同事去南昌进城办事，捎回来一包萝卜干，即是难得美味。到1971年回北京的时候，龚先生牙齿已经掉光，并且患上了肺结核，颇显老态龙钟。
1980年，已经69岁的龚祥瑞教授终于有机会重返讲台，他自称开始进入“学术黄金期”，而当时人均寿命也不过63岁，换到现在，龚祥瑞先生已经是耄耋之年的高龄老人，这个“黄金期”迟到了近40年。
经历了半世纪沧桑变幻的龚祥瑞教授，此时下定一个决心，一定要把法治的理论和信念传递给学生，只有法治才能实现社会的持久才能安定，守护每一个人。龚教授以及王铁崖教授、罗豪才教授可谓爱生如子，对他们关怀无微不至，尤其是龚教授把自己并不宽敞的家中开辟出一个“公法学沙龙”，自己备好花生米、酒，供大家闲谈阔论之余品用。
而他的学生们，多数也都被十年动乱耗费了大半青春，此时更是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学习教授们大半生心血积累的理论知识。积极参加“公法学沙龙”的法律系学生王绍光、李克强、陈兴良、王建平、陶景洲、刘凤鸣，以及国际政治系学生杨百揆、刘庸安，在龚教授看来，都是国之栋才。

（龚祥瑞教授、罗豪才教授与学生们的合影。从左至右为：陶景洲、魏定仁、姜明安、罗豪才、龚祥瑞、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王建平）

此时，龚祥瑞教授获得了英国上诉院院长丹宁勋爵的系列丛书。丹宁勋爵担任英国最高级法官30多年，依据判例经验，推动了英国司法改革，促使普通法系判决从前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型，被视为司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尤其是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书指出，“所有权力都是可以被滥用或误用的”，必须不断制定出新的法律和新的司法程序，防止对权力的滥用和误用，才能实现公正。目睹了太多中国现代化转型中龚祥瑞，对此感同身受，他立即在自己的同学中物色翻译人选，把这套丛书介绍给国人。
法律系77级的李克强无疑是理想人选之一，他极其刻苦，不仅法学理论学地好，还特别有思想原创性，毕业前后就写下多篇学术论文。李克强外语底子很弱，但是经过这几年努力，突飞猛进，还翻译了《英国宪法资料》，被全国人大法工委采用，由他来翻译这本书，无疑是非常合适的。
国际政治系的杨百揆也是一个理想人选，杨百揆是文革中的“老三届”，入学后不仅是学霸，更是因为被北大学生会推举为海淀区人大代表候选人，有模有样地跟其他几位候选人辩论（中央书记处和全国人大也对此表示谨慎支持，派人认真了解情况，以为完善基层自治做参考），成为北大风云人物之一。刘庸安则是从1967年起在外文印刷厂做了11年工人，业余最大爱好就是读外文书，因此，对翻译这一行也不陌生。
三位同学虽然课程非常紧张，但是翻译工作一丝不苟，据刘庸安回忆，他们会对一个词语或句子的译法反复推敲，然后再去请教龚教授。一次，李同学在西苑饭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恰好与季羡林先生分到同一间居室，李同学趁机请教季先生书中的一个古英语词汇怎么翻译，没有想到，第二天季先生特意回家中查询辞书，为李同学指出这个词语的几种译法。
到1982年他们毕业的时候，《法律的正当程序》基本完稿了。1984年龚祥瑞教授访问英国，经英国一些律师的引荐，终于有机会和丹宁勋爵见面。丹宁勋爵此时已经85岁高龄，但是为了体现对中国客人的尊重，竟然乘坐出租车，亲自从家乡来到伦敦与龚祥瑞教授见面。当龚祥瑞教授拿出《法律的正当程序》中文译文，展示给丹宁勋爵，并告诉他，他的著作在中国深受法律界年轻人欢迎的时候，丹宁勋爵激动地老泪横流，欣然为中文译本写下了序言。
接下来，有必要再谈谈这四位北大师生后来的故事。龚祥瑞教授活到了85岁，于1996年去世。他在人生最后的时光，忘我地投入到中国法学研究，培养法学人才。用他的话来说：培养中国法治人才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唯有实现法治，才能保障国家的繁荣安定，才能保障改革开放政策延续性。
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完成了的学术自传，题目为《盲人奥利翁》，他认为自己就像希腊神话中苦苦追寻光明的奥利翁一样，没有等到光明即已去世，他寄希望于后人努力，把法治的光明普照中华大地。

他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大口喘着气，告诉来看望他的青年法学家和司法工作者们：“一个法律人要不怕强权，要敢于维护法的尊严，为老百姓伸冤、鸣不平，还要准备遇到各方面压力。但只要坚持的是真理，成功终归是属于你的”。
他去世两年后，李克强开始主政河南，继而担任辽宁省委主要领导。他在河南施政中提出政府要接受人大监督，并且坦诚自己也愿意接受各方面监督批评；他在辽宁指出，加强法治建设，构筑“法治辽宁”也是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一个重要部分，后人总结为“东北振兴、法治先行”，这无疑对解决当下东北发展困局有启示意义。
2013年他担任共和国第七任总理后，不断强调：要把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无论任何人、办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权限；对于民众“法无禁止即可为”，对于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只有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只有以权力“瘦身”，才能为廉政“强身；不仅要监管老百姓，还要监管监管者，决不允许搞选择性执法、任性执法。这些无一不道出了法治社会的真谛，无一不显示出丹宁勋爵和龚祥瑞教授法治思想对他的影响。
经过他的努力，从2013年到2022年，中央部委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2183项，各省区市取消调整36986项，全国三分之二行政审批被拿掉，政府权力大大瘦身；他力行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如今各级财政供养部门都要依法公开经费支出信息、供养人员数量，公民也可以依法申请某些信息的公开；他主导各级政府制订《行政程序条例》，主持制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政府督查工作条例》，力推政府按规矩行使权力。可以说，在他的推动下，中国行政领域法治化前进了一大步。
而另一位主要译者杨百揆在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从事学术工作，延续了龚祥瑞先生的事业。他接着翻译了丹宁勋爵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法律的训诫》，此后又撰写了《现代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研究》、《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美国总统及其选举》、《西方文官制度》等著作，成为最早引入现代政府管理理念的学者之一。
在杨百揆晚年岁月，笔者与他有所接触。他仿佛看淡了所有一切，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过去，更从来不提及与国家领导人过去的交往，也很少对历史或政治发表置评，每次都是闭目养神，听大家的讨论。他的家人都移居加拿大，唯有他还留恋不舍得离开中国，他每天很规律地在早上发表一条朋友圈，不多不少，只有一条。2019年8月，笔者多日不见他推送朋友圈，原来68岁的他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在家中，直到数日之后邻居才发现。
最后一位译者刘庸安先生，毕业后到中央编译局工作，先是成为一名出色学者，撰写了大量介绍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主义理论的论文，为我们反思苏联模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继而担任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主持翻译、出版了诸多优质政治学、法学书籍，使得该社成为我国最优秀的思想理论方面出版机构之一。
文章的末了，我们可以发现，百年来中国法治思想从无到有，从涓涓细流到成为社会共识，正是像钱端升、龚祥瑞和他的学生们，一代代“播火者”不断推动的结果。而我辈凡人，虽然不能通过思想和权力改变社会，但是仍应该从我做起，关心法治建设，坚守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只有全体国民自身不断努力，才能真正让法治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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