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公方彬：摆脱仇恨教育和历史悲情已成无法绕过的重大命题

昨天看到胡锡进在公号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过度与和服较劲，实为对日本的抬举》，该论的事由是武汉一公园里有几位女子穿汉服，被工作人员误识为她们穿的是日本和服，遭到反复驱赶。有人调侃说，正在征求意见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这么快就有现成的案例了。胡锡进在文中提到了摆脱“民族悲情”的问题，“中国大陆社会今天看日本就应该像二十多年前看台湾一样，充满自信。当年日本侵略、压迫给我们造成的民族悲情不应继续是我们同日本打交道的主导情绪。我们再也不用恐惧日本，当中日发生新的摩擦时，我们对日本的一部分恨完全可以转变成对它的蔑视。调整我们对日本的认知和情绪是中国面对日本在心理上彻底站起来的必要步骤。中国已经很强大，我们看待对手的眼光和感受也应从此不同。”

按照胡锡进的说法，我们走出历史悲情和民族悲情的方法，就是从原来的仇恨转为蔑视。关于如何走出历史悲情，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早前曾撰文写道，“要跳出历史悲情，很重要的是对世界历史演进过程和规律有清晰的认识。”“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到，牢记历史是为了避免重演历史，不能囿于其中不能自拔，更不能异化为永不化解的民族仇恨。很长时间里我们是通过复仇而激发精神力量，未来只能通过开创文明的道德感和担当精神生发力量，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新命题，也是必须转换的道路。”在此刊出该文，提供给大家胡锡进视角之外的另一个观察面向。

在更宽广的历史周期中分析问题，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世界没有几个国家不曾被战争蹂躏过，也没有几个国家不通过战争侵扰别人。这个判断涉及到历史观，因而变得重要。

以往我们常讲西方列强天生有侵略性，看看近代史或西方殖民史，很容易得出“国强必霸”的结论。然而，当我们放宽视野，换一种思维或视角看问题，得出的结论则不仅此。

提出“腹地理论”或“陆权理论”的英国政治地理学家麦金德，曾于1904年出版了影响世界100年的著作《历史的地理枢纽》，其中讲了这样一个令人瞠目的观点：欧洲的历史是被异族侵略的历史。

这个观点对于我们来讲很陌生，因为长期进行的教育，欧洲列强铁蹄几乎踏遍世界，他们已经成为侵略者的代名词，尤其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北京、八国联军进北京，所犯罪行已经深印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

然而，当我们延伸到历史深处进行考察，便发现欧洲的侵略史不如被侵略的历史长。其走上侵略道路，是工业革命后的事情，也就是公元1500年以后的400多年间，此前上千年基本是被一波又一波游牧民族的铁蹄践踏，包括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的入侵。危急时刻，是整个基督教文化圈面临消亡。

即便把历史拉得更近，比我们承受苦难更多的国家有很多，波兰最具代表性。从1772年到1795年，波兰3次被瓜分。1772年8月，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签署条约，使波兰丧失35%的领土和33%的人口；1793年1月，俄普两国签署协定，使波兰领土仅剩20万平方公里，由此沦为俄罗斯的傀儡国；1795年，俄奥普再次签署协定，波兰被彻底瓜分。

德国军人和波兰民众

二战中，波兰人承受了较其他国家和民族更多的苦难。1939年9月1日，德国以闪电战突袭波兰。随后，苏联以建立东方防线为由，进攻波兰东部。波兰被苏、德两国瓜分。1940年4月，德国纳粹在波兰建立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波兰人在此殉难。1940年在波兰的卡廷森林，有2.2万名在押波兰军人、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职人员被苏联军队杀害。

据统计，二战中波兰遇难总人数达650万，其中犹太人遇难395万，波兰人遇难235万，其他居住在波兰的少数民族30余万，加上领土变更造成的人口损失，总数达830万以上。二战结束，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又因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决定，版图整体西移200多公里，面积比战前减少7.6万平方公里。

如果以单一民族为分析问题的对象，全世界苦难最深重的是犹太民族，这个民族不仅承受了千年大流散的精神痛苦，而且经历了德国纳粹种族灭绝的悲剧。看一下《辛德勒名单》，才会真切感受到一个民族陷入“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境地时的绝望。

今天，在这些苦难沉重的国家和民族，已经很少有人囿于历史仇恨不能自拔，他们更多是看当下，看将来，即在现实利益中生出爱恨情仇。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已经赦免了曾经的侵略者。或者说，加害国与受害国中的人们谈及历史，只是将曾经的悲剧看作“历史事件”，而不是永不化解的悲情，并为其左右。

这不能不引发我们思考，在中国已经走向世界参与规则制定的今天，该如何看待被侵略的历史，已经成为无法绕过的重大命题。长期以来我们进行的是仇恨教育，因为“阶级仇、民族恨”能够最直接最生动最有力地激发精神力量，且高度契合民族文化中的“因果关系”。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系统，由此形成国家定位、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问题在于秉持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是否有利于民族前行。

生活中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总是处于历史悲情中不能自拔，就不可能以阳光心态对他人和社会；一个国家和民族陷入历史悲情不能自拔，造就的必定是低境界、窄胸怀、小格局，甚至直接扭曲思维和价值判断。囿于历史悲情，加害国每有风吹草动，甚至一介平民的行为，一位政客的妄言，都触动受害国敏感的神经，这时受害国的网民如果缺少理性，必以充满戾气的跟贴应对。已经强大起来的中国必须警惕这种情况，否则定让世界疑虑中国会走复仇的铁血道路，这显然不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大国崛起需要更多的大国国民，如果国家充斥的是大国小民，便不可能实现真正崛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胸怀越宽广，号召力越强大，反之则亦反。换言之，小国缺少胸怀和格局，可以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作为参与规则制定的大国，如果缺少胸怀和格局，必定与历史攸关国发生绵延不绝的冲突，且大量树敌。

要跳出历史悲情，很重要的是对世界历史演进过程和规律有清晰的认识，人类由“铁血道路”走向文明是一个艰难过程，在尚未实现自我超越前，发生剧烈冲突在所难免。就如同野蛮民族走向文明过程中的杀戮，必须经历一个觉悟过程。且不说公元后的2000年，即使选取更近的1000年，也很难找出一个没有杀戮和被杀戮的民族。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几乎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曾经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或者说，今天加害别人，明天被人加害。期间差异在于哪个杀戮更多地出现在记忆中。

我们已经到了更新历史观的时候了，只有“往前看”，大国道路才拥有坚实的政治和人文基础。这样讲，并非倡导虚无历史，忘却苦难，而是认为应当以更有利于国家和民族实现自我超越，更具大国意识和胸怀的视角看待历史。这在世界出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回潮的情况下，把我们推向道义的制高点。为什么习主席在达沃斯会议的主旨发言广受赞誉，就是因其持有的高扬全球化的旗帜与开创文明的政治观。

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到，牢记历史是为了避免重演历史，不能囿于其中不能自拔，更不能异化为永不化解的民族仇恨。很长时间里我们是通过复仇而激发精神力量，未来只能通过开创文明的道德感和担当精神生发力量，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新命题，也是必须转换的道路。

更新历史观，将助力中国大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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