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字也不能改！邓小平给姓“资”姓“社”立下定海神针

过去几年，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关于“民营经济退场论”的担忧情绪流行起来。最为引人关注的一次，发生在2018年9月。当时一篇名为《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逐渐离场》的署名文章在网上传播开来，作者是自称“资深金融人士”的“吴小平”。随后为了平息这场风波，高层接连表态，争议和担忧才渐次平息下来。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反垄断、节制资本无序扩张、整顿房地产市场，以及延续邓时代对共同富裕的追求等，民营企业仿佛再次感受到了“凛冬将至”，同样地，为了平息无谓的担忧和争论，高层领导人最近也在不同场合反复重申对于民营经济的支持。

事实上，今天人们争论和担忧的问题，早在邓小平时代就激烈争论过了，邓小平也早已给这一争论立下了定海神针。而且邓小平的先见之明，已经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所证明。

1982年至1984年，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展开了大规模的争论。当时，以薛暮桥、林涧青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张“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改革的取向，与“产品经济”、“计划经济”相区别。但有人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特征，提高商品经济，就会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甚至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把“商品经济论”当作“精神污染”加以批判。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了决定，从而统一了全党认识，推进了改革。邓小平高度评价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写出了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初稿”。

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不久，一场关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争论展开了。1987年，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是市场化改革又向前迈了一步。当时，以吴敬琏、廖季立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范畴之间没有区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然而，1989年，又有人批判“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把“市场化”和“私有化”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两大罪名。

不久，北京《当代思潮》杂志在1990年第1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一文。文章称：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文章还进一步指出：有些人正是想通过发展私营经济妄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开放，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

随后，《真理的追求》杂志连续发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和平演变”战略与经济》、《重提姓“社”与姓“资”》等文章，将反对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矛头指向经济领域，把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看作阶级斗争的假想敌。

各类报刊上关于姓“社”姓“资”争论的文章，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1990年7月，在一次中央高层会议上，两派经济学家又发生激烈交锋，老经济学家薛暮桥慷慨陈言，批驳“计划取向”的言论，并在会后上书中央倡言市场经济改革。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表态称，他看不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强调“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他还在1990年底和1991年初两次谈话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1991年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1991年初视察上海的讲话，先后发表《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4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提出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敢冒风险，大胆改革，不要再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结果，文章遭到了指责和围攻，来自《当代思潮》、《真理的追求》、《高校理论战线》等杂志的反对声音是，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还是姓“资”。

思想理论界的这场争论，导致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出现大幅度滑坡。1989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有90581户，从业人员1640051人，注册资金844776万元。但到1990年6月底，私营企业的数量下降到了88000户。据统计，到1991年底，全国私营企业的发展速度还不及1987年的水平。

这场争论，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以十四大确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才尘埃落定。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以88岁高龄视察南方，期间发表重要讲话，明确回答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特别是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而对于全国上下对私营经济政策产生的质疑，邓小平一语破天机：“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从而为私营经济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

1993年，私营企业迅速走出低谷，超过1988年的水平，达23.7万家。1994年，增至43.2万家。至于私营企业的注册资金，在1989年和1990年间几乎没有增加，但从1992年到1995年，增涨了约20倍，达到2400多亿元。

历史是最好的教材，何况这场争论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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