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方喜 | 人工智能“奇点”与社会变革大势的生产工艺学考察

作者

喜

方

刘

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室室主任、文学系教授，兼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近年来在AI等智能技术与文艺理论方面发表多篇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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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会有所不同,目前尚未实现的将超越人类的强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有可能引发“技术奇点”或“物种奇点”,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这将引发人-机对抗和机器失控,这种远期的“类”影响尚不明朗,但却受到过度片面关注;现在已经实现的弱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将引发“经济奇点”或“工作奇点”,这产生自人-人对抗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并将进一步加剧人-人对抗,引发社会失控乃至整体崩溃,这种中期影响已初步呈现,但却较少被关注。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重视现代科技及其锻造的自动化机器对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影响,强调扬弃造成人-人对抗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自动化机器将使人类体力和智力得到解放,这对于探讨如何将当今人工智能的挑战转化为机遇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人工智能; 技术奇点; 经济奇点; 社会变革

本文原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注释、尾注等在此省略，完整版本请参见刊物或知网。

极速发展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 AI)将把人类社会带向何方?是挑战还是机遇?正在到来的“智能社会”是福是祸?在描述AI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的诸多词语中,“奇点(singularity)”是个极富理论阐释力的范畴,本文试图将其与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结合起来,探讨AI所引发的社会变革大势。

“奇点”在数学领域指在y=1/x中,当x等于0时y趋于无限大等现象;天体物理学理论尤其是宇宙大爆炸理论,又用“奇点”来描述不同于普通物理世界的“黑洞”内部时间、空间、光线发生压缩、扭曲等难以理解的奇异现象。而当“奇点”被用于描述AI发展趋势及其社会影响时,在理解上就出现了分歧。

1. 在AI奇点的认知上,首先存在由悲观的反乌托邦主义向乐观的乌托邦主义转向,并形成二元对立的认识格局。

AI奇点论影响最大的,当属雷·库兹韦尔及其《奇点临近:人类超越生物性》一书,与此相关,出现了所谓“奇点主义”概念和“奇点大学”“奇点研究所”等机构,而2005年以来,奇点研究所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奇点峰会,不断向人们勾画着“奇点宏图(Singularity Big Picture)”;向前追溯,冯·诺依曼在谈及技术变化时较早使用“奇点”一词,弗诺·文奇1953年在美国航天局作了“即将到来的技术奇点”的演讲,成为第一个正式使用“技术奇点”一词的人,此后,“传到雷·库兹韦尔手里,开启了今天所谓的奇点运动”。人类历史上颠覆性的技术变革不少,如发明火、印刷术和电力等等,但是,“没有人觉得非给它想出个花哨的名字不可”,那么,为什么非要用“奇点”这个似乎有点花哨的概念来描述AI技术变革呢?因为这种“技术奇点本身会带来智能(也即造就初始技术的、独一无二的人类超强实力)上的变化,这就是它跟其他所有革命不同的原因”,并且AI尤其所谓超人工智能(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简称ASI)将是“比人类聪明一千倍一万倍的智能,将永远地改变这场游戏”,到那时,“兔子之于人类,和人类之于超级智能机器是一样的”——文奇对此持消极、悲观态度,而“雷·库兹韦尔把‘奇点’这个词据为己有,改变了它的含义,把它打扮成了人类历史上充满希望的璀璨时代”,尽管他强调奇点“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反乌托邦”,而且他“写过、也谈到过人工智能的危险,但这些内容并不多”,总体看,库兹韦尔在AI奇点论上是积极、乐观的乌托邦主义者,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极大。

总之,(1)“奇点”是用来描述AI技术变革的特有范畴,现有的或许更具颠覆性的如基因技术的变革也不用“奇点”来描述;(2)AI奇点论在西方经历了由消极、悲观的反乌托邦主义向积极、乐观的乌托邦主义的转变——从当下关于AI的全球认知状况看,技术研发、商业应用界总体上持乐观主义乃至乌托邦主义态度,而有关AI风险的认知只为好莱坞科幻片、大众传媒上疯传的种种商业噱头所渲染,却很少被严肃对待——不受各类娱乐化、商业化的信息干扰,超越认识格局上积极的乌托邦主义与消极的反乌托邦主义二元对立,对于科学认知AI及其社会影响非常必要。

2. 从发展现状与趋势看,未来可能出现的强人工智能或通用人工智能引发的“技术奇点”,与现在已经实现的弱人工智能或专用人工智能将引发的“经济奇点”等有所不同,对社会的影响也非常不同。

讨论AI奇点,还会涉及“什么样的奇点,如何来临”的问题,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AI,所引发的“奇点”也有所不同:一般把现在已经实现的AI称作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简称ANI),中文翻译为弱人工智能或专用人工智能,如能写诗的微软小冰、能下围棋的阿尔法狗等,它们尚不足以直接引发“技术奇点”;能接近甚至超过人类智能进而引发技术奇点的AI,一般被称作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简称AGI),中文翻译为强人工智能或通用人工智能,而在这种AI能否实现、如何实现的问题的认知和判断上,即使技术研发界也存在较大分歧。但是,不足以引发“技术奇点”的弱人工智能却将引发“经济奇点”。卡鲁姆·蔡斯在《经济奇点》一书中指出,强人工智能出现后,“凡是人类能做的智能型任务机器都能做,此时将所发生的变化定义为‘技术奇点’”,强人工智能还将进一步发展为超人工智能,“以人类难以理解的规模和速度改变着地球”,而“用来描述发生在‘技术奇点’之前的另一事件似乎也合情合理。我将这一事件称为‘经济奇点’”。史蒂文·希尔在《经济奇点》一书中也提到了两种奇点,他首先讨论了2045年“人工智能爆炸”所形成的“技术奇点”,然后阐述“另一个让人不安的地平线”即“经济奇点”,“几乎没有消费者需求而从内引爆经济的引爆点,原因是财富集中在极少数特别有能力的人手中,这些人把国家最优质的资源据为己有”。两位研究者都强调弱人工智能所引发的“经济奇点”与强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技术奇点”非常不同,而辨析这两种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AI对社会影响的不同,还需进一步展开具体分析。

3. AI社会影响的时间长度有近期、中期、远期之分,总体来看,近期影响较为乐观,强人工智能“技术奇点”所涉及的远期影响目前尚不明朗,弱人工智能所引发的“经济奇点”尤其“工作奇点”的中期影响已初步呈现。

苏东坡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较为全面而科学地认识AI的“庐山真面目”,还需辨析AI社会影响的远近高低、轻重缓急之不同:蔡斯认为未来的技术奇点“更为重要但情况没那么紧迫,而经济奇点恰恰相反”,而“事实上,机器不需要变成强人工智能就能夺走我们大多数人的工作”从而带来“普遍性失业”“结构性失业”,也就是说,不需要未来可能出现的强人工智能,当前已经实现的弱人工智能就足以引发“经济奇点”或“工作奇点”;当然,这种大规模技术性失业“尚未发生(就算有也不多),但接下来几十年将会发生”,由此可见,弱人工智能引发的“工作奇点”“经济奇点”涉及的是AI的中期影响,但目前已初步呈现。

对于AI是否会引致大规模失业,国际学术界是存在分歧的,一些学者尤其经济学家基于历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认为AI在消灭一些工作的同时也会不断创造出新的工作形式和机会,但蔡斯强调“这次有所不同”。蔡斯指出:“智能爆炸的可能性通常被称为技术奇点。对于人类来说,这有可能是惊人的好消息,也有可能是灾难性的一刻”,强人工智能“技术奇点”所涉及的远期影响总体来说目前尚不明朗,这种影响或许“更为重要”,可谓“远虑”,但还不那么“紧迫”。然而当今大众传媒所渲染的恰恰是这种尚不明朗的远期影响,而弱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工作奇点”这种更“紧迫”且严峻的中期问题或“近忧”却较少被严肃关注。因此,科学认知和预判AI的社会影响,需要避免将近期、中期、远期影响混淆在一起的常见做法。三期影响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探讨应对远期的强人工智能技术奇点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更为迫切的问题是现在就要启动解决“近忧”的相关变革,即应对弱人工智能引发的工作奇点的相关社会变革,以跟上AI指数级发展的速度,而不能过分“舍近求远”“好高骛远”——这当是哲学社会科学介入AI及其社会影响研究的有效切入点。

4. AI社会影响还有整体性的“类”影响与结构性的“阶层”影响之不同,其中强人工智能“技术奇点”所涉及的是整体性的“类”影响和人-机关系,而弱人工智能所引发的“经济奇点”则涉及结构性的“阶层”影响和人-人关系。

库兹韦尔所谓“技术奇点”实际上是指“物种奇点”,即强人工智能尤其超人工智能将全面超越作为生物性的智能物种的人类,成为地球智能进化史上全新的“物种”——这涉及的是AI对人类社会整体性的“类”影响和人-机关系:积极、乐观的乌托邦主义者如库兹韦尔等认为这种人-机关系是非对抗性的,机器智能只是人类智能的一种进化和提升;而消极、悲观的反乌托邦主义者如霍金、马斯克、比尔·盖茨等则认为这种人-机关系是对抗性的,有可能引发机器失控,超越人类的超级智能机器物种将取代、威胁乃至毁灭人类物种——但是,也有不少研究者对于未来是否会出现或实现这种强人工智能尤其超人工智能表示怀疑。这至少表明:直到目前为止,这种远期的“类”影响其实还非常不明朗,但在当下全球认知和研究现状中又被片面过度关注,好莱坞科幻大片、各类大众媒介等所过度渲染的,也是这种尚不明朗的远期的“类”影响。我们无法确定AI机器未来有一天会不会成为一种超越人类物种的新的智能“物种”,也无法确定由此形成的人-机关系,究竟是对抗性的还是非对抗性的,智能机器是否一定会全面失控,但可以确定的是:人类物种发展到今天,由一个个人类个体构成的“社会”绝非是铁板一块的,而是存在由权力大小、财富多少等所造成的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的,由此形成了人类内部的人-人关系的对抗,并且这种人-人关系与人-机关系至少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如果只关注AI对人之“类”的影响而把目光只聚焦在尚不明朗的未来的人-机对抗上,我们可能就会忽视一个简单的社会现实:AI对处于社会结构不同“阶层”的人的影响是非常不同的:弱人工智能所引发的“经济奇点”的后果是将剥夺绝大多数人“工作”机会,而这些绝大多数人又主要是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收入”的,因此,“工作奇点”同时也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奇点”,而在绝大多数人收入趋零的同时,掌握AI机器的少数人的财富却会暴增——这必将形成尖锐的人-人对抗,蔡斯认为,这将形成社会失控或分化和崩溃:

我们已经看到,经济奇点出现后会出现两大分歧。首先,如果绝大多数人失去工作,那精英群体和其他人之间基本上不会有任何流动——也就是说,不再有社会流动性。全世界概莫能外。如果你没有有偿工作,就很难积累资本。其次,如果技术进步速度继续加快,精英群体多半会利用认知增强技术和身体增强技术,从身体和认知上跟多数人分道扬镳……要纠正这种情况很难,显而易见的做法就是结束财产私有制。这意味着把生产、交换和分配交给某种集体所有制,以阻止社会分化和人种分化……人类分化成上神和废物不是技术性失业有可能造成的唯一后果……了解如何实现或避免其成为现实,或许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奇点最积极的一面。

蔡斯显然并不只是强调AI所引发的经济奇点消极的一面,也强调其“积极的一面”,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而将挑战转化为机遇的关键点就在于:现在就要启动相应的社会制度变革,如许多研究AI社会影响的西方学者,就提出实行“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变革方案,而蔡斯认为变革的目标是“结束财产私有制”而实行“某种集体所有制”——这或许可以视作社会变革的远期目标,而实行全民基本收入则可以作为中期目标——这种观点在西方有关AI社会影响研究中并非主流,但值得充分关注。

总之,AI技术发展与社会结构变革相互影响:AI是在特定的历史性的“社会结构”中运行和发展的,一方面,这种社会结构影响乃至规约着AI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AI正在并将继续影响乃至重塑这种社会结构。或许可以把“社会”视作一种独特的“超级计算机”,社会结构及其相应的制度等构成了社会整体运行的“操作系统”,而AI研发及应用则是在这种整体性“操作系统”中运行的“应用软件”。从当下现状与趋势看,这种“应用软件”发展速度极快,而社会“操作系统”更新、升级的速度,远远跟不上AI指数级增长的速度。这种情况导致:一方面,版本过低的社会“操作系统”会影响AI的有效运行、降低AI的发展速度和应用广度,在利润驱动的商业框架下,目前已经实现的弱人工智能的社会效用或造福人类的潜能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和广泛应用;另一方面,极速发展的AI与社会“操作系统”的兼容性会越来越低,不兼容而形成的相互冲突有可能引发社会“操作系统”崩溃或“社会”这种“超级计算机”“死机”——也就是蔡斯所说的社会“崩溃”。

从相关认知和研究现状看,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的只关注AI对人的远期的整体性的“类”影响和人-机关系的研究,实际上是在预设“社会结构”始终是“不变量”——但是这种预设并不符合社会历史事实,由人-人关系构成的社会结构及其相应的制度等,始终是处于动态变革中的,而现代技术发展对于这种社会变革发挥着巨大而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关注人性变化、社会变革的传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又往往把现代技术视作“不变量”,脱离正在按指数级速度发展的新技术来孤立地探讨相关问题——科学认知AI及其社会影响,需要克服这两种片面倾向,而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对此有重要启示。

5. AI社会影响还有“基础性”影响与“扩展性”影响之分。

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高度重视对人之“类”的研究,以全人类的解放为理论追求和奋斗目标,另一方面又把这种“类”的探讨建立在社会结构性差异的分析上,如恩格斯指出,现代大工业一方面造成了无产阶级,另一方面“造成了资产阶级这样一个享有全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垄断权的阶级”,“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社会就像司机无力拉开紧闭的安全阀的一辆机车一样,迅速奔向毁灭。换句话说,这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恩格斯描述的是19世纪“整个现代社会”可能走向毁灭的远景——这可以说是一种整体性的“类”分析,而导致社会整体毁灭的原因,却是社会结构性差异即“阶级差别”及其与现代大工业机器生产方式释放出的巨大生产力之间的激烈矛盾,而“避免整个现代社会毁灭”的有效方案,就是消除“阶级差别”这种人-人对抗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当今技术悲观主义者常把AI比喻为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其导致的反乌托邦远景是:作为人类创造物的强人工智能尤其超人工智能机器一旦失控,人类社会将像“司机无力拉开紧闭的安全阀的一辆机车一样,迅速奔向毁灭”——这种认知的首要问题其实还不在悲观、消极,而在只关注人-机对抗、只作片面的“类”分析,严重忽视了人-人对抗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及其与AI机器之间的相互影响。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因此,应充分结合物质生产方式的变更,来考察社会整体的变迁或变革。马克思的“生产工艺学批判”或“批判的工艺史”研究的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而锻造出“动能”自动化机器体系这种现代化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或者说使现代物质生产的“体力”器官发育成熟,正是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最“基础性”的影响,“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动能”自动化机器体系的形成、社会人的“体力”器官的发育成熟,引发现代物质生产方式的“工艺革命”,通过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也引发了“生产力革命”,进一步又引发“生产关系的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同时其自我扬弃的进程也被开启——这种“生产关系革命”体现的是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基础性影响”,而其他方面的影响则可谓“扩展性影响”或“衍生性影响”。

马克思强调,现代科学技术及其锻造出的自动化机器始终是处于革命性变动中的“变量”,同样,现代社会结构及其制度也是始终处于不断变革中的“变量”,作为现代物质生产方式基础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累积性,必然不会在机器的“动能”自动化革命、社会人的“体力”器官发育成熟上停顿下来,而当代AI革命所昭示的就正是现代机器的“二次革命”即“智能”自动化革命、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二次发育”即“智力”器官也开始发育,AI作为一种“智能”自动化机器技术对当今人类社会的“基础性影响”也就在于:正在催生当今物质生产的“智力”器官发育成熟,引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的革命。由此,我们可以把当今AI革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纳入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框架。

6. 探讨AI社会影响的生产工艺学批判之维。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未能充分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影响”,而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则充分重视这种“基础性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勾勒出马克思相关思想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科学技术革命-(物质生产)工艺革命-生产力革命-生产关系革命、经济基础革命-制度上层建筑革命-观念上层建筑革命”。大致说来,引发物质生产方式的工艺革命、生产力革命、生产关系革命等,可视作现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基础性影响”,而进一步引发的制度、观念上层建筑的变革等,则可视作“扩展性影响”。这一框架对于今天科学而全面地考察AI革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有重要指导作用。

一般认为,当今AI革命对于人类来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全球社会应该高度重视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关键在于“如何”转化,而这方面的认知存在很大分歧。从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现状来看,伦理学、法学等学科已开始探讨引导AI“向善”或向友好方向发展的道德规则和法律制度等,这是在制度和观念上层建筑变革层面的探讨,非常必要,但主要涉及的还是AI的“扩展性影响”,这方面的探讨总体来说还是一种恩格斯所说的“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应对AI挑战的方案;而“基础性影响”则首先发生在物质生产或实体制造层面,其次是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所有制等层面,总体来看目前有关AI这种“基础性影响”的探讨还略嫌薄弱。

前已指出,从现代物质生产机器自动化方式的发展历史进程来看,AI革命对当今全球社会的“基础性影响”在于:正在锻造当今物质生产机器“智能”自动化的工艺方式,推动社会人的生产的“智力”器官发育成熟;而从应用现状来看,AI在全球范围内却被更多地应用于流通、营销、消费乃至文化信息娱乐等领域,而非物质生产或实体制造领域或环节。针对这种现状,笔者在当代新技术体系中提出锻造“物联网+人工智能”生产方式理念(小米等公司也提出与此相近的AIoT即AI+IoT概念,这一概念已在全球范围受到越来越广泛关注),并在“工业化-去工业化(信息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将其定位在“再工业化”基础上的“超工业化”生产方式,这将有助于探讨AI对当今全球社会的“基础性影响”。

面对AI的挑战,西方一些学者也开始在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所有制等基础性层面,展开对AI社会影响的探讨,如蔡斯提出这样的疑问:“资本主义特别是私有制是否适合后工作世界,就像它适合工业革命期间那样?”历史地看,“过去几个世纪,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发展良好,人类受益良多。我不确定它们在后自动化时代是否依然行得通。可是究竟要用什么来代替这两者,如何才能实现平稳过渡而不引起动乱,这还真是叫人殚精竭虑的大事。这听上去像个奇点——经济奇点”,“什么样的社会有可能顺利通过经济奇点的黑洞表面?所有货物都是机器生产的,所有服务都是机器提供的,我们不再需要为此向人们支付酬劳,社会躲过了分化和崩溃两大陷阱”。这种对当今“智能”自动化机器及其社会基础性影响的分析思路和应对方案,与19世纪恩格斯对“动能”自动化所造成的大工业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基础性影响的研究思路一脉相承:“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重构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对于这个层面的探讨有重要启示。

7. 有效应对AI“奇点”,充分重视对AI研发已经取得的实际成果和发展趋势的理性分析,从多学科、多方面、多层面展开探讨非常必要,而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对这方面探讨具有重要启示。

相对于“个体人”,马克思“社会人的生产器官”表述中的“社会人”是个整体性的“类”概念;马克思在分析动能自动化机器时指出:“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工具的效率从人类劳动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人的“体能”由生物性的身体转移到了物理性的机器上面,恰恰意味着人类物质劳动力的解放——由此也可以说,当今AI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基础性影响”也就在于:人的“智能”由生物性的身体转移到了物理性的AI机器上面,而这意味着人类精神劳动力也从“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了”——这是对AI社会影响的整体性的“类”分析,而马克思又是充分结合社会结构性差异展开“类”分析的:动能自动化机器作为一种“社会人的生产器官”,不被蓝领工人拥有而被资本家垄断,正是这种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导致蓝领工人的失业——根源在人-人对抗上,而当时英国蓝领工人所发动的“鲁德运动”却错误地将此归咎于人-机对抗。马克思分析指出:

十九世纪最初十五年,英国工场手工业区发生的对机器的大规模破坏(特别是由于蒸汽织机的应用),即所谓鲁德运动,为西德默思、卡斯尔里等反雅各宾派政府采取最反动的暴力行动提供了借口。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

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

后来,西方发展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等将这种现象概括为“鲁德谬误”。

同样,也正是AI机器这种新型生产资料不被白领工人拥有而被当今极少数巨型技术公司、金融公司等所垄断这种人-人对抗的社会结构性差异,而不是AI机器本身,将有可能引发经济奇点或工作奇点、造成大量白领工人技术性、结构性失业。面对当今AI所引发的这种状况,默里·沙纳汉认为,“这些问题和19世纪英格兰砸毁电力织机的勒德(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译作‘鲁德’,见上)分子面临的问题一样,社会的两极分化并没有改善”,AI使“发达经济体中需要人来完成的有偿工作将会极大减少”;而“每当一个反乌托邦式的观点抬起头,许多博主、社评家和技术人员都条件反射似的转过身去,就好像是在说:‘少来《终结者》那一套!’难道我们还没受够那些勒德分子和悲观主义者的末日预言吗?” “勒德分子”或“鲁德主义”也就成为扣在关注当今AI消极、负面影响的人头上的常见的大帽子,这方面涉及的问题其实还并不在人-机对抗上,而首先在人-人对抗上。因此,应对AI引发的经济或工作奇点的挑战,将“挑战”转化为“机遇”,首先要化解人-人对抗,如蔡斯所说“显而易见的做法就是结束财产私有制。这意味着把生产、交换和分配交给某种集体所有制”。从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来看,超越“鲁德谬误”,扬弃造成人-人对抗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自动化机器将使人类体力和智力得到解放,这对于探讨如何将当今AI的挑战转化为机遇等,有重要启示。

我们今天在AI社会影响上所面对的问题是:AI所引发的究竟是“技术奇点”“物种奇点”还是“经济奇点”“社会奇点”?是“机器(技术)失控”还是“社会失控”?是人-机之间的“物种对抗”还是人-人之间“社会对抗”?当今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甚广的技术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的二元对立,总体来说涉及的是至今尚未实现的强人工智能引发的“技术奇点”或“物种奇点”——这涉及的是AI对社会整体性的“类”的远期影响和人-机对抗;而近期来看,已经实现的弱人工智能正在极速发展,不需要强人工智能,在中期就可能引发“经济奇点”或“工作奇点”,造成较大规模技术性、结构性失业,进而引发“收入奇点”和两极分化:不拥有AI机器而只能出卖自身体力、智力的绝大多数人,将成为“无用阶级”而越来越难获得收入或财富,而极少数垄断AI机器的人和巨型公司所独占的社会财富却会暴增——这种社会结构性的贫富两极分化、人-人对抗,有可能引发整体性的社会崩溃。如果我们忽视这种由人-人对抗关系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失控”,而把关注焦点只放在未来可能实现的强人工智能尤其超人工智能“机器失控”所造成的人-机对抗上,将有可能错失把AI的真实威胁或“挑战”转化为“机遇”的重大时机!

与未来所可能引发的人-机对抗即AI机器与人类之间的“物种对抗”相比,人类内部的人-人之间的“社会对抗”可以说由来已久,现在已经实现的弱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可能造成大规模技术性失业及贫富两极分化,又会进一步加剧乃至激化这种社会对抗,而不需要未来的强人工智能,即使现在的弱人工智能的武器化或武器的智能化,也会像核武器一样足以毁灭全人类——如此毁灭全人类的直接原因,就并非人-机对抗,而是人-人对抗——这或许是我们更应关注的紧迫问题。从联系的角度看,人-机关系与人-人关系又是相互影响的,变革人-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将有助于塑造AI机器与人类之间良性、友好的物种关系:如果能避免弱人工智能中期所可能造成财富两极分化、社会失控和崩溃,通过对AI所已能创造出的巨量社会财富的普遍分享(如实施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等),推进人类真正的社会团结,也将有助于在未来远期有效控制强人工智能尤其超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机器失控”、化解超级智能机器与人类之间的“物种对抗”。从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来说,从伦理学、法学等角度探讨、制订规约AI“向善”发展的道德原则、法律制度等固然非常必要,但是,这方面的探讨不能只关注人-机关系的对抗和协调,而忽视人类内部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及由此造成的人-人关系的对抗和协调;高度重视人类内部的社会结构性差异,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角度,探讨与AI“向善”发展方向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及其相应的政治、经济制度变革,或许更为重要而紧迫,而马克思的生产工艺学批判对这种探讨有重要启示,对此加以重构具有多方面重要意义。

（本推文编辑：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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