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杀了魏忠贤不久,大明朝就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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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得势仅三年,他掌权时,明朝政府抵御辽东后金的入侵还是比较给力的,可以说一扫万历末年辽东战场的颓势,大有光复辽东之势。
魏前期能够认识到辽东与京师唇齿相依的关系,否定龟缩山海关的决议,积极支持孙承宗的推进战略;
后期任由袁崇焕督师辽东,不敢说他多器重袁崇焕,但从来往信件看,袁与魏的关系至少是和谐的,袁最牛掰的几次战功全在魏掌权时诞生。
当时明军的情况是:关宁铁骑不用裁员,军饷仍可足量正常发。皮岛军队不用精简,收入来源也是稳定的。
寄居海岛的毛文龙进行黑市贸易、抢掠朝鲜边民商旅,本着中庸之道,基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毛文龙也算干吏,积极进取,开拓了旅顺-义州一线的东江军镇,不断骚扰后金盛京以东的城池;
授毛文龙“钦差平辽便宜行事总兵官征虏前将军左军都督”和尚方宝剑,人心笼络绝对到位,搞得毛文龙热血沸腾,誓死巩卫皮岛、朝鲜本土。
盛京的西面,从宁远至锦州,本来荒凉破败了十年的城池一座座重新修葺一新、再次拔地而起;明军的火铳、战车、地雷、炸弹配备齐全;红衣大炮这种奢侈品也都搬上了宁远、锦州的城头。
魏当九千岁的几年几乎与关外捷报频传的时间同步,宁远大捷大炮轰伤努尔哈赤(回盛京后不久死去)。宁锦大捷明军多次重创皇太极。
丁卯之役,毛文龙在朝鲜拼尽血本击退阿敏数万八旗军,阻止了阿敏当朝鲜王的梦想。皇太极东奔西突累到吐血没捞着什么好处,只能龟缩在盛京。
关外的战争形势一片大好的背后其实还是钱在起作用,魏最大的能力之一是收税。
明末,天下金银、尽聚三吴,魏忠贤针对工商业、对外贸易发达的江南地区,重新设立了万历末年被东林党废除的工商税、海税。
但他没有给农民加赋,出身社会底层的魏忠贤在河南遭灾时,还能免除赋税,从内库拨款赈灾;阉党在放火烧了东林书院后,几十年未曾修过的黄河水道,开始维修;而且专门找东林党人投资的“垄断企业”收刮。
浙江巡抚感觉海内咸平,农民不用被折腾都安心劳作,魏简直太给力了,提议修生祠,于是全国掀起修生祠的高潮,辽东的官兵将士修的又好又用心。
袁崇焕称魏忠贤“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赏宜也!”因为魏给了关宁军丰厚稳定的收入。
在魏忠贤登场的前后,明末的朝堂上有这样一群官员,他们大多出身于南京江南贡院,他们相互视为“校友”,渐渐形成党派,以无锡东林书院为精神圣地,他们清高,他们理想主义。
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是正义的化身,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但从根本上考究一下的话,没接触过底层社会的他们大都是江南乡绅巨贾子弟,花成千上万的银子买个科举名次,甚至不乏中举后继续买官者。
盘根错节的党同伐异,渐渐成为朝堂上掌握话语权的中坚力量,排挤的齐浙楚、闽等小党派势力时,所用手段不比阉党逊色多少,这就是明末历史上牛掰哄哄的的东林党。
对比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其他朋党,东林党很多人似乎更适合生活在现代的美国政坛。但掌权的东林党偏偏生活在明末内忧外患的时刻,恰恰成了帝国衰落的催化剂。
魏忠贤死后,重新掌权的东林党立刻再次废除切身利益相关的工商税、海税。对中西部的旱灾置之不理;富庶东南的税收废除,却派军队到贫乱交加的西北旱灾区加赋、征税。
对后金理想化的主和,不理解关外将士的疾苦~打胜了说你浪费国家钱~打败了咔嚓你;对农民起义得过且过,无限招安,导致农民军不能彻底剿灭。
由于明朝官员俸禄很低,除了极个别清官,贪腐几乎是必然的,但顶着东林的名头,钱贪过后不敢承认且一丁点都不愿吐出来(捐献出来不就承认和说明我贪了嘛)。
史书上写了魏忠贤犯的十大罪,然而仔细看,大多罪状都是图谋啥子啥子却基本没实际行动和证据,修祠堂这种鸡毛也算大罪?修堵墙挂张画而已,民间自古就有为好官修祠堂的传统。
魏真正做成了的坏事,其实主要就是利用东厂杀死杨涟等辱骂弹劾阉党的东林“名士”,以禁言无聊御史们的弹劾。
对于魏对东林党的打击,窃以为在当时的朝堂是非常值得推敲的。魏杀杨涟等人的行为本身是不对,但结果是禁言,禁言后,专心为自己为国家捞钱。
明末两极分化,土地兼并严重,银子都在江南乡绅富户的手里,怎么让他们把银子交到国库?东林党出身江南富家,不愿也不能做到;而权倾一时的威权主义者魏公公可以做到。
有了钱才能给军队发工资;才能造各种军备武器,除了红衣大炮:还有地雷、火铳、火棘莉、炸弹等等火器;才能筑城修墙养马。
军队装备牛掰才能内平贼寇,外御强敌。而以上古代军事工业正是促进经济发展、保持就业的好办法。
魏的功业在于保证了帝国税收系统的稳健运行;增强帝国凝聚力、控制力,南到广西、北至锦州尽为掌握。
能够用正确给力的人并给予支持(炸伤努尔哈赤的红衣大炮可是用真金白银买的),扳回辽东战场的颓势,抚平北方农民因灾造反的危机。
跟前辈王振之流比起来,不得不说魏的才干确实高出了一大截;即使跟一般的内阁大臣比起来其实也有卓越之处。
抛开党同伐异这些朝堂政治不可避免的“错误”不讲,魏至少是个效率极高的注重实用主义的干练能人。
东林党回忆录里说魏本人很愚钝,大多数点子都是他周围的人出的;很多人读了此段瞬间想到了吃葡萄的感觉。
崇祯上台后,与魏比疑心重也就算了,关键收不到税还超级爱清廉,超级恨贪腐~满朝东林士官大多富的流油,科举的排名都是比银子多少的。
此时一个棉袄烂洞、衣服打补丁的皇帝空降下来,突然要搞一场无人配合的反贪运动,满朝官员从刚开始的不寒而栗变成后期的笑而不语,一个个都成了超级影帝。
下面的百官冬天炭敬、夏天冰敬、各种红白喜事都是搜刮漫天,可偏偏在上面皇帝跟前超级爱装清廉。“您不是爱清廉恨贪腐吗?我被逼只能装啊,适者生存嘛。”
什么?你要钱?我可一个子儿都没有,微臣可是“清官”啊。朱由检(崇祯)先生像个孤独的观众一样,深深蒙在东林党上演活剧的一面烂鼓里。
更别提东林党的大本营~江南的税收了,可惜他们不知收敛,戏演过头了,正剧变成悲剧了。
魏死后,辽东的形势再次退化到了万历末年的水平并持续恶化,财政困难的同时,崇祯皇帝疑心重,且在议和主站的意见中间摇摆不定,先是抛弃孙承宗,然后将袁崇焕凌迟。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没了给力的将军,下属官兵们只能干瞪眼,辽东的关宁防线由强转弱、节节败退的局面再难挽回。
袁崇焕督师辽东时,积极研究关外地势民情、八旗军作战技俩,提拔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满桂(蒙古族)等勇将。勤于操练,多次整治军纪,与士兵同甘共苦。
努尔哈赤兵败宁远,为袁崇焕大炮所伤,旋即不愈而死;宁锦之战,为父报仇的皇太极小伎俩用尽,却一点便宜没捞着。
可惜的是,这位屡次击败后金军队的功臣良将,在成功保卫北京后居然立即被崇祯罗织罪名下狱,一生从无败绩的大明蓟辽督师被凌迟处死。
袁崇焕刚刚提出的“五年复辽”计划成了泡影。袁死后,他提拔的人中除祖大寿无奈投降后金(投降时改称满清)外,余者皆相继战死。
精心培育的关宁铁骑死的死,降的降,最后只剩了少部分兵力保存在山海关的吴三桂手中。
袁崇焕死后,皇太极认识到人数劣势和装备劣势,于是广幕各族勇士,创立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并任用毛文龙的得力手下孔有德制作大炮。
东亚第一劲旅的名号最终归属于善于吸纳各族精英的八旗军了。
反过来看北京城的金銮殿上,没有了阉党的制衡,东林党忙着铲除阉党,也提不出保增长、搞基础建设拉动经济的办法,整日提些看似有理,实际荒唐的建议。
有人居然提议裁掉占用开支很小的驿站,陕西米脂的李自成作为驿站职员的铁饭碗工作瞬间丢了,没饭吃咋办?造反算了!
李自成入关中后,取长安,北上轻易击破太原、大同等军事重镇,直到百万民军围困北京时,李自成仍然承诺要三百万银子,封个王就退兵,并答应帮崇祯剿灭满清。
可此时满朝官员仍然没一个愿意出钱的,崇祯终于明白了,他怒了,国家居然毁在这群“吝啬”官员之手。
1644年三月十九日,城破,崇祯吊死煤山(现景山)。临死前崇祯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喷出了“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之类的话。
窃以为无非找个托辞洗刷自己的过失与无能,想想此前的几年里,为了找垫背的,平寇无力时,杀了多少兵部尚书?税收捉襟见肘,换了多少内阁首辅?
其实在李自成攻克北京近郊时,崇祯先是听太监曹化淳评价:“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然后,又想到十七年前兄长天启的临终嘱托:“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已经有所悔悟,于是秘密收葬魏忠贤遗骸,专门祭奠之。只可惜大厦将倾,悔过已晚。
故事并未结束,京师沦陷后,滑稽而意想不到的一幕上演了:在京的东林党一众人本来翘首期盼着伺候新皇帝,结果却几乎统统被李自成、刘宗敏抄家、拷掠、暴尸于街头;少则几万两、多则几十万两的银子从各大臣的家中抄出。
历史由胜者书写,不能武断的说《明史》就是偏执的,但也不要低估清初文人集团(文人集团的成分大家猜)黑魏忠贤的能力和美化崇祯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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