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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和彭璜:革命主体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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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和彭璜:
革命主体的塑造
文/militant
彭璜是近代中国革命史的另一个本应有着相当分量但同时并没有真正的出现在大众视野里面的人物,从这点上来说,他和彭湃有着相似之处。但是这里的相似,并非指彭璜和彭湃的思想上有着相似之处。恰恰相反,彭璜在这里和彭湃几乎没有相同的地方,彭湃是一个带着无政府主义面纱,通过工团行会主义来完成自己主体论革命目标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而彭璜则是一个带着布尔什维克面纱的,同时信奉着无政府主义和行会社会主义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两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彭璜比起追寻难以看到且难以想象的主体性,而选择了依靠现代性去构建一个以压迫和被压迫为基础的现代湖南民族主义理论,去完成他的社会主义理想。而这点又决定了他和新民学会以及其他湖南独立主义者的最大的不同,比起当时左翼湖南独立运动之中号召废除一切国家以及国家压迫的“大同派”(张文亮为代表),以国际主义反对中华国家统一观点,以及号召中国内部各省平等的“联省自治派”(毛为代表),试图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平等邦联,彭璜并不属于两者的任何一方,他选择的则是一条贫民独立主义的道路。作为收到早期东亚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深刻的社会主义者,彭璜经常在农村实行自治斗争,组织农会和行会来和地主以及工厂主搏斗,而他把这种地主对农民,工厂主对工人,军阀对民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统一的归结为了阶级对阶级的“专制主义”,而当他为湖南独立运动发出号召时,并不如同龙兼公或者杨毓麟一般借助湖南历史和单纯的人文环境来诉说湖南独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是把这种对“专制主义”的战争延伸到湖南对中华民族主义(主要当时是袁世凯)的反压迫之上,并且把着眼点从湖南的文化知识分子之中抽离,把在农村反抗专制主义的农民们作为了湖南独立的主体与载体,要求建立一个农民和无产阶级自治的民族认同国家。总的来说,彭璜是一个特殊时期的十分特殊的革命者,他甚至和自己的同志们都有着决定性的不同,这也导致了他在新民学会之中都是激进派之中的激进派,直至整个组织都和当年的独立理想背道而驰时,彭璜还在试图更激进的完成无产阶级主体的湖南独立的夙愿。尽管关于彭璜的死众说纷纭,但是无论怎样,1920年彭璜的死也是某种意义的时代交接。彭璜,这位新民学会创立以来,甚至说是湖南独立思潮诞生以来最为激进的左翼独立主义者,同时也是最后一位激进的湖南民族主义者,他的死亡为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轰轰烈烈的湖南独立运动拉下了最后的帷幕。
彭璜与史明(施朝晖)的异同
两人唯一的共同点都是左翼独立主义者,其他的完全不一样,彭璜的独立主义是来自地方自治的信心以及袁世凯-北洋-民国政府对于湖南以及湖南中下贫农的压迫,从而造就了湖南贫民的民族主义理论,而斯大林主义者施朝晖则是选择了文化后殖民的方式诠释台湾的民族性,而不是阶级分析的立场。彭璜的《非中国,非美国,而是湖南共和国》和施朝晖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实际上完全是两本意见完全相反的书,也反映了彭璜和施朝晖对于民族主义以及阶级分析的重量的看法的不同,这点是他们最大的不同,也导致了他们选择的道路不同,彭璜最终成为新民学会激进派之中的激进派,最后众叛亲离的死去了,而施朝晖则成为了DPP的喉舌,享尽名利富贵。
但是,如果施朝晖在他刚回到台湾那几年,真的参加了他的民族行动队同志策划的那个失败的蒋介石刺杀方案,并且因此殒命的话,那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可以是彭璜的那个级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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