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与治理——读桑塔格之《疾病的隐喻》
隐喻与治理
——读桑塔格之《疾病的隐喻》
《疾病的隐喻》是一本为我们留下许多线索的书籍，同福柯对异常、越轨者的身体遭受的权力机器的研究一样，桑塔格发现了一系列关于疾病者身体的隐喻。这一关于疾病的隐喻的谱系从麻风病、梅毒、结核病还有流感一直追溯到癌症和新近发生的艾滋病。这一生成和隐没的谱系暗示我们，关于疾病本身的概念的边界从来不是固定的，这是否隐含着我们有彻底消灭施加于人身上的关于疾病的人为蕴含及其制度的可能呢？福柯、桑塔格的书写或许就是出于这种反抗的可能性，一旦隐喻能够得到揭露、批判和穷尽，其运作装置则会被祛魅化（有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说的，一旦工人阶级把握了社会存在的机制，意识形态就不再能够成其为意识形态了）。我们以隐喻为基础进行思维、构造概念和范畴，就像我们通过神话的对立和调停来思维一样。只要社会必须得到治理、异常必须得到治理的思维继续生效，疾病就会被不停地“制造”出来，针对疾病的隐喻就会在策略性地改换其表象的同时持续存在下去。
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如其所言，疾病就是一个本身含糊、神秘乃至边界无法固定的概念，而我们用以界定疾病的却是我们经由互动所见的身体经验。但桑塔格一开始在“作为隐喻的疾病”里描绘的却是这一清晰界定模糊的逆转，作为神秘要素的疾病现在被用来体验患者的人格、气质，乃至疾病就成了病人乃至人本身，柄谷行人称之为“根本性的颠倒”。可是桑塔格揭示这一颠倒的过程却是暴露围绕这些疾病而展开的隐喻，而她的揭露对象是两种一度是致死性疾病的结核病和癌症。也就是说，她陈列出的围绕结核病和癌症而增生出的具有系统连贯性的隐喻和观念的谱系，经过内在的颠倒，成为了病人和当时代人的自我指涉。原本用以界定疾病的清晰的身体经验经由把结核病或癌症作为界定人的清晰的身体经验的做法，直接构成了对人的认识。故而，“疾病的隐喻”通过“作为隐喻的疾病”而形构了一个时代人的自我指涉结构，此即柄谷所谓“颠倒”的发生过程。
但桑塔格以与柄谷相似又不同的路径进一步探讨了这一自我指涉。她观察到，关于结核病的隐喻盛行于十八、十九世纪的高雅风尚之间，成为了贵族和文学的陈词滥调。故而染上结核病也就成了人格的提升，庸俗的市民在患病之后就会陡然优雅起来，结核病的浪漫使人们从资产阶级生活世界的义务脱出。这一对疾病的浪漫化围绕着激情而得以建构。近代以来，疾病被视为人格之显现，是自我审判的一种形式，是自我意志的过分表达，“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的话”。故而结核病的诱因成了无意识的欲望，是个人激情的过分绽放，乃至精神错落，通过文学的浪漫化，成为了脱离尘世和富有艺术气息。在其反面，癌症却被视为情感的过分压抑，被视为一种“因无能而患上的一种疾病”。个人成为了疾病责任的至高承载者，疾病无处问责，而只能问责于他自己的无意识、作风、欲望和身体。因而，“表面看来，癌症似乎成了罪犯。但癌症患者也被弄得像是犯了罪似的。”疾病、不治之症成为了患病者犯下的罪过的代名词，从而在广泛的隐喻使用过程中变为了社会和道德意义上不正确的、罪恶的存在的代名词，成为了社会问题和“造成了”社会问题的人的代名词，社会问题成了社会机体的显、隐疾。
巧合的是，结核病和癌症不仅仅是对无所指的社会问题的隐喻，同时也是对其各自时代的“社会问题”的隐秘转喻。结核病是十九世纪不甘没落的贵族阶级的代写，是包法利夫人、高老头的儿女的代指，是对“十九世纪经济人的种种负面行为：消耗，浪费，以及挥霍活力”的囊括，与之相对的是正统资本主义积累倡导的清教道德。而压抑和无能的象征的癌症，则囊括了“二十世纪经济人的种种负面行为：畸形增长以及能量压抑，后者是指拒绝消费或花费”。若是要将马克弟关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的过渡考虑进来，我们是否应该提出这一点：肆虐和爆发的象征的“冠状病毒”，涵盖了在二十一世纪经济人眼中的“负面”心智——拒绝技术专家的控制、拒绝海陆空的边界、拒绝一个人的孤独死，将挥霍享乐和清教积累都发挥到其过度，造成他人的享乐和积累的困难——一种恐怖分子心智。
不论恶病发挥的功能究竟是转喻还是隐喻，它都将社会问题、将人作为一种非自然的、非正常的事项提出了。恶病充当了柄谷口中的“透视法”得以发挥作用的显微镜。客观主义神学“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存在真实的东西，它们独立于我们而存在。”通过透视和溯回本原的追寻，我们能够发现“真实的病原”，也就是造成了这些社会问题和恶病的真正主谋，从而它们能够成为我们的治理的真正对象。在此，柄谷认为，疾病被纯粹化为一个客观的对象，成为一个“想象的主体”，正是作用于现代医学知识的客观主义神话（世俗神学）之下，现代的认识装置正是把“产生疾病的因素视为恶并试图驱除此恶的神学之世俗意识形态”。
作为一种治理术的考量，结核病和癌症成为了客观主义现代医学的解决对象，成为了社会必须动员起来与之搏斗的敌人，而这一主客的敌我之分则默许全社会以支配暴力对病原横刀相向。但危险的“作为隐喻的疾病”却揭示了我们真实的敌人之所是，“污染者总是邪恶的，……被判定为邪恶的人总是被视为或至少可能被视为污染源。”治理策略很明智地扩及到了人的身体，在隐喻思维的作用下，病原相比人体机体的大小，就可以与罪犯、邪恶者、叛乱集团、社会现象比之社会机体的大小成比例。“向通货膨胀宣战”的做法把通货膨胀隐喻为病原，从而既使我们有了思考通货膨胀的具体方式，也“提供了针对性的行为模式”，即全社会动员起来予以治理。不仅仅是疾病、疾病者成为了可怕的他者，普通、简单的社会失衡都成为了我们的敌对对象，“这个社会是病态的，必须加以治疗”的思想充满了政治性。治理的前提是存在治理的对象，而治理的对象要求“病变”的出现，要求“病原”被辨识，也就是说，必须要存在作为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体系。这一对立从作为治理体系的免疫系统中可见一斑，免疫系统成为了一种计划，“使有意义的行为在正常和病态的关键领域中构建和维持自身和他者的边界”。
显而易见，疾病隐喻为社会治理和治国术话语的丰富提供了充盈的素材，医生话语成为政治话语的隐喻，但或许在远古的时代，疾病的隐喻就是与政治话语难以分离的，牧人牧领其羊群，就需要面对羊群的病患，巫师的诡谲天启式传话，既面对人的病患，又传达上苍对人间的惩治。齐泽克在《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里也曾“指引”了这种被病原附身从而成为他者、成为异形（来自电影《异形》）、成为怪物的状态，在某一幕里克制这一附体状态的，恰恰就是满口经文的神父（也是驱魔人）。
然而，特殊的权力实践依赖于主宰的感知机制，换句话说，依赖于主宰权力的认识论和审美机制。朱迪斯·巴特勒提到了规范的作用，规范能够通过不断重复来生产主体得以被辨识的那些范畴，从而提供了一个感知的框架，将主体的表象全部先验地限制起来。毫无疑问，这个框架必然会预先将自己虚拟为一种总体/整全本身，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统治霸权才会是完全想象性-意识形态性的。从而，通过操纵表现和感知的范畴，霸权集团也就可以防止人们逃脱这一框架。治理和感知机制之间的接合对于民族国家的治安秩序来说极为关键。在每一单独的权力表象中，均有共识的产出，而共识本身也已经保证了治理行为和生命权力的微观实践的有效性。霍尔提出了动态的接合和再结合的历史过程，而布尔迪厄则将某种类似的过程命名为符号斗争——符号战斗围绕着对场域的定义权的通达性(access)而发生。然而，既成的场域结构定义预设了代表性的资格，即限制了参与符号斗争的表演者和斗争者的身份。尽管在马克思主义视野里，资格的定义仅仅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产物，比如工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有分量，游牧的流产者仅仅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才站立于全球舞台的中心，感知和可计算性的标准同样被建制的治安秩序所规制，而这一治安秩序必然会对新的定义充满敌意，对新的非-身份表示反动，因为这些定义和非-身份并不在它们的秩序里是合理的对象。这些非-身份可能要么被诽谤为病原或社会疾病，或者只不过被微缩为治安秩序的“正常”/“异常”的庸常结果（或者说是庸俗重复）。
问题是，这一奇迹般的、外科手术打击式的治理神话以及作为其根基的客观主义神话有能力成为一种元隐喻吗？桑塔格斥责这种隐喻，因为“它不外乎是一种怂恿，怂恿人们去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而柄谷也类似地讲道，当我们把值得解读的社会和文化的症状视为客观的、纯粹的、可以施加以治理操作的对象，将其“还原到一个‘原因’上去时，就会使我们忽视了诸种关系的系统性。”莱考夫提议我们不妨使用化学隐喻，即“问题不是那种可以让它永远消失的物质。……我们将接受从来没有问题会永远地消失这一事实。”问题可能是固态的、可能是液态的、甚至可能是气态的，从物质平衡上讲，它们永远不会消失，而只是在等待下一种存在形式，像极了加缪笔下永不消失但仍在等待卷土重来的鼠疫。桑塔格正确地察觉到了，“社会需要某一种能转化为等同物的疾病”。与其说隐喻制度和疾病作为活隐喻的事实决定了疾病被不停地“制造”出来的情况，倒不如说，根植于我们社会的治理制度决定了疾病的必然性。治理决定疾病就如同身体是被后天制造的一样，根植于我们的社会存在的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形式制造了我们总是疲于奔命的社会治理形式。马克思把危机置于资本主义的核心，承其高见，我们可以说，发病也是治理体系的核心。
然而，既然斯科特指出了国家的公共规划的失败，我们也应该能发现框定总体的失败，因为不论在何处，都存在着我们的非-身份，即超出框架并且使框架不稳的生成。如果说意识形态是通过修补不同的主体和权力的表象，以及通过不停地再生产其自身，且不断虚拟为总体/整全本身来物质性地作用的，那么其核心的总体/整全-不可能性也就同时被复制、播散和扩张到了其全部的领域。
[参考文献]
1. [美]唐娜·哈拉维著，陈静、吴义诚译：《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 [美]乔治·莱考夫 马克·约翰逊著，何文忠译：《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 [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4. [日]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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