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奥尔良位于美国南部州路易斯安那的沿海，长期以来，新奥尔良一直是一个工业-码头城市，在奴隶制还没有废除的时候，新奥尔良是美国南部奴隶输入大市，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以及新奥尔良港口的输入量的提升，愈来愈多的工作缺口以及此地长期的蓄奴和种族隔离传统，让新奥尔良同时成为了一个拥有着数量庞大的有色工人群体的工人城市。某种意义上，在从前的新奥尔良里面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城市，花园区和上城区是典型的南部美国高端法语社区，里面有着前种植园时代的别墅和豪宅，霓虹灯下的爵士酒吧和旁边的皮具高端商店定义了一个棕榈树旅游城市的富裕的新奥尔良，而另一边围绕着新奥尔良码头，九十美分的工人快餐餐厅，带着口音的便宜理发店，前往码头和工厂的单线路巴士穿行其中，这些东西定义了第七区，弗雷雷街区，拜沃特区这些和法语区严格分离了的工人社区，他们组成了一个无产阶级的工人城市的新奥尔良。但今天的新奥尔良已不再是这样的样貌，曾经的码头工人社区的拜沃特区现在是新奥尔良最著名的爵士旅游社区，每当晚上都会灯红酒绿的迎接游客，而佛雷雷街区也从一个贫穷的工人街区变成了一个高端的商业街区，为上城区的中产阶级们提供着从一个课程一百五十美元的瑜伽冥想到一次五十美元的宠物护理服务，曾经的工人社区貌似在新奥尔良这个从前南部美国最大的工人城市之中销声匿迹了，而改变这一切的则是来自2005年的灾难性灾害，卡特丽娜飓风的袭击，为市政议会以及专业的重建治理带来了至今仍被他们自豪的“新奥尔良富裕计划”
当我们说起士绅化的时候，我们能够慢慢的想象一个巴黎外城区，伦敦外城区或者纽约布鲁克林的印象，一个缓慢的富人通过城市服务和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慢慢的挤压走当地的无产阶级的一个过程，但是当我们看回到新奥尔良的例子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完全别的东西，新奥尔良的士绅化完全是短暂的，暴力的，在短短数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完成的一个行为，而完成这一点的则是卡特丽娜，这场号称百年一遇的巨大自然灾害，以及更重要的，市政府和专业议会团体和飓风的“合谋”完成了对新奥尔良工人城市的谋杀，正如同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民主党人以及温和的天主教徒，凯瑟琳·布兰科在飓风两周之后对市政议会说的那句话“这场百年一遇的台风为新奥尔良提供了百年一遇的机会，不要错失机会”，在这个宣言下，在飓风之后的救灾的掩护下，新奥尔良的重建和加速的士绅化改革也暗中展开了，并且在不久之后迅速的演化成了一个阶级对于另一个阶级的全面战争，而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在于梳理清楚新奥尔良重建之中的专业-多元治理以及无产阶级在无主体的治理之下如何面临着被强加的天灾和人祸的合谋，以及最终的反应和抵抗。“如果让穷人返回他们的老家，新奥尔良将会变得像以前那样残破不堪”
---《纽约时报》-“卡特丽娜台风”，8/9/2005卡特丽娜飓风毫无疑问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飓风导致了新奥尔良一百三十万人口里接近半数被迫生活在水灾区域，而在这五十七万的受灾人口里，八成以上面临着基础资源严重缺失导致生活无法继续的困境，而在洪水退去之后，新奥尔良绝大部分的人口都因为严重的洪泛灾害，以及水电和公共服务的全面停摆而被迫离开新奥尔良逃难，一千五百人在这场灾难之中直接丧生，而在飓风之后十年内，新奥尔良自杀率陡增，从每十万人里八人增长到每十万人里二十六人，这个严重的公共危机带来的强大的公共治理-救助需求艾德·布莱克利，在其主导的新奥尔良重建期间，他以敌视无产阶级而闻名，在重建之后被蔑称为新奥尔良沙皇为了完成重建的需要，以及树立专业主义治理的形象，新奥尔良市政府联合华盛顿布鲁金斯智库，组建了一个专业议会来完成灾区重建工作，并且任命了奥克兰市长，艾德·布莱克利来组成一个以纯专业人士，排除所谓的意识形态纷争的专业-中立的重建议会来开始一场有力的重建和救助工作，但是实际上，这场重建的专业主义组合委员会从一开始就表露了自己的超然意图，要借助重建来消灭新奥尔良的贫困街区和贫困人口，造就一个新的，更富裕的新奥尔良，布鲁金斯智库在2005年披露的关于新奥尔良重建的备忘录之中，就特别的标注出“新奥尔良的重建是必须的，但是也必须是以完全重新的方式重建他，而不是将飓风袭击之前的新奥尔良照搬回来”，而日后声名狼藉的城市规划师，时任奥克兰市长的艾德·布莱克利更是说出，“新奥尔良的重建必须是以有益的方式进行，而不是将有害的新奥尔良重新搬运回来”，艾德·布莱克利恰恰是因为他在新奥尔良重建之中对于“害虫”（即无产阶级）的敌视，在其担任新奥尔良重建委员会领导职务时被蔑称为新奥尔良沙皇。总的来说，在新奥尔良成立的以专业力量和市政府权力结合的重建委员会（LRA）为新奥尔良加速士绅化改革的为目的的重建计划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墨西哥湾马歇尔计划，兰伯特计划和新奥尔良统一计划，这三个计划逐步递进，最后成为了刺向旧新奥尔良无产阶级的利刃，迫使后者最后离开了城市。墨西哥湾马歇尔计划是由重建委员会和路易斯安那州州政府共同推行的一个救助计划，即参考了战后欧洲的重建流程，借以联邦政府的财力来推动救助和重建资金的获取和分配，而马歇尔计划在美国历史观点之中是一个伟大的利他性的救助计划，就算是在批判马歇尔计划的人们视角里，似乎马歇尔计划尽管带有霸权色彩，但是仍然西欧重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路易斯安那州州政府在灾难重建的一开始选择以所谓的马歇尔计划模式来完成墨西哥湾的重建和直接的救助模式，但是实际上战后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是一个贷款计划，以美国的供销品来换取欧洲共同市场的一个经济贷款计划，和城市重建全无关系，直到1951年德国的十五个板房建筑项目才开始得到来自马歇尔计划资金的援助，而从头到尾马歇尔计划的资金也只有百分之五回流到了重建项目之上，所以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说出来在重建和救助之上，马歇尔计划的神话是一场谎言，而且他的高滞后性和贷款-审定属性使得绝大部分受灾民众仅仅得到的是一张来自联邦政府的空头支票，而且花园区和法语区的精英中产阶级更容易在这样的贷款计划之中得到他们财产的全额补偿，而对于生活在工人社区的黑人劳工以及少部分有色族裔中产阶级们，得不到补偿以及仅仅只得到自己财产的一小部分的安慰性质的补偿是常有的事，这人为的导致了新奥尔良工人阶级的有计划破产，并阻断了他们和他们在新奥尔良赖以生存的财产的联系。而且更重要的，市政府本身并不打算依靠这个所谓的马歇尔谎言来开展他的士绅化重建，相反他利用了别的方式来填补专业重建的资金漏洞，马歇尔计划救助在新奥尔良危机之中成为了驱逐工人阶级和分化救助权力压迫的最先的一个措施，而且卓有成效的，使得超过十万的新奥尔良工人阶级陷入了赤贫贫困之中。花园区的别墅和豪宅在灾害之中是受到影响最小的社区，但是仍然是重建的“重点所在”而其次则是臭名昭著的兰伯特计划（BnoB），这一计划由重建委员会的专业议会之中的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提出，并且得到了作为专业人才支持的杜兰大学的支持，（杜兰大学是当时专业议会的一个典型成员，将新奥尔良重建视为专业性质的一场大型商业-实验计划，以至于在大学里面打出了广告来邀请学生和学者来共同“见证历史”），兰伯特计划的核心则是优先-暂停重建模式，将所谓的有益街区比如花园区，法语区率先拉入重建日程之中，而针对有害街区，通常是工人街区要么进行彻底化的旅游改造，保留少数标志性景点，然后彻底改变这一街区的用途（当然是在原街区的无产阶级住民由于后撤法案以及马歇尔计划的计划性破产无法返回的情况下），典型的例子比如拜沃特街区，重建之后街区租金上升到百分之两百以及以上，成为彻底的棕榈树中产阶级街区，而暂停重建模式则是阻挡无产阶级回到原来的街区的核心所在，兰伯特计划以恢复邻里相助为口号，规定了在固定的人口回归以前，将资源更有效地利用与有益街区的优先重建，而有害街区，比如下九区这种典型的工人社区则被暂停重建，交由各个在下九区成立的“有代表性”的多元公民团体来共同探讨重建的细节和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这一明显的歧视，拖延战术是卓有成效的，下九区的居民回归率由于救助和重建的严重缺失，仅有百分之三上下，而同时LRA之中的教育委员会更是趁这个机会提出了“为美国人的教育”这一口号，以缺乏回归人口为借口大规模关停工人社区的公立社区大学，解雇了七千五百名参加了教师工会的激进工会教职员工，代替以在中产和资产阶级街区兴建更多的特许私立学校来填补新奥尔良教育系统的空缺，在兰伯特计划露骨的攻击和夹击之中，工人阶级收到了最为巨大的伤害，而他们一直以来被视为新奥尔良公共治理的眼中钉和肉中刺，正如专业委员会里面的政治家感慨道“谢天谢地，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没能扫除新奥尔良的公共住房，上帝为我们做到了”（出自《貧困是新的賣淫：卡特里娜颶風後新奧爾良的種族，貧困和公共住房》）而最后则是新奥尔良统一计划(UNOP)，则是这场借助天灾开始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战争的最后一面遮羞布，新奥尔良统一计划的核心是建立了一个集合私人投资和基金会捐助（洛克菲勒基金会，特别是）的大新奥尔良基金会来管理重建所需的全部资金，五个私人投资公司被允许参与到了大新奥尔良基金会的运作之中，而大新奥尔良基金会作为整一个重建的资金导向，极大的推动了诸如兰伯特计划，邻里计划以及联邦应急局的救助资金的歧视性分配这种阶级压迫手段，并在此获利巨大，最终将新奥尔良建立成了一个更美丽，更富裕的棕榈叶中产阶级城市，踏在被天灾人祸双重迫害的无产阶级的尸骸之上。新奥尔良最终完成了拜沃特，费雷雷和第七区的旅游改造，让他们去无产阶级化，成为了美丽的旅游景观，而原本的无产阶级居民们只能远走巴吞鲁日求得生存在面对借助天灾开展了一场血腥且暴力的压迫战争的美国政府权力和专业治理团体的猥亵合谋，联合国人权办事处仅仅轻描淡写的以一句话总结了这场巨大的人道灾难：幸運的是，美國在其土地上很少發生重大的城市或戰爭災難。但這也意味著我們在災難性破壞後重建現代城市結構方面缺乏機構經驗在宣布戒严令之后，每个十字路口都有警察和军队拿枪对着我们，但他们没人愿意帮助我们，看着我们像狗一样死去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现属于新奥尔良工人种族正义中心，在飓风期间曾担任工会自卫枪手团街区负责人，负责维护接近崩溃的被抛弃的工人社区的生存面对这样社会公权力和多元专业团体的攻击下，新奥尔良的无产阶级被严重的打击了，新奥尔良原本作为南部美国劳工大城，拥有着十分强大的劳工力量，并且由于长期的种族隔离历史，劳工社区都十分的集中，且工会力量也十分的激进和集中，长期以来对于杜兰大学试图推行的教育私有化改革（意味着大部分的无产阶级工人不再能够很好的得到教育资源）一直有着强而有力的抵抗，新奥尔良公立教师工会一种是南方一个会员众多且战斗力强硬的社运型工会，再飓风之前新奥尔良的工人运动主要展现的特点在于社运结合属性，工会和各种社运组织交错，几乎每个工会成员都会参加保护工人社区利益为基础的社运活动，其次是由于强大的种族歧视现象和长期的蓄奴劳动，有色人种一直是当地无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主要由墨西哥而来的拉丁裔工人和当地的黑人工人为主，同时在于种族歧视问题，此处的劳工阶级很多都并不能像他们在五大湖的工友一样得到强而有力的正式工工会的支持，只能够以社运组织的形式来组成一个又一个较为松散的，以社会运动为目的的工会联盟，新奥尔良工人中心就是他们之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在飓风之后，灾难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几乎整一个工人社区都被彻底摧毁，因为历史原因，工人社区一直被安置在最容易受到灾害打击的地方，八成以上的工人失去了公共服务的支持，连最基础的水电都难以接入，他们回到新奥尔良之后，只能在自己家的废墟里面暂时等待救援，但是他们最后等到的并非是救援物资，墨西哥湾马歇尔计划对于返乡工人的歧视是显而易见的，而兰伯特计划甚至将工人集中的下九区的重建推迟到了2012-2016年，而为了防止缺乏食物和水电的工人为了获得基础生存资源而攻击生产场所和商店，大规模的国民警卫队被布置在工人社区附近来监视他们，并且很大一部分走投无路希望获得一两件干净衣服或者几日口粮的已经处于赤贫的工人被安全部队枪杀，为了尽量的阻止整一个工人群体陷入彻底的绝望以及屠杀之中，以街区为单位的工会工人枪手自卫团被建立起来来尽量的维持工人社区的秩序并且和安全部队对峙（工会工人枪手自卫团是一种美国工会组织在特别的情况下会组织起来的一种半合法的街区武装自治团体，他们一般是以工会工人集聚的街区为核心来组织自己，并且尽量的避免和安全部队的冲突的情况下保卫以及帮助自己的街区和其他的工人街区恢复最基础的日常生活所需，尽管他们叫做枪手，但是他们之中大部分人并不持械）。千禧年之后，飓风后的新奥尔良和破产之后的底特律都短暂的出现过这样的组织来完成社区自治和互相帮扶但是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始终是围绕着城市和工作的附属品，在新的重建计划之中，更新的，更紧密的新奥尔良让工人失去了自己的位置，而有计划的破产则让他们失去了自己仅有的少部分财产，为了求得生产，原来的大部分工人离开了新奥尔良去到了巴吞鲁日和其他的工业分散地，在破产，失去家庭和失去家乡的多重折磨下，这群最后背井离乡的工人最终成为了这场飓风的最严重的受害者，在飓风之后十年里，旧新奥尔良无产阶级的自杀率一直高居不下。但是新奥尔良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在飓风过去十余年后，在iww的帮助下，新奥尔良工人中心逐渐开始了自己的重建，开始吸纳新奥尔良的新工人阶级加入到为了无产阶级应有的在重建之中得到的正义的斗争之下。在赶走了旧新奥尔良的产业工人之后，新奥尔良尽管迅速成为了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旅游城市，但是工人阶级并没有如同他们所想的一样在重建之中彻底消亡，相反被注入很大的新鲜血液，其中最大的一部分就是为了完成扫除每个工人街区，加速完成士绅化建设的巨大目标下，被招揽来到新奥尔良的临时工程队的工人们，他们之中很多人是新奥尔良巨大的重建需求下从外地招徕的临时工团体，在日间工作，晚上结账，而他们在重建之后也组成了自己的社会运动团体，日间劳动者团结大会来维护自己工作的权力，要求得到他们应有的工作和社会权力待遇，而不是成为“永远的临时工”，而码头改组成为海鲜捕捞业之后，大规模的外来海鲜工人也加入到了种族正义和劳工经济正义的斗争之中，他们和仍然留在新奥尔良的少部分前工会骨干，组成了一个在美国别的地方极为少见的，临时工加上服务业工人以社会运动和劳工正义为目标的工会联盟，而通过和iww的互相帮助成长起来的新奥尔良工人中心也改组成为新奥尔良工人种族正义中心继续联合起工人们试图得到工人应该得到的主体性地位。重建工作的临时工们成为了新奥尔良激进劳工群体的主导之一，继续着新奥尔良的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
在现代城市公共治理之中，我们能始终看到各类的专业精英活跃其中，我们并不能武断的将他们概括到某个统治阶级之中，但是他们的活跃本身就是在维护压迫无产阶级的现代社会权力关系，公共治理的目的绝非为度过危机而存在，而恰恰是为治理客体的无产阶级不断的在制造着危机，这是在现代城市之中无产阶级永恒的困境。所以在新马克思学之中，有两个最大的号召，一个是并不存在公共治理，一切的公共治理本质上都不过是维护压迫关系的社会治理的重演，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新城市的治理之中，要么主权，成为治理的主体，打破专业的神话，创造一个无产阶级能够对无产阶级负责的主权治理体系，要么就只能被压迫，在专业-多元，真实-中立之下永无出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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