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 | 女性、阶级与政治 ——对女性主义及其未来的反思
女性、阶级与政治
——对女性主义及其未来的反思
丨作者：Martha E. Gimenez
丨译者：陈雨桐
丨校对：削土豆
本文来自美国杂志Monthly Review
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形式。【1】
——卡尔·马克思
一
1969年，在一篇题为《女性解放的政治经济学》的著名文章中，玛格丽特·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就一些长期讨论的女性主义话题阐发了自己的理论见解，并着重关注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例如，她将女性在物质生活中的从属地位聚焦到下列分析中：女性在提供家庭日用上的责任及由此导致的对丈夫的经济依附，家务负担对女性就业机会造成的影响，以及女性解放的物质条件——就业机会平等，且不再由个体承担家务劳动和育儿工作。【2】
作为上世纪60年代末的大学生，我一度困惑于这一观念——女性仅仅因为女性身份而受到压迫，父权制则是压迫的根源——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3】与此相反，本斯顿的理论使我豁然开朗，她认为造成女性从属地位的原因是结构性的，并植根于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女性不得不为养育子女和提供家用而操劳。这种观念表明，即使社会组织方式及生殖繁育处于「前市场」的阶段，资本主义仍然可以将工人阶级的男性与女性分置于不同的位置中。由此我得出，这种结构使得男人凌驾于女人之上。男性劳动者需要在外挣工资，而女性不论结婚与否都存在两种可能：同样在外工作，或在家从事无薪酬的家务劳动并靠丈夫挣钱养家。【4】简而言之，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无收入的家务工作是女性的专属职责。【5】时至今日可以说，我对于女性受压迫的解读（在70年代初被我称作「生殖方式」）很大程度归功于本斯顿关于女性身份的结构性定义，以及家庭作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场所的看法。【6】
二
这篇重要文章发表后的50年间，女性主义受到了来自学界内部以及社会历史现实的诸多挑战与冲击，由此衍生出了诸多思想流派。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受到女权运动的启发，美国及其他地方的女性主义理论蓬勃发展，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提供了多种解释，包括指向父权制的基进主义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诉诸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中剥削和在生产关系中压迫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Marxist feminism），以及结合了二者理念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socialist feminism）。这些早期理论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实施上都提供了颇具价值的思想资源，使更多人意识到女性的受压迫现实并投身到推动变革的斗争中。
作为社会运动的斗争成果，女性的人生选择得到大幅拓展；今天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得以在商界、政界、教育或其他领域崭露头角，而这些职业在过去曾专属于男性；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则为女性在家庭和职场受到的压迫提供了分析。主流文化也逐渐意识到女性所受的多重压迫：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以及女性所承受的「两班倒生活」——在外工作和照顾家庭之间的持久矛盾；也正是基于此，可负担的日间托儿所(affordable day care)成为一种合理的政治主张。职场中的性骚扰也终于被认定属于性别歧视的一种。另一方面，「MeToo」运动展现的则是，女性开始反击。尽管如此，两性在收入和职业选择灵活度上的差异并没有缩小。女性以无薪酬家务劳动方式对资本经济的贡献并没有得到承认，而关于生育权利的斗争也从未停止，政客们还在不断地提议甚至立法来公然限制女性的节育和堕胎权利，又试图暗地里控制女性的性行为。【7】
三
对女性受压迫问题的关注一直以来是女性主义思想动力的源泉，由此产生出了许多批判理论和分析视角【8】，女性主义也因此兼具学术和政治诉求。这也使得女性主义概念本身发生了多重的转换：例如从关注生理性别到关注社会性别，从关注不平等转向关注差异；其中也包括了从对女性普遍生存状态的理论揭示——家庭内部和工作场合的压迫，以及在二者间捉襟见肘的应对——到更为深层的分析——也许中产阶级的白人异性恋女性受到的压迫主要来自性别因素，但拥有其他社会身份及生活经历的女性还会受到多种形式的压迫。【9】
黑人及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提出了最有力的批判：由种族、性别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多重社会结构，导致了所谓「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社会再生产」视角尽管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依然很大程度拓展了原有的理论基础。
我写作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阐明这些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关系。这些视角是否强化了后者的理论洞见以及现实政治意义？又或者将其置于了另一个理论维度之上？鉴于交叉性理论模糊了原有的阶级分层，而社会再生产也可以指向除劳动力再生产之外更多的东西（阶级结构、压迫性关系、生产活动本身的再生产等等），我更相信后一种可能。我将提出一条保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及政治介入的特质的出路：在聚焦（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分析的同时，重新审视阶级和压迫机制的关系，尤其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的工人阶级女性。这将导向对压迫的结构性分析（如本斯顿所做的）——在资本主义发展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探寻所有压迫形式的物质基础。
四
女性解放运动曾是上世纪60至70年代浩大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在这其中民众在多种身份下团结起来：基于共同的性别（女性解放运动）、年龄（灰豹运动，Grey Panthers）、性取向（同性恋解放运动）、族裔（墨西哥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运动）、人种（黑人女性主义、美国黑豹党，Black Panthers）等等。民运人士与学者的现实经验为这些身份政治运动提供了观念、学理和政治诉求上的基础。当时的美国社会环境中，大众认知以及社会科学分析都将阶级话语从社会现象的讨论中排除出去，对阶级矛盾的解释自然就导向了对特定身份，如性别、人种、族裔和其他压迫性机制的论述中【10】，这在媒体报道中尤其常见。不幸的是，今天的日常讨论和主流政治话语中仍然不见阶级的身影，没有代表劳工利益的政治群体，对马克思的唯心主义式解读则在左翼中占据主导地位。【11】
有色人种女性理论家敏锐地察觉到她们同白人女性主义者在生活经验上的差异，由此提出了种族、性别、性取向和阶级压迫交叉在一起，因而产生多重压迫的问题（后来被称作「交叉性」理论）【12】，为前述的分析框架提供了奠基性的论述。这些批评声音不仅仅指出了有色人种女性所受的多重压迫结构彼此交织的问题，还把关注重点引向了社会阶层和对人们现实生活和身份产生影响的压迫性结构之间的关系。【13】
鉴于交叉性被视为女性主义的重要概念，其核心问题便应当是女性受到的压迫；但其在更广义的维度上——多重压迫的交织作用导致了身份的复合体——这种效果适用于所有人：不论男/女、白人或非白人、公民或非公民、本国人还是移民，也使得这一话题变得模糊起来。在《马克思、女性和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一文中，我认为仅在狭义理解上，交叉性关注的是女性由于多重身份而受到的压迫，尽管这种「被边缘化的女性」问题在男性身上同样存在。【14】「边缘化」这一术语表明了个体处于赤贫或贫困边缘的生存状况，并处于各种压迫结构的底端——因此也排除了社会中上层享有特权的女性。那么试问，交叉性可以既将一部分女性人口排除在外，同时又属于女性主义理论吗？另一方面，既然每个人都处于各类社会等级结构中，交叉性理应适用于所有个体，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处于社会下层的大规模男性群体，那么将这种理论视为一种研究社会分层和压迫性机制的理论，而非单纯的女性主义理论，也是合理的。【15】
对社会再生产的研究同样是模棱两可的。如同交叉性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同样被视为女性主义的分支，但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原本对女性压迫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关注早已拓展到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自然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之上。
五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总结了女性承担家务劳动和生育功能所造成的影响，并辨析了女性家务劳动、男性工资与剩余价值之间关系的本质。【16】这也是为什么，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可以被归类为社会再生产理论流派。现今的社会再生产视域已经远远超过了家庭繁育、劳动力再生产和参与了这些生产过程的社会机制（如教育和医疗系统），它还包括了人口、社会阶层、生产关系以及多重压迫结构（如性别、年龄、人种、族裔、祖籍、信仰等等）的再生产，全部人口都被这些社会分层系统所划分。【17】由于劳动力和社会分层系统的再生产反映了经济、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构成的宏观社会环境，因此社会再生产同样也意味着社会形态整体的再生产。
主张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女性主义者们强调将生产活动和家庭繁育结合分析，她们认为资本积累过程为劳动力再生产提供了基础，因而社会再生产活动位于阶级斗争的中心。【18】原则上我同意这个观点，然而根据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历史性(historical)和超历史性(transhistorical)面向的区分，我认为最好将社会再生产理论至于其历史语境中：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再生产也将服从资本主义的安排。【19】正因如此，我将视角定位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之上，我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的社会形态中，生产方式的结构特征、过程环节及其内在矛盾决定了（即限定其历史条件）用于社会阶级和等级分层再生产的社会机制与物质基础。【20】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因而是自相矛盾的：对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服从于资产阶级的权力、利益和再生产需要。【21】资本主义内生性矛盾通过多种机制，持续地改变着不同社会部门中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条件，用以提高利润、降低雇工成本。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和生存条件位于阶级斗争的核心。诚然，社会再生产理论也做出了一个重要贡献：它指出阶级斗争源自工人为提高自身生存条件和生活状况所做的斗争，同时工人阶级所囊括范围超过了现有的雇佣劳动力。【22】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世界体系理论提出者之一）曾观察到，由于「想象的共同体」——人种、民族、族裔——同「客观的阶级共同体」高度相关（尽管并不完全相关），因而现代世界中，大多数基于阶级诉求的政治运动都采取了身份政治（基于女性、少数族群、移民身份等）的形式。【23】
六
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曾和狭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有所重叠，但随着后者的发展，二者渐行渐远。根据近年来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立场，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将视野局限在阶级和性别上，而忽视了真实世界中种族、性取向、殖民关系与其他构建性社会身份所构成的复杂关系与政治斗争，例如种族压迫就同性别压迫和阶级剥削交织在一起。【24】
我强烈反对上述观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明确地强调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同女性受压迫的结构基础间的联系。她们的著作阐释了资本主义对女性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影响以及家庭劳动的重要性，同时也没有在实证研究中排斥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其他压迫性关系的分析（如殖民关系和种族压迫）。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被批评家所指出的薄弱环节，我认为恰恰是其理论优势所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检视了资本主义运作机理同其社会再生产机制间的关系，并指出了其中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女性生活境况的物质基础。关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优先考察性别压迫问题的观点并未意识到分析所展开的不同层次。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层面的分析中（例如针对美国、法国、乌拉圭等国家），女性受压迫的现实状况有很大区别——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正是在这个层面展开对阶级关系、社会分层和压迫性社会关系的剖析；在交叉性理论中，这一问题则被称作「压迫的轴心」(axes of oppression)和「身份复合体」（complex identities）。与此相对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层面的分析中，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发展了她们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从属地位的结构性物质条件的理论，而未考察这些对象在社会身份和社会结构中位置上的分疏。
至于一些人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过于重视阶级问题，我反而要指出，实际重视程度还不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捕捉到了绝大部分工人阶级女性生存条件的本质，但由于表述较为笼统，这一问题并未得到清晰阐释。本斯顿曾指出「除少数雇得起佣人的富豪外，绝大多数女性都至少要承担一定量的家务劳动和相夫教子的工作」，她通过对资本主义和再生产方式交织关系的剖析，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部分无产女性的命运。【26】然而在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女性不仅被划分到不同阶级（按照是否掌握生产资料），还被社会分层系统划归到不同身份中。
对于阶级的间接指认，例如将人群分为「非常富有」和「其他人所有人」，或「最富有的1%」与「剩下的99%」，模糊了阶级关系的本质以及阶级内部的社会经济差异，不自觉地加重了美国知识界对阶级问题的混乱看法。
七
在全球范围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现实，同社会科学和女性主义思潮对非阶级视角下压迫结构研究局限性的承认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性。理论上而言，如果对「阶级还原论」的回避造成了将阶级同收入水平或者社会经济地位相混淆，那么将很难厘清阶级和压迫结构的真实关系，使得阶级分析要么沦为一种意识形态或「阶级主义」，要么同压迫机制混为一谈（例如认为阶级实际是按性别或种族划分的）。更重要的是，很少有人意识到阶级和压迫机制的分析是在不同层面展开的：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固有结构因素，而压迫性的身份标志与不同机制间的相互关系则更依赖于具体的历史情景，被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所塑造，并服务于相应的经济和政治诉求。【27】
在政治层面上，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被经济和技术变革、身份政治和文化战争所削弱的阶级团结及阶级意识重新组织起来。首先，一个可能的出路也许在于重新强调阶级，并阐明这一理论及政治事实，即所有的压迫性结构——性别、人种、族裔、祖籍、公民身份、年龄和性取向——都植根于阶级分疏。【28】其次，必须注意到工人阶级内部不仅被性别、人种、族裔等划分为多个群体，还受到教育状况、职业、收入差异、居住地、信仰、政治派别等各种社会及经济分层因素的影响。
从生产方式角度上来说，大多数人都属于工薪阶层，不论他/她们的性别、人种、族裔或其他身份特征如何，也不论他/她们是否意识到这点。他/她们不拥有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而且在地域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波动中，人们的生存条件总是难以保障，反过来又影响了资产阶级的逐利决策。
在对社会形态的分析中，人种、族裔、社会经济地位及其他划分标准造成的影响，使得通常的阶级归属和对利益共同体的识别变得模糊起来。
由于阶级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划分，同一身份下的群体并不享有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尽管女性以及少数族裔只占资产阶级和社会上层的很小比例，阶级矛盾和利益冲突同样存在于这些身份群体内部。例如，为受压迫群体的斗争运动并不会消弭不同成员之间的阶级差异与经济不平等状态。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动员了部分个体的斗争意识，而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经济和社会状况的不平等。
因此，有必要超越现有对阶级和工人阶级概念的物象化理解，将其同普遍的压迫结构以及基于女性和其他特定身份的斗争运动相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阐明了工人阶级女性受压迫的物质条件，并表达了应当克服对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主义理论焦虑的紧迫性，这种焦虑使得人们从阶级政治转向身份政治。这种语境下，对阶级问题赋予「优先地位」意味着明确揭示出，压迫总是在阶级和社会分层所创造的政治空间中实现的，这种空间反过来又会对压迫机制产生影响。对于不同女性而言，这种阶级关系所产生的压迫效果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她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和在压迫结构中的位置，而同她们的自我身份认同无关。
然而，阶级问题的物质基础总是被大众所忽略。但不论是否被承认（也就是，不论是否上升为阶级意识），这种阶级压迫的结果是真实的，尽管这种效果通常会表现为特定社会身份群体所受到的伤害。例如，现今美国共和党对女性节育和堕胎权利的剥夺就被理解为「共和党对女性的战争」。这种视角忽视了生育政策对身处不同阶级和社会经济状况中女性的效果差异。不考虑人种、族裔和其他社会身份的区别，只谈阶级因素，那么资产阶级及社会中上层女性就可以摆脱这种政策的影响，即使节育和堕胎手术不被医保覆盖、甚至被当地法律所禁止，她们也可以自己掏钱购买相应的医疗服务。【29】由于绝大多数女性同子女、丈夫、伴侣或其他家庭成员住在一起，她们的生育决定就不仅仅关乎自己，而会影响到家人的福祉。鉴于工人阶级的低工资、就业不稳定、居住条件堪忧、缺乏医疗保障的生存现实，保守派的政策主张应当被解读为「对工人阶级的战争」。【30】
八
随着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人们越来越难以忽视影响人们生存状况的社会物质条件。是时候承认身份政治的局限性了。少数女性在经济、社会地位和政治方面的成就并没有改变大多数女人的命运。也许这是人们重新关注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原因——在欧洲这一潮流尤其明显，近期欧洲已经接连召开了三场相关国际论坛。【31】
为了不停留在学术圈的纸上谈兵，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需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叙事的理论根基，重新关注工人阶级女性（不论她们受雇与否）的物质生活条件。在当下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女性主义内部应当表达出这样的观点：大部分女性身处工人阶级，这些女性（不论具体身份如何）所受到的压迫现实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的阶级位置。女性劳工不仅承担繁育子女、供养家庭甚至阶级再生产的责任，她们本身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事实上，由于这些女性的社会政治身份不是作为单纯的女性也不是单纯的工人，而是「工人阶级女性」，她们为整个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提供根本的物质基础，因而这些女性实际构成了全球劳动者一半以上的人口。【32】
因此，在写作或阐述女性问题时，我们需要明确指出她们身处的阶层、社会经济状况和其他相关特征——例如她们是工人阶级拉丁裔女性、资产阶级白人女性、工人阶级中美洲移民女性、中产阶级女性还是非裔美国女性。这里并不是要描述复杂的身份标签，而是要指出，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些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阶级分化力量已然贯穿了所有人的生活。
如今，随着经济不平等的扩大，男性劳工（尤其是未受过良好教育的）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生产力不断提升，工资却保持不变。资方为了削减用工成本逐渐转向雇佣女工，导致工人阶级家庭生活越来越难以为继。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雇佣劳动，她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责任也逐渐加重。这种社会宏观层面的变化加剧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使得男性同女性工人间产生对立，而这种身份区隔正是资产阶级想要看到的。
如果女性主义理论及政治话语仍然围绕女性压迫及其他压迫形式展开，而忽略阶级议题，那么女性主义将进一步沦为将阶级问题排除在政治话语外的共谋。为了形成团结而非分裂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需要公开地表达工人阶级女性主义的立场，并同整个工人群体保持团结，为所有劳动者，以及各国、各种族的性少数群体而斗争，成为美国阶级政治及工人联合的急先锋。
注释：
【1】引自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2】玛格丽特·本斯顿《女性解放的政治经济学》；在本人著作《马克思、女性和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一书中，我深入探讨了女性、阶级和身份的问题。
【3】1957年我考入阿根廷科尔多巴大学，攻读法律学位（这在当时很普遍）；我从小接受的观念是，没有什么东西会阻碍我的个人发展，而我认为理所应当的现象（例如女性就职于医学、牙科、生物化学和法律行业）在当时的美国仍然被认为是专属男性的特权。
【4】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许多工人阶级女性（尤其是少数族裔的女性劳动者）都需要兼顾工作与家庭的重任。不同社会的历史特殊性，会使得各个人种、族裔和国别的男性与女性工人探索出不同的生存策略。
【5】全职家庭主妇在人群中的占比会随社会经济变化而波动。在美国，1967年有49%的女性成为家庭主妇，1999年下降至23%，2012年又回升至29%。参见Jacob Galley的2014年的论文《历年家庭主妇情况研究》(Stay-at-Home Mothers Through the Years)。
【6】参见本人博士论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口结构及其变迁》(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Processes in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7】关于近年来对女性堕胎的限制问题，参见Marisa Lati与Deanna Paul的文章《关于堕胎禁令新闻的一切》(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Abortion Ban News)；另见本人研究《21世纪保守派家庭政策研究：共和党对美国工人阶级的战争》(Reactionary Family Policie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epublican War on the Working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8】关于更详尽的讨论，可参见Judith Lorber的《性别不平等》(Gender Inequality) 一书。
【9】许多美国本土的女性主义思潮，都建立在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错误批判之上。这些理论家未能理解，以本斯顿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关注重点是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相反的，这些批评者把重点放在了不同社会中女性差异（如人种、族裔、国别等）的实证分析上。尽管这些差异是真实存在的，但这些理论家没有正确地将不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历史性因素，同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结构性因素区分开来。
【10】例如，政治家们和媒体总在强调女性、孩童、少数族裔的贫困问题，仿佛男性和白人的贫困就无关紧要，这些穷人不属于任何阶级、贫困问题也同资本主义和阶级关系的运转毫无关联。2017年，美国43.8%的贫困人口（达到1700万）实际是白人。数据可参见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美国贫困统计年检 (U.S. Poverty Statistics)：http://federalsafetynet.com/us-poverty-statistics.html。
【11】我出生在一个阿根廷的中产阶级家庭，在当时（20世纪5、60年代），女性身份被认为是个人特征，而非阶级和国别那样的社会政治特征。这也影响了我后来的写作。我拥有了一种对个人和社会政治身份的历史性把握的敏锐直觉，以及对所有社会形态中主流分析方法的认识。
【12】见康巴夕河团体的《黑人女性主义宣言》(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A Black Feminist Statement)。
【13】这个概念意指社会人口按照各种社会和经济结构中的特征总和（如性别、人种、族裔、年龄、国别、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职业、居住地等）来进行社会等级的排序划分。
【14】参见本人著作《马克思、女性和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另见Kimberle Williams Crenshaw的《交叉性压迫中的结构与政治维度》(The Structural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of Intersectional Oppression)，本文收录于 Patrick R. Grzanka的《交叉性：一个前沿理论导读》(Intersectionality: A Foundations and Frontiers Reader) 一书中。
【15】可参考Nira Yuval-Davis的著作《超越认同与再分配的二元对立》(Beyond the Recognition and Re-Distribution Dichotomy)，本文收录在Helma Lutz, Maria Teresa Herrera-Vivar和Linda Supik编著的《构造交叉性》(Framing Intersectionality) 一书中。
【16】可参考Lise Vogel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女性压迫：朝向一种统一理论》(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17】参见Meg Luxton 的文章《重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Reclaiming Marxist Feminism)，收录在2015年第95期《政治经济学研究》(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中。
【18】参见Meg Luxton的文章《生产生命本身：性别、社会再生产与国际政治经济学》(The Production of Life Itself: Gender,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IPE)，收录在Juanita Elias和Adrienne Roberts编著的《性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der) 中。
【19】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20】参见本人著作《马克思、女性和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一书。
【21】同上。
【22】可参考Tithi Bhattacharya的文章《如何不跳过阶级问题：劳动的社会再生产与全球工人阶级》(How Not to Skip Class: Social Reproduction of Labor and the Global Working Class)，收录在2015年10月31日发行的Viewpoint杂志中。
【23】参见沃勒斯坦的文章《民族性的构建》(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hood)，本文收录在沃勒斯坦同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 合著书籍《人种、民族、阶级》(Race, Nation, Class) 中。
【24】参见Susan Ferguson, Genevieve LeBaron, Angela Dimitrakaki和Sara R. Farris为2016年第24期《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 期刊撰写的导言。
【25】可参考本斯顿所著《女性解放的政治经济学》一文（收录在Ino Rossi编著的《结构主义社会学》(Structural Sociology) 中）和本人文章《女性的压迫》（收录在Lise Vogel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女性压迫：朝向一种统一理论》中）。
【26】本斯顿《女性解放的政治经济学》。
【27】美国的非欧洲裔移民总是被自动划归到特定人种和族裔中，因而进入了既定的种族压迫结构中。可参见本人文章《少数族裔与世界体系》，收录在Joan Smith等人编著的《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与世界体系》(Racism, Sexism and the World System) 一书中；另见沃勒斯坦《民族性的构建》，收录在1987年第二期《社会学论坛》(Sociological Forum) 一刊中；以及Barbara Fields的文章《美国的奴隶制、种族与意识形态》，收录在1989年第181期《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 中。
【28】在韦伯社会学理论中，压迫结构的范畴是包含了「同群体所认同的某种品质相关的....特定的、或正面或负面的、对名誉的社会评价」的身份地位范畴；参见C. W. Mills和H. Gerth共同编辑的《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中韦伯的文章。
【29】资产阶级女性是通过财产继承、嫁入豪门或白手起家而拥有财富的女性。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有六个州，各自仅有一家堕胎诊所。密苏里州的计划生育联合会（Planned Parenthood，美国一家提供生育健康护理的非盈利组织）可能由于政策原因，被迫终止提供堕胎服务，使得密苏里成为史上第一个无堕胎机构的州。
【30】参见本人研究《21世纪保守派家庭政策研究：共和党对美国工人阶级的战争》。
【31】参见《批判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发表在2015年第一届国际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论坛；《建立联结——理论视域的强化与变迁——探索出路》，发表在2016年第二届国际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论坛；以及《重塑自我，改变世界》，发表在2017年第三届国际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论坛。
【32】参见本人著作《马克思、女性和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
【33】参见Andrew J. Cherlin的著作《劳动者的爱欲失落》(Labor's Love L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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