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 | 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有何唯物之处？(上）
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
有何唯物之处？
一篇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批评（上）
|作者：Martha·E·Gimenez
|译者：Miranda
|校对：陈大毛
原文标题为：What’s material about materialist feminism? A Marxist Feminist critique
在妇女解放运动鼎盛时，女性主义思想可划分为四个主要的潮流：自由主义的（关注在资本主义背景下实现经济和政治平等）；激进的（将男性及父权制归为妇女受压迫的主要原因）；社会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至于避免马克思主义中所谓的还原主义导致了双重制度理论，假定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间存在各种形式的相互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在美国只有相对较少的女性主义者持有此理论立场（包括我），力求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潜力，了解压迫妇女的资本主义根源）。
当然，这些都是对丰富而复杂的文献的过于简单化的描述; 然而，它们又在妇女中重新引发了重要的理论、政治和社会撕裂，这种裂痕一直持续到今天。随着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化的影响，草根阶层也对一种被视为表现“第一世界”中上层白人妇女的需求顾虑的女性主义提出挑战，女性主义思想的分支不断增加。在此过程中，女性主义的主题越来越难以界定。后现代对"妇女"的批评，作为一个本质主义范畴，加上基于性偏好、种族、族裔和民族血统差异，导致对“主体性地位”，"身份"和"表达"的争论似乎永无止境。文化和身份政治取代了早期对资本主义的关注和（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为主的）妇女阶级分化。今天的阶级已经沦为另一种"主义"——即另一种形式的压迫，与性别和种族一起，融合成一种咒语，一种每个人都应该包括在自己的理论和研究中的东西; 然而，据我所知，关于它的理论仍然停留在隐喻的层次（如交织、互动、互联）。
因此，几年前，我饶有兴致地阅读了一本关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唯物女权，MatFem）的征文集。编辑克里斯·英格拉哈姆（Chrys Ingraham）和罗斯玛丽·轩尼诗 （Rosemary Hennessy）对唯物女权的描述，在我看来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女权，MarxFem）难以区分。这似乎是女性主义理论中一个充满希望的发展，于是我邀请编辑们和我一起创建一个关于唯物女权主义的电子讨论列表，MatFem（http;//csf.colorado.edu/matfem）。起初，我认为唯物女权只是另一种指代马克思女权的方式，但我错了;两者是独立的女性主义的论说形式。不过，在一些女性主义者的作品中，两者之间有着相似之处，某种程度的混淆是预料之中的。
在本文中，我将找出女性主义理论中这两个重要潮流之间的差异，以及在学术界的理论转向中似乎受唯心主义和偶然性支配之时，女性主义回归唯物主义的原因。鉴于在唯物主义的幌子下共存的矛盾观点，我主张在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之间作明确区分，并主张回到后者，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对妇女的毁灭性影响，以及对她们的困境缘由充足理论分析下随之而来的政治重要性。
什么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
定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并非易事。自我认同为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理论家对这些标签的含义以及因此所生产的知识种类上有不同的理解。根据她们的理论忠诚度和自我理解，女性主义者对其他女性主义者作品的分类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很难在这两个总括术语之间和之内建立清晰的理论界限。以丽斯·沃格尔（Lise Vogel）为例。[1] 我一直认为沃格尔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与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不同（她们回避马克思所谓的还原主义，导致了她们提出缺乏历史性的父权制理论），[2] 她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并将对再生产的分析作为压迫妇女的基础，牢牢地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然而，她最近的书（以前发表的散文集）的副标题是"给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论文"。她自认为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她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试图用对妇女压迫的’唯物论’理解，来取代社会主义对于妇女问题的传统理论”。[3] 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新的观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还原论“的排斥导致了故意将"父权制"排除在生产模式之外，从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将其置于历史之外。沃格尔告诉我们，唯物主义被用来强调在生产中（包括家庭生产）决定导致妇女被压迫的条件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唯物主义也被用作"一面旗帜"，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置于女性主义思想和左派内部; 因此，沃格尔认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不能如一些文学批评家所希望的那样，沦为文化研究的一股潮流。[4] 但恩格斯的分析不是唯物主义的吗？[5] 难道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像玛格丽特·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6和佩吉·莫顿「Peggy Morton」7）没有探索公共和家庭的生产方式是如何压迫和剥削妇女的吗？
这些关于沃格尔对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解的简评，强调了它作为确定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特定思潮，某些方面还存在问题。就像在这个例子里，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美国女权主义思想中占主导力量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与被边缘化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之间一直存在着质的差异，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可能会模糊这种差异。我没有把这种动机归于丽斯·沃格尔;我只是指出这种对美国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解读所造成的影响，尽管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对资本主义的提法，理论上还是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女性主义抽象否定。
其他女性主义者，出于不同的原因，也不会同意沃格尔的解读。例如，对于托里尔·莫伊｜（Toril Moi）和贾尼斯·拉德韦（Janice Radway）来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远未明朗"。[8] 作为专门讨论这一主题的《南大西洋季刊》（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特刊的编辑，她们并没有提供对该术语的理论解释或明确的定义。大概，刊物的内容本身就给读者提供了所需的要素，好让她们自己定义这些术语，因为所有作者“共同致力于具体的历史和文化分析，并将女性主义理解为‘解放性叙事’”。其中一位作者詹妮弗·威克（Jennifer Wicke），对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定义如下：
一种女性主义，坚持研究在物质条件下，包括性别秩序的社会安排，发展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避免将这种[性别秩序]一种单一的...父权制，相反衡量社会和精神关系的网络，构成一个物质的，历史性的时刻;...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各种物质条件在性别的社会生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说明了妇女合作并参与到这些产物的不同方式......妇女可以生育孩子这一事实，有着物质上的利益...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相比，不太可能因性别差异导致偶尔出现的物质重要性而感到尴尬。[10]
在坚持物质条件的重要性上; 物质历史时刻作为社会关系的复合物，包括并影响性别秩序;身体的物质性及其在性、生殖和其他的生理功能：然而，这些仍然是抽象的宣言，不可避免地导致经验主义者关注于眼前的事物。并没有任何历史、社会关系或性别秩序的理论可以指导在给定的"物质的历史性时刻"中所观察到的一切的含义。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Materialist Feminisms）的作者唐娜·兰德里 （Donna Landry）和杰拉尔德·马克莱（Gerald Maclean）告诉我们，她们的著作是一本“关于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研究了美英两国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并探讨了这些辩论对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影响。这些早期辩论的领域，旨在将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可能的整合或综合。由于身份政治的出现，转向对后殖民主义，性征，种族，民族主义等的关注，以及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新的领域与"对妇女、有色人种和其他边缘化群体的关注与回应的文化进行唯物主义分析的构建"有关。[12] 对于兰德里和马克莱，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一个批判性的阅读实践...对文化和社会历史文物，包括文学和艺术文本、档案文献、理论著作的批判性调查或解读...[这是]一个潜在的政治竞争的场所，通过批判，而非不断重申残酷的真相...来解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13]
但是，具体地说，唯物主义在这种背景下意味着什么呢？什么历史理论，什么政治引起了这种批评？虽然她们从哲学和道德意义上定义了唯物主义，并提出了机械或"粗俗"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但对唯物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的联系却没有定义。文化唯物主义，如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作品中发展起来的，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补充。威廉斯认为，“物质生产、政治和文化制度、活动与意识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语言是实践意识，是一种具有物质后果的思考和行为方式。[14]他们指出，威廉斯“努力将人类作为文化主体重新纳入唯物主义的争论中”。[15]
这些说法的含义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并不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中，马克思对物质条件、语言和意识之间关系的看法不够充分。但是任何熟悉马克思作品的人都会拒绝这种观点。事实上，正是马克思写道，“语言是实践意识”，并假定语言从一开始就是负担“精神”的问题，因为意识自始至终都是社会的产物。[16]
兰德里和马克莱恩叙述了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时刻：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在英美的相遇和辩论;女性主义的制度化和商品化;和“解构主义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这些是"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的三个时刻"：[17] 一个非常有趣的陈述表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一个相当成问题和难以捉摸的概念，在我看来，反映了对文化和女性主义主题的后现代敏感性——它从始至终，只是等待被发现。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这种唯物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大西洋两岸产生的各种女性主义理论下潜伏着什么？提到“一般物质条件”或“压迫妇女的物质条件”，是否足以作为构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的基础，在本质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如果是，如何？作者们认为，女性主义的理论完全侧重于性别和双系统的理论，这些理论将性别和阶级分析结合起来，面临着"解构性的阅读实践可以帮助解决”的方法论和政治问题;她们提出"不连续运动、唯物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表述，一种严肃对待解构主义的政治主张......解构主义作为政治批判的工具”。[18]但是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难道不是赋予它关键优势的原因吗？正是在她们的结论中，作者们为了证明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别名，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区别概括如下：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把阶级矛盾和阶级分析作为中心，并尝试各种方法围绕这一中心矛盾对性别压迫进行分析。除了阶级矛盾和性别意识形态内部的矛盾...我们主张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也应该承认为物质上的其他矛盾。这些矛盾也有历史，在意识形态中运作，并扎根于物质基础和作用...在社会和文学分析中，应该称其为唯物主义者，并赋予物质上的重视...这些类别将包括...种族、性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随之而来的激进批判。[19]
虽然这有助于理解当代自我认同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在提到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时的含义，但它并不能揭示物质基础、物质作用和物质权重的含义。主要概念实质上仍未界定;有时，它似乎意味着真实或客观的（正如性别和种族，也与阶级一样真实），或核心的-意味着决定因素，具有因果效应（如意识形态与阶级一样重要或具有同样多的“物质权重”）。这些思想的背后隐藏着"阶级还原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幽灵，一种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陈规定型理解，用来论证主张的优越性，本质上是对它们抽象的否定。还潜伏着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20]对意识形态实质性的看法，现在扩大到分析各种形式的压迫和对立的身份，但有着重大的区别。而对阿尔都塞来说，生产水平导致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劳动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尽管是“多元决定的”，但“最终”是决定性的，并具有历史特定性和受具体社会形态特征的影响[21]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似乎基于一种无根据的说法，即不存在因果关系的等级：除阶级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之外，所有其他形式的不平等都同样是“物质的”，意味着它们不仅同样真实和重要，而且在因果能力上也是相等的。这样的结论在政治上可能令人满意，但它基于一个因果关系的功能性概念，根据这一概念，社会系统的所有制度或要素都相互作用和互相影响，没有一种比其他任何一种更有效——也就是说，没有一种可以为其他可能性和发展的条件设立参考指标。还有，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应该认识到的其他"矛盾"的本质是什么？矛盾不等于冲突，因为冲突可以在一个给定的关系体系内解决，而矛盾则只能通过社会的质变来解决。最后，对意识形态、剥削、帝国主义、压迫、殖民主义等的引用，准确地证实了作者意图澄清的一点：唯物主义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的别名，一种经过适当修改的马克思主义，以赋予一切物质性（可能意味着客观性、现实性和平等的因果效力）。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没什么两样？
罗斯玛丽·轩尼诗在英国和法国女性主义者的作品中追溯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起源，她们更喜欢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一词，而非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因为在她们看来，必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才能解释性别分工。[22]在20世纪70年代，轩尼诗写道，马克思主义由于阶级偏见和对生产的关注，不足以胜任这项任务，而女性主义也因其对女性观念的本质主义和理想主义化存在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积极替代者。[23] 后现代对经验自我的批判，和那些认为自己没有被纳入学术女性主义理论的一般女性主体中的妇女所提出的批评相结合，导致在20世纪90年代，在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分析中，“将‘妇女’问题化为一个明显且同质的经验实体，以探讨‘妇女’作为一个话语范畴在历史上是如何由不止一个不同的标准构造和横跨的”。[24]此外，轩尼诗认为，尽管后现代对否定对整体性和对社会制度的理论性分析，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需要坚持对影响妇女生活的整体性的批判：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在无孔不入地影响着妇女的生活，用局部的、支离破碎的政治策略，和对以偶然性为特征的社会现实观念来取代这种批评在政治上是适得其反的。
轩尼诗对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性质的看法由她与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莫夫（Chantal Mouffe）、福柯（Michel Foucault）、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其他后现代理论家的作品的批判性评论中浮现出来。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一种"解读方式"，它拒绝占主导地位的多元主义范式和偶然性逻辑，并力图在取代女性主义理论中一般"妇女"的话语建构下的差异性主体，及剥削和压迫妇女的不平等等级之间建立联系。换句话说，主观性不能脱离系统组织的整体来理解。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作为一种解读实践，也是一种解释或重写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因此，它通过它所产生的关于主体及其社会背景的知识来影响现实。话语和知识在影响上具有物质性;话语的物质性作用之一就是主体的建构，但这一主体被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差异所影响，这些差异不是局部的或偶然的，而是历史和系统性的，例如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因此，差异不仅仅是多元化的，而是不平等的。
语言、话语和社会之间的物质关系的问题，或争议性（女性主义理论）与非争议性（妇女的生活被剥削和压迫性的社会关系分割）之间的物质关系问题，可以通过将话语概念化为意识形态来解决。意识形态理论是社会理论的前提。这一理论为轩尼诗对后现代理论的批判性阅读提供了依据，即主体、话语、地位、语言等，她称之为"全球性分析"。根据她对跨国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多元决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实践等等的提及，似乎至少是一种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引用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症候式阅读的概念在其论点的发展中非常重要，以至于人们怀疑，她是否犹豫要把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她对后现代偶然性逻辑批判的社会基础理论。
综上所述，轩尼诗版本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体理论的交融。它是"解读"和"重新著述"的来源，通过偶然性、地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保守边缘拯救后现代的分析类别（主题、话语、差异），将它们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系统性物质基础联系起来，使其具有历史化或脉络化。通过将话语理解为意识形态，并将意识形态与"全球分析"的物质基础联系起来，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在轩尼诗的分析中，历史唯物主义似乎是一个永远存在但低调的影子，潜藏在诸如“整体性”、“系统性”和“全球分析”等术语下。然而，在与共同主编克里斯·英格拉哈姆（Chrys Ingraham）合著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阶级、差异和女性生活的读本》（Materialist Feminism: 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ʼs Lives）[25]的导言中，明确、毫不含糊地回归到历史唯物主义，承认其对女性主义理论和政治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在导言中，“重申反资本主义的女性主义”，[26] 批判了占主导地位的女性主义者对文化、身份和差异的关注，而这种关注与影响妇女生活的社会力量的系统性理解相隔离;同时也批判了一种学术女性主义，它使得女性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所产生的知识，以及她们对女性主义学术和妇女政治动员的贡献被边缘化和贬低。更重要的是，该引言是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一次庆祝，她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前提和洞察力一直被"误读、歪曲或埋在繁荣的后现代文化政治的重压之下"。[27]她们指出，无论女性主义者努力与历史唯物主义作斗争的产物名称是什么（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或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尽管这些名字象征着理论差异和重点，但它们都共同表明，人们认可历史唯物主义是女性主义大业成功所需的有助于解放的知识来源。
在轩尼诗和英格拉哈姆的导言中，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成为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互换使用的术语，后者被作为最突出的显示。作者们与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作品中所特有的文化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后者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将对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的分析孤立在其资本主义物质基础之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既指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也指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牢牢地扎根于历史唯物主义中：“与文化女性主义者不同，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不把文化视为社会生活的全部，而只是将文化视为社会生产的一种领域，因此也只是女性主义斗争的其中一个领域。[28] 作者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区分开来，指出唯物女权是几种话语（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以及后现代与精神分析的意义和主观性理论）的最终产物，其中后现代的输入，在她们看来是其定义特征的来源。
然而，在导言的最后几段，又回归到了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讨论，批判了后现代主义中的唯心主义特征，以及后现代与历史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对身份表征的分析之间的差异。她们指出，理论冲突并不孤立于阶级冲突，后者会影响职业女性主义者及其阶级忠诚之间的分歧。女性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对压迫的物质条件的理解，以及女性主义斗争的成功与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成功之间的联系上存在分歧。成为女性主义者不一定是反资本主义的，而做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也不等同于社会主义者，甚至不等于对现状的批判。事实上，“声称具有‘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的作品与文化女性主义有很多共同之处，因为它并没有着手解释或改变将妇女压迫与阶级联系起来的物质现实”。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确实将对妇女的压迫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根据作者们认为，这本书的目的是重新引入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特别是在那些过度发展的地区，这个系列将被广泛阅读——那些（不合时宜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明白，后现代女性主义对文化政治的转向受到了抑制。我们希望通过做这样的一个项目，可以有助于推动第三波女性主义的兴起，并使其成为社会变革的一股重要力量。[30]
鉴于上述情况，并鉴于唯物女权一词固有的模糊性—回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理论上是否更充分，政治上更有成效？通过重新引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知识，来重新定义唯物女权的努力是值得的吗？扩大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含义，以囊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内容有多重要？也许是美国学术界内外的政治气候使马克思主义收到怀疑，令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更倾向于声称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作为理论取向，从而在专业上得到更多的的接受度和正当性。我绝不会把这种动机归因于英格拉哈姆和轩尼诗;她们对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介绍是公开的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在阅读并浏览了目录后，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一个更适当的称呼。任何熟悉历史唯物主义的人都能欣赏到轩尼诗的精湛的论著中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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