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 | 政治性的方法论： 分析女性主义的问题 (完整版）
政治性的方法论：
分析女性主义的问题（下）
|作者：Alice Crary
|译者：Stagflation，五牙
|校对：Gigi
原文标题为：
The methodological is political: What’s the matter with ‘analytic feminism’?
昨天推送的是上半部分：女/性| 政治性的方法论：分析女性主义的问题
用中性的理性概念进行推理
弗里克致力于在这个空间中运作，当用她的尝试去思考时，就会变得更加清晰，她试图将我们的证言互动定位在关于证言认识论的辩论中，以刻板印象为中心。正如她所介绍的，这些辩论主要是以下两个反对党派之间的争吵。一方面，有些推理学家坚持认为，我们通过“以某种方式(可能很快，甚至是无意识地)重新听到一个论点”来从讲话者的主张中获得知识，并以其来结束的。把我们描述成在争论中处理问题的人，这样的推理主义者可能会招致一种指责，认为我们的话语交流过于理智，而这种交流在我们看来通常是完全不需要思考的。然而，他们可以声称，他们有权获得一种直觉上很有吸引力的表述，将我们对证词的消费视为一种“关键的”或理性负责的事情。推理论者的主要对话者是非推理论者，他们以经验为理由为自己辩护，“对别人告诉我们的东西缺乏信任”。虽然非推理论者因此能够更好地利用我们典型的证明行为的非反思性现象学，但他们为了获得这种优势，放弃了把这种行为描述为批判性的权利，并通过这种方式把接受证明的人描述为难以置信的轻信者。弗里克所说推理者”强调论证表明,他们正在与这种假设,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她把非推理者和不吸引观点与轻信承诺不加批判的违约联系上了——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她所谓的缺乏论证的作用是缺乏理性的标志——她显然需要一个好辩的假设图在他们的想法。
因此，弗里克的推论主义者和非推论主义者一致认为论证是理性的标志，这一事实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当哲学家们将理性与论证联系起来时，他们往往是在含蓄地表明他们对中立的理性概念的支持。也就是说，他们经常帮助自己以一种“中立”的方式来理解一个论点作为一个命题或一组命题，这些命题以一种不依赖于最初命题的任何倾向来塑造我们的感觉路线的方式来许可一个进一步的结论命题。因为我们在一个良好的基础上在这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的理解是内部弗里克的争端的认识论的证词,我们也可以说认识论的证词,她在本书草图作为它的一个组织元素一个中性的概念的原因。
弗里克描述这场辩论的目的是为一种立场的辩护奠定基础，这种立场结合了她的推理主义和非推理主义方法的优点，因为它把证明知识视为“批判性的但非推理的”。 她的雄心在哲学上可能听起来很激进，因此有理由认为她计划挑战中立的论证假设，根据她的叙述，这是推论主义者和非推论主义者之间的通用假设。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她保留了这个假设。在这方面，弗里克的作品与哲学家约翰·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麦克道尔在证词的认识论中批判了弗里克保留的中立的论证假设。要理解弗里克的观点，并强调其对中性理性概念的精确，一个好办法是把它放在麦克道尔的“非中性”选择的背景下考虑。麦克道尔在他有关证言认识论的最中肯的文章中，对弗里克认为推论论者和非推论论者在辩论中共同使用的论据假设持反对态度。他说他想攻击认知满意的想法“站在空间的理由对一个命题“需要套现的”论证的说服力是occupant's disposal命题的问题的结论。麦克道尔的这一姿态隐含的意思是，要理解他对证言认识论的积极态度，我们需要理解运用理性来抵制对论证模式的同化意味着什么。要了解他的想法，有一个地方是，他很早就对道德或“美德”的认知进行了讨论，在那里，他为一种替代中立的论证式的理性概念进行了辩护。虽然他认为这一概念总体上不足以获得理性实践的权威，但他关注的是他认为这一概念不足以获得道德思想和行为的合理性。他讨论的核心是如何生活的高尚人的概念是无法被编入，且不允许制定为一组语句可以作为一个实际的主要前提,一同作为关于世界在小前提中的位置的认知结论，可以产生实际结论。麦克道尔写道:“以不带偏见的眼光来看，任何合理的成人道德观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法典。”
在这里，麦克道尔并不是在对一个有道德的人的道德观念的数量复杂性进行经验主义的观察，而是对其形式的逻辑观察。他把实践倾向——在社会化过程中反复灌输的那种倾向——不仅部分地构成了有道德的人的伦理信仰，而且也构成了她根据这些信仰行事时内在的理性能力。他利用这一观点提出，原则上以设想的方式编辑这些信念是没有问题的。有道德的人表现出她独特的理性能力，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下找出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和重要性是她独特的感性所不能独立获得的。也就是说，她展示了一种理性的运用，在这种运用中，我们“呼吁对特定情况的欣赏，以吸引人们接受我们的判断”。
麦克道尔并不否认，一旦一个有道德的人认为她所处环境的某一特征是显著的，我们就可以把她对这一特征的描述置于她同意的某种规则之下，即在类似的情况下如何表现，从而给她的一些思维提供一种演绎推论形式。他的声称，如果我们用这种形式来耗费道德上的理性，我们就忽略了道德的人对如何生活的既实际又认知的观念渗透到她对事物的看法中的方式的理性意义。这就是麦克道尔如何试图表明道德思想和行为抵制法典化——同时，他又对中立的理性论证模型的约束提出挑战。
当麦克道尔（McDowell）谈论道德想法和其实施的合理性时，他首先考虑的是道德感知（virtuous perception）的性质特征。在讨论证词的过程中，他认为对发言者的理解是一种感知行为。在麦克道尔的构想中，语言使用者所有的感知性活动都与道德感知的模式类似——两者是以相似的形式依赖于理性与概念化能力，因此，这些观察和评论不仅是恰当的，而且突出了“论证性话语知觉” （discursive perception）是否是道德感知的一部分这一议题。麦克道尔坚持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证词中某一细节的认可对意识到一个真实感知的正确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论点在论述我们对他人论证性表现的感知时，可以被具体化如下：在我们接触并处理他人的论证性表现时，我们在协调一些事物的复杂概念，这通常是人们目的性地通过语言达成的事物（比如告知、警告、玩笑、怀疑、命令、和欺骗性的语言等）。此外，我们的这些概念远远不能被符码化，我们的认知构成中有一定的实际/实践倾向（practical propensities），这种倾向是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被反复灌输给我们的。
根据这样的概念行事所得到的结果，其中一部分是会依赖于这些实际倾向，从而能不带偏颇地分辨出言语中难以接触、同时又对理解发言者如此使用语言的目的有启发性作用的方面。这意味着在处理言语时，我们从一开始，便是在运用理性能力来辨别发言者做出某种发言的原因——比如说在我们需要辨别一个潜在的告密者是否可信时。与此同时，弗里克曾阐明，她期望有一种说明能论述对证词——和更广义上的言语的理解是未经沉思的、评论性的，而麦克道尔对证词的知识论说明可以弥补弗里克的这一期望。麦克道威尔将话语和题词的理解作为感知细节的敏感性，他把这种理解描述为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反思性的。更进一步说，他也一定程度地将相关敏感体察力的释放描述为依赖于理性能力——也是在权衡是否要信任发言者时运用过的能力，到了他论述的这种程度，对言语的理解可以说被完全描绘成了评论性的。值得讨论的是，在这种方向上麦克道尔的“非中立性”论述可以被用来满足弗里克的两项主要要求。
因此，可能让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弗里克认为自己在实质性方面是一个麦克道尔的批评者。虽然麦克道尔明确地拒绝了被弗里克与非推理主义（non-inferentialism）联系在一起的默认轻信性，在弗里克的观点中，她将麦克道尔描述为一个非推理主义者(non-inferentialist)。她并非是通过否定麦克道尔对理性能力——理解言语的能力，包括我们在负责地处理证词时需要的能力、非中立性描述来达成对他的这种描述。就像弗里克曾说的，她想纠正自己眼中麦克道尔对我们生命见证中评论方面的忽视，由此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弗里克只是不认为麦克道尔提出了上文中这样一种论点。弗里克之所以通过探究麦克道尔对品行端正者道德知识的无法符码化特征的论述，从而推进她的观点，是因为她想要展现我们作为成熟发言者所拥有证言方面知识也是同样无法被符码化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这一推论，认为弗里克的立场似乎与麦克道尔相和。不过两者间任何看起来存在的实质性吻合都是误导性的。当讨论无法符码化这一特性时，麦克道尔，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对一些恰当的理性行动如何抵制中性论点的公式化构成做出逻辑上的论述；而弗里克是在对她眼中我们在处理言语时不得不面对的、基于刻板印象的信息的复杂性做出经验主义的论述。
这将我们引向了她对于证言的知识论所作出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提议。弗里克的论点是：我们接触基于刻板印象的信息时，通过一个反复使我们对发言者的可靠性做出鉴别的延伸性、发展中的过程，久而久之它使我们具备了复杂的敏感性，从而能依赖于这份能力来流畅地评定其可信性。这个想法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如果这个论点得以成立，它可以让弗里克将我们对证言的普遍处理描述为评论性且非反思性。但是，在推进她的论点时，弗里克将证词的消化者进行的理性活动描绘成理论上（忽略我们社会生活的绝对复杂性）可被呈现为论据（argument）的活动。结果，她并没有否定推理主义者与非推理主义者共同支持的中性论据假说（neutral argumentative assumption），而是以分裂出她眼中两者间的不同告终。要点是，她书中的中心部分，也就是她论述证言的知识论的部分，是可以被正确地认为是理所当然地根基于用中性的理性观（neutral conception of reason）考证过的逻辑领域。
在弗里克的书和其它著述的一些段落中，她呼吁对传统哲学观念中的情理关系重新进行思考。比如说，她曾一度在她的书中大力主张我们摆脱“经验论者的固有观念——认为认知能力和情感是二元对立的，前者所具备意向性内容（intentional content）是后者没有的。”然而，无论这些段落看起来多么引人联想和有吸引力，将它们作为依据，反对认为弗里克对中性理性观所造成的限制持采纳态度的看法是错误的。一方面，诚如弗里克所述，这显示了情与理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比传统经验论者所告诉我们的更为密切。然而在另一方面，这也展示了许多女权主义理论家所承认，而弗里克不认可的——我们的情感路径也可能同属于理性能力之内。在从弗里克的主张引申出的这两种情况里，后者标志着对中性理性观的逻辑体系的背离和逾越。并不是说弗里克是唯一一位经过分析哲学训练、遵循中性理性观的概念空间进行论述的女权主义者，除了许多接过了弗里克框架分析主义女权主义者，她们依此尝试定位弗里克理念下的种种认知的不公正，还存在着两个可以被认知的群体：一个是追随并引用康德道德理论（Kant‘s moral theory）的主题来对以性别为基础的虐待，例如兴客体化，进行“中性”分析的群体；另一个是追随正统的言语行为理论（但可以说基本不属于奥斯汀（Austinian）学派）对色情作品的危害进行“中性”分析的群体。
政治上对方法论的激进主义的迫切需要
我之所以长篇展示了弗里克致力于中性的理性观，是为了让读者们可以领会到这种概念是如何导致她错误地局限了解放性、反意识形态（anti-ideological）的社会性思想的各种可能性。当弗里克在讨论这类思想的课题时，她自己也再次将注意力引向她对中性的理性观的追随和依赖。她告诉我们，我们中那些虽然住在被意识形态污染的社会空间里，却能以不被意识形态歪曲的方式，想出自己有理由、应该做什么的人，是具备进行“非凡的”（‘exceptional‘）论证行动的能力的。弗里克理所当然地认为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的内因说或外因说可以作为她这种论证的正确模型，接着详细阐述了她对非凡的、反意识形态论证的见解。这两种威廉斯的观点——“内部的”和“外部的”，在都不承认情感的产生同样地可能发展成认知上的进步这一点上，可以说都含有中性的理性论。
因此，虽然弗里克没有针对“内因说和外因说理论家间的争论”发表立场——即使她对内因说给出了一个特殊的注释，这可能能让她将使用这种学说描述为具有理性上的权威性，她对非凡的、反意识形态社会思想的设想是受制于中性理性观的限制的。对她来说，“非凡的”社会思想本质上包含着通过清除情感的、意识形态的干扰，从而能使对事物的理解达到一个更中性的，并且在她眼中因此较少遭到扭曲的境地。我们可以说，弗里克是在假设任何为了突破意识形态而不得不采纳的态度最好是一个暂时的、非理性的，用于开拓一个更中性的理性论述空间的策略。她是在对意识形态进行一种在基础上与杰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早先提到的在方法论上的保守观点类似的评论——一种对女权主义政治活动而言，不仅不受欢迎，几乎可以说是致命的观点。
由此造成的观点使我们无法理解弗里克自己对解放性女权主义思想所举的主要案例。当她在书的最后一章中描述她所谓解释的不公正（hermeneutic injustice）时，弗里克举了几个这种解放性女权主义思想的例子。早先时候，她在书中对解释的不公正做出了如下描写：这是一种当公共概念资源的空白局限了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对经历的理解能力时发生的现象。现在，她补充说她更希望只在共享概念的空隙是由一种特定方式出现时讨论这种不公正——这种方式是仅当特定群体的成员的服从将他们从可以形成“集体的社会意义”（‘collective social meanings’）的实践中排除时成立。弗里克用于诠释解释的不公正的中心案例是在一九七几年，在“性骚扰”的概念出现之前，在工作时遭受不想要的性关注的女性。她长篇幅地引用了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的自传。这本自传描述了一个女权主义群体中的成员在计划抗议我们现在称为“性骚扰”的行径，并最终决定如此命名的对话场景。然而，弗里克没有讨论我们为什么应该认为“骚扰”是可以正确地达成这些女权主义者目标的词汇。她也没有询问当这些女权主义者决定这就是正确的名字时所做的事情是否与她个人对解放性社会思想所倾向的理解适配良好。但当我们提起这个问题时，貌似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弗里克的理念将不会推进我们在理解女权主义思索者辨别关于性骚扰一词适当性时所需要什么所做出的努力。
女权主义者们在建立性骚扰相关理论时遇到了一个整合性议题：为了充分地关注构成虐待的行为规律，我们需要从一个尤其注重伦理的视角来看待社会世界。吉恩·格里姆肖（Jean Grimshaw）在1986年提出了这个议题，就在她写作“‘性骚扰’一词的引用”可被视为构成了一种提案时。也就是说，某些性关注（就像其它事物一样）应该被视为令人不愉快的、侵入性的、强迫性的不公平负担。格里姆肖的观点是对这个新词汇的运用展现了以下的“双重功能”：它在评定“某些经历的确是侵入性和强迫性的”时，有伦理的和可评估性的作用；与此同时，它在指出“不同形式的人类体验间存在的类比关系——比如，年轻黑人经历的警察的骚扰和一位秘书在她的办公室里所经历的，这时它也发挥了与前者紧密相连的描述作用。
现在，是否有如同格里姆肖所构想的“骚扰”的概念这种真正的、认知上具有权威性概念的问题——这种有不可分割的伦理性和描述性部分组成的概念，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纪分析道德哲学领域一直处于显著的位置并颇具争议性。大部分参与辩论者明白地拒绝了认为有符合这种特性描述的概念存在的观点。这种情况不足为奇，承认这类概念的存在就意味着世界中一些真实存在的特征（特别是那些被这些预想中的概念挑选出来的）只能在特定的伦理视角下进入人们的视线——这意味着弃用中性的理性观。但是，女权主义者们，包括那些本身亦是分析道德哲学家的人，普遍更愿意将他们从中性理性观的苛评中解放出来，并允许这些真正的概念探寻出在中性的伦理审视下不存在的模式和规律。在早期女权主义者对性骚扰的讨论中，重点经常被放在对这类非中性的伦理立场的分析——在这些争论中的女权主义者眼中，这是一个实际允许融合伦理性与描述性的“对‘骚扰‘一词的再定义”、并以此加入一些性指向的内容形式的立场。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在1979年发表的开创性著述，《对职业女性的性骚扰》（The Sexual Harassment of Working Women）。诚如题目所说，麦金农将重点放在了女性在工作场合被迫受到的性关注。在麦金农写作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她讨论的行为最严重时也仅被广泛地视为轻微的打扰，所以她着手处理让我们对这些行为进行重新分类一事——所以它们可以作为不容忽视的虐待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为达到这个目标，她首先强调了多种职业相关的性别不平等，这包括那些被放在“性别隔离、性别分层”和收入不平等的评估准则下的现象。麦金农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认识女性在工作时被迫受到的性关注的危害性，我们必须意识到上述和其它一些惯有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所具有的隐伏阴险性。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些不平等制造了一些社会条件，这些条件使得女性（作为受影响的社会群体的成员）在对工作时受到的具体对待形式进行申诉时更不容易被相信，并且在这些条件的影响下，她们通常在财政上更缺乏保障，所以更难接受提出一项失败的申诉所带来的危险后果（比如合约终止或者其它与收入相关的惩罚）。设想一下，在麦金农所描述过的众多工作场合中的一处，一位女性的男性上级经常性地对她表示他对她的性接触欲望，摸她的屁股，对她的风格和着装品头论足并暗示她很“松”。麦金农表示，在女性具有相对的社会脆弱性的背景下（这种脆弱性使得女性抗议她们雇佣关系的处境更有风险，即使她们抗议了，相比较而言也更难得到承认），这个上级对这位女性的性关注可以被视为剥削性和胁迫性的。麦金农更广泛的目的是展示这些被争论的性行为“利用并助长了女性在结构上的下级地位”，并且，这些行为因此也被正确的定性为和其他骚扰形式一样，具有标志性威胁意味的骚扰行为。在麦金农的论述中，这里仅仅值得强调的是，这些行为的骚扰性质只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被认识到——在鉴别了这种由职业上和其它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所制造的这种社会接触形式时。这就是为什么称颂麦金农的这种从伦理上非中性的社会视角进行的分析——就像格里姆肖所示意的，它正当化了我们对“性骚扰”的讨论。
现在，我们对最初的女权主义者们认为“性骚扰“一词不得不谈时的思路有了一个大概的理解。这里讨论的思想既在本质上由世界引导（比如说，由那些性或其他方面的骚扰所受到的关注所引导）、也是毋庸置疑的伦理性讨论。这种思想远非对弗里克的中性理性观种那些限制的致敬，而是直接地质疑了这些限制。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那些可以解释性骚扰现象的思想，和从而能为改善解释公平而付出的努力，本质上都不含有弗里克所推崇的那种在伦理上具有中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模式。更广泛地说，弗里克认为通过清除各种干扰来达到对社会关系的中性视角，从而能作为一种解放性女权主义思想来揭露导致性别不平等的、潜藏的、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这种不平等又与其它形式的不平等相互影响）的提议是明确的错误。相反的，解放性的女权主义思想应该能精炼并动员文化视角的力量——那些对促进前景化性别化的社会生活状态必不可少的力量。这也是我们在跟进学习那些前文中曾提到的，伟大的女权主义评论家们的著述时可以看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女权主义政治上的激进主义需要方法论的激进主义，或者说，为什么说方法论的即是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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