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 | 社会再生产理论：历史，先前和当前问题
祝天下母亲节日快乐
社会再生产理论：
历史，先前和当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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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德里奇
（Silvia Feder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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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09
译者：林凡音
1970年代，来自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组织 — — 国际女性主义联合（International Feminist Collective）发起了家务薪酬运动（Wages for Housework），强调资本对无薪再生产劳动之依附性，探索于资本积累中，劳动与性别的历史关连。他们一方面加强马派政治经济学对再生产环节之关注，另一方面批判主流女性主义的个体化与唯文化倾向。箇中之论战一直延续至今。于这篇札记中，费德里奇将回顾社会再生产理论发展过程，并检视当下的理论问题，以祈激活社会再生产的讨论。
原文题为“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History, issues and present challenges”，为《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2019年春刊之发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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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版画组织红色女性作坊（ Red Women’s Workshop）的作品《资本主义亦需依赖家务劳动》（1983），强调家务劳动作为资本主义价值生产中不可或缺之一环。
正如今期《激进哲学》的文章所示，于现时的女性主义论战中，「社会再生产」前所未有地重要。然而它们亦提出了一种合理的忧虑，即新近的理论构建工作会模糊了这个概念的政治意义，并使它不足以描绘当前的资本主义阶段中劳动力生产之变化。我将于这篇札记概述这些文献提出的重点议题，继而草拟一个供分析及行动参考的纲领。在全世界女性面临再生产危机之际，这愈趋必要。但此前，我希望先略评这个概念的历史，藉此破除那种以为大谈「社会再生产」就等于立于激进立场的假设。虽此于当今的论战中或显得不值一提，但我仍认为应该强调社会再生产这个概念源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以代指一个社会系统再生产自身的过程。这便是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与其他启蒙时代之重农学派构思「社会再生产」的方法。据马克思所言，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首批经济学家，亦是首批通过农业劳动发现生产性劳动性质的理论家。最近讨论社会再生产的论著大都抱持一种假设，以为从此视角察看社会现实就代表立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或激进的立场。然而，社会再生产理论家之中亦有各种倡导资本主义发展的人。故此不应像那些自诩为「社会再生产理论家」的女性主义者般，把作为分析范畴的「社会再生产」转而为一种政治认同。
由魁奈提出的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
描述生产及再生产过程循环
1970年代理论家与运动者曾讨论过家务薪酬（wages for housework）问题，但真正让这「革命的」（于我看来）并非他们研究的范畴，而是他们的发现：直至当时为止仍未被马克思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理论家所察觉的大型剥削范围。他们发现，资本家阶级不仅从有薪工作日中榨取无偿劳动，甚至还从数百万无薪家务工人，以及许多其他无酬和不自由劳动者的工作日中榨取无偿劳动。它重新定义了工资于资本主义内的功能。工资不仅在工人内部创造科层，自然化剥削性的社会关係，亦赋予有薪工人宰制无薪工人的权力。它揭示了建立一个虚假的私人领域之社经功能，继而把家庭生活、性与生育再政治化。
正是这才让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詹玛斯（Selma James）、弗蒂娜提（Leopolda Fortunati）与其他理论家的论著成为女性主义政治思考的转捩点，而非他们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观察世界。不只是马克思，很多资产阶级思想家亦已如此做过了。
聚焦于生产生产力的过程让我们得以更新对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机制之理解。它解释了为何那被迈斯（Maria Mies）称为「主妇化」（housewifisation）的过程会被出口至整个前殖民世界 — — 正如今期迈塔哈（Mai Taha）与塞勒姆（Sara Salem）的文章所示 — — 甚至延存至后殖民时期的国家计划之中。这或因为后殖国家仍以资本积累的角度来构思社会发展的目标。但正如作者一再强调纳萨尔（Nasser）政府「使再生产成为公众议题」的例子所示，即便此新承诺从未让那些从事这种工作的女性获得报酬，这种重大的政治转向亦将社会投资导向于支持国家劳动力上。
显然，当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再生产劳动开始出现国际分工，社会再生产的组织出现了一些亟待理论化的重大变革。正如迈塔哈与塞勒姆指出，埃及于沙达（Anwar Sadat）治下採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实为倒行逆施，纳萨尔主义大力支持公共部门投资的社会再生产政策亦随之消弭。我的研究一直关注于新自由转向下，再生产活动市场化之全球效应，以及非洲与拉美女性反抗市场化、争取更具协作性之再生产形式之斗争。科斯塔于土地私有化、结构调整方案和自足经济之商业化趋势的影响，与受此影响的社群成员生活状况上亦著作甚丰。在《我们的海洋母亲》（Our Mother Ocean）这部合著中，她从分析新自由主义社会如何重构再生产组织，进以解释地球上最大的公共资源 — — 海洋 — — 如何被渔业工业化和各种污染所破坏。
1970年代的家务薪酬运动从
政治经济学切入资本主义与性别压迫的关係，
于马克思主义内部激起了关于价值再生产的论战
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必须肩负一件重大任务，批判全世界人民正面临的社会再生产重大危机。这场危机正因削减社会计划开支而起，正因榨取主义（extractivism）的政治与当下永久的战争状态而起，正因于资本主义发展正产生的贫穷而起。我们亦需揭破现在针对无产阶级儿童、消灭公立学校的战争，揭示老人生活的苦况，揭露现时经大规模监禁黑人青年以建立的新奴隶制形式，而最重要者，便是书写那些对抗上述不义的斗争。
于此我们毋须再重覆那些马克思原著解经学（Marxology）的习作，毋须力图证明再生产工作并非「生产性」的。那些反对这种企图及由此而起的理论之驳论，我就不重提了；玛沙织（Alessandra Mezzadri）已在此分析了最近的论文集《社会再生产理论》（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中部分文章的这类表述，并进行了详实而精采的批判。所以，我只会质疑为甚麽女性主义者仍执著要否定一些如此明晰的事：生产价值生产者的人，必然有参与到价值生产当中。我亦希望补充，价值生产亦非一个线性过程，而是一个经持续移置（displacement）而出现的过程，正如价值并不在其生产的环节中得以实现。但问题仍在于，为甚麽女性主义者会亟欲否定一个反映女性于我们与资本及国家的交涉及对抗中之权力地位的主张。
打个比方，我们可以想像，假如当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美国向女性福祉发动最为种族主义的攻势时，女性主义者走到街头支持斗争，与她们一起表明每位母亲也是职业女性与社会财富之创造者的话，结果又会是如何殊异。于此背景下，我尤其欣赏玛沙织指出「鉴于非正式与非正式化劳动关系扩大，若只严格地按工作内容 / 或工资分别价值生产与非价值生产的活动及领域，不单十分艰难，亦是完全误导的」；且若否定无薪劳动之生产力便是假设世上大部分人皆与资本积累无关，而此即意味他们无法称资本主义所生产的财富为自身的劳动成果。这种否定便助长了一种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为只有（基本上为白种）有薪产业工人才有资格发起共产主义革命。但最重要的是它遗下了一道问题：我们有甚麽力量可以迫使国家将那些再生产所需的资源归还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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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代孕产业的重心多在于全球南方。其中，印度为一大“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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