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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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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ric Fo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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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Paiderastia
校对：Guyzn
我的访问恰逢保守派穆斯林兄弟会与穆巴拉克的副手为接下来的新政府进行决胜竞选。埃及的工人运动和左翼没能选出一个可堪大任的候选人。穆斯林兄弟会赢得了这场竞选，旧的大反派被换成新的大反派。由此，将既没有有意义的集体谈判权，也没有工人委员会。那些曾使穆巴拉克垮台的运动此时面临着逮捕与暗杀的骇浪惊涛。革命在反动势力前丧失了优势。 当然，你根本不需要从埃及去看工人运动中国际主义的失败。世界范围内，工人们将来自其他国家的工人看作敌人，而非盟友。工人们支持并且身体力行地执行放逐，支持并且在战争中杀害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与贫穷百姓，然后推选出准法西斯或者新法西斯主义政客上台。从工人团结的角度来看，这就是灾难。
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如果我们要避免堕落到野蛮状态，工人运动则必须发展出一种有效的国际主义实践。
想象的共同体 尽管“至少需要某种形式的国际组织”已经成为了工人运动的主流的共识，但许多工人活动家仍然会惊讶地发现，这种国际主义的想法可以追溯到工人激进主义的原始文本：《共产党宣言》。 当大多数人读《共产党宣言》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资产阶级才是这场演出的焦点，而不是工人阶级。回到1848年的那个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是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是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同样也是资产阶级“创造了远超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大教堂的奇迹”，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产阶级“通过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使全世界都成为殖民地。如果哪个地方不能殖民，它就迫使那些与其利益有冲突者去与它竞争。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了世界。 但《共产党宣言》不是一首歌颂资产阶级之力量的赞歌。对于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不是历史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开始。资产阶级带来了扬弃自身之后的种子。《永远团结》（Solidarity Forever）的歌词就领会了这其中的基本概念，它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的流行音乐版本。就像这首歌所唱的那样，工人阶级“站在亲手创造的奇迹（城市、矿井、铁路）中食不果腹、流落街头。”但“当我们知道工会会使我们强大起来时，我们就可以攥碎他们傲慢的权力，夺回自由。” 资产阶级创造了一种新的历史主体——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但这个主体充斥着矛盾，千疮百孔，这个主体是未觉的，它甚至不知道自己存在。共产主义者肩负着这样的任务：去唤醒沉睡的巨人。就像（美国休斯敦）世界产业工人联盟 (IWW)的民间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生产的军队”（army of production）不仅要赢得与资本家日复一日的斗争，还要掌控生产的方式，废除工资制，开创自治合作工团。 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构想，并不是出于理想主义的原因，而是因为国际化的资本主义创造了国际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呼吁全世界奋起，推翻它的统治。对于马克思而言，跟随资本的足迹，征服这个世界，是无产阶级的夙命。 目前为止，上述所说仍未实现。历史的进程，或者说资本主义的进程似乎绕道多行了一个世纪。比起《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目的论思路，资产阶级（在现实中）建立的结构被证实是难以克服的障碍。对于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在这些涌动的暗流中逐渐显露出来的最大礁石。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产阶级建立了“现代代议制国家”作为其“执行委员会”，引领宏观策略的计划，并通过镇压巩固其统治。 但资产阶级所创立的国家并不仅仅是一个协调工具和压制性的机器。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行政结构成长的，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的国家的“想象的共同体”。通过文学、教育系统、宗教机构——所有阿尔都塞称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东西（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资产阶级在西欧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阵营中培养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认同。“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以及其他能指，他们凝聚成想象的共同体，超越阶级界限而被所有民众共享。这些工人阶级应该向剥削屈服，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虚构认同劳碌至死。 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式的想象的共同体，共产主义者提出了一种更为广阔的、国际主义式的想象的共同体。与其支持那些用母语剥削他们的资产阶级，每个民族国家的工人们应该跨越国际边界联合起来，推翻他们的压迫者。但事实未能如愿。
失败的国际 左翼的路径在过去150年里满目是国际组织留下的断壁残垣，他们曾试图为共产主义革命联合起全世界的工人。第一国际的成员们在1871年建立巴黎公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马克思称之为“第一次无产阶级专政”。但激进政府只占领了巴黎两个月，在此之后法国资产阶级的势力又重新将巴黎夺了回来，公社被淹没于血海。共产国际工人运动没能有效地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一年之后，众所周知，第一国际在国家权力问题上分裂为两派，一派追随马克思，一派追随巴枯宁。巴枯宁代表倾向于立即起义的一派，而马克思的追随者更愿意参与选举活动，因为此时资产阶级在政坛的势力正在（通过发放储蓄国债的方式）缓慢扩张。这两个相对立的共产国际阵营都在几年之内瓦解，但这个决策导向上的基础分歧却成为左翼意识形态争论经年不衰的特征。
革命工团主义作为一种趋势出现，它致力于组织正从事生产的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由此形成千禧年大罢工。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革命工团主义者将数十万的工人纳入组织中，它们既展开日常的阶级斗争，同时也保留一种革命性的视野。 最知名的革命工团主义范例便是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CNT）和世界产业工人联盟 (IWW)。就像彼得·科勒（Peter Cole）在《世界的产联战士们》（Wobblies of the World）中写道的那样，世产联“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国际工会……这个组织招募成员，而且实实在在地在几十个国家建立了分支，并且它的组织者和支持者不停地去往更多国家进行工作，鼓动、教育和组织。”它可能是最纯正的《共产党宣言》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之精神的表达。 国际运动中的另一翼走上了另一条革命道路，即通过建立大量社会主义工人党派来夺取政权，或者至少进行改革，遏制资本主义最恶劣的剥削行为。1889年，比起倾向于直接行动的那部分人，更倾向于选举至上社会主义者们则成为了“第二国际”的拥趸。它的分支机构在20世纪头几十年的民主选举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但这种成功的结果令人不禁好奇：究竟是社会主义者真正地接管了国家，还是国家接管了社会主义者？
德国社民党（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 ，简称SPD）提供了最有力的例证。在一战前夕，SPD是德国最大的政党，有超过400万的选票。但1914年，这个政党与第二国际的国际主义阵营决裂，民意选择了战争。当一个又一个的政党投诚于其所属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支持战争时，第二国际迅速就瓦解了。在这千钧一发之刻，选举至上社会主义却浪费了太多精力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立足上，以至于无法竭尽全力去阻止这场屠杀了几百万工人的世界大战。 一些社会主义者确实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们却被迅速镇压，无力组织抵抗。第二国际中的革命派召开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Zimmerwald Conference），建立了一个新的协作团体去反对战争，为革命而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团结左翼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并且通过组织一场推翻沙皇并在俄国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革命，阻止了俄国参与战争。 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突破性进展，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革命派形成了第三国际，在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出了这样决议：“通过所有可用的手段进行斗争，包括武装力量，为推翻国际资产阶级、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而斗争，并将之作为彻底废除国家的过渡阶段。”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开启了。
两种国际主义 第三国际成为了全世界共产主义党派的全球中心，优先扩大俄罗斯共产主义的胜利果实。但社会主义运动应该如何继续向前发展这个问题还远远谈不上解决。1922年在柏林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国际，它聚集了一些反对在革命进程中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团体，作为替代，他们倾向于创造直接民主政体，在一个国际工人联盟中联合全世界的工人。 西班牙革命使这些新的共产国际及其成员饱受考验。从世界各地而来的国际志愿者涌进了西班牙，参加工人和农民所组成的民兵组织，共同抵抗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法西斯统治。面对战争的压力，他们与斯大林统治下的第三国际为盟的派系（其具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倾向）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CNT）的拥趸（以及其他国际志愿者）之间愈发剑拔弩张。左翼的欧洲中心主义使那些支持者无法看到，与反抗南美洲法西斯主义的反殖民势力联手的可能。对于全欧洲的革命派左翼来说，这场革命失败了，并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兆。 20世纪30年代初期，苏联阵营的共产主义党派，用一把刷子同时挥就西方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抨击新政拥护者与社会民主党人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那个年代最迫切的事情，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发动现实的共产主义革命。但对于斯大林来说，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的共产主义理想迅速被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超越了。 苏联被大清洗削弱了。斯大林通过监禁或谋杀成千上万的人来巩固自己的个人独裁统治。由于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西方依旧虎视眈眈，世界战争濒临爆发。1939年，斯大林为这个衰弱的国家找到了保障其安全的办法，他和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Molotov-Ribbertrop pact），保证双方10年之内互不侵犯。由此，斯大林秘密地同意了和纳粹一起瓜分东欧。
苏联向德国出口的贸易仍旧进行得如火如荼，尽管这时纳粹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周围的国家，围捕追杀贸易工会成员、社会主义者、犹太人、被认定为LGBTQ的群体、残疾人以及其他类型的人。讽刺的是，即使斯大林和希特勒已经达成了协议，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党派仍奉命誓不与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和解。
1941年，纳粹德国违背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占领了苏联。由于苏联遭到攻击，斯大林主义者也突然变脸，转而与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结盟，共同抵抗纳粹德国。为了向西方展示友好的诚意，斯大林在1943年解散了第三国际。苏联从世界革命转向了囿于一国的社会主义政策。同盟国中斯大林阵营的共产主义者们被要求默许资本主义的规则，推迟革命计划直到法西斯主义被战胜。 最终，美国工人运动的全部领导层达成了不罢工协议，以此来换取雇主不停工（no-lockout）的承诺，同时设立第三方战时劳工委员会（War Labor Board）仲裁纠纷。这时，有针对公司的价格管控与针对工人的工资控制。这是所有美国所有曾尝试的策略里最先进的一次，在国家的监督下联合工人与资本。 但这个计划没能成功。1941年一次短暂的经济衰退之后，罢工爆发了。马丁·拉格柏曼（Martin Glaberman）的《战时罢工》（Wartime Strikes）一文如是记载： “尽管工会最高领导层反对，在许多情况下还有地方工会领导反对；尽管政府派遣身穿制服的警官前往工厂施压；尽管美国征兵局对激进分子施压（将这些人征召为士兵）；尽管因为公司的解雇，许多包括工会统筹人和委员会委员在内的激进成员损失惨重；尽管有来自每日报纸的，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他们恶毒地攻击参与罢工的工人；未经工会允许的罢工事件仍然随着战争的发展逐步增多。” 尽管1937年是之前阶级斗争的至高点，但在1944年，一年里就有4956次罢工，比1937年还要多。因为工会保证了不罢工，以此作为他们参与战时劳工委员会的条件，所以所有的罢工都是未经工会允许的罢工。大多数罢工是因为民生关切，例如工人安全问题、不公平解雇和严苛的管理者，但有些则质疑了工资与物价控制体系，指出工资并没有与通货膨胀保持同步。 斯大林主义者的当务之急是支持美国战胜德国。这意味着从根基处反对工人运动——在生产中抵制剥削。斯大林主义者的言辞如此激烈，以至于将战时不重要的工业领域中的罢工者称为“工贼”（拒绝参与罢工，或顶替罢工者上班的人），以此保证对罗斯福事实上的无条件忠诚。斯大林主义的国际主义变成了一种民族主义枪杆政权，与《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全世界工人的联合分道扬镳。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斥责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左派思潮被残忍地镇压了。 最后，是来自红军的工人与农民给予了法西斯主义致死一击。作为打败纳粹统治的代价，苏联牺牲了超过2000万的士兵和苏联人民，伤亡人数远多于其他国家。如今的左派中没有人会认为，除了发动武力斗争以消灭法西斯以外，我们还有其他解决办法。但美国资产阶级利用这场战争扩大自己的全球霸权仍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实现世界工人大团结的目标变得更加难以实现。
资本的国际主义 当冷战开始，许多共产主义国家由国际主义转向一种共产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已成定局，这也成了左翼辩论中的固定节目。与哪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结盟成为了左派中派系分裂的判断标准。比起支持某些特定的社会主义国家，培养阶级意识以促成世界革命则不再首要。 冷战的前线延伸到了工人运动。在美国的战前年代，工会官僚领导与共产主义组织者的脆弱结盟领导工人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达到了工会联合的高峰。当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再次恶化，工会官僚在压力之下又与工人运动组织者的革命理想保持距离，这些组织者曾缔造了20世纪30年代的辉煌。
1947年美国政府通过了《劳工关系管理法案》（Taft-Hartley Act），其中包含大量限制工会权力的条款。其中最具破坏性的一个条款就是，要求工会领导签署书面陈述，承诺他们不与共产党勾结。不遵守该法案的工会将被禁止使用美国劳动法的大部分条款。这为工党自由派从职员与领导层中清除激进分子提供了理由或借口。到20世纪40年代末，激进派被自己建立的工会驱逐，食不果腹。1955年，美国劳工联合会（CIO）与产业工会联合会（AFL）重新合并，巩固了美国工党领导层中自由主义的霸权。 接受美国资本主义特性的工会才有生存的一席之地。美国工会的组织模式被概括为“工联主义”（business unionism）。这意味着（工会）只能狭隘地专注于单个企业中针对某个合同的集体谈判，接受生产过程中的管理特权，放弃激进变革社会的愿景。工会的动员主要集中在狭隘的、基本的生存要求上，偶尔装点一些对自由主义事业的支持。 默许美帝国主义也是协议的一部分。由于支持社会主义，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AFL也没有加入国际工会联盟（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简称ICTU）——全球最大的工会联盟——因为它支持社会主义。二战后，它从重新建立的ICTU中分裂出来，因为ICTU中有苏联阵营的分支机构。由此导致了这样的局面：共产主义阵营的工会成立了世界工会联合会（World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美国阵营的工会成立了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简称ICFTU），这个名称本身就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抨击。尽管如此，对于在1969年到1982年这段时间里退出了ICFTU的AFL-CIO来说，这个行为也不足以说明AFL-CIO反共，因为许多分支工会希望与铁幕另一边的工会维持关系。 美国资本主义向AFL-CIO委以重任，要求它打响其工联主义的名号，AFL-CIO照做了。1944年，AFL成立了自由工会委员会（Free Trade Union Committee，简称FTUC），以支持（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中建立在集体谈判基础上的自由工会，以及反对以苏联模式建立的国营工会”。在没有商业工会的地方，美国工会则扶持建立商业工会。1948年，FTUC在法国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工会，名为“法国工人力量总会”（Force Ouvrière），以与共产党阵营的工会竞争。
同年初，CIA开始向FTUC提供资金。美国自由劳工发展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for Free Labor Development)和今天的团结中心(Solidarity Center），作为其继任组织，几乎全部由美国政府拨款资助。如果工会追随亲资本主义的工联主义模式，他们就为这些工会提供支持，以此来削弱共产党在全球劳工运动中的影响力。这些投资似乎得到了回报。AIFLD在支持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操纵其走向自由主义甚至新自由主义的目标。 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向激进分子提供资助和培训，在中国和其他抵制美国霸权的国家中重演团结工会运动。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例子是，2002年，团结中心接受了国家民主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资金，以资助委内瑞拉反查韦斯联盟(以下简称CTV)。一年后，CTV在反查韦斯的社会主义政府的未遂政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美国劳工机构的帮助下，资产阶级统治世界的计划取得了成功。苏联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已经与全球资本主义系统接轨。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中概述的情况。供应链将世界各地的工人跨越国界地联系在一起。苦难迫使人们以多种形式进行抵抗——从罢工和占领，到跨越资产阶级在世上划定的想象中的边界（注：即移民、偷渡等）。 尽管有些人执着于资产阶级的想象的共同体，甚至转向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血与土“（blood and soil，一种德国纳粹哲学），认为种族群体和某些特定地区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民族国家的神话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迂腐。现在是重现一种有效的国际主义实践的时候了。我们不需要去凭空创造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已经被斗争中的工人阶级发明了。
下一个国际 未来国际主义的碎片俯拾即是。最关键的要素是，工人阶级，甚至工会机构，都逐渐意识到斗争的必要性。 资本主义正从中心开始腐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工会在摧毁第三世界激进工会主义方面的积极作用，刺激了外包产业，破坏了美国工会的根基，加速了美国工人的贫困。由于不再有任何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制度，美国精英再也没有任何理由与劳工达成和解，由此向工人展开了一场一边倒的阶级战争。随着这一点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明显，工人们和工会开始了反击。 允许工联主义蓬勃发展的条件不复存在，美国劳工现状亟待变革。美国工人群体对不同的模式持开放态度。冷战时期，由于双方相互竞赛，对生产方式的控制近乎偏执，这种情绪如今也不复存在。工会和工人们正在尝试合作发展和收购。劳工运动中一度被称为激进的思想正在成为主流。 阶级战争现在呈现出其固有的国际面貌。当资本试图利用外包的威胁唆使一个工人阶级对抗另一个工人阶级时，IWW所设想的能够实行一套国际标准的全球统一工会则不再是天方夜谭，而是唯一合乎逻辑的不二法门。第一次，全球工人的联合以工作场所为据点在斗争中得以真正实现。无论生活在资本主义的中心，还是边缘，工人们都被同一个大恶人剥削。工会组织者现在可以——实际上必须——沿着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建立起工人的大联合，而不是抽象地呼吁支持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 美国霸权的衰落带来了新的地缘政治机遇。每一个地区的每一次反抗，都可能使得资本主义开辟一条的新发展道路。从委内瑞拉的公社到革命的库尔德斯坦地区（Rojava），都在进行准备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决裂的经济实验。随着美国霸权的衰弱，地区间的对立情绪也开始消融，类似叙利亚内战的武装冲突必将吞噬这些实验。法西斯和亲资本主义势力将支持他们的那一方。此消彼长之下，我们也需要支持我们自己的这一方——正如数百名国际主义志愿者勇敢地为库尔德斯坦地区的人民防卫部队提供帮助那样。 我们能够并且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共同体，由全世界工人组成的共同体，这个愿景不再遥遥无期。形成国际联合的任务亟待在各个地区落实。通过贫困和战争，资本主义正迫使空前数量的人民离开家园，到欧洲和北美相对和平的地区寻求庇护。右翼政客试图利用这场难民危机，使移民成为资本主义核心地区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加速下降的替罪羊。为难民和移民争取权利的斗争，切中了全球工人阶级面临的问题的核心。 我们难道生活在一个物质缺乏的世界吗？在这个世界里，一个群体是否必须与另一个群体争夺使用有限资源的权利？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是否只能从那些其他想象中的“国家”抢夺？或者换一种思路，我们是一个相互依赖的人类共同体，我们的合作，可以轻松地为地球上所有的人创造富足吗？我们的答案是，我们必须重塑工人的共同体，以囊括所有的工人。我们的任务是让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我们失去的只是枷锁，而我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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