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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 收容的意识形态限制
收容的意识形态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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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ordon von Manalas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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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Winney
校对:五牙,棨
“我们必须要为那些逃离贫穷、暴力的难民们提供庇护,增加人们的自由流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中美洲移民正在逃离的这些状况,正是直接由美国对当地的干涉导致的。”
1954年,一家总部位于新奥尔良的跨国公司收买美国政府,想要推翻危地马拉民主选举出的领导人。联合水果公司——现在金吉达品牌国际公司的创始人——曾经有许多朋友在华盛顿州的高层,其中包括州秘书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他的弟弟中央情报局主任艾伦·威尔逊·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但是这个公司也有一些对手,例如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Jacobo Árbenz Guzmán)。他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对这个在危地马拉拥有大面积土地的水果公司不太友好。 由于害怕阿本斯主张的共产主义以及他会对公司利润产生影响,联合水果公司的执行官希望说服美国政府进行干涉。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成果——1954年,由美国中央情报局领导的代号为“胜利行动”政变使阿本斯遭受流放,并且让右翼统治者卡洛斯·恩里克·迪亚斯·德莱昂(Carlos Enrique Díaz de León)上台。 1954的危地马拉政变仅仅是当地帝国主义恐慌表演的开端。接下来的四十年里,在一场残酷的内战中,许多美国支持的独裁者发动了残暴的镇压运动。当时情况十分糟糕,以至于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于1999年对美国合谋长达36年的大屠杀发表正式道歉。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2013年埃弗拉·尼奥斯·蒙特(Efraín Ríos Montt)的灭绝玛雅种族罪审判中,与美国合谋串通一事并未被提及。 正如他们所说,过去的已经过去。如今,危地马拉已成为世界上最暴力频发的国家之一。数十年的冲突和不平等使该国成为团伙和一般犯罪的沃土;在某些情况下,一些有组织的犯罪网络是由前安全和情报部队发展而来的。 实际上,中美洲所谓的“北三角”中的所有三个国家(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都在谋杀案件的数量中名列前茅。尽管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都不尽相同,但在美国人的干预下,该地区历史上都存在贫困问题和政治动荡。 在不解决诸如此类的棘手问题之前,我们不应开始讨论移民和寻求庇护者,尤其是中美洲的移民和寻求庇护者的问题。人们都知道移民者之所以来到美国,是想为自己和家人“寻求更好的生活”。然而,这里缺少的是对他们流离失所的紧急境遇和根本原因的讨论。人们所不清楚的是,移民们逃避的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原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源于美国政府在华盛顿特区做出的决定。 无论采取何种清醒的措施,我们都应该承认这些流离失所的人们有寻求庇护的有效声明。然而,绝大部分来自北三角地区的申请庇护者都被拒绝了,而且美国政府在不断地缩小庇护许可的范围。人们很容易将这种状况归因于特朗普政府的残酷和无情。但实际上,这种拒绝向资本以及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提供庇护的趋势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任之前很久便已经存在了。——它已内置在“难民”一词本身的法律架构中。 难民的意识形态根源 当克林顿总统在对美国对中美洲的干涉表示歉意时,他正使数千名萨尔瓦多人和危地马拉人陷于不利——他们逃至美国后正因飓风“米契”而面临被遣送回国的处境。但值得称赞的是,克林顿承诺对《1997年尼加拉瓜调整和中美洲救济法》的条例进行修改——这些条例使得逃离左翼政府的古巴人和尼加拉瓜人比逃离右翼独裁的萨尔瓦多人和危地马拉人更容易得到庇护。并且,克林顿称这一双重标准是“错误的”。 双重标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可以追溯到1917年,当时十月革命将政治难民这一概念搬上国际舞台。在20世纪初,“难民”这一概念有一个特质的含义,它意味着从共产主义逃离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和创伤,特别是纳粹对犹太等民族的屠杀和根绝,重新强调了难民问题的重要性。1951年,联合国批准了《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该公约对“难民”的定义反映了上述移民的恐惧(以及那些国家对拒绝接纳逃离迫害的难民的负罪感): 一个因为一种根据的恐惧——恐惧因种族、宗教、国籍、处于某社会组织或持有政治观点而遭到迫害,而在其国籍以外的国家生存,或由于这样的恐惧而无法或是不愿利用该国的保护的人;或者是一个无国籍并因上述事件而身处他先前常居的国家以外、因这种恐惧而无法或不愿意回到该国的人。 尽管如此,20世纪的难民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冷战的产物。 正如难民学者吉尔·洛舍(Gill Loescher)所描述的那样,“意识到人们受到的迫害并找出作恶之人并不会让人们觉得头疼,庇护的批准通常被用来重申共产主义的失败和西方的仁爱。” 对于美国来说,认识到迫害和其作恶者是非常简单的——因为“迫害”是一件只有美国的敌人才做得出的事。即使人们对大屠杀的创伤仍然记忆犹深,美国第一部主要的难民法,即《1948年流离失所者法案》,是为了保证逃离共产主义的人们能够进入美国,同时又限制90%以上流离失所的犹太人进入。《1953年难民救济法》将难民定义为在非共产主义国家寻求庇护的人;1957年的修正案将难民重新定义为逃离共产主义国家迫害的人。 战后为遭到迫害的受害者提供庇护的举动可能听起来有些人道,但这一行为遭到反共意识形态的破坏。对难民们的重视程度可被视为一场地缘政治拉锯战,但是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直到1980年,美国的难民法才变得中立。但是即使那样,与那些十分不幸被所谓的“好人”迫害的人相比,逃离“不友好”政府的人们也得到了优惠待遇。 在1983年至1986年之间,即蒙特(Montt)将军在危地马拉的tierra arrasada屠杀事件发生的第二年,美国接纳了不到1%的危地马拉难民。而同一时期,美国接纳了60%的伊朗难民,51%的罗马尼亚难民和34%的波兰难民。 以其他名义的迫害 在19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想出了一种巧妙的方法来使美国援助尼加拉瓜恐怖行动公正合理化:准军事敢死队在我们不喜欢的时候是“恐怖分子”,在我们喜欢他们的时候是“自由战士”。里根发现了一个相似的技巧,以辯解为什么美国资助的恐怖袭击的某些受害者不符合难民身份的资格:他们根本不是难民,而是经济移民。 当前的难民法而来从冷战时期自私自利的起源发展而来。然而,它保留了难民和移民之间这种基本的、毫无疑问的区别--前者值得庇护,后者不值得庇护。(有人认为,这种区别很容易反映出美国对地缘政治的关切。) 根据联合国难民公约(UN Refugee Convention)和美国法律的理解,典型的难民是指逃离政治迫害的人。这个概念是明确地基于政治压迫、种族压迫、民族征服或宗教歧视之上的。无论哪种压迫,都是在表达移民是因为政治原因被盯上了的想法。由于这种迫害起源于上世纪中叶,人们通常认为它应归咎于政府和国家。 另一方面,单纯就移民这件事来说,其实并不那么令人同情。因为移民迁徙的本质上是经济原因。如果回国,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暴力犯罪的棘手问题,但总的来说,他们来美国只是为了自己能够拥有“更好的生活”。(或者在不那么仁慈的仇外者的词典里:窃取人们的工作,破坏人们的街道,减少国家的民族特性。) 多年来,一些来自中美洲的“不值得救助”的移民仍然能够以家庭暴力或帮派暴力为由寻求庇护。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救生索--尽管它本来就很少见,也很难在手中握紧--最近也被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撤销。他也在一项自我提及的决定中撤销了这条生命线,称庇护法“不能为所有不幸的人们提供援助。” 事实上,这些不幸仍大量且普遍地存在。在中美洲的北三角地区,许多人一直生活在对酷刑、强奸、勒索、贩运、性奴役和谋杀的恐惧之中,以及不那么骇人听闻(但同样致命)的疾病和饥饿威胁之中。 这些不幸者可能并没有以人们在20世纪的恐怖袭击中所看到的典型国家迫害方式出现。 但是这些恐怖主义归根究底是整治行动——它们是为资本和帝国主义而服务的政治决策的直接或间接产物。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逃离这些糟糕的生存条件并非自愿行为,而往往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然后,在筹集到他们能够留下的所有现金,背负着巨额的债务,冒着生命危险,跨越各大陆大洲,却又被所谓的自由之地拒绝批准进入,因为他们来这里的原因不够政治化。 政治的,太政治的 美国从不曾完全摆脱冷战时期的思维方式。难民和庇护法可能摆脱了其先前明确的意识形态偏见,然而,人们对资本主政权惯有的善良(或者至少是仁慈)仍然抱有不懈的信念。只有在我们的敌人进行迫害时,其行为才会被称为迫害。 在自封社会主义政权下的问题总是归因于社会主义政府,也通常归因于意识形态本身。但只要一提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灾难性贫困和剥夺时,忽然之间,似乎这是个人或其家庭的错误。在最好的情况的情况下最多是一个经济问题。 但经济学并不存在于非政治的真空中状态下。资本主义既不是天生就存在的,也不是中立的,它是人为造成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由某一个阶级通过胁迫另一个阶级来维持统治的体制。即使没有帝国主义的干预也是如此。但是,对于这个体制来说,掩盖并且迷惑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剥削实际上是政治决定”的这一事实是十分关键的。 如今,随着寻求庇护的人们受到虐待的新闻在媒体上广泛报道,人们仍需记:在更加“乐善好施”的移民措施下,他们仍将面临巨大的障碍。 对于寻求庇护的人们来说,人道的环境条件只是最起码的要求;真正的困难是如何确保他们不会被立即送回他们所逃离的地方。 为逃离贫困和暴力的移民提供庇护的目标是好的。一般情况下,人们的自由流动也是如此。但是,左派要格外地注意“去神秘化“和”再政治化“强迫迁移的原因。 是时候该從20世纪将难民仅仅视为国家迫害的受害者的这一概念向前推進了。这些并不是推動当今大规模移民的動力。事实上,这些条件可能不符合被动的、历史記載上的和受意识形态污染的“迫害”的概念,并没有让这些问题变得没那么紧迫,也没有让这些目标变得没那么险恶。 换句话说,他们是难民,左派应该要求承认他们的身份。在太长时间里,美国隨心所欲地去糟蹋许多国家,并且无心去整顿在他国留下来的混乱状况。如果左派国际主义者有任何好处的话,那它的任务一定时将上述两个状况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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