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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新的希腊奥德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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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

Camille Coletta 

英语译者：

Jeff Bate Boe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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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译者：五牙，棨

校对：Winney

本文来自美国杂志雅各宾（Jacobin）

尽管移民危机已不再出现在新闻中，仍有数以千计的移民者前途未卜，以完全不确定的状态滞留在希腊的岛屿上。

伊塔卡国王尤利西斯（Ulysses, King of Ithaca）被迫从他的小岛、家庭放逐的这一史诗，或许是西方文学中最具标志性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将流放与思乡的感受以及无法归家的痛苦情感抒发得最深切的言语之一。

如果这篇史诗曾在欧洲各民族人们的心中留下深远回想，这大概是因为欧洲曾是造成了大战和争端的发生地，大批人民被流放，这样的体验是很难从记忆中消去的。然而，如果荷马（Homer）的故事今日仍让我们产生共鸣，那些居住在欧洲的人的感受，大概没有飘荡在欧洲海岸边上的人们强烈。

今日，我们脑海中想象出的放逐景象不是成千上万的、从德国不断扩张的生存空间（由纳粹分子提出，指国土以外可控制的领土和属地）当中逃亡的不同政见人士（dissidents）、犹太人和反政府军，而是无休止的乘充气救生筏到达希腊岛屿的数千难民们。自相矛盾的是，直到我们最近“参观”了莫利沃斯村（the village of Molyvos）附近，我们也许亦能相当清晰地想象出成堆的救生衣——作为一场现代艺术展的记忆，而不是一个正在上演的人类戏剧。

然而，沉默已经取代了这些在电视屏幕上循环播放的图像——这是一种对永不会到来的情景的期待。如果以前这些岛屿只是大量寻求避难者的中转点，在欧盟和土耳其签订了条约之后，它们就变成了让这些人们被困在一个僵化而无法改变的困境。

这份声明是在2016年三月十八号被签署的。它的目的很清楚：为了阻止移民们从土耳其抵达希腊。人们认为，已经接收了三百多万难民的土耳其是一个安全的国家，而且欧盟已经花费了三十亿欧元来支持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作为回报，土耳其可以重新协商进入欧盟的准许，并从缓和土耳其公民对于在欧洲居住的希望中获利。

这项法案的中心是，任何在希腊的、未通过申请的寻求避难者将被遣送回土耳其。因此，如果寻求避难者被困在这些岛屿上，这会是因为如果他们被移往欧洲大陆，他们将不能再被遣送回土耳其。他们的登记和加入准许（和那些不被允许进入的人的最终遣返至土耳其）必须被在他们乘船到达的岛屿上完成。

庇护所的“监禁”

极其严峻的生活条件因为几乎完全不确定的情况而进一步恶化：寻求避难的人们不能掌控他们的未来。

对他们中的一部分来说，最艰难的事情是，没人知道他们将会在莫里亚（Moria）——莱斯沃斯岛的主要营地度过多久。这是一段“迷茫的日子”（lost time），一段充满不确定性和翘首以待的日子。事实上，这些移民者所滞留的合法区域充满未知，对于未来的音讯变化莫测，他们就像在体验坐牢。

从原本意义上来说，虽然寻求避难的人们不是“未判决的囚犯”，禁止人们走动的管制实际上与对囚犯们的管理有完全相同的特征。从法律层面来说，我们经常能遇到这样一些难民——他们既不知道自己拥有获得免费法律援助的权利，也不知道在他们被第二次拒绝后，还有十天的时间可以提出上诉。为寻求避难者们提供援助的法律机构已经人满为患，并且，因为这些机构中的绝大部分由志愿者组成，他们无法对诉讼进行长期的跟进。

一些寻求避难者曾在几周后变更了他们的律师，或者不再清楚是谁在负责他们的诉讼。每个星期都有不同社群的领袖指出这些问题——虽然当权者们早已意识到这些问题，但目前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改变。

如果人们总是从监狱的角度描述莫里亚，它其实是某种特别的监狱。2015年，在莱斯沃斯岛（Lesbos）上一个前军事基地被改造成了一个暂时收容避难者的热点地区。这个营地可以容纳2300人，但截至到2017年12月，这里有超过7000人（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主要从伊拉克和叙利亚来的妇女和小孩）居住在监狱入口般的带刺铁丝网和大铁门里。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比起防止在里面的人离开，这更是防止在外面的人目睹里面的情况。

虽然难民们有权在岛屿上自由走动，一个公民想从内部观测营地几乎是不可能的。实质上，这个系统看起来在很大一部分上是用来阻挡外部视线的。每个入口皆设有警卫，身份校验有组织地存在。因此，对于区区一位游客来说，进去这个地方是不可能的。

对于新闻界和知名的人道主义组织来说，他们最终只将在从营地高层申请到特殊权限后才能进入访问。这种困难没有合情合理的原因，除了一个不甚正当的借口——为了不让营地内恶劣不堪的生活条件暴露在阳光之下。这种营地的存在本身，以及欧盟内部参与其中的程度，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耻辱。

2016年三月，一位叙利亚难民在同其他难民一起乘充气艇从土耳其（Turkey）到达莱斯沃斯岛（Lesbos）之后不久便哭了起来。这个岛屿上的条件对今时的难民们来说仍是极其恶劣的。亚历山大·克尔纳（Alexander Koerner）/Getty Images

恶劣不堪的生活条件

在《日内瓦条约》（the Geneva Convention）中，所有寻求避难者的尊严是应当被尊重的。考虑到营地中过度拥挤的状况（7000人住在只能容纳2300人的营地里），许多人因为房间里没有空间，只能睡在小型的夏天使用的帐篷里。下雨时，这些帐篷很快就会湿透。同样的，住在这般条件下的三千人，在冬季时也无法获得任何保护。

莫里亚的每一个夜晚都有不同群体间的争端。家庭成员们担心他们的孩子，他们不能入睡，因为害怕置身于争论中，也不敢走出去。厕所情况一言难尽——这里没有自来水，厕所的清理次数不频繁，而且厕所数量也无疑不够（毕竟只设置了为2300人准备的厕所数量）。女人们也害怕天黑后使用厕所。

“我害怕会遭到强奸，”一位来自阿富汗的女性透露。

厕所周边没有灯，而且性骚扰通常在卫生设施附近发生。在此之后，一个组织决定发放尿片，这样女人们就不需要在晚上离开她们的帐篷了。这个很难说是给人尊严的、甚至很难说是合适的措施，反映了营地的临时省钱把戏，与其导致的不必要的折磨。为什么不增加厕所和淋浴间的数量，并取消在入口处的警备增员，以此增加卫生设施周围的看守和警察的布置呢？如果说含糊、任意且武断的程序以及对被遣返的恐惧构成了这一监禁体系的核心特征，那么正是那些看不见的侮辱构成了营地中的日常经历。

穿行过营地，你经常能听到“莫里亚坏透了”的嘟哝声。居住者们不得不争抢：饮用水，食物，保暖的衣服，找律师，在帐篷以外的地方睡觉，并且在这些之后争取离开莫里，到周边城镇去。看一次医生对成年人来说难上加难——从早上五点开始就要排队，而且只有一些严重病症会被诊治。这里没有足够的食物提供给寻求避难者们，他们基本上必须排一小时的队来获得餐食。水很稀缺：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有自来水。当他们去厕所时，人们需要带着用瓶子装的水从而能手动冲厕所。在厕所旁边这里有巨大的空水瓶堆，还有人们在这极其糟糕的环境中丢的垃圾。垃圾回收使得到处都是污秽，在你接近营地时，臭气和污物会让你难以禁受。在过去几个月中，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人们是带着不能上学的孩子的（这与《儿童权利宣言》相悖）。

 “莫里亚令我身体变差，”一位寻求庇护者说，“我到这里来寻求国际保护，而且我的身体当时很健康。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几天后我就开始觉得身体不适。这个集中营像地狱一样。这个集中营使人疯狂。”

心理健康问题不仅仅是那些往往是困难而创伤性的经历的产物，它也来自集中营本身。这些人们所处的危险境地必然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压力、疲劳等)和身体健康(没有足够的冬衣就在地上睡觉)。他们感到不安全，他们没有可以参加的活动，他们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这些事实都使他们更容易受其（健康问题）困扰。

所有抵达希腊的寻求庇护者在向警方登记后，都必须会见医生，在面谈中这个人可能会被认为是”易受伤害的”。判斷脆弱性有七个标准，但这种筛选是不健全的，许多实际上脆弱的人未被认定是脆弱的。

 一位刚果人透露: “面谈进行得很快，我不敢谈论我在国内遭受的折磨”。 一名来自伊拉克的男子说: “我觉得最好隐瞒我生病的事实，因为我害怕被遣送回国”。 一位年轻的女士解释道。 “我是喀麦隆几起强奸案的受害者，在土耳其度过的几个月里我也遭到数次强奸，但我怎么能在一名男医生面前向他吐露这些呢? ”

无国界医生在其关于莱斯博斯岛寻求庇护者心理健康的最新报告中宣布，只有三分之一的性暴力幸存者被鉴定为弱势群体。人们的状况、标准和方法的不确定性导致人们想要限制积极反应策略。

此外，我们可能会质疑如何判断人们“遭受伤害”的标准的使用。各机构通过肆意地将这些遭遇视为一种”到达希腊本土的手段” ，使他们在公共领域得以生存。在这里，“人道主义理由”再次被摆到了前面，庇护权则被推到了后面。因此，那些“遭受、经历”7种伤害标准之一的人比那些在起源国生命受到威胁的人更“重要”。为了到达欧洲大陆，展示他们确实在挣扎是必不可少的，而且痛苦必须在他们的故事中脱颖而出。

“好的”难民是那些“真正”受苦的人。因此，他们必须扮演这个受苦的角色、出售他们的故事，而且遭遇越糟糕越好。因此，这些程序扭曲了寻求庇护者与机构之间的所有互动，前者必须供认他们的痛苦，而机构则必须评估供词的真实性。

因此，正如迪迪埃 · 法辛(Didier Fassin)所言，这种“通过苦难、不幸、身体和生存对他人的承认，取代了他們的公民权利。” 我们现在只拥有受害者的权利，而不是人权。

这就把难民定位为”受害者” ，为”请愿者” ——即必须暴露自己的伤口从而能进入大陆的人。 如果人类有巨大的生存能力和从创伤事件中恢复的能力，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追究无休止地让寻求庇护者将自己包装成受害者这一强制令的后果吗？ 这些必须通过乞求和展示他们所受苦难的每一部分来作为他们真诚的证明的男人和女人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自我形象？ 我们离《日内瓦公约》和为寻求庇护者伸张正义相去甚远。

公共行为的私有化

归根结底，我们有权提出的最明显的问题之一，就是这种公共行动失败的原因。 怎么可能无法管理8500名寻求庇护者？ 几个月以来，它不再是每天都有五千人到达，而是平均每周有一百人到达。 真的不可能在名副其实的条件下接收这些寻求庇护者吗？

在莫里亚，许多组织正在努力满足寻求庇护者的需求。如果一些非政府组织在收到欧洲联盟(欧共体人道处)的资金之前这些资金就已用完，一些非政府组织不得不离开该岛或减少其劳动力。在集中营里的居民不知道是什么人在做什么。这些组织本身已经不堪重负，他们正试图将他们的援助对象从一个援助组织送到到另一个组织，寄希望于寻求庇护者能在某个组织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总是伴随着更多的疲劳和听天由命。

2017年12月下旬，希腊政府应该通过欧洲给予的资金承担所有责任，并开始对一些岛屿的情况做出改变。不幸的是，今天许多组织仍然存在于岛上，在国家没有做出行动的情况下继续尽其所能。但是，难道不应该是由希腊和欧盟来管理对寻求庇护者的接待吗？

在实地，我们看到国家卫生系统(KEELPNO)即使得到了资助，本应该完全有能力照顾难民，却已经不堪重负，无法满足难民的需要。这种混乱和追责的困难(谁应该为什么负责?) 不仅使难民的抗议和行动变得更加复杂，也使这些组织在当地的工作更加困难。每个组织都在一个官僚的交响乐中推卸责任。希腊官员告诉我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负责处理这样那样的问题” ，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说法恰恰相反。

为了一种权利政治

这场危机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快三年多了。为了获得体面的生活条件，最明显的解决办法是将所有寻求庇护者送到大陆，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医疗保健、法律援助和住房。

难民们的处境不是偶然的结果; 我们这些机构暗中的意图是以迂回的方式使难民明白他们不受欢迎。也就是说，冒着自己和子女生命的危险穿越海洋，将不足以为他们获取一个体面的欢迎。在这里，政治家们又一次认为，通过践踏避难权，难民将向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们传递不要来欧洲的信息。

这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国家已被摧毁的事实(对一些国家来说，这是由欧盟国家发起的干预行动造成的) ，而逃离是他们想要生存的唯一出路。 因此，尽管这些政策可能很艰难，很不人道，但它们永远不会阻止这些家庭到达欧洲土地。

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应该实行真正的人口调动政策。 寻求庇护者的大量涌入不应该只由希腊(和意大利)来管理; 每个国家都应该分配可观的人员数量。至于如何提高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识，最根本的是不要期望从人们的同情心中得到更多的东西。自库尔德血统的三岁叙利亚男孩艾兰(Aylan) 被冲上土耳其海岸的照片之后，再也不会有任何东西能震惊欧洲公民了。

正如 迪迪埃·法辛所强调的，”同情疲劳”已经导致了人们对寻求庇护者处境的漠不关心。这一点，以及过去几十年来将社会政治理解为同情心的更普遍趋势，实际上是问题的一部分。正如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杰拉德·诺利埃（Gérard Noiriel）所指出的那样，“人们会因为看到一个难民儿童被杀害而在晚上哭泣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在第二天向难民敞开大门。庇护权是一个涉及国家主权的，极其政治的概念”

如果要难民们要被派以受害者的身份，那是因为各国将公众辩论局限于人道主义层面，而不是使其成为一个公民身份问题。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质疑的是对这一（难民）问题的去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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