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 | 死于慈善：断舍离的阴暗面
死于慈善：断舍离的阴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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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hadijah Kan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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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Wonderall
校对：Wright
本文来自美国杂志咆哮（Roar）
在网飞（Netflix）新上映的综艺《麻理惠的整理秘诀》(Tidying Up with Marie Kondo)中，这位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节目的主持人通过一系列的家居改造，向观众展示了有意识地清理房间的艺术和其中的乐趣。正如广泛的媒体报道和社交媒体的狂热所显示的那样，这个节目显然与我们中的一些人产生了共鸣：我们拥有的太多了，如果减少一些会更快乐。
在#konmari（麻理惠）的热潮中，传来了克丽丝特尔·帕皮诺不幸死亡的消息，她是多伦多一名无家可归的35岁妇女，因被困在衣物捐赠箱的储物槽中死亡。她可能一直在寻找温暖的衣服，以支撑她度过几个月的严冬。 过剩带来的麻烦和贫困的致命性，构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两极分化的生活现实尖锐而具有破坏性的轮廓。
不可避免的悲剧
的确，帕皮诺的死亡十分可怕。但正如住房和避难所活动人士所指出的，这并不令人惊讶。在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有超过8000人无家可归。帕皮诺死亡的当晚，多伦多的收容所和其他许多夜晚一样人满为患。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在这种无家可归成为普遍现象并得不到充分缓解的状况下，有145名无家可归者在多伦多死亡。今年，帕皮诺已经接替成为该市无家可归者最新的死亡案例。
帕皮诺的死亡令人震惊，但这并非史无前例——加拿大至少有6人在被困在捐赠箱后死亡。西温哥华发生的一起此类事件曾导致该市所有的仓库关闭。 帕皮诺的死骇人听闻，且人们应该觉得讽刺的是：一名生活在贫困中的妇女被专为慈善捐赠而设计的基础设施杀害。而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认为慈善与资本主义残忍和暴力的逻辑是分离、对立的。事实上，慈善不仅与资本主义相容——它是资本主义制度逻辑的产物，并使其得以延续。
犯罪同伙
思考一下加拿大一个特殊的“慈善”行业：食品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衰退期间，为了缓解失业的压力，政府出台了一项权宜之计。然而，30年后，它们却成了加拿大的主要风景。在加拿大，每月有超过85万人寻求食品救济。
正如加拿大食品保障活动人士指出的那样，食品银行甚至未能满足那些食品缺乏保障人士的迫切需求。只有约四分之一食品缺乏保证的家庭真正使用食品银行。而对于那些使用者来说，配给不够充足，也不可预测。2016年，每六个依靠食品银行的加拿大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中的成员目前或最近有工作，这打破了参与资本主义市场可以消除贫困的神话。
在加拿大，36%的食品银行使用者是儿童或青年，这反映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现实，即我们的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我们的生活取决于我们生于经济鸿沟的“赢家”一方还是“输家”一方。正如加拿大食品银行所指出的那样：“在加拿大，饥饿的根本原因是低收入，这一点一直影响着我们中的400多万人。” 但食品银行实际上并未解决低收入人群的普遍问题。在安大略省，食品银行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提救济，尽管与此同时，一些必定会加剧不平等与贫困的措施仍在执行：取消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加元的计划(考虑到生活成本，这个数额是不够的)；取消基本收入试点项目；削减计划中的社会救助增长。
食品银行能够且确实与造成食品缺乏保障的措施共存——事实上，每日面包食品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尼尔·赫瑟林顿明确表示，全省范围的社会援助缩减将会增加食品银行的使用率。 食品银行的设立相当于在经济上“除臭”一个满溢的垃圾桶：它们将不平等的恶臭最小化，使腐败稍微减轻，即使它还在继续溃烂。 如果我们能把气味控制在不令人恶心的范围内，我们就不需要再清理垃圾了——也不用在意继续吸入有毒气体的事实。
伪善的假面
慈善在资本主义内部运作得如此之好，是因为它稳定了由资本主义造成的极端不平等导致的政治、社会和情感上的不平衡。
快餐连锁企业蒂姆•霍顿斯(Tim Hortons)一方面举行众多慈善事业——儿童营地,体育联盟,食品赠送和对南半球咖啡农民的支持,另一方面,他又因对安大略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表现出不满与愤怒而声名狼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两者并不矛盾.加盟店取消了工人的带薪休假,健康计划和牙科保健,以抵消安大略省立法提高最低工资的影响. 一家每年送“2万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参加改变人生的夏令营体验”的公司，正使其雇员负担不起自己孩子参加夏令营的费用。 蒂姆·霍顿斯愿意通过慈善项目重新分配财富。但是，通过调整工资强制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方式对这个公司毫无吸引力。为人们的工作支付报酬是一种义务，而非一种选择——一种法律责任，而非一份礼物。解决对雇员的债务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好处。相反，工资迫使人们意识到，只有通过雇佣工人的努力工作才能实现公司的盈利。
慈善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且，更广泛地说，慈善通过将道德赋予既得利益者和机构来调和极端不平等的不道德。虽然慈善机构重新分配了一些财富，但它是通过一种特定机制来实现的，这种机制为其不平等的分配提供了理由。它确保了总有足够贫困的人依赖于一家公司的慈善施舍，也确保了我们感激到不去质疑对施舍的需求。 慈善在个人层面上也是一种安慰。慈善减轻了我们资源过剩带来的罪恶感，甚至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伸出援助之手的同时可以以此来鼓励自己——这是一种扭曲，表明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经济福祉具有无所不包的力量：财富不仅赋予我们索取的能力，还有给予的能力；不仅要享受物质上的舒适，还要享受道德上的舒适。
但是，慈善是建立在我们给予的能力之上的，而不是对方接受的权利。捐赠人可以选择捐赠内容、数量、时间以及对象。我们给予是因为这样做很便利——也许是受近藤麻理绘启发的断舍离计划的一部分。而当我们觉得这样做不舒服时，我们就会停下来。 研究表明，在经济困难时期，捐赠数会下降。而这种情况恰好发生在捐赠需求最多的时候，这证明了一个事实：在慈善双方的关系中，服务权是捐赠人的特权。
“修复”资本主义所破坏的
资本主义的成功在于它有能力为自己制造的问题创造“解决方案”。拥有太多东西？那就购买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的书，学会减少物品的过剩。朝九晚五的工作使你筋疲力尽？那就把挣来的钱花在购买水疗套餐或度假休闲上。巨大的经济差距?那就试试做慈善。
同一个资本实体通常会同时涉及制造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两个方面；以雀巢为例，这个拥有过剩的巧克力制品生产线的公司，同时也获得了珍妮•克雷格减重系列的经销所有权，这证明了利润激励的优先地位。而这正是将同一企业中看似不兼容的活动聚合在一起的逻辑粘合剂。
但依赖于制造问题的范式所创造的解决方案，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克服这些问题。事实上，减肥行业并没有“解决”我们的体重“问题”——相反，它让我们厌恶自己，用使我们“肥胖”的化学物质的“低热量”版本毒害我们，却并未给我们带来持久的减肥效果。奥德•洛德(Audre Lorde)的名言十分正确：“主人的工具永远不会拆除主人的房子。” 如果有人怀疑慈善是资本主义“房子”里的“工具”，那么克丽丝特尔•帕皮诺(Crystal Papineau)死亡的境况应该会令人清醒。帕皮诺是被Rangeview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衣物捐赠箱的防盗功能杀死的:也就是为了防止捐赠箱里的东西被拿走的夹点杆。
私有财产的证券化是资本主义制度问题的资本主义解决方案：强制执行所有权，从他人那里获取并保留共有产地的成果的独有权利。帕皮诺由私人财产执行机制导致的死亡令人震惊，但这正是制度的一部分，这个制度总是以一种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夺走性命。 尽管400万加拿大人缺乏食物保障，加拿大每年仍产生1300万吨的粮食损失和浪费。2016年，即使同时有20多万人无家可归，加拿大依然有130多万空房或几乎闲置的房产。近藤麻理惠忠告我们，拥有如此多东西让我们不快乐——尽管与此同时，有一位年轻女性为了获取同样的东西以生存下去而死。支持这一荒谬到残忍的制度，无异于支持致命的私人产权的执行机制。
帕皮诺的死并未说服我们需要彻底改革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导致了一些人可鄙的过剩，而造成了令另一些人饱受折磨的被剥夺状态。为了应对这一事件，Rangeview制造有限公司已经停止生产导致她死亡的捐款箱模型。该公司正敦促其慈善合作伙伴移除其防盗杆，且正在与大学生合作设计一个新的模型。多伦多市长宣布重新审视该市的捐赠箱系统。
凯西·克罗是多伦多的一名街头护士，也是新成立的“庇护所与住房正义网络”(SHJN)组织的一员。他捕捉到了这种回应的不足：“我们的市长试图通过修理衣物捐赠箱的钢铁结构来应对无家可归者的死亡。” 而且，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只要这个制度的管理者也在从中受益，那被提出的解决方案就只会属于“控制损害”的类别：即只是意图修复，而非打破（制度）的解决方案。
慈善之外
慈善的社会与公正的社会是不相容的。捐赠的能力和接受施舍的需求都是同一个系统的产物，这个系统无法合理分配世界上的资源，使每个人不仅拥有生存所需，还能够满足他们的发展所需。而慈善仅仅为极端不平等的暴力提供了足够的救济，以使其得以延续。
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在一个社会里，“断舍离的信徒”不会通过捐赠来丢弃多余的东西；在那里，我们不依赖致命的夹杆来进行不平等的商品分配。但如果我们缺乏这种想象力，那并不是因为不存在其他选择，而是因为我们是资本主义哲学的产物，而我们自身在认知上受到其逻辑边界的限制。
正是在这种逻辑下，我们在衣物捐赠箱的金属壁内寻求救济：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是情感上的救济；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政治上的解脱。以及对克丽丝特尔和其他许多人来说，是物质上的解脱。然而，这个箱子在确切地为我们提供保护的同时，也限制了我们；对克丽丝特尔来说，更令人窒息。她本不该发生的死亡是对我们的提醒——这个箱子不需要加固，而是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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