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 | 20世纪早期美国法西斯主义的法团基础
20世纪早期
美国法西斯主义的
法团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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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hris W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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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Dorian
校对：Adam
法西斯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甚至几乎是特有的欧洲现象，它始于墨索里尼，在希特勒那里达到顶点，并很大程度上在二战中被根除了。而美国则被认为大体上已对它免疫，证据就是美国从未发生过类似于纳粹主义或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大规模动员群众的运动。
然而至少在1930年代，在被如潮的美国爱国主义宣传和自由主义历史书写所有遮没之前，存在着一个不一样的叙事。根据这一相异的理解，美国在1920年代就已经为法西斯所害——尽管是和欧洲所不一样的法西斯。
长期被遗忘的马克思主义期刊，比如《共产主义者》(The Communists),《新大众》(The New Masses),《劳动笔记》(Labor Notes)（与当今同名的刊物无关），以及像《工人日报》(The Daily Worker)与《产业工人》(The Industrial Worker)这样的报纸，以重要的洞见分析了这一独特的美国法西斯主义的性质，直到对纳粹的斗争将其优先事项转移为支持一个更加自由派的、更加“爱国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在一本题为《美国贝希摩斯的来临：法西斯主义在美国的起源，1920-1940》(The Coming of the American Behemoth: The Origins of Fasc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0–1940)的新书中，迈克尔·约瑟夫·罗伯托(Michael Joseph Roberto)重新发掘了这个旧马克思主义概念。除了这本书作为一本历史著作的旨趣，它也与当今状况密切相关，因为美国法西斯主义的旧结构在上一个世代深化了，并且还殖民了世界多处。
法西斯主义的本质
罗伯托的计划，简要来说，就是去重建曾由这些先锋的——虽然如今被忽视的——作品提出的论点，比如刘易斯·科里(Lewis Corey)的《美国资本主义的衰落》(The Decline of American Capitalism)，莫里茨·霍尔格伦(Mauritz Hallgren)的《反抗的种子》(Seeds of Revolt)，罗伯特·布雷迪(Robert Brady)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精神与结构》(The Spirit and Structure of German Fascism)与《商业是一种权力体系》(Business as a System of Power)，卡门·海德(Carmen Haider)的《我们想要法西斯主义吗？》(Do We Want Fascism?)，以及A.B.马吉尔(A. B. Magil)与亨利 史蒂文斯(Henry Stevens)的《法西斯主义的紧迫危险》(The Peril of Fascism)，这些书都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早期。
这些作者与其他人——他们的洞察力没有为几代以来的自由派知识所接受 ——理解了法西斯主义并不只是欧洲独有的，并且可能轻易地发生在美国。事实上，他们理解了法西斯主义正在发生：正如布雷迪在1938年所记下的那样，“商业正在前所未有地政治化，它学会了通过高度中心化的、自觉追求利益的、消息灵通的、由一部分人精心操控的联合前线机构来输送资金与施加压力。”
明显这些作者较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有着不一样的对法西斯主义的观念。就像保尔·巴兰(Paul Baran)在1952年写到的那样，根据自由派的理解，如果一个政治体制要能称得上是法西斯，“它必须展示出具有德国或意大利特色的法西斯主义特征。它必须基于一个以棕或黑衬衫的准军事组建为主要形式的法西斯群众运动。它必须是一个一党体制，其政党由元首(Führer)或领袖（Duce）来领导......它必须有极端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反犹主义......”
尽管将这些现象理解为法西斯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充分合理的，但（基于此的）分析往往流于肤浅，因为它掩盖了法西斯体制的阶级根源与阶级功能。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看到了表面之下的东西，它更有穿透力，归纳出了一个“法西斯主义” 如罗伯托总结道，“作为一个始终以资产阶级的极权独裁统治为终极目标的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和关系的内在功能”的动态定义。
顺便提一句，这不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见解。这种观念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了广泛传播，包括在权力的核心地带。“许多处于美国企业战略位置的人，”布雷迪写道，“秘密地指出它（法西斯主义）已经存在于企业界的精神与意图之中了。”
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内政部长，在1937年的演讲中主张“有法西斯思想的人”有着“为他们自己攫取更多权力与财富之共同兴趣，和用美国集中的财富来颠覆美国的共同福祉之能力与野心。正是这些假装要从可怕的共产主义中解救我们的人，要将美国涂抹成同样可怕的法西斯主义图景。”
其他的罗斯福幕僚宣告了相同的消息。最终罗斯福自己也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他在1938年的演讲中宣告“我强烈支持去中心化，然而趋势却是，每一次我们的私有产业发生萧条，它就在纽约变得更为集中。如今它最终演变为了法西斯主义。”
如此，法西斯的本质得到了广泛理解，在卡门·海德的简要表述中就是“在个人主义的原有领域引入一种资本主义的集体形式的尝试。”它是大企业与政治的融合，是为资本服务的公共关系产业向民主制发起的战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宣传产业中如此不可或缺的神话制造与“商业福音”（这也让人联想到处于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之中心的神话制造）。无论那种经典的通过中产阶级支持来攫取权力的路线是否发生，它都附属于资本的独裁统治。
新政的法团主义
罗伯托通过他的视角讲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政治经济的历史，探索了我们正面临的法西斯结构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如何锻造出来的。他书中的很多部分，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长篇解释，会让精通左翼文献的一部分读者感到熟悉。他将书的一章专注于保守的20世纪20年代间与法西斯主义或商业统治相关的思想家，特别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尼克松·卡弗(Thomas Nixon Carver)，以及全国制造商协会副会长、《商业在政治中》(Business in Politics)的作者查尔斯·诺曼·费伊(Charles Norman Fay)。
不可避免的是，我们遭遇了爱德华·伯尼斯，公共关系学之父、“严格地管制公众思想的一点一滴，就像一个军队管制它士兵的身体那样”这一原则的信徒。这些先知和预言家，就是新时代的不受制约的资本主义的传令兵。
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随着大萧条（的到来），法西斯的盛世被它的经济矛盾压垮了。结果表明，当所有的钱流向顶层，底层的人民就没有足够的钱来保证经济增长。走出这一两难困境的道路是什么？好吧，根据政商头面人物的意见——更多的法西斯主义。
他们中的许多人青睐一位墨索里尼式的人物，甚至像纽约时报这样的自由派报纸都公开主张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依靠法令实施统治的“某种类型的国务委员会”。最终，随着罗斯福的国家复兴管理局(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在1933年成立，寡头们只是部分实现了他们的愿望。
现在看来或许有些荒谬，但在30年代中期，争论新政是否简单地只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高级形式，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们来说是寻常的。事实上，他们有一点道理。“它被设想为一种在政府与产业界之间带来共识的方法”，罗伯托写道，“NRA标志着在美国迈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决定性一步。”真正的权力被落入大企业手里，它们写了成百上千的“代码”来调节价格、工资、劳动时间等等，一切都为了恢复利润和消除生产过剩”。
它是迈向一种计划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步，在其中大企业是唯一的受益者。小企业遭难，工人并没有真的被赋予权力，收入没有得到再分配，经济仍然是疲软的。但大企业的利润恢复了。
早期的新政“在调节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对立的方法上”罗伯托记道，“与在意大利建立的法团主义国家有着巨大的相似性”。墨索里尼与罗斯福都清楚地承诺保卫并加强他们给自所在国家的资本主义。因此，新政的法西斯特征不能被轻易无视......”
罗斯福本人也赞赏过墨索里尼：“我不介意自信地告诉你”，他向一个朋友写道，“我和这位可敬的意大利绅士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讽刺的是，几年以后罗斯福就在美国谴责法西斯倾向了。
休伊·朗(HUEY LONG)与查尔斯·考哥林(CHARLES COUGHLIN)
关于在大萧条时的美国政治景观中颇受欢迎的“次要的法西斯” 章节，罗伯托论述得不太扎实，特别是作者认为休伊·朗和“电台牧师”查尔斯·考哥林神父是反动分子和法西斯主义者。朗在30年代早期是一个有名的，进步却专横的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他随后成为了一个国会参议员，在这一高位他批评了新政的保守主义成分并提出了他自己广受欢迎的“分享我们的财富”(Share Our Wealth)计划。假如他没有在1935年被暗杀，他或许就能构成对罗斯福连任的严重威胁。
考哥林，在另一方面，从不是一个政治领袖，尽管借助他的广播放送他自己就成为了一股政治势力。他也强烈地批评了新政的保守主义成分——尽管和朗一样，他也公开抨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我对于这一主题的研究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与一些历史学家（包括罗伯托）所主张的不同，朗和考哥林更倾向于左翼而不是右翼，至少在考哥林晚年断然转向反犹主义之前。这两人当然有着政治上的野心，而且假设朗成为了总统，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他将如何统治。
但不容争辩的是，他们的大众支持者是左翼，由他们用修辞为自己塑造出的极左形象吸引而来——这可以从考哥林为全国社会正义联盟(the National Union of Social Justice)拟定的原则中判断得出。这个政治组织由他创立。他在谴责这一经济体制本身时走得如此远：“资本主义注定灭亡，且它不值得拯救。”
我在这一点上挑剔罗伯托不是因为我有多想捍卫朗或考哥林，而是因为我不同意他对于受这两个人物吸引的数以百万计的“小布尔乔亚”的刻画：
“因为被抢走了生计与地位而对统治阶级生气，但（小布尔乔亚们）也很快站在了他们认为对其威胁更大的群众的对立面。处于变迁、错位、对现状的焦虑与对未来的恐惧之漩涡中，他们组成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强大的政治反动浪潮......他们不去理解端坐于他们之上的人如何、为何应对这一危及他们的危机负责，却把危机归咎于匍匐于他们之下的人：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墨西哥人、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当然还有共产主义者——所有这些真正的美国精神(True Americanism)的敌人。”
这种解释过于简单，因为实际上没有证据来支撑它。这一宽泛的指控散发着懒惰老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产阶层的优越傲慢。我在这里不便深入探讨更多细节，但在别处我论证过在30年代中期“政治反动的巨浪”只发生在大企业间，中层以及更低的阶级大体上都远远比罗斯福要左——并在1935年把他推向左边，在所谓的第二次新政中部分否定了第一次新政中的法西斯倾向。
朗和考哥林自身也都在这一次向左转的摇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自从1934年罗斯福的人气在左翼民粹主义的猛烈抨击下减弱以来。结果而言，在1935年罗斯福支持了劳动关系法（Wagner Act）,社会保障法(the Social Security Act)以及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的成立。且在1936年他确保了他势不可挡的连任，通过从朗的书里拿来一页并谴责了对美国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的“经济帝国主义者”。
那么，真相就是朗和考哥林，与有影响力的共产党以及其他左翼组织一同，拯救了新政使它免于沦为真正的法西斯政策，免于落在大企业手里成为其专政手段。（但）通向法西斯主义的势能留存了下来，正如它们会一直存在于法团资本主义的环境之中；而且从20世纪30年代晚期以来，商业界的反动部门开始取得了多次对第二次新政的胜利。
但是那时组织起来的劳工已取得的真正力量，在随后冷战期间的数十年里，使美国没有滑入（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全面法西斯主义的深渊。
即将来临的斗争
《美国贝希摩斯的来临》是一本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有趣的书，因为我们遭遇的两极分化、寡头统治的政治经济环境使人无法不联想到促成了大萧条的环境。所有关于唐纳德·特朗普是不是法西斯分子，或社会是否面临着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的讨论，从某种角度可以看出，都是没把握到要点的。
唯物主义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日益伴随着我们，尤其——尽管不只是——对于美国人来说，因为政治经济回到了某种与1920年时相似的状态。法西斯主义现在就已经在这里了，即使希拉里·克林顿赢了选举。
这一危险并非“‘棕黑衬衫的准军事组织’将接管社会”，而是“我们无法摧毁正在竞相毁灭地球上生命的法西斯主义的阶级基础”。罗伯托在这里正确地强调了处于更深层的结构性的真实。
简而言之，美国的贝希摩斯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崛起，然而在21世纪“这一猛兽取得了全部的力量”。工人阶级的群众需要发起革命性的斗争来摧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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