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 | 八纮一宇：法西斯意大利与昭和日本之交错

八纮一宇：

法西斯意大利与

昭和日本之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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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aniel Hed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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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西博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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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题为 “Universal Fascism and its Global Legacy. Italy’s and Japan’s Entangled History in the Early 1930s”，载于《法西斯主义：法西斯比较研究期刊》（Fascism: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scist Studies）2013年第2卷第2期。

于政治讨论中，人们往往「法西斯」挂在口边。然而，主流的法西斯概念往往流于空泛，甚少将概念置于具体的历史脉络中。比如说，我们如何理解轴心国间的分殊？起初限定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如何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或概念？这些历史问题都与当下对法西斯主义的理解息息相关。本文将探讨1930年代初意大利普世化法西斯主义的实验，日本对法西斯主义的接受及转化，与日意两国政治上之交互影响。这不仅是研究日意于法西斯全球史当中的连系与角色，更旨在丰富我们对「法西斯」的理解。

当英语学界已就法西斯主义达成某种新共识时，这仍未于全球实现。大日本帝国便是一个完美的例子。一方面，英语的法西斯比较研究一次又一次发现这个概念不能套用到这个远东国家。此外，西方的日本史家一直都力图视战间期的日本为一个法西斯国家。尽管后者的主张已开始改变，但这些发现对国际法西斯研究或战间期及二战研究的影响微乎其微。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范式于日本长期流行。对很多日本历史学家而言 — — 不只是一直主导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 — 在「九一八事变」至广岛原爆期间，大日本帝国是个法西斯国家。现时，这种论断已大大消减，而一种威权主义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或是「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的论题已被受质疑。然而，毋庸置疑，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于现时日本国内的争论。在东亚，愈来愈多历史学家开始在内部动力、全面战争与暴力的背景中讨论日本法西斯主义。如是观之，「日本可否被称为法西斯」这道问题中所引起的对立敌意并未消解。在这些相去甚远而各自不同的研究脉络中，绝不存在全球共识。

结果，在国际法西斯研究中，日本的地位便甚为诡异：它处于中心，但同时被边缘化。后者确实如此，法西斯比较研究甚少着眼这个国家，常常只以几段文字打发它；另一方面，它处于中心，因为没有一部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作品可以忽略日本。大日本帝国的案例很有信服力，箇中原因很易解释：于东京 — 罗马 — 柏林轴心及东亚战争的历史而言，大日本帝国是1930年代至40年代早期法西斯主义全球史中最重要的非欧洲案例分析。然而，日本的例子富有挑战性，因为它提出对法西斯主义全球史了一整个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东亚如何作为1930年代初期法西斯主义全球化的一部分？日本在1930年代之激进化如何与欧洲法西斯主义挂勾？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东亚战争于法西斯主义全球化有着甚么角色？

1931年日本变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国族主义情绪高涨，当时即便是食品店宣传海报亦充满军国意象。（1933）

然而，这些问题至今仍鲜被提出。这主要因为当法西斯研究提及日本，它是以比较视角处理这个问题的。它只拿欧洲模式来检视、量度东亚。这种方法往往是欧洲中心论和规范性的。就此的批评都十分确当。它亦是去历史的。正如这篇论文所示，于1930年代初期的影响过程并不只侷限于单向地由西至东。

因此，这篇论文提出了别的问题。问题不在于日本是否如实奉行法西斯主义，而是日本于1930年代在多大程度上是法西斯主义全球化的历史之一部分。问题是：若然视法西斯主义为一个跨国计划，并考问其相关的连系，从一个非欧洲观点研究问题，再吸纳日本史料 — — 易言之，假如视之为一段转移和缠结的历史，会有甚么分别？这种观点最近于其他非欧洲的案例分析中得到采纳 — — 比如印度 — — 但却不包括日本，法西斯主义在亚洲最重要的拥护者。尤其是，人们甚少研究日本与法西斯主义产地 — — 意大利在战间期的关系。这篇论文因而聚焦于两国在1930年代早期的互动过程。第一部分将说明了我们为何必须视法西斯支持者输出（或套他们的话）——普世化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尝试为其于1932至1934年间全球的重要时刻。第二部分将讨论在普世法西斯主义的计划失落以后，这个重要时刻的遗绪如何影响及后轴心国的形成。

普世法西斯主义的全球时刻：1932年与1933年

墨索里尼输出法西斯主义之野望

1930年代早期见证着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全球化。箇中原因是多重、复杂和跨国的。如我所示，它们不能被规限于单一国家，更不能规限于个别的拥护者。但很明显，法西斯意大利担任着一个先驱之角。

墨索里尼一直主张法西斯主义不能被输出，并坚持它有着意大利性（italianità）。但回顾过去时，他的论调颇为不同：「从1929年至今 [1934年3月]，法西斯主义已从一个意大利现象演化为一个普世现象。」墨索里尼因而接受了这并非由他主持的发展趋势。回望过去五年，他接受了它。发生了甚么事？在法西斯统治意大利将近十年之时，一些人 — — 包括墨索里尼政权的一些成员，如阿诺德．墨索里尼（Arnaldo Mussolini）与朱塞佩．博太（Giuseppe Bottai） — — 开始提及法西斯主义的全球野望。墨索里尼本人一直以来都很怀疑这种想法。晚近至1932年，他在一份德国报章的访问中，仍强调法西斯主义永远不能输出至其他国家。然而他的心意旋即改变。在同年10月25日，他在米兰大教堂广场上宣告：「在十年内欧洲将会是法西斯的！」同时，他开始称二十世纪为法西斯主义的世纪。法西斯党报《等级》（Gerarchia）的十月号题为「罗马的普世任务」 — — 对墨索里尼而言，这是联合西方与东方的任务，尤其是项在精神和道德层面上的任务。

这种新的、可输出的法西斯主义是其他国家的典范。在墨索里尼的祝福下，国外的法西斯党将得到支持，推动这意识形态于欧洲，继而在全世界的突破。这种调整同时影响着制度层面。国际法西斯研究中心（Centro di studi internazionali sul fascismo）在洛桑成立。在1933年中叶，罗马普世性行动委员会（Comitati d’Azione per l’Universalità di Roma）成立。及后一年，这个机构在蒙特勒举行了国际性的法西斯大会（Congresso Fascista），并得到了政府机关报如《等级》、《法西斯批评》（Critica Fascista）、《十月》（Ottobre）或《反欧》（L’Antieuropa）的宣传支援。历史学家认为1930年代初期的调整对该国和该政权有着根本意义 — — 他们称之为法西斯的新阶段。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转向可归因于一系列内因与外因。内因上，时至1920年代末期，该政权已巩固了自身的统治，但它所许诺的法西斯革命却停摆了。出于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很明显该政权已无法如期实行改革意大利社会的计划。年轻一代的法西斯开始要求有所改变。但基于政权的性质，他们唯一可做的便是要求国际扩张。因为国内改革已成幻梦，意识形态普世化便是一种欲要逃避现实的冲动。历史学家把这种发展解读为对领袖（Il Duce）及其政权的反抗。若果真如此，那么这政权便已很快、很成功地借助新的革命外衣，吞没了这些反抗。当然亦需注意到在1932年，领导人正想检讨法西斯统治首十年的得失，为第二个十年的统治寻求新动力。对他们很多人来说，普世化法西斯主义亦意味着新的计划，新的挑战和新的历险。

一系列的外因伴随着这些内因。其中一个扳机便是世界经济危机。与象征「全球化结束」相去甚远 — — 正如人们经常主张的 — — 大萧条肯定在其他层面上推动着全球化：包括法西斯主义的普世化，不一而足。这关系到，亦是在回应与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相关的泛欧运动。然而，来自意大利的研究主要把这种趋势与德国纳粹扣连。于此脉络中，法西斯主义普世化甚至被视为一种在意识形态上对抗纳粹主义的布伦纳山口（Brennero）。这种诠释并不新鲜。另外，当时的德国人早已强调这种解读：「由一开始，法西斯主义便孕育出一个新罗马帝国的理念……但只有经第三帝国与北方统一，法西斯和罗马帝国的理念才可开始实现。」期刊《行动》（Die Tat）于1934年断言道。然而，这种解读把意大利看得过于被动，同时亦高估了德国的影响力。墨索里尼自1932年始已转向普世法西斯主义，因而这早于希特勒夺权。普世法西斯主义运动绝对不是对北方事态的被动反应，它展现了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改革计划。当把眼界放于欧洲以外 — — 尤其是亚洲时，这便更为显然。人们往往因现有研究中而轻信普世法西斯主义只限于欧洲，但实情却截然不同。它直接与意大利政权的帝国蓝图相关。这蓝图聚焦于非欧洲的背景，将对法西斯统治的第二个十年烙下印记。在法西斯普世化的问题上，墨索里尼不断强调意大利的目标在于亚洲与非洲。于此脉络中，意大利自然愈来愈着眼于东亚。然而，假如东亚并没同时发生根本改变，这些远在欧洲的事态发展绝不能影响全球。在所谓的满州事变以后，一个独立的重心继而冒起。这对理解法西斯主义普世化的历史极为重要。

九一八事变与日本法西斯主义风潮

在日本，意大利为全球化法西斯主义付出的努力立竿见影，受到广泛而热烈的回响。对日报《大坂每日新闻》而言，早在1932年初，「法西斯主义是个新的国际现实」。再者，日本档案库的纪录确证了关于墨索里尼于1932年十月演说，宣告着法西斯主义的普世化的新闻，不出几天便抵达东京。但不只有日本外交部官员清楚法西斯主义的新全球野望。「初见于米兰的法西斯风暴已现攫夺了全世界。」这段文字来自一本出版于1933年题为《法西斯主义与皇国之将来》的书。它提及米兰时甚为含混：一方面，它或指前一年墨索里尼在十月的重要演说，另一方面米兰或更广义上解作政权的策源地。但以「风暴」隐喻法西斯主义普世化绝不是孤例。相反，法西斯主义往往被视为一股全球潮流。在这一点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全球野望在日本得到了迅速而往往是热情的回响。

然而，要因不在法西斯宣传的果效，而是日本的国内情况。在1931年末，日军未经波折下便佔领了满州，日本国内为之欢腾。但新年之初的上海激战招来了国际社会批评日本之所作所为，这使恐惧与不确定之感日增。当国际联盟在东亚设立调查委员会之际，退出国联很快成为了日本唯一选项。在这脉络中，转投法西斯明显是挣脱国际孤立之策。

日本评论人更进一步。他们认为「满州事变」本身便是一种正宗日本形式的法西斯主义之产物。「促成满州事变的力量，即那推动法西斯呼声日涨，并采用了『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形式之力量。」一位题名为Masui的教授在1932年初一份《日本时报暨邮报》（ジャパンタイムズ & メール）如是说。他再说：「此者不应被视为彼者之因或果，因两者皆源于同源之力量。」

因此，满州危机的背景使法西斯得以在日本转化为政治潮流。上文提及的文章如此断言：「观乎现今日本之期刊，讨论之广，争议之剧，实无话题可与法西斯主义匹比。」Masui对传媒的观察十分确切：比如，日本其中一份最大的杂志，同时亦是当时知识分子论战的核心平台《中央公论》便刊行了多篇文章，从多方面讨论法西斯主义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政绩。

专业期刊如重要的外政杂志《外交时报》亦无法抗拒这潮流。有趣的是，这份杂志早已于1932年7月 — — 墨索里尼的米兰演说前几个月 — — 刊载了一篇关键文章。这表明了早在墨索里尼着手推展法西斯普世化运动前，法西斯主义已于日本广为讨论。据此，日本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趣日炽，归根究底反映着国内的政治趋势。诚如日本评论人确切地认识到的，这是由满州冲突与国联纠纷所驱动的。

当然，早在1920年代人们已初次研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但这主要因为他们深受墨索里尼的人格吸引。此外，第一本向日本读者介绍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书亦早于1920年代面世。但后1931风潮有着全新的高度，1932年刊行《我的奋斗》首版日译本与此并非偶然。一些数字亦可以引证满州危机后日本对法西斯日炽的兴趣。在1932年，《朝日新闻》 — — 该国其中一份大报 — — 刊载了72篇含有「ファッショ」一词（当时与「ファシズム」皆为法西斯主义的流行译词）的文章；而在一年前，该词只出现了6次。同年，该词甚至于日本第二大日报《读卖新闻》中出现得更频繁。同样很明显，这与1931年间亦有一次类近的急升。法西斯风潮很快反映于图书市场中：根据国家图书馆的资料库，1932年出现了17本法西斯主义明显相关的书籍，而接着一年的数量几乎翻了一倍。

只靠这些数据不能说明1932年至1933年间法西斯风潮的性质。从前的出版物把欧洲法西斯主义描绘为一种异国现象，而现在的却都会谈及日本的当代发展。核心问题便是日本会否转向法西斯，以及日本法西斯主义可能拥有的特征。

自1932年春，日本法西斯主义连盟刊行了一份名为《法西斯主义》的月刊。它亦如此定义日本法西斯主义：「首先，日本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为了加强社会公义而由日本人意识、国族运动与改革运动产生出来的（流行）国族主义。它亦作为一个国族主义运动庄严地向日本民族，日本人和日本发言，坚决不移地面向世界。」一如既往，纲领中的具体细节看来或会过于空泛甚至空废。但重点在于，日本法西斯由一开始将它视为一项计划，以此将目光转向整个世界，同时发动国内的社会改革。

当时不少日本知识份子大力支持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诗人下位春吉便是其中之一。图为他于1926年访问墨索里尼。

意大利人对日本的法西斯风潮有另一套解读。首先，他们视之为法西斯主义确实普世化了的明证，而他们很快的亦看出了该形势的潜力所在。从1932年夏起受墨索里尼领导的意大利外交部因而开始对日本法西斯感兴趣了。在1932年，外交部档案室有第一份名为《日本法西斯主义》（Fascismo Giapponese）的捲宗。当中包括了一份一月的报告。报告指「（在日本）法西斯主义得到了强烈的同情」。在三月，意大利外交官乔万尼．塞萨尼．马约尼（Giovanni Cesare Majoni）胸有成竹的写道：「健康的公众舆论明白意大利法西斯的性质。它持续获得同情，而支持者的数目亦一直上升。」而关于它的组织，1933年初大使馆为意大利旅客翻译的一篇日本报章文章，指：「日本最近对意大利法西斯兴趣剧增；所以一般来说，日本人都热烈欢迎意大利游客。」

当各大报刊致力于法西斯主义普世化时，《十月》便开始将焦点集中在日本。这种关注产生了相异的回响。评论员经常怀疑日本是否按着意大利模式的路线进行一场严格的法西斯改革。意大利在远东的外交官亦不抱信心：他们指日本是「伪法西斯主义」，不断强调在日本，不同的运动都被泛指为「法西斯」。意大利亦不满它对远东的事态发展缺乏影响力。在欧洲，罗马普世性行动委员会保障着意大利于法西斯普世化的领导地位，但远在远东的事态之急遽变化显然超出他们的控制，因而亦已成为一种威胁了。他们同时害怕日本终将跟随德国纳粹主义的模式。但德国却截然相反。在1932末，《大众报》（Vossische Zeitung）便以「罗马模式」为题报导日本法西斯成党。

然而，意大利人与德国人的恐惧都难以成立，因为不论如何，日本都想走自己的路。在日本帝国，一个与「罗马模式」过从甚密的组织是一些人的眼中钉。在1932年四月，意大利大使馆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日本法西斯主义」为题，报导了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演说。在演说中，他强调日本不需要法西斯主义这种舶来品来达成其极端国族主义的目标。平沼骐一郎男爵亦在这段期间下了类似的评语。然而意大利外交官乔万尼．塞萨尼．马约尼却矛盾地反复指出此两人是法西斯领头人，而其中一人或会通过政变而成为未来的国家元首。诚然，很多日本人都视荒木贞夫将军为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支持者。在发表演说前，他曾参与了所谓的「五一五事变」的叛乱。这场事变纵然失败收场，却杀害了首相犬养毅。叛乱者本想把当时已是政府要员的荒木贞夫捧为新秩序的领导人。「五一五事变」往往被诠释为日本现代史的转捩点。它终结了政党政府与所谓大正民主的时代。很多历史学家视之为日本法西斯时代的开端实在不无道理。然而事变本身对日本的法西斯风潮 — — 如人们频繁使用「ファッショ」与「ファシズム」所示 — — 却有着很弔诡的效果。自那一刻开始，法西斯主义愈来愈与政治恐怖与国内革命挂勾；很多人开始视其为国外和非日本的，并反对用这种语辞。

故而，日本的法西斯时期十分短命。固然，「ファッショ」与「ファシズム」等词的流通亦然。它们火速流行，但亦很快魅力尽失。在1933年，这些字辞在主流日报出现频率与上年大致相近。然而，它现在愈来愈被视为不爱国的洋货，成为诽谤政敌的修辞。激烈批评法西斯主义的书籍亦开始出现。意大利细心的注意到这种趋势。在三一五事变后，大使马约尼向罗马报告说，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在日本报纸近乎消失了。

现在，别的一些强调日本独特性与独立自主的字词（再次）流行了 — — 报纸经常提及「昭和维新」、「国体」、「国道」、「王道」。从此起，亚细亚主义亦愈趋成为前法西斯倡导者的政治工具。这种意识形态 — — 或可视之为一种日本独有的普世法西斯主义版本 — — 将会在大日本帝国的扩张中佔着核心地位。当然，亚细亚主义意识形态可溯源至世纪之交，但它们自满州危机，已愈来愈为军事领袖与政客所收编。它们现在直接正当化日本帝国扩张的计划。在下个十年，日本以亚细亚主义为幌子与亚洲独立运动加强合作。因此，日本的战略旨在重序亚洲，这正与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主义者欲要重组欧洲的观念对立。就其地理范围而言，亚细亚观念在这十年愈趋普世化。它起初主张重整东亚，接着是整个亚洲，最后便是整个世界。这种最终目标体现在「八纮一宇」的概念里。这句格言在1930年代末开始流行，表达着大日本帝国制霸全球的乌托邦思想。

一些人或很想就此定论，说日本因而已发展出一种自身独有的普世法西斯形式。但一如意大利人尝试普世化法西斯主义般，普世化的日本性已被证实是个空想。然意大利外交官显然注意到这种趋势及其随之而来对意大利的威胁。从1934年起，开始有一些就日本亚细亚主义而写的详尽报告。意大利人相信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日本消退会阻碍他们实现其普世宏图，所以这些报告往往十分关注事态发展。

普世法西斯主义的全球遗绪：1934年及其后

所以说，法西斯主义的普世化计划在1930年代中期已走到尽头了吗？起初看起来确然如是。1934年，「法西斯主义」已近乎绝迹于日本的政治字库。在同年年末的意大利，因为罗马政权判断这个计划已彻底失败，法西斯普世化的支持者已被受批评。日本和德国甚至没有出席1934年蒙特勒的法西斯大会。在罗马普世性行动委员会的媒体发言人及宣传部长加莱阿佐．齐亚诺（Galeazzo Ciano）和他的岳父墨索里尼看来，推动这场运动的尤甘里奥．科萨希（Eugenio Coselschi）邀请错了与会者。运动早期的支持者的政治影响力急速退减。再者，意大利在欧洲面对着纳粹德国这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手。在1934年春，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于维也纳的会面清晰的表现了双方政权的不和。

起初法西斯普世化的乌托邦阶段因而在意大利与日本同时完结。因为一个可与共产国际相埒的「法西斯国际」从未出现，历史学家便视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普世化为一场失败的实验。此外，他们指出东京 — 罗马 — 柏林轴心的抟成与普世化该意识形态的努力并不相干；事实上在他们看来，这场乌托邦计划的终结是1930年代中期三国终极和解的必要前提。

假如我们只孤立地看待意大利的案例，这种解读或是合理的。但在一个全球角度观之，却并不太相同。假如我们考虑到意大利与日本的互动，便能证明法西斯的全球时刻确实有着重要遗绪 — — 还有，恶贯满盈的后续。清晰可见三种长期影响：首先，在他国版本的法西斯主义内的共同利益驱使人们发掘两个政权的系统相似性 — — 这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政治与外交方面。第二，网路与利益集团得以形成；有一些在后1935时代扮演着要角。这些最终都关系到：每一国输出意识形态的策略都会引起长期的制度变革。

关于第一点：意大利与日本在1932年至1933年的共同利益使两国的联系与交流愈趋频繁。固然，这种共同利益并不担保和谐或是共识。相反，双方在发掘法西斯主义的国际潜能时都注意到他们的差异。日本的决策者开始强调他们毋需作为舶来品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而意大利专家则质疑日版法西斯主义的本真性。但尽管如此，他们同时开始更理解对方的目标与目的。易言之，在法西斯的全球时刻，双方开始认识到一系列的相似性、共同利益与一致的意见。首先，在全球经济危机下，一种着重组建集团、计划经济与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新经济系统成为双方的重点议题。意大利视法团主义为法西斯国际扩张的核心。而日本人在1932年已深入讨论意大利的经济重组模式。然而，一年后的伦敦国际经济会议（London World Economic Conference）失败 — — 这被视为旧世界经济秩序的终极崩解 — — 双方的共同利益便随之而强化。日本愈来愈对意大利国内的经济改革感兴趣，尤其是在劳动市场政策方面。但影响当然不是单向的。当大日本帝国取得了满州，把它作为法西斯导向的经济计划之试验场时，意大利亦反过来仿傚这些实验，因为它们似乎包含着新的帝国扩张与统治的形式。最终在埃塞罗比亚战争之际，日本模式对法西斯意大利愈来愈重要。

「开拓处女地」 — — 《満州グラフ》（1938年11月）

此外，两国都同样视普世法西斯主义为新生国家与年轻人的计划。起初，被视为运动的真正旗手的意大利青年，因法西斯革命力量在1920年代晚期的消褪而陷入幻灭的迷惘。虽然脉络不同，但日本的观点亦相近。正如1932年初《大坂每日新闻》报导般，九一八事变在日本青年的胸臆中燃起烈焰，驱使他们投入法西斯主义的怀抱。当建制当局掌控了该国的运动，青年崇拜的修辞依旧延续，并产生出独特的遗绪。比如在1935年，《等级》杂志提及了普世化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以及它作为政权生命力之体现，对其他年轻国家的吸引力。如是观之，在缔结轴心国时，它们反复指出「未来属于新生政权」绝非偶然。最后，儿童与年轻人的形象将成为对东京 — 罗马 — 柏林轴心至关重要的宣传主调。

再者，在建立满州国以后，意大利开始把日本于东亚的侵略行径视为其年轻与活力的明证。「这是一个坚韧、热情、有力量的年轻国家，」1934年六月，意大利驻东京的新大使佐真托．艾里蒂（Giacinto Auriti）在向墨索里尼提及日本时如此写道。这报告是份关键文件，它首次建议意大利应作为盟友在东亚支持日本。除了国家的年轻以外，艾里蒂亦提出了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论点：「在地理上，（日本）是意大利的反面，我们从没，亦永远不会在它那一角的天涯有任何领土利益，而它亦一直与我们和睦共处；同时，它亦同情我们……并视新意大利的领袖为一位英雄……并在意大利的主义中，看到了自己的救赎。」后一点显然极为夸张 — — 尤其在此时，日本的法西斯浪潮早已消散。意大利驻东京大使夸大意大利对日影响力的动机十分明显。然而，此中的重点不非艾里蒂的论点是否精确，而是他如何以所谓日本有机会转投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这一点说服墨索里尼。大使然后放目将来，列出一系列日本有利于意大利的具体原因。在最近提出的天羽声明 — — 即如东亚的门罗主义 — — 日本将会与所有大国交锋：「看起来我们或可得到从当下局势与未来双重获利……毫无置疑，日本的政策会激起全球当时已甚为显明的反对声音：一切的扩张也会遭到抵抗，那些停滞不前或是老态龙钟的人总会设法阻挠年轻人崛起。」艾里蒂反复强调两国相近的情况。在1934年中期，罗马仍未能紧贴这道思路。但无论如何，当时已有此种表述了，这种立论已经存在了；它们将在一年后，随着埃塞罗比亚危机爆发而被重新提出。

另一方面，日本外交圈子直至1933年后开始对意大利的对外政策及其潜力感兴趣。1935年《外交时报》一篇文章便着眼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成功践行的改革，并考问它们在将来的新型法西斯对外政策会有何反映。日本专家大讚1933年由墨索里尼构思的四国协定（Four-Power Pact），指它在日本退出国联后，再度削弱日内瓦一方。

他们普遍猜测意大利行将退出国盟。「不只意大利重创了国联；在去年年末，法西斯大委员会（Grand Council of Fascism）已决意等待下一个时机退出国联，」1934年秋的《外交时报》如是说。

故而，法西斯政治成为当时外交界讨论的例牌题目。结果在1935年春，名声显赫的《外交时报》便在苦思它应否成为一份「彻底法西斯」的报刊。因此，在后1933时代，日本大众当然并没忽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只是相关讨论倾向转移到具体的对外政策上。

法西斯起初普世化的另一项遗绪与个人经验、人际网路及关系相关。松冈洋右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一方面，松冈洋右的经历体现着意日政治纽带。另一方面，它们展现了满州危机的全球影响及其与法西斯主义普世化之连系。在1933年的日本，松冈洋右正是时代的宠儿。作为日本在日内瓦的特使，他以广受媒体报导的英姿，领导日本退出国联。早在1932年十月，他作为特使前赴日内瓦时，松冈洋右已在日本大受欢迎。在记者清沢洌的眼中，松冈在东京中央车站出发的盛况，让他不禁想起意大利人欢迎墨索里尼时的「南方被提」（southern rapture）。松冈洋右肯定会欣赏这个类比，因为他正是墨索里尼的拥趸。在他欧游期间，他坚持在罗马与墨索里尼会面。松冈洋右曾提及，他力求说服意大利（虽然最终失败）在国联就满州问题的投票中支持日本。

甫回到日本，松冈洋右便要求发动一场法西斯革命，废黜所有政党。在1933年末，意大利大使艾里蒂为了进一步认识松冈而造访了他。艾里蒂向领袖呈交一份关于是次会面的详细报告。他（正确地）视松冈洋右为日本的「未来外务大臣」。艾里蒂出于松冈对墨索里尼与法西斯主义的热忱而想要结识他。在是次他认为「一生难忘」的会面中，松冈洋右简述了他对一个由青年领导的威权政府之追求。他强调日本必须按着法西斯模式的路线改革。艾里蒂热情地向墨索里尼写道：「当他开始谈及阁下与法西斯主义时，我便最为感动。我从未听过任何这等对阁下的礼赞之辞。」

在当时的日本，人们都认为松冈洋右有潜质胜任未来独裁统治的领袖。松冈的信徒相信他将会进军东京。但这从未实现。须臾之间，松冈洋右便已被政界边缘化。然而，他最终亦获指派为外务大臣，为1940年的东京 — 罗马 — 柏林轴心出谋划策。另一方面，他在国联的行为 — — 尤其是他泰然自若地面对传媒，代表日本退出国联 — — 建立了一种新的外交作风，并给意大利人留下深刻印象。

加莱阿佐．齐亚诺便是其中一人。在1930年代初，墨索里尼任命了他的女婿（当时仍未满30岁）为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这亦表现着墨索里尼在这段期间开始重视东亚。齐亚诺在1932年初的上海被受敌视。他甚至领导了国际调查委员会，侦讯日本的行为。齐亚诺起初极力批评日本所为 — — 清沢洌在几年后在一份论及墨索里尼的文章直白地提到这一点。然而日本处理国际危机的手法对齐亚诺影响深远。基于他在东亚的丰富经验，他坚定不移地支持法西斯普世化运动。甫回到欧洲，齐亚诺便成为墨索里尼的传媒发言人，并在1935年成为宣传部长，负责普世化法西斯主义。不如其他人，这个角色大大助益了他的事业：在1936年他获指派为外交部长。他基于在东亚工作的经验，很快促成意大利与日本和解。齐亚诺在法西斯主义普世化第一阶段的经验 — — 日本对国联的态度及其对华之肆行 — — 叫他印象尤深，这使他在1935年后成为首位提倡与东亚帝国结盟的人。

齐亚诺的例子亦很好的说明了法西斯主义普世化的遗绪也具体地影响着意大利及其制度与外交。在1932年夏，墨索里尼自行掌管了外交部。这促成了外交集团中的几大变动。此前的外交部长迪诺．格兰迪（Dino Grandi）被改派为驻伦敦大使，而一些墨索里尼的老战友亦被新人取代，地位尽失。意大利历史学家视此段时期为「法西斯外交」之起源，而不那么进取的「世俗」（’laicist’）政策则被取代。在1930年代末，加莱阿佐．齐亚诺最终成为了这种发展趋势的最大受益人之一。

1938年，加莱阿佐．齐亚诺代表意大利与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会面。两人于意德战败后皆被处死。

结论

1930年代初的法西斯主义普世化因而影响深远。随着乌托邦阶段完结，全球法西斯政治便迎来一个更现实的阶段 — — 而历史也已证明，这对国际秩序的危害更烈。然而，箇中的路并不平坦。意大利因日本未能忠实遵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大感失望。而日本则愈来愈警惕意大利觊觎东亚之野心。然而，不和不必然意味着法西斯主义普世化早在1934年便戛然而止。事实上，在两国的法西斯运动看来，此过程下的相互差异化及文化差异之表现正是未来协盟的意识形态前提。如此看来，东亚独自产生出一种强调自身国格的极端国族主义实在毫不稀奇。尽管如此，在1933年以后，意日之间日益紧密的交流互动依然不受干扰。而当考虑到往后的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Comintern）及三国同盟条约（Tripartite Pact）时，便会发现两国于长期显然皆着力推进政治与意识形态融合的过程。

所以说，昭和早期的日本（1926–1945）是法西斯的吗？正如我们看到本文之首，这是研究的关键问题。我们无法提供任何清晰的定论，至少不是一个便宜的结论。当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在日本过时之际，法西斯主义的概念却深植其中。虽然在1933左右修辞改变了，但法西斯运动的计划 — — 政治暴力、领土扩张与组建经济集团 — — 显然没有。相反，自扶殖满州国以降，这一系列的计划前所未有的迅速开展。

日本的1930年代下半叶的主调固然是如二二六事变（1936）的法西斯叛乱及亚洲大陆军事扩张。因此，一些人或会下结论，指法西斯主义于当时正在全球迎来第二春。但上述问题的答案必然是复杂的，而且更必须深切的考虑到1930年代晚期瞬息万变的国际史。从共同历史更跨国的角度观之，有一点再明白不过：1930年代初的日本是普世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构成部分。这是一段复杂的跨国史，朝着各个方向流动。有趣的是，在此脉络下，从一个全球角度看来，德国在法西斯主义普世化的计划中是姗姗来迟的。一方面，意大利在1930年代初出口意识形态的意向不能被约化为面对纳粹崛起的消极反应。毕竟，墨索里尼最晚也在1932年采纳了这项议程。另一方面，日本转向法西斯意识形态更早于纳粹夺权，实在没甚么关系。日本转投法西斯意识形态亦不源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之普世化计划。当1932起日本因满州危机而被国际孤立威胁时，日本是基于自身原因而注意到意大利法西斯的。在他们眼中，法西斯主义是一条独立于国际联盟与共产国际的第三条道路。弔诡地，当墨索里尼在1932年十月宣告二十世纪是法西斯纪元，宣布法西斯主义普世化之际，它在日本早已退潮。事实上，日本在远东的行动远远不是对意大利议程的消极反应，它对国际政治气候自有显着的影响。自1931年末日本侵略满州，国际秩序陷入不稳，因此墨索里尼便回心转意，推动普世化法西斯主义。

无论如何，所谓「满州事变」后关键的两年为意日两国日后愈趋纠葛的历史奠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说明了在1930年代两国纠缠于一的历史中，法西斯主义及其于全球层面实现的问题始终有着核心意义。但对于法西斯全球史至关重要的1930年代下半叶，我们仍所知甚少。在未来，我们应以稍为不同的方式提问。问题不仅是大日本帝国是否法西斯，而是：在战间期，日本与东亚在甚么程度上是法西斯全球史的构成部分。与此同时，若更深入检视1930年代下半叶的制度化交流过程，将会对研究大有裨益。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一必会促成一种对法西斯主义的新全球共识。但希望我们可以更具体和复杂地认识到于战间期，法西斯主义对全球的魅力及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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