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 | 21世纪的帝国主义

21世纪的帝国主义

/

作者：

John Smith

■

译者：Mark

校对：T_Wang

原文来自美国杂志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原文标题为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介绍

 生产的全球化及其向低工资国家的转移是新自由主义时代最重大，最有活力的转变。它的基本驱动力是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全球劳工套利”：欧洲，北美和日本的公司为降低成本，提高收益，聘用廉价的外国劳动力替代高薪的国内劳动力，他们通过生产转移（此处使用的“外包”）或工人移民的方式达到这一目的。降低关税和消除资本流动壁垒刺激了生产向低工资国家的迁移，但是边界军事化和仇外心理的加剧对工人的迁移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虽没有完全阻止，却抑制了它的流动并加剧了移民的脆弱的二等地位。结果，工厂自由地越过美墨边界，轻松地穿过了欧洲堡垒的城墙，其中生产的商品和拥有它们的资本家也是如此，但在其中工作的人无权通过。这是全球化的拙劣体现——展现了一个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没有边界的世界，除了对劳动人民。

 全球工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抑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造成的，这扭曲地反映了剥削率的全球差异（简单地说，就是工人产生的价值与其所付报酬之间的差异）。生产向南转移意味着总部设在欧洲，北美和日本的公司的利润，源自这些利润的各种金融资产的价值以及这些国家公民的生活水平已高度依附于对所谓的“新兴国家”工人的更高剥削率。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必须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帝国主义阶段，其中的“帝国主义”通过其经济实质得到定义：北方资本家对南方活劳动的剥削。

 第一部分介绍了全球生产向低工资国家转移的实证分析结果，并确定了其主要特征：帝国主义的超级剥削；第二部分试图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来解释这一点，首先是考察1960年代和70年代依附理论与其“正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之间的辩论，然后再回顾一下V.I。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以批判性的方式重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第一部分：全球化与帝国主义

 生产和生产者的全球化

生产的全球化反映在跨国公司的权力和影响力的巨大扩展中，其中绝大多数归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所拥有。贸发会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估计，“约占全球贸易的80％…与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网络相关联”，无论作为内部外国直接投资（FDI），还是作为“龙头企业”与其正式独立的供应商之间的“正常交易”关系。2

 对于没有丰富自然资源的穷国来说，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或从北方的角度来看，是“外包”）是唯一的资本主义选择。在其支持下，“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制成品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从全球化前时期的约5％上升到千禧年之初的30％（见图1），而制成品在南方国家的出口中所占份额在短短十年内增长了两倍，在1990年代初稳定在60％以上。图2从帝国主义国家的角度显示了这一巨大变化。1970年，它们制成品的进口中仅有近10％来自第三世界。到了千禧年之交，这一份额（在总量极大增加的基础上）增长了五倍。3

 图1.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中的份额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统计手册，http：//unctadstat.unctad.org。1955年至1995年的数据来自贸发会议，《统计手册》，存档：按地区和商品组划分的出口网络-历史系列”，http：//unctadstat.unctad.org；在2009年7月18日访问，不再在线（作者拥有数据）。

 图2.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制成品进口中所占的份额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统计手册，http：//unctadstat.unctad.org。1955年至1995年的数据来自贸发会议，《统计手册》，存档：按地区和商品组划分的出口网络-历史系列”，http：//unctadstat.unctad.org；在2009年7月18日访问，不再在线（作者拥有数据）。

 美国汽车工业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1995年，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与汽车相关的附加值是墨西哥的四倍，2005年仅增加了10％，到2009年，墨西哥是加拿大的48％的附加值来源。4生产过程向低工资国家的转移对欧洲和日本企业很重要，对其北美竞争对手也一样。一项对中欧贸易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将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和组装活动转移到中国的可能性为我们自己的公司提供了一个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而“日本电子公司继续在美国市场蓬勃发展正是因为他们已将组装线移至中国。”5

 这个结果是世界贸易的特殊结构，北方公司与其他北方公司竞争，它们的成功取决于通过外包生产来削减成本的能力；低工资国家的公司之间相互竞争激烈，所有公司都试图行使相同的“比较优势”，即国家中过量的渴望工作的下岗工人。但北方公司通常不会与南方公司竞争。6这种简单且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显然代表了母公司与它们的全资子公司（即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真实关系，而像普里马克与其孟加拉国供应商、通用汽车公司和制造越来越多零部件的墨西哥公司之间的日益受到人们青睐的“独立交易”关系也是如此。这种关系是互补的，而不是竞争的，即使这种关系极为不平等。当然存在某些重要的例外，这种独特的结构也确实充满了矛盾，但总体格局是明确的：存在北北竞争，残酷的南南竞争达到了逐底竞争的程度，但是一般都没有正面的南北竞争-即南方北方公司之间的竞争。同时，工人面临着全球工资差距，工资压制以及所有国家劳动占GDP份额加速下降的现象。

 生产的全球化不仅改变了商品的生产，而且改变了一般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资本劳动关系，这正日益成为北方资本与南方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图3描绘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劳动力的巨大增长，该图表明，2010年，全球79％的工业工人（即5.41亿）生活在“欠发达地区”。这一数据较1950年的34％和1980年的53％有所增加，而2010年居住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有1.45亿，占总数的21％。

 图3.全球工业劳动力

 资料来源：1995年至2008年的数据来自LABORSTA，http：//laborsta.ilo.org和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KILM），第5版和第6版，http：//ilo.org。前者提供了从事经济活动总人数的数字，后者提供了可以计算工业工人人数的部门比率。通过外推获得2010年数据。1950-1990年的数据来自国际劳工组织，“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2004年访问，不再在线（数据归作者所有）。国际劳工组织“更多”和“较少”发达地区的类别分别大致对应于当代类别“发达”和“发展中”的经济体。

 但是，除了中国的部分例外（由于其“独生子女”政策，经济飞速发展以及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未完全过渡）的特殊情况外，没有任何南方经济体能够快速增长以供应数百万的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工作需求，以及数百万逃离农村贫困的需求。

 “全球劳动套利”-生产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使南方国家的亿万工人和农民摆脱了与土地的联系，失去了他们在受保护的民族工业中的工作，从而加速了大量超剥削劳动力池的扩张。劳动力流动的抑制与供给的急剧增加相互作用，导致国际工资差异急剧扩大，据世界银行研究人员称，“这比任何其他形式的边界诱发的价格差距都高出一个数量级或更多。”7陡峭的工资梯度为北方资本家增加利润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方式-通过生产向低工资国家的移民，或从这些国家的工人的移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非常精确地建立了这种联系：“发达经济体可以通过进口和移民来获取全球劳动力，”他们还观察到，“贸易是更重要和更快速的渠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许多国家，移民仍然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其为“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其他人则称其为“全球劳动力套利”，据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称，其基本特征是将“这里的高薪工人换成国外质量相同的低薪工人”。”9原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亚洲业务负责人罗奇（Roach）辩称，“三大趋势的独特而强大的融合正在推动全球套利。”这些是“离岸外包平台的成熟…。基于电子的连接…[和]成本控制。”10其中，“成本控制”（即较低的工资）是“使全球劳动力套利得以存在的催化剂”。对此进行扩展，罗奇解释说，

 在供应过剩的时代，公司前所未有的缺乏定价杠杆。因此，企业必须不懈地寻求新的效率。毫不奇怪，这种努力的主要重点是劳动力，占发达国家的大部分生产成本……。所以，从发展中国家相对低工资的工人那里提取产品的离岸外包已成为发达经济体中各公司越来越迫切的生存策略。11

 这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推动力的更为丰富的描述，远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技术专家所提供的更为详尽。但是，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罗奇说的是“提取产品”而不是“提取价值”？毕竟，资本家对劳动产品不感兴趣，而对其中的价值感兴趣。我们怀疑，答案是“提取价值”将更突显低工资工人创造的财富比他们从工资中获得的更多这一事实，换言之：他们被剥削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异端概念会如此表述。罗奇（Roach）的观察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发达经济体的公司”如何从孟加拉国，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工人“提取”产品？这些工人对“发达经济体”中企业底线的唯一可见贡献是来自外国直接投资的返还利润流，但H＆M或通用汽车的每一份利润都很难追溯到其在孟加拉国或墨西哥的独立供应商处。这个难题，由于无法通过主流经济理论解释而被忽略，只能通过重新将附加价值定义为“获取的价值”寻求解决。换句话说，企业的“附加价值”并不代表价值它已经产生的价值，而是它通过交换成功地获取的整个经济范围内总价值的一部分，包括从遥远的国家从活劳动中提取的价值。企业的获取价值不仅不同于主流理论所述的等同于创造价值，二者之间甚至没有关联性。例如，银行不产生任何价值，而是获取大量价值。由于一个国家的GDP只是其公司增加值的总和，因此GDP统计数据系统性地减少了南方国家对全球财富的实际贡献，并夸大了“发达国家”的财富，从而掩盖了越来越多的寄生，剥削和他们之间的帝国主义关系。我将其称为GDP错觉.12

反世贸示威者

第二部分：剥削理论

 依附理论及其批评

 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上找到帝国主义理论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尝试是在1960年代和70年代进行的有关依附的辩论。“依附理论”的兴起是为了解释领土帝国瓦解后帝国主义剥削持续存在，其灵感来自第二世界之后席卷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反殖民和反帝国主义斗争战争。

 依附理论涵盖了广泛的范围，从希望消除南方独立资本主义发展障碍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例如阿尔盖里·伊曼纽尔和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后来成为巴西的新自由主义总统），到以不同的方式认为宣称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本身就是障碍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萨米尔·阿明和鲁伊·毛罗·马里尼，而且其中最著名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他们超越了理论批评，领导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国内附庸的革命斗争。这种多样化的修正主义和革命的共同点是，首先，人们认识到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与当时称为第三世界（苏联及其组成第二世界的盟国）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导致了从后者到前者的大规模财富转移；其次，帝国主义国家和被统治国家的工人在工资和生活水平上的巨大且不断增长的差异反映了剥削率方面的国际差异（马里尼的理论贡献对于其中的第二点尤为重要）。

这意味着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场所至少暂时地从帝国主义的中心地转移到了受制国家，这引起了来自欧洲和北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抵制，他们认为这些从边缘提取的财富只具有次要的重要性，他们甚至完全否认南方的工人和农民比北方的工人更受剥削。因此，约翰·威克斯（John Weeks）和伊丽莎白·多尔（Elizabeth Dore）在1979年与阿明（Amin）的往来中指出：“由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较高，因此，这些国家工人的高生活水平体现出构成该生活水平的商品交换价值也更高的推断是不明确的。”13查尔斯·贝特海姆（Charles Bettelheim）不太谨慎，认为他对伊曼纽尔（Emmanuel）的批评不平等交换“生产力发展的越多，无产者的利用就越多。”14奈杰尔·哈里斯（Nigel Harris）同样辩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越高，支付给工人的收入就越高（因为他或她的再生产成本更高），他或她就越被剥削，也就是说，雇主挪用的工人产出的比例越大。”15

 依附理论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前兴起后衰落，在这个时期，“发展中国家”出口原材料和进口制成品，而生产全球化仍不成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生产全球化的孵化-1970年代韩国和台湾的出口导向型工业的快速发展-部分解释了加里·豪（Gary Howe）所说的“依附理论本身开始挣扎”的原因，因为这些工业起飞的早期实例驳斥其坚持帝国主义统治阻碍了南方工业发展的主张。16

 尽管如此，依附理论仍然是努力发展当代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参考点。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转变严重破坏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很难严肃地论证全球生产向低工资国家的转移只具有次要的重要性，因此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应是完全忽略了这一点，而将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的研究留给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同时，他们所持的“北方国家更高的生产率意味着工人高工资与高剥削率一致”的论点被一个简单的事实否定了：北方工人的消费在更大程度上是南方低收入者生产的。是南方低收入者的生产率，及南方低收入者的工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帝国主义国家消费水平和剥削率。

 但是，这些欧洲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亚历克斯·卡里尼科斯（Alex Callinicos）辩称，依附理论的“关键错误不在于考虑发达经济体高水平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而约瑟夫·乔纳拉（Joseph Choonara）则表示“认为印度或中国等国家的工人比美国或英国等国的工人受到更多剥削是误解。”17

 然而，孟加拉国制衣厂，中国生产线和南非铂金矿山的极高剥削率是显而易见的，可直接观察到的事实，每天被低工资国家的亿万工人亲身经历着。“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运动;它不是源于原理，而是源于事实”，弗雷德里克·恩格斯说。18国际上剥削率的巨大差异，全球生产向剥削率最高地区的巨大转移，工业工人阶级的重心向南方国家的重大迁徙，这些全新的重要的事实必须成为我们开始行动的出发点。这些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决定性转变，对于理解全球危机的本质和机制至关重要。与其使用马克思对十九世纪生产的评论否定二十一世纪超级剥削（及建构其上的帝国主义秩序）的现实，我们必须对照这些新事实检验马克思的理论，并运用和批判地发展他的理论，以了解资本帝国主义发展的这一最新阶段。

 列宁与帝国主义

 无产者之间平等的系统性侵犯，源于国家之间的系统性不平等，列宁认为，“将不同国家分为压迫者和压迫者是帝国主义的本质。”19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本书是行动指南，试图揭示在一战前夕社会主义政党投降的原因，该书显示了战争本身不是畸变或意外，佐证了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客观必然性。列宁指出了资本帝国主义阶段的那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在诞生之初就很明显，特别是财富的集中和金融资本的崛起，对弱小国家的压迫和掠夺，以及猖獗的军国主义。列宁的论述不可能涵盖全球化生产过程中如何产生价值的概念，因为这些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期才出现的。结果导致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之间不可避免的脱节，直到今天。重新连接它们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这里我们仅留一点空间来简要介绍列宁认为的资本帝国主义阶段的两个基本特征：垄断和资本输出。

 帝国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无视列宁在将世界划分为压迫和被压迫民族国家时所强调的这种分别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中心地位，转而关注其关于帝国主义内部相互竞争的论点，和“在其经济本质上，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20在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都大量使用了垄断来描述与生产，分配，品牌忠诚度，金融，资本集中，政治和军事力量等有关的现象。其中大多数与价值分配有关，而不是其生产。帝国主义的价值理论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区分，而且要认识到，帝国主义利润的不来自于任何形式的垄断（不管垄断企业在帮助创造这些条件方面可以发挥多大作用），帝国主义的利润来源于剥削，这使我们重新关注民族压迫问题。

 在《帝国主义》中列宁认为：“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也给整个通过剥削多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力得以生活的国家贴上了寄生主义的烙印。”21这与当代的全球资本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帝国主义的跨国公司与无数的服务提供者和他们自己的雇员共同分享了超级剥削的利益，其中最大的一笔钱被国家分走。但是，将列宁的真知灼见应用于当代帝国主义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苹果和H＆M等公司不出口资金到孟加拉国和中国-他们的iPhone和服装是按照正常生产过程生产的。22

 可以通过关注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形式（出口资本是形式）。列宁认为，帝国主义者被迫出口部分资本，以剥削海外工人的劳动，因为帝国主义者的积累财富已经达到了如此之大的水平，以至于将其财富转化为资本所需的巨额剩余价值，即自我扩展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可以从其国内劳动力中提取的剩余价值。正如安迪·希金博托姆（Andy Higginbottom）所说，资本输出与国家的压迫紧密相关：“资本的出口意味着在北方资本和南方劳动力之间必然存在一种新型的资本劳动关系，这意味着在民族压迫下出口劳资关系。”23新鲜的是，尤其是自1980年以来，资本主义的演变为跨国公司提供了获取低工资国家工人的剩余价值并无需将其资本“出口”到这些国家的方法。

 迅速总结对列宁对帝国主义理论的贡献的简短讨论，列宁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了一个概念，一个统一其“经济本质”（垄断资本主义）和其政治本质（世界分裂为压迫和被压迫民族国家）的概念。这两方面都必须根据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资本论》中论述的价值律表达。总之，这是实现希金博顿所称的马克思价值理论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新综合之路。为了达到这种综合的必要起点，我们现在回溯半个世纪，与马克思的伟大著作建立牢固的联系。

 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帝国主义理论

 支持依附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者之所以被称为“正统”，是因为他们对超级剥削和由此产生的“不平等交换”的抵制源于对马克思《资本论》中部分章节的肤浅解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一小章论述“民族国家间的工资差异”，并结论道，即使英国工人获得的工资比德国或俄罗斯更高，但他们可能受到更高的剥削：“通常会发现，，即日工资周工资在前一种国家，要比在后一种国家更高；反之，相对的劳动价格，即与剩余价值和生产物价值比较的劳动价格，则在后一种国家，要比在前一种国家更高。”24这正是威克斯，多尔，乔纳拉和其他人使用的论点，但是马克思的论点不适用于当代南北关系有三个原因。

 首先，马克思用来进行比较的每个国家-英格兰，德国和俄罗斯-都是相互竞争的压迫者国家，每个国家都在忙于获得自己的殖民帝国。当今在形式上自由的南方国家不能仅仅被视为19世纪德国和俄罗斯的“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类比。其次，20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与英国，德国和俄罗斯之间在19世纪末的贸易量有质的不同。那时，不仅每个工人都消费国内生产的商品，每个资本家都消费国内培育的劳动力—这是“价值链”分包，外包等之前的时代。第三，马克思的例子假设德国和英国等国家的资本家在生产类似商品方面存在竞争，而如上所述，当代南北贸易却并非如此。最后一点的意义将在下面讨论。

 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主要任务是理解价值关系的资本主义形式，以发现剩余价值的由来和本质，而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从理论上理解其当前的帝国主义发展阶段。马克思的课题所需要的抽象水平从他的陈述中可以明显看出：“即使在一个生产领域与另一个生产领域之间，或在同一生产领域投资的不同资本之间，工资和工作时间均等会遇到各种问题。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和所有经济关系对这种生产方式的逐步服从，往往使这一过程得以实现。”25马克思将工资差异视为暂时或偶然因素的结果，这些因素即流动的资本和劳动力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消融，因此可以放心地排除在分析之外：“对于摩擦[阻碍工资平均化的“局部障碍”]的研究对于任何有关工资的专门研究都是重要的，就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研究而言，它们仍然是偶然的和无关紧要的，因此可以忽略不计。”26

 这样的抽象水平显然不适合我们的任务。在当今这个可怕的，分裂的世界中，马克思所假设的工人平等的前提被深深地违反，不能无视地归因于“局部障碍”。

“剩余价值增加的第三种形式”27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深入分析了资本家努力提高剥削率的两种方式：延长工作日，从而增加“绝对剩余价值”；通过提高生产商品的的工人的生产率来减少必要的劳动时间，从而增加“相对剩余价值”。他在几个地方提到了第三种方式：“可以通过将工人的工资降低到低于其劳动力价值来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但他补充说，“尽管这种方法在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假设所有商品（包括劳动力）都是按其全部价值进行买卖的，因此我们不在此不作考虑。”28

 在随后的两章中，在讨论“机械逐渐控制给定的生产领域”导致“某一部门的工人阶级变得多余，充满劳动力市场，造成劳动力价格降低到其价值以下”及其对工人的影响时，再次提到“将工人的工资降低到低于其劳动力的价值” 29。这与当代的相关性几乎无需说明。由于现代生产方式没有能力吸收足够的劳动力来防止失业率上升，全球南方的大部分工人阶级“变得多余”，仅这一点，就能使“其劳动力价格低于其价值”，我们甚至还没有考虑低收入国家普遍存在的严苛的劳动制度。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在讨论抑制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抵消因素”时，马克思又简要提及了这第三种增加剩余价值的方式。这些抵消因素之一“将工资降低到低于其价值”，仅用两句话来处理：“就像可能讨论的其他事情一样，这一因素与资本的一般分析无关，因此此处不涉及，但当探讨竞争问题时这一因素需纳入考虑。然而，这是阻止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30

 马克思不仅将工资降低到低于其价值的一面搁置不论，他还进一步抽象说，尽管对他的“资本的一般分析”是必要的，但如果我们要分析资本主义的当前发展阶段，也必须放宽：“不同国家的剩余价值率之间的差异，因此不同国家剥削水平之间的区别，完全不在我们目前的考察范围之内。”31然而，正是这一点必须构成当代帝国主义理论的起点。由工资套利驱动的生产全球化并不对应于绝对剩余价值。低工资国家长时间工作很普遍，但是工作时间的长短并不是外包公司的主要吸引力。它也不对应于相对剩余价值。基本上，通过应用新技术不会减少必要的劳动。确实，外包通常被视为投资新技术的替代方式。但是，它的确指向超级剥削。正如希金伯顿（Higginbottom）所说：“超级剥削是…定义帝国主义的隐藏的共同本质….并因为南方工人阶级产生的价值较低，而是因为它受到更多的压迫和更多的剥削。”32

结论

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经验分析揭示了全球劳动套利，低工资国家普遍存在的较高剥削程度成为其主要推动力。我们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主要发现是意识到全球劳动套利对应于剩余价值增加的第三种形式，马克思强调了第三种形式的重要性，但却将其排除在一般理论之外。本文阐释了在世界范围内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唯一可能的坚实基础。这一主要发现还使我们看到新自由主义时代在历史上的地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评论：

 只要资本的力量还薄弱，它本身就还要在以往或随着资本的出现而正在消逝的生产力量中寻求拐杖……。一旦它感到自身的强壮，就会扔掉拐杖，并按照自己的规律运动。当资本开始感到自己并意识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障碍时，便以某种形式寻求庇护，这些形式通过限制自由竞争似乎使资本规则更加完善，但同时又成为资本和其赖以存续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先兆。33

 这与列宁的论点惊人地相似，即“资本主义只有在其发展的确定且完善的阶段才成为资本帝国主义，这时它的某些基本特征开始转向其对立面，这时资本主义向更完善的社会经济系统转变时期的特征慢慢显现，并在各个领域展现自己。”34资本主义的兴起依附于最野蛮的“原始积累”形式，例如数百万非洲奴隶的运输，殖民掠夺和鸦片贩运。当资本主义进入成年阶段并完全控制生产过程时，竞争蓬勃发展，资本的内在规律得到最充分的表达。最后，在其衰落的时代，资本主义为了生存越来越依附自由竞争以外的形式（垄断，国家对经济生活各个方面加大干预，“以剥夺为形式的积累”，帝国主义）来维持生存，但这却以扭曲资本主义的法律运作为代价，为扩大生产力造成新的障碍。

这种时间顺序与本文讨论的三种剩余价值增加形式有何关系？在不成熟的资本主义中，增加绝对剩余价值（将工作日延长到甚至超过身体极限）是主要形式。一旦资本控制了生产过程，相对剩余价值即通过技术革新减少工人生产商品所需时间成为了主要形式，尽管在任何时候这都依附于更残酷和古老的统治形式的持存，尤其是在附属民族国家中。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区域主导的资本－劳动关系成为全球劳动套利的形式，这种挪用手段保障资本主义通过民族压迫强制压低“新兴民族国家”的劳动力价值。这构成了剩余价值增加的第三种形式，现在已经成为资本－劳动关系中日益占主导地位的形式。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是第一批受害者，但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广大工人也面临着贫困。对低工资国家新的、年轻的、女性无产阶级的超级剥削的扩大将资本主义从1970年代的困境中解救了出来。现在，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一道，他们的任务是掘出另一个坟墓——埋葬资本主义并以此确保人类文明的未来。

注释

1. 就本文而言，“超级剥削”是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剥削率。本文认为，这些现象在低工资国家普遍存在。

2. 贸发会议，《 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瑞士：联合国，2013年），http://unctad.org/en。

3. 从欧盟总量中减去欧盟内部制造的进口量得出的欧洲踪迹始于1995年，因为自该年欧盟扩大以来数据一直是连续的。

4. 经合组织的“增值贸易”数据库，http：//stats.oecd.org，该报告呈现的是进口价值减去进口投入后的价值。

5. Ari Van Assche，Chang Hong和Veerle Slootmaekers，“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重新评估证据”，LICOS讨论文件系列，讨论文件205 / 2008，15，http：//feb.kuleuven.be；“分拆收购，”经济学家，2007年1月18日，http：//economist.com。

6. 有关证明，请参见Ricardo Hausmann，CésarHidalgo等人，经济复杂性地图集，2011，http://atlas.media.mit.edu。

7. Michael Clemens，Claudio Montenegro和Lant Pritchett，地方溢价：美国边境地区相同工人的工资差异，政策研究工作文件4671（纽约：世界银行，2008年），33，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

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07年4月（华盛顿特区：IMF，2007），http：//imf.org。

9. 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更多工作，更糟糕的工作,” 纽约时报，2004年7月22日，http：//nytimes.com。

10. 斯蒂芬·罗奇外包，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劳工套利，摩根士丹利特别经济研究，2003，http://neogroup.com，6。

11. 同上，笔者强调。

12. 约翰·史密斯，GDP错觉,” 每月评论64，没有3（2012）：86–102.

13. John Weeks和Elizabeth Dore，“国际交流与落后的原因”，拉丁美洲观点6号2（1979）：71.

14. Charles Bettelheim，“一些理论评论”，Arghiri Emmanuel的附录，不平等交换：贸易帝国主义研究（伦敦：NLB，1972），302。

15. 奈杰尔·哈里斯（Nigel Harris），“不平等交换理论”国际社会主义2，没有33（1986）：119–20.

16. 加里·豪（Gary Howe），“依附理论，帝国主义和世界规模的剩余价值生产”，拉丁美洲观点8号 3/4 (1981): 88.

17. 亚历克斯·卡里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帝国主义与全球政治经济学（剑桥：政治出版社，2009）179-80；约瑟夫·乔纳拉解散资本主义（伦敦：书签出版物，2009年），34。

18. 卡尔·马克思和弗雷德里克·恩格斯，文集（纽约：国际出版商，1975年），第1卷。6，303

19. V.I.列宁，“革命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载于文集，卷21（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4年；最初是1915年），407。

20. V.I.列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于文集，卷22（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4年；最初是1916年），266。

21. 同上77。

22. 资本出口有三种形式：外国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与外国直接投资不同的是，股票和金融证券不会赋予投资者控制权）和贷款资本。

23. Andy Higginbottom，“南非的资本积累系统：帝国主义和资本理论”经济与社会45号2（2011）：268.

24. 马克思《资本论》，卷1，702。

25.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卷3（伦敦：企鹅，1991年；最初是1894年），241-42。

26. 同上

27. 第三种剩余价值形式的重新发现是一项重大突破，它是安迪·希金博顿（Andy Higginbottom）于2009年11月27日至29日在伦敦历史唯物主义会议上发表的论文《第三种形式的剩余价值增加》。

28. 马克思《资本论》，卷1，430–31。

29. 同上557。

30. 马克思《资本论》，卷3，342;我的重点。

31. 同上242。

32. Higginbottom，““南非的资本累积系统”，第284页。

33.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伦敦：企鹅（1973），第651页。我感谢Walter Daum指出这段话的意义。

34.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265

木棉浪潮是一个青年思想交流的平台

我们秉持进步主义和国际主义立场

我们的主要议题

有且不限于

时事热点

哲学 经济学

心理学 历史

文艺批评

地方民俗文化

都市传说

木棉锦于树 翻起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