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注：本文不代表译者立场 作者：玛格达.格拉博夫斯卡
译者：张泰玩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经常把东欧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描绘成“追赶西方”的事情。但是，把女权主义当做新事物来呈现，使1945年后共产主义女性所进行的斗争——以及她们在教会和党内对保守派的胜利——归于沉寂。 Janina Broniewska是波兰妇女周刊《Kobieta》的主编。 2016年10月，数千名女性和男性走上波兰街头示威，反对一项限制本已有限的合法堕胎权的提案。 当所谓的#blackprotest（“黑色抗议”）扫清了右翼政府的计划——在迄今为止唯一能够阻止法律和公正党（Pis）改变现有法律的计划的公众抗议中——学者和活动人士将此解读为对波兰现代大众妇女运动形成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在“黑色抗议”后形成的激动人心的叙事和新希望凸显了这些最近的动荡的独特性，在波兰历史上没有先例。 在寻找历史参考资料时，一些女权主义者确实援引了爱国主义和民族抵抗的象征。他们认为，如果以颠覆的方式使用，这些也可能成为在更广泛的女性受众中获得知名度和相关性的有用战略——这是促进“联系行动”的工具 。 “黑色抗议”运动现场（译者随手找的配图）。为了抗议Pis政府促成的全面禁止妇女堕胎法案的通过，2016年10月3日，波兰上万名女性发起这次抗议，这次“黑色星期一”所带来的全国性大罢工让波兰近60个城市的政府办公室、学校和大学等机构受到影响。最终政府迫于压力撤回了这项法案 在关于“黑色抗议”对波兰女权主义主体形成的意义的讨论中，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波兰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具体历史，以及这一时代妇女激进主义[1] 对解放斗争历史的重要性。 然而，对1945年后“解放”遗产问题的研究——以及自1989年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2] 垮台以来对“解放”遗产的接受——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探索共产主义的遗产——面对它的失败和成功——可以打破在该地区对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报复和侵占的奇怪循环，代表东欧女权主义者永远在狭隘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提倡的个人权利之间撕裂。 1989年后的叙事 这种常规化和仪式化的忽视共产主义作为女权主义谱系的一个元素可以追溯到1989年的变革。 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可利用的话语立场和文化代表的范围是有限的。 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往往局限于“极权主义范式”，排除了它可能在妇女解放族谱中扮演任何重要角色的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东欧的学者和活动家都在关注后共产主义国家为什么没有女权主义的问题。 然而，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一个更基本的论调，即所谓的共产主义政权崩溃后，女权主义的实现变为了不可能： 据说有一种制度已经阻止了包括为妇女解放而斗争在内的东欧的所有公民活动 。 在这些年里，女权主义被代表为波兰的新事物，因此有必要寻找一个新兴妇女运动可以效仿的合法外部范例。 这种“趋同”与其他西方例子的叙事补充了关于“缺席”女权主义运动的论述。 但这也意味着东欧女权主义的发展只不过是全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西方妇女运动的局部变化。 它将东欧的转变描述为保守的过程，主要是为了在走向解放和现代化的道路上赶上西方[3] ，这也是当地女权主义唯一可接受的版本:自由女权主义（Liberal Feminism）。 “回归”的概念——或者说“赶超西方”——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包括一些女权主义者。 正如克里斯汀·戈德西（Kristen Ghodsee）在2004年指出的那样，基于普遍父权制思想的文化女权主义在1989年后被新成立的非政府组织转移到东欧，作为推动该地区走向设计资本主义的理论的补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研究人员和活动家广泛地将第二波西方女权主义的经验和语言作为自己的语言。 他们利用西方的概念和家谱在各种登记册上构建个人和集体的女权主义主体——但从来没有关注过当地的妇女运动谱系，特别是最近的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谱系。 这种匮乏的叙述——一种需要与西方趋同来填补的缺失——将波兰妇女和东欧社会的某些部分描述为保守的、不愿改变的、被动的、无法行动的:简而言之，她们是与积极而充满活力的西方相对的。 波兰人类学家米哈乌·布乔夫斯基认为，这种国内东方主义是1990年代的特点，它产生了1989年后转型中获胜者的主观性。 在这里，能够符合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文明“我们”伴随着“他者”的产生：无能和反智的群众无法加入波兰向西方进军的行列。 这种被动和不能改变的态度被认为是“苏维埃原人”（homo suvicus）的特征，“他者”则被这种转变抛诸身后。 这种国内东方主义的核心是反共产主义的政治和学术必要性，这成为20世纪末东欧地区及其以外解放研究的标志。 这有助于将代表东欧社会的叙事与西方化进程统一起来加以合法化，并构建一个刻板印象，即与“西方世界”相比该地区未能进入现代化或其妇女解放的进程出现滞后。 因此，1989年后的女权主义者对他们的共产主义前辈做出了严厉的判断，他们代表妇女的工作被描绘成仅仅是一个门面——意识形态化的、肤浅且不真实。 时至今日，任何将共产主义活动家视为波兰妇女运动谱系的一部分，似乎都只是一种反常的想法。 就在2014年，波兰女权主义学者和活动家阿格尼兹卡·格拉夫（Agnieszka Graff）指出： “对我来说，（东欧共产主义女性的激进主义 ）很有趣，作为波兰历史的一部分，作为妇女历史的一部分。 但这对我来说绝对不是属于我自己的历史......他们不是我的前辈！“ 事实上，对于许多活动家和研究人员来说，国家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计划代表了一种“国家父权制”形式，即个人男性对女性个人的支配地位被国家对所有女性的支配地位所取代。 因此，反共产主义的叙事声称共产主义和妇女必然是分开和对立的实体。 在这种观点下，任何“真正的”女权主义者都不可能为共产主义国家工作——共产主义国家永远不可能被认为是妇女解放的盟友。 解放，苏维埃的风格 波兰妇女是否只是“性别进化”的被动观察者，还是共产主义国家带来的革命性变革的积极参与者，这一问题还有待商榷。 毫无疑问，在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下，妇女经历的巨大多样性是对1989年后妇女解放历史的广泛概括的警告。 但基于档案文件和女性组织参与者访谈的研究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追踪二战后波兰女性行动主义的复杂轨迹。 1945年后参与建立新制度的女性，如Izolda Kowalska-Kiryluk、Edwarda Orvowska、Eugenia Pragierowa或Zanna Kormanowa，都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真正的信仰者将妇女解放概念化为政治问题。 在国际层面上，它们的议程与1945年为争取和平与经济平等和反对种族主义而成立的国际妇女民主联合会[4] 的工作是一致的。 在更多的地方层面上，波兰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从1946年到1952年在波兰联合工人党妇女部和妇女联盟工作。 他们专注于让广大妇女加入劳动力队伍，同时也在共产党（被称为波兰工人党，然后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打击天主教和男性统治的反动势力。 为此，1946年，战前共产党人、妇女部部长爱德华·奥尔沃夫斯卡（Edwarda Orvowska）敦促建立一个以共产党、妇女组织和工会之间的交叉协作为基础的大规模妇女运动。 “我们的目标是让妇女摆脱这种反应的影响，创建一个强大的妇女组织，”她说，坚持需要特定的妇女“有全职雇员的单位”，即使在地方一级也是如此。 让妇女融入受薪劳动力队伍是战后妇女活动家们的当务之急。 有趣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将妇女有偿工作问题政治化的努力与关于公私分明的讨论齐头并进。 在进步女性杂志如《Kobieta》（由Janina Broniewska主持的周刊）中，关于家务的辩论有两个重点。 两者都与俄罗斯革命者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和伊内萨·阿尔芒（Inessa Armand）等俄国革命者提出的公私分明的早期愿景以及西方进步运动（如美国妇女大会）提出的平等愿景相一致。 一方面，“妇女的工作”被视为公共事项。 在这里，国家主要负责建立体制机制，以减轻妇女肩上的私人家务负担。家庭研究所负责人伊雷娜·古莫夫斯卡（Irena Gumowska）在1948年写道： “今天的妇女必须而且想要工作。 在战后的波兰，我们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社会化集体家庭。 这里的主要目标是创建托儿所、食堂和幼儿园。 然后是母婴之家、社会洗衣店、社会面包店和其他社会服务和合作社。 另一方面，国内的平等分工被认为是妇女解放的组成部分。 1948年，作家、活动家万达·梅尔克（Wanda Melcer）写道： “我们将不分性别考虑家务劳动，我们假设每个人都在家工作，因此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 在家务活中，没有什么只能由男人或女人、女孩或男孩来做。 “ 抵制 这些活动家并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活动）方式。 党的中层官员和天主教会是反对妇女事务部提出的改革的两大力量。 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kobieca robota（妇女工作）的想法对波兰共产党人来说仍然是“脚踏实地”的： 许多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蔑视“妇女指导员”（妇女部门在实地的有偿代表）的存在本身。 地方党委的书记把妇女部的代表当作助手，把小办公室的工作下放给她们，而忽视了中央委员会发出的关于“妇女工作”的通知。 天主教会是反对妇女平等思想的另一个中心。 尽管妇女事务部表面上似乎遵循国家和教会之间的沉默休战策略，声称该党不与宗教作斗争，但在私下的党内会议里，教会被代表为一种反动势力，使妇女无法参加政党，需要受到监督。地方、农村公立学校和妇女联盟成为妇女部代表和教会之间意识形态战争的主要阵地——共产党人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 随着1952年波兰统一工人党妇女部的关闭，以及公众对其工作不满意和无效的谴责，女性激进主义的形象发生了变化。 据说妇女部的努力过于狭隘地集中在政治上，而忽视了“实际”的妇女问题和家庭问题。 1956年，历史学家芭芭拉·诺瓦克（Barbara Nowak）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实际的激进主义”时期，在许多波兰妇女的记忆中，这就是波兰人民共和国解放的整个历史。 妇女解放的非政治化可以看作是1956年之后政治解冻的一部分，这一解冻依赖于回归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和民族主义，因此需要更柔和的解放政治。 20世纪50年代初，像爱德华·奥尔沃夫斯卡（Edwarda Orvowska）这样的战前犹太人群体中高调的共产主义者逐渐被边缘化。 这可以与对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解放的反弹相联系起来，并被视为1968年时成为“波兰的社会主义道路”标志的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运动[5] 的前奏。 1956年后推出的新措施和新机构，包括家庭经济委员会（1957年），反而成为日常生活“现代化”的工具，重点是家庭责任和妇女时间管理。 通过关于家庭预算、合理饮食和家用电器使用的研究和讲习班，普及了合理性和现代家务管理。 历史学家Katarzyna Stanczak-Wislicz令人信服地提供了证据，证明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妇女解放逐步非政治化的同时，也在努力提高劳动妇女的地位，以及劳动力和个人家庭的现代化和理性化。 事实上，芭芭拉·诺瓦克（Barbara Nowak）坚持认为，虽然主导波兰人民共和国过去几十年的“实际的激进主义”在性质上是非政治性的，但它也发挥了几项重要功能，从教授如何成为好工作家庭主妇的技能到提供法律咨询和心理支持，以及创造只有女性独享的放松和娱乐空间。 经济类型的措施以及与兼顾家庭和有酬工作有关的实际挑战成为妇女组织的主要任务。 但妇女活动家们也关注经济权利如何与妇女的生育自由及其在社会中的象征地位相关的问题。 即使在1952年妇女部关闭之后，波兰妇女也成功地在妇女权利领域采取了进步措施，包括合法堕胎的权利。 1956年，在波兰议会关于这一新法律的激烈辩论中，妇女活动家和政治家，包括玛丽亚·雅斯丘科娃（Maria Jaszczukowa）、万达·戈西明斯卡（Wanda Gosciminska）和佐菲亚·托姆奇克（Zofia Tomczyk）提出了代表妇女平等和福祉的重要论点。 前工厂工人旺达·戈西明斯卡（Wanda Gosciminska）直截了当地指出，经济不平等是妇女在获得非法堕胎时经历的关键因素。 “在战前的波兰，只有那些有钱的（女性）才能终止（怀孕）。 ”她认为，“但以前（妇女）没有工作，所以终止（怀孕）是一个白日梦。 人类学家Agnieszka Koscianska和Agata Ignaciuk表明，有关个人和性道德的问题也是在1956年之后提出的，特别是在1957年“有意识的母亲协会”成立之后。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个由国家赞助的组织通过面向大众的新闻和文学传播关于节育的专家知识。 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波兰性别学作为一种人文、整体和跨学科的方法以及对病人的指导独立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影响。 一场“梦游式革命”？ 作为激进分子、专业人士、革命者或持不同政见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在波兰现代史上占据着模棱两可的地位。 但对妇女历史的“修正主义”研究利用了机构档案、新闻和媒体报道、专家文献以及上述一些女权主义学者的著作来暗示1945—1989年间带来了一场“性别革命”。 这种结构性变革是属于波兰妇女的一种革命形式，用哲学家安德烈·勒德创造的术语来说，就是“梦游穿越”。 这些新的研究——无论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文学学者还是像我这样的社会学家-都指出，东欧战后解放是动态的和不平衡的，但作为一个过程，它仍然往往没有被主流史学和女权主义者的故事所忽视。 尽管共产主义解放的记忆被压抑和否定，但它仍然是波兰争取平等的历史的一部分。 我们不太可能就女性活动家在1945年后波兰的国家和政党结构中所享有的地位发表明确的声明。 然而，最近的研究有助于挑战共产主义下的女性无力和被动的理念。 相反，它们以各种行为者（如国家、妇女团体和研究人员）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来描述妇女的代理。 这些活动通过从社会政策和研究到艺术的各种做法，在各种地缘政治空间（例如地方妇女组织、国家和国际机构）开展。 这一机构在某些活动人士（例如，Zofia Wasilkowska，一位1950年代的司法部长，后来成为Solidanosc[6] 的一员）的立场转变中也可以看到。 波兰战后妇女解放的胜利大多都是在妇女工作领域 。 他们减轻了妇女的双重劳动负担，并引入了生育权，旨在帮助妇女应对经济困难。 妇女组织在离婚法、产假和劳动法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引入了强制性抚养费和延长产假等变化。 毫无疑问，离婚的权利和妇女大量加入劳动大军使她们摆脱了丈夫、伴侣，更广泛地说，摆脱了传统的性别角色。 当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仍然对这些成就不感兴趣，也无法认识到这些成就，拒绝称赞共产主义活动家是他们的“前辈”。 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更关注不同类型的战斗。 事实上，受天主教会对公共政治的压倒性影响的波兰妇女解放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以及如何预测妇女问题（制度化和/或迫切要求彻底社会变革）的潜在战略仍然相对相似。 恰恰相反的是，这种对共产主义时代女权主义的全面排斥源自1989年后反共产主义政治，后者在将波兰人群体划分为“好”和“坏”公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1989年后的女权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和社会运动，并没有在意识形态和知识的真空中出现。 相反，它对于解放和妇女平等的叙事反映了主流话语。 对女权主义的共同批评认为，它对波兰来说是“外来的”，因为它的政治是由来自国外的思想滋养的，包括过去那种苏维埃式的解放。 为了避免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他们致力于对1989年之后的变革进行主流化的爱国主义叙述，同时否认与共产主义过去的任何关系。 当前研究中的谱系学方法旨在为女权主义运动找回共产主义的遗产，却指出解放轨迹的多样性。 它强调了跨越冷战范式所创造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边界的平等之路。 这有助于我们远离将“西方”视为所有东欧解放辩论的主要参照点，并提供了与其他非西方背景建立联系的起点。 让这些妇女的激进主义回归到适当的位置，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边缘化的历史观点——以及超越霸权框架的解放之路。 关于作者
玛格达·格拉博夫斯卡是社会学家，也是波兰科学院的教授。她致力于研究东欧和全球妇女运动的历史。
原文链接：
https://jacobinmag.com/2020/01/communist-women-poland-feminism-state-socialism?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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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原文为"activism"，也有翻译为”行动主义“，译者注
^指代的是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的“经典社会主义”模式，此处要跟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ism Socialism)相互区别，中文语境下二者经常混用，译者注。
^这种说辞实际上隐隐有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之类说辞的感觉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Women’ s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Federation）是国际性妇女组织。1945年11月26日至12月1日，第一届国际妇女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决定成立该组织，简称“国际妇联”，总部设在巴黎。截至1998年底，在102个国家有200多个成员组织。联合会宗旨是争取和保护妇女的平等权利，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暴力，保护儿童权利；争取和平、民主、社会公正、自由、自治、民族独立、和平和裁军；团结不同种族、民族和宗教的妇女以及受压迫、侵略和外国统治、占领和霸权主义伤害的妇女和人民，致力于妇女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进步；帮助妇女了解性别问题根源，认识自身的价值和力量，主动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促进妇女参与决策，保护环境。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从1947年开始成为联合国非政府组织成员，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粮农组织等享有咨询地位。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享有甲级咨商地位，派代表出席了1975年在墨西哥城、1980年在哥本哈根、1985年在内罗毕举行的三次世界妇女大会。参加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的历届会议，译者注。
^哥穆尔卡政权后期为了巩固统治掀起了名为“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弄的反犹运动，许多犹太人受到迫害，例如著名的左翼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的作者）也就在这一时期先流亡以色列，尔后辗转流亡到英国，译者注。
^即团结工会，译者注